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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于非闇，作为二十世纪最富于代表性的工笔画家，研究其的艺术之路，对于当下的花鸟创作仍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于非闇的作品研究，分析其解放后创作上的变化。为新时期的创作，提供新的思考。
关键词：于非闇;新中国;花鸟画;转变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发表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的路线问题进行了阐述。讲话指出：“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1]新政权成立，对于文艺是极为重视的。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方面，《讲话》对于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起到了极大影响，纷纷进行新的实践。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人民美术》创刊，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画家们纷纷发表了关于“中国画改造”的文章。李可染《谈中国画的改造》，李桦《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从思想的改造开始而创造新的内容与形式》，蔡若虹《关于国画改造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以后》等文。江丰在1949年接管中央美院华东分院讲：“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做大画，必然淘汰……”。[2]而对于中国画来说能否成为新社会需要文艺打上问号。李桦在《人民美术》发文称“绘画应是表现人的集体生活及思想感情……山水，花鸟，‘四君子’便在没有发现的余地”。[3]1950年在论战中逐渐达到共识，就是致力于思想性的改造。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中国画要复合新的革命文艺的要求，是要有所改变的。
一、立意之变
于非闇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懂得了为谁服务的问题”[4]。建国后美术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为谁画？画什么？怎么画？”从于非闇解放后的作品看，这种变化是明显的。1950年开始，鸽子就成为主要意象，反复在其画中出现，贯穿建国后的各个时期。如《祥云双鸽》《祥辉瑞霭，照耀和平》《直上青霄》等作品。1955年，集體创作的《和平颂》作为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的贺礼。新政权建立，取得难道的和平时期新政权的成立，画家通过鸽子绘画作品，表达对和平的珍惜和由衷欣喜
一方面是积极开拓新题材，即使老题材，也要画出新意。1953年所做的《长春有喜》，是建国四周年的献礼作品，画面四只喜鹊，一株遒劲的松树。画中四只喜鹊不会是偶然，而是精心设计，正好契合了建国四周年。
50年代，牡丹也是于非闇描绘的重要对象。用了新酒装旧瓶的方法，描绘对象还是牡丹，但含义大有不同。如《牡丹鹁鸽》《姚黄图》《牡丹双鸽》等。在“新国画运动”的背景下，于非闇在造型上突出写生，勾染方法上运用宋人手段。更加注重写实，力求变现花鸟的自然生机和富于生活的现实感。无论是旧有的“四君子”，新时期出现的鸽子，牡丹等题材。于非闇力求能够表达出新意，以求能做到符合新时代新要求新审美。
二、题材之变
按照李桦曾说“‘四君子’便在没有发现的余地”。显然花鸟画是需要改变题材，以符合新要求。1954年，汪慎生创作的《番茄丰收》得到了一致的好评，被认为是以传统手法，表现新题材，新意境的佳作。解放后农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他们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农村面貌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都国画界，创作了以展示农业喜获丰收为题材的画作。于非闇所作的《萃锦图》，共计刻画白菜，佛手，萝卜，黄瓜，茄子等十几种瓜果蔬菜。通过果蔬的大丰收，歌颂人民群众的勤劳，歌颂新政权下生活丰衣足食。解放后，于非闇在创作题材上，有了新变化。
《丹柿图》是老舍家见闻，这幅作品极具时代气息，表现出秋天硕果丰收之景。于非闇晚年重要代表作《玉兰黄鹂》，以绽放的玉兰为主体，石青掏染底子。营造出晴空万里，阳春时节，绽开在蓝天下的玉兰。他运用这种类似手法创作了《祥辉瑞霭照耀和平》《直上青霄》。一方面于非闇努力创造出符合时代的作品，另一方面他在对南宋的缂丝工艺借鉴，并将之大胆地借鉴到工笔花鸟画的创作中，这种结合是成功的，从题材，手法，立意各方面，为之一新。
三、款识之变
而到解放后，在文艺路线的影响下，要创作出劳动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作品，他不得不做出改变，这种改变不过是旧瓶装新酒，题材内容还是原来的东西，而在题款上使用白话文，通俗语言。《大丽花》上题写了题款明显的通俗，运用白话文。连干支纪年的方式，都被作为“封建产物”，抛弃不用，直接改用公元纪年法。《牡丹双鸽图》直接题写：“我国宪法公布之日作”。如果除去题款，仅仅是一株牡丹，这幅画的意义显然大打折扣。这一时期很多画家采取了新酒装旧瓶，摇身一变，贴合时代，符合主旋律。
这种变化现在看是否合适，还值得商榷。正如李松在《双星丽空—工笔花鸟画家于非闇与陈之佛》一文中写到“于非闇在后期作品中力求与人民大众有感情上的呼应，甚至将题跋口语化，这种努力自然是可贵的，但若做的过分了，会与精心结构的画面产生不和谐的感觉”。[5]
新政权的成立，社会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作为中国花鸟画来说，是巨大变革浪潮下，也不得不作出回应式的改变。七十年过去了，于非闇所处的时代，让他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有不少的局限。然而，于非闇对二十世纪工笔花鸟的复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8页
[2]潘天寿：《谁说中国画必然淘汰》，《美术》1957年，第四期
[3]李桦;《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从思想的改造开始进而创作新的内容与形式》《人民美术》1950年第1期
[4]于非闇;《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四川，四川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70页
[5]李松;《双星丽空—工笔花鸟画家于非闇与陈之佛》广西，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21页
作者简介：
高珂（1991.10—），男，汉族，籍贯：陕西安康人，西安美术学院，16级在读研究，专业：中国画，研究方向：花鸟画创作与研究。
（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
关键词：于非闇;新中国;花鸟画;转变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发表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的路线问题进行了阐述。讲话指出：“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1]新政权成立，对于文艺是极为重视的。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方面，《讲话》对于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起到了极大影响，纷纷进行新的实践。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人民美术》创刊，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画家们纷纷发表了关于“中国画改造”的文章。李可染《谈中国画的改造》，李桦《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从思想的改造开始而创造新的内容与形式》，蔡若虹《关于国画改造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以后》等文。江丰在1949年接管中央美院华东分院讲：“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做大画，必然淘汰……”。[2]而对于中国画来说能否成为新社会需要文艺打上问号。李桦在《人民美术》发文称“绘画应是表现人的集体生活及思想感情……山水，花鸟，‘四君子’便在没有发现的余地”。[3]1950年在论战中逐渐达到共识，就是致力于思想性的改造。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中国画要复合新的革命文艺的要求，是要有所改变的。
一、立意之变
于非闇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懂得了为谁服务的问题”[4]。建国后美术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为谁画？画什么？怎么画？”从于非闇解放后的作品看，这种变化是明显的。1950年开始，鸽子就成为主要意象，反复在其画中出现，贯穿建国后的各个时期。如《祥云双鸽》《祥辉瑞霭，照耀和平》《直上青霄》等作品。1955年，集體创作的《和平颂》作为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的贺礼。新政权建立，取得难道的和平时期新政权的成立，画家通过鸽子绘画作品，表达对和平的珍惜和由衷欣喜
一方面是积极开拓新题材，即使老题材，也要画出新意。1953年所做的《长春有喜》，是建国四周年的献礼作品，画面四只喜鹊，一株遒劲的松树。画中四只喜鹊不会是偶然，而是精心设计，正好契合了建国四周年。
50年代，牡丹也是于非闇描绘的重要对象。用了新酒装旧瓶的方法，描绘对象还是牡丹，但含义大有不同。如《牡丹鹁鸽》《姚黄图》《牡丹双鸽》等。在“新国画运动”的背景下，于非闇在造型上突出写生，勾染方法上运用宋人手段。更加注重写实，力求变现花鸟的自然生机和富于生活的现实感。无论是旧有的“四君子”，新时期出现的鸽子，牡丹等题材。于非闇力求能够表达出新意，以求能做到符合新时代新要求新审美。
二、题材之变
按照李桦曾说“‘四君子’便在没有发现的余地”。显然花鸟画是需要改变题材，以符合新要求。1954年，汪慎生创作的《番茄丰收》得到了一致的好评，被认为是以传统手法，表现新题材，新意境的佳作。解放后农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他们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农村面貌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都国画界，创作了以展示农业喜获丰收为题材的画作。于非闇所作的《萃锦图》，共计刻画白菜，佛手，萝卜，黄瓜，茄子等十几种瓜果蔬菜。通过果蔬的大丰收，歌颂人民群众的勤劳，歌颂新政权下生活丰衣足食。解放后，于非闇在创作题材上，有了新变化。
《丹柿图》是老舍家见闻，这幅作品极具时代气息，表现出秋天硕果丰收之景。于非闇晚年重要代表作《玉兰黄鹂》，以绽放的玉兰为主体，石青掏染底子。营造出晴空万里，阳春时节，绽开在蓝天下的玉兰。他运用这种类似手法创作了《祥辉瑞霭照耀和平》《直上青霄》。一方面于非闇努力创造出符合时代的作品，另一方面他在对南宋的缂丝工艺借鉴，并将之大胆地借鉴到工笔花鸟画的创作中，这种结合是成功的，从题材，手法，立意各方面，为之一新。
三、款识之变
而到解放后，在文艺路线的影响下，要创作出劳动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作品，他不得不做出改变，这种改变不过是旧瓶装新酒，题材内容还是原来的东西，而在题款上使用白话文，通俗语言。《大丽花》上题写了题款明显的通俗，运用白话文。连干支纪年的方式，都被作为“封建产物”，抛弃不用，直接改用公元纪年法。《牡丹双鸽图》直接题写：“我国宪法公布之日作”。如果除去题款，仅仅是一株牡丹，这幅画的意义显然大打折扣。这一时期很多画家采取了新酒装旧瓶，摇身一变，贴合时代，符合主旋律。
这种变化现在看是否合适，还值得商榷。正如李松在《双星丽空—工笔花鸟画家于非闇与陈之佛》一文中写到“于非闇在后期作品中力求与人民大众有感情上的呼应，甚至将题跋口语化，这种努力自然是可贵的，但若做的过分了，会与精心结构的画面产生不和谐的感觉”。[5]
新政权的成立，社会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作为中国花鸟画来说，是巨大变革浪潮下，也不得不作出回应式的改变。七十年过去了，于非闇所处的时代，让他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有不少的局限。然而，于非闇对二十世纪工笔花鸟的复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8页
[2]潘天寿：《谁说中国画必然淘汰》，《美术》1957年，第四期
[3]李桦;《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从思想的改造开始进而创作新的内容与形式》《人民美术》1950年第1期
[4]于非闇;《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四川，四川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70页
[5]李松;《双星丽空—工笔花鸟画家于非闇与陈之佛》广西，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21页
作者简介：
高珂（1991.10—），男，汉族，籍贯：陕西安康人，西安美术学院，16级在读研究，专业：中国画，研究方向：花鸟画创作与研究。
（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