元朝面条“由中传意”，递嬗意大利面条，是欧洲第一位游历中国并将其系统介绍给西方人的马可·波罗使然。这作为中、意两国的丝路因缘，令人赞赏。可是，有外国学者否认马可·波罗来过中国，故须先作正朔，不然本文议题则难成立。
　　如德国徐尔曼认为，马可·波罗根本没到过中国，他在中国十七年的历史是荒谬的捏造，是为游说而编排的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如英国克鲁纳斯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文中提出四点质疑：1.中国史籍中没有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记载;2.《马可·波罗游记》（以下简称《游记》）中充满着可疑的统计数目;3.中国最具特色的文化产物——汉字、印刷术和茶，书中均无记载;4.书中许多中国地名用的是波斯语，马可·波罗可能只到过中亚和伊斯兰国家。
　　其实，是《游记》引发质疑，就将马可·波罗连带到是否来过中国的争议中。但从马可·波罗是商人和經商的视点看，他来过中国是可信的。原因是：元朝以通商起国，商利为前驱，兵械为后盾，史籍中盖斑斑可考者。元朝与欧土结络，开肇了中、欧通商之先河，为欧商涉足中国提供了交通、过境、驿站等便利。尤其是忽必烈的对外通商、延揽外国人才的政策，导致欧风东渐，使元朝成为中、欧商贸乃至文化、科技交流的少有发展时期。因此，那时意大利人来中国经商（或传教、旅游、做官）者为数不少。“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之一的《中国商业史》（王孝通著），其中《元代商人之种类》一节中载：“当时欧人来中国者……多为经商而来，其中著名之人物，如马可·波罗（Marco Polo）、阿多利克（Friar Odoric）、白果拉蒂（F.B.Pegolotti）等，均系意大利人，远来中国，或做官或经商或传教。彼等回国以后，俱著有游记，记载当时中国社会实业风俗颇详，于是欧洲人士诵读此书，始知中国为东亚大国。”这段引文是史载，故而从信。
　　还要说到，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也有语言障碍，更不能查阅文献而获得凭据，他的文化程度也不高，书写水平尚逊，不然《游记》不会由他口述请人代录。书中内容大多是他的亲历见闻，也有从蒙古人、波斯人或色目人（外藩人）那里获悉的“二手讲述”综合而成。所以，不必苛求他凭记忆就能把脉元朝，有些描述或统计数目有失确切，不等于言之无物或无中生有，即使夸张的背后也是事物本相的某种存在，故而书中一些段落曾被学者们引用，识者自知，不赘。要说的是，《游记》中约有十分之七强的篇什表述中国，马可·波罗先生却被认为没来过中国，他有何必要避开或绕过时兴对外通商、对外商十分友好且又充满商机的广阔的元朝呢？这反倒令人质疑。
　　再说元朝面条“由中传意”。新华社前社长穆青说过：“同意大利朋友在一起吃面条，他们总爱说意大利面条来自中国，是当年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到意大利的。”（《意大利散记》），连意大利朋友也如是说，这就不是我们的“孤证”，而是中、意两国人们的相互印证。
　　另有日本朋友伊藤武在《亚洲美食之旅》的书中说，面条起源于中国，后来几乎普及亚洲，当然也传入阿拉伯地区，在阿拉伯人统治西西里岛时期，中国面条经阿拉伯人传入意大利——我以为这种说法缺少理据。因为阿拉伯地区有着悠久且已定型的民族食俗，我在阿拉伯国家工作两年多，乃知那里的人们习用面粉制作品式多样的面包和饼类，未见未闻有面条类食物，或许我孤陋寡闻，但起码说面条非为阿拉伯人的食俗范畴。那么当年西西里岛的吃场中何故会有阿拉伯人传入的中国面条呢？这在传入路线上似乎扳了道岔。实际上，阿拉伯帝国在阿拔斯王朝末期，即1258年，蒙古军在第三次西征中攻陷巴格达，西西里岛也随之光复。这也正是忽必烈将要继承大汗位，意国与即将建立的元朝通好、通商之期。马可·波罗能于元世祖在位的至元年间来到中国，并以面条牵引出中、意两国的丝路，即与这种时势背景相关。
　　有些学者认为，《游记》中记载了元朝的“线面”，即干制的挂面，挂面易于保存，可携带远行，又便于及时充餐——这应该是马可·波罗将中国面条带到意大利的可行性行为。然而，查阅最新版的《游记》（梁生智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未见有“线面”，但有“面条”之记。是不是之前《游记》的外文版中记有“线面”，后来转译的就译成“面条”？这样译也不算错。但从探赜的角度看，干制的挂面和湿制的切面是有区别的，马可·波罗不可能将湿制的切面带到遥远的意大利。
　　问题是，可能的差池是在先前《游记》的外文版。这说来既奇异又复杂。马可·波罗回国后，因商业冲突卷入威尼斯和热那亚两城人的海战中被俘。为了熬过狱中岁月，调解精神创伤，他便凭回忆向结识的狱友鲁思悌谦口述了他在中国和东亚的见闻，鲁思悌谦这位善写小说的比萨战俘则用当时流行的法文代录在羊皮纸上，后来成为欧洲的畅销书，并被转译成几十种语言，竟有一百四十余种传抄译本！书中盛道中国之富庶的一些夸张语言，有马可·波罗亲近中国的猎奇心理所导致的意念倾重，也有代录、转译者的想象力和语言技巧的发挥，还有为出书而扩大影响的欲图使然。这就使得《游记》的原文在后来被传抄、转译成颇多版本的过程中，“将一切障碍的注释和足以限制这种记述前进的资料，都予以删除”，有的删除多章，有的删除三分之一（参见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版本说明》）。删除的不会是有关忽必烈、皇宫或元大都之类的大事，而是诸如面条之类的“小事”。后来，当面条在意大利兴尚，并影响和扩播到整个欧洲时，才引起研究者们去考索是哪位能人首开先河。这样，他们就走进打开了神秘东方之门的各种版本的《游记》中，在未被删除的内容里找到了线索或答案。因此，面条“由中传意”先是欧洲人尤其是意大利人的说法，前引穆青的话即是例子。
　　马可·波罗来中国，曾一度在元朝政府中任官，而非“仕元十七年”。他长期在旅行中寻找商机，进行“滚动式贸易”，主要是做宝石生意，以致他和父亲、叔父回国时，穿的蒙古绸面皮袍的里子夹缝、凸褶中塞满了稀世宝石，故而人们称其住处为“百万宅”。之后，为了商港、商运权益不受侵犯，马可·波罗又奋勇投入与热那亚人在亚得里亚海上的战争，是战舰的荣誉司令，因战败入狱才口述出《游记》（初名《东方见闻录》），这同样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可知他是为行商谋利而不辞劳苦并敢于献身的探险家。他将先进的元朝面条技术带回意大利，也会经过认知学习的过程，可能也有出于经商意念而衍生的动机。 　　外国学者们认为，世界上面条的“根”都在中国。据报道，2005年间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中国新石器时期的小米面条》，文中揭橥中国考古学家在青海喇家遗址发现了一陶碗中盛有暗黄色的面条，经验测确认是四千年前用小米粉制成。这个发现早于中亚地区考古面条的年代。而小麦粉面条发端于秦汉之际，扬雄《方言》里记为“饦”（同“托”），“托”指用手托搓面条，成饼片状煮之，又称“汤饼”。东汉见载“索饼”（刘熙《释名·释饮食》），“索”即是面条形状了。刀切面条兴于唐代，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汤饼，唐人谓之不托，今俗谓之馎饦矣。”何为“不托”？有释：“古之汤饼皆手抟而擘置汤中，后世改用刀儿，乃名不托，言不以掌托也。”（程大昌《演繁露》）“不托”是中国面条显豁繁衍的标识。因制法先进，其条长被寓喻“长寿”，又冷热皆宜，唐宫则起兴“为生日而汤饼耶”的新俗（《唐书·玄宗皇后王氏》）;在朝廷，“太官令夏供槐汁冷陶（用槐叶捣汁合以麦粉制作的过水凉面），凡朝会燕飨，九品以上并供其膳食”（《唐六典》）。民間趋附宫举，寿日或生子第三日，习尚“汤饼宴”酬客;秦陇元旦，民家皆制“汤饼盛宴”，汤饼是主馔，禽畜众馐是副馔（陶谷《清异录》）。“汤饼”因是唐宫和官方习称，故仍延谓。唐俗赓续，至宋更甚，亦因国富商隆，带动餐饮业空前发达，仅《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中所记两宋京都食肆所卖面条，数了数竟达五六十种。到了元代，籍载面条品种已达百种。
　　马可·波罗来到元朝时，面条势成国食，并已传入日本、朝鲜乃至亚洲大部。欧洲则刚与元朝通商，面条尚未被欧洲人所识。这须待一种传檄能力并借助元朝的强盛国势输送给西方。马可·波罗吃过元朝十七年的饭，毋庸置疑会啖尝、见闻过元大都和北府南州的各式面条，会感知到元朝面条的食俗魅力和惠美普罗大众的情形。这时期，刀机生产又经干燥处理的挂面已经问世，元宫的膳官（一作御医）忽思慧正在编写《饮膳正要》，卷三中就始见挂面的制法。因而就想，意大利盛产硬小麦，意人又习嗜面食，故而元朝面条便有“入意开俗”的投缘性，这就使得挂面在中、欧通商的丝路上被马可·波罗顺合情理地传播到意大利。虽然不能言他要开办面条公司，但此举与后来的比萨饼“由意传中”似同，应该都有经商意念作前引。
　　当我看到保存在热那亚市政厅的马可·波罗画像，凝视那眼神里透出的沉毅和深邃，遥想当年，十七岁的他随父辈从陆上丝路进入中国，二十五年后（1296），又从海上丝路回到威尼斯，他的肩头挂着的褡裢里装着的元朝挂面，比他皮袍里塞满的宝石珍贵得多。元朝挂面后来递嬗出举世闻名的意大利面条，这是他在中国之行中最有价值的获得。意大利面条用硬小麦粉制作，质地细白而韧，煮出来不黏不坨，飨饩时滑润筋爽。因是机械工艺生产，形态繁多，有标准规格的就达四百余种，如蝴蝶形、菠萝形、小鱼形、蚕蛹形、小五星形等等。其产量、消费量之高之多，在欧洲首屈一指。而元朝面条经历明、清和辛亥革命后的发展，又替缨出抻面、拉面、刀削面、伊府面（方便面之始）等诸多名品。尤其是近四十年发展甚快，已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面条消费国。中国面条以手艺功夫高卓，烹技风味有质度，品种上百盈千，又有传统风俗、文化意蕴的徽识，与意大利面条在东、西方各领风骚。这是“中为意用”、“意为中取”的互动结果。
　　因而，有感于马可·波罗在这方面起到的特殊作用，故撰此文，贻贝掺采，也是表达对他来过中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