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转机
1966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炮打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中弹落马，受到了错误批判。1969年10月下旬，“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市郊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监督劳动。
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伙因企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败露而仓皇出逃，最后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通知邓小平与工厂的工人一道，听取传达关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中央文件。考虑到他耳朵有些聋，拖拉机修造厂的党组织负责人特允许他将中央文件带回去看。邓小平在他的住地将文件反复地看了几遍，最后，十分激动地对家人说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病逝。1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病中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这次追悼会上，毛泽东同陈毅夫人张茜和陈帅的其他亲属以及在座的领导人讲了许多意味深长的话。他不仅肯定了陈毅是个好人、好同志，而且还打着手势，坚定地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功了，我们这些人都会被搞掉。同时，毛泽东也提到了邓小平，他把邓小平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元帅并列在一起，讲了一句更重要的话，说邓小平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错误，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坐在一旁的周恩来，听到了他期待已久的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听出了毛泽东已在考虑调整政策，准备启用一批被打倒的老同志，认为这是邓小平复出的契机。于是，他当即暗示张茜和她的子女，想办法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
二、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远在江西的邓小平，从当时的政治气候中也敏锐地感到，随着林彪反党集团的覆灭，自己的命运将要出现重大转折。当他知道毛泽东还惦记着自己，对自己尚有好感时，于1972年8月3日再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揭发与批判了林彪、陈伯达，表示愿意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工作。
邓小平的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前天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陈伯达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中，及时查出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
接着，邓小平在信中谈到了自己对林彪的一些看法，揭发、批判了林彪假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名，行“打着红旗反红旗”、准备夺权之实的反动本质。
他在信中说：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过去在这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有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二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邓小平在信中谈到军队建设问题时讲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邓小平在这封长信中，还对陈伯达进行了揭露，并向毛泽东表示感谢：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了。现在，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烈地庆祝摧毁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他在信中向毛泽东表示：我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5年多了……我觉得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这封写给毛泽东的长信，语言虽朴实，但在表现手法上却运用了较高超的艺术，采取以退为进，在揭露了林彪的阴谋后，又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认识。这些话，当然是能为毛泽东所接受的。
三、毛泽东的批示
当时的毛泽东，正为林彪事件懊恼。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精心选拔的“接班人”，竟是谋害自己的主谋。这个精神上的打击，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大了。这时，他也知道了贺龙等一大批开国元勋和功勋卓著的老干部惨死在“文化大革命”的棍棒之下，心里也很难过。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仔细地阅读了邓小平8月3日给他写的这封长信，很受感动。于是，他挥笔在邓小平的来信上，批上如下一大段话：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笔者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当时，也有被整的革命老干部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看了信往往只批几个字，或干脆叫周恩来办理。唯邓小平的这封信，引起了毛泽东心灵的极大震动，抚今追昔地写下了这么一大段批语。尽管在批示中也说了“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类在今天看来是不正确的说法，但他毕竟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毛派头子”这句话也反映了毛泽东不忘邓小平的战斗情谊。从当时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已经很高了。
毛泽东的批示，实际上为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在政治上东山再起打下了基础。 一直在为邓小平复出竭尽心血的周恩来见到毛泽东的批示后，觉得这是恢复邓小平工作的最好时机。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迅速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印制若干份，分头送中央政治局各委员传阅，并于8月1 5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以中央的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撤销监视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并指示将邓小平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邓小平的身边协助工作。
其实，早在这年的1月下旬，即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同陈毅亲属谈话之后不久，周恩来在一次接见会上就在为邓小平的复出大造了舆论。在那一次接见会上，周恩来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当时，中央首长接见讲话，每每都要印发、传达到基层。
1973年2月，邓小平接到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回到阔别了3年多的北京，一家人住在花园村的一栋两层楼房里。离开江西的时候，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再干它20年!”
3月初，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恢复邓小平的工作问题。由于有毛泽东重要批示的“尚方宝剑”，有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中央政治局终于通过了同意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决议。
3月9日，周恩来就恢复邓小平的工作问题专致毛泽东：“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
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立即在信上批示：
“同意
毛泽东。”
次日，即3月10日，中央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和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决定，正式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内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决定》指出：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主席的批示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当天(3月10日)，办完了这件大事后，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请病假两周。3月28日，周恩来身体稍有恢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3月29日下午，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接见了邓小平。毛泽东握着邓小平的手，说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到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85页)
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卓琳夫妇促膝长谈，并共进晚餐。
为给邓小平重新工作、恢复名誉扩大影响，周恩来尽量安排邓小平公开露出。4月1 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党为欢迎束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盛大晚宴。周恩来安排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陪同接见。这是邓小平自1967年离开政治舞台以来的首次公开露面。虽然他在这次会见中并没有讲话，但毕竟宣布了邓小平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各国记者们纷纷由北京发回“邓小平复出”这一重大新闻。这年秋天，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外地参观时，把话说得更透。他向客人介绍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1973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兴奋地说：“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接着，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便顺理成章地当选为中央委员。
四、复出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客室进行。大家注意到，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也坐在了茶几旁。会议开始，毛泽东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书房里鸦雀无声，大家明白，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虽然没点名，但实际上是批评周恩来的。因为那段时间主要是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工作，谁也弄不清楚，王洪文和江青一伙又向毛泽东进了什么谗言。
毛泽东再次强调：“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说完，他停顿片刻，扫了大家一眼。
书房里，静得掉下一枚针都能听得见。气氛有些紧张。
毛泽东也许也感觉到了。遂缓和了一下气氛，换了一个话题：“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说完这句话，他转向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在政治局委员们一致同意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提议后，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共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政治局委员一起唱歌。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已不止一次地在开会或接见下级时，让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是多么希望全党步调一致啊!
稍顷，毛泽东宣布重要决定，他指着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说：“现在，我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邓小平点点头。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静静地听着。
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又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这话，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表扬。
邓小平脸上泛起淡淡的笑容，没有说话。
就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军队高层领导的调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邓小平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1973年12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责编 张静涵)
1966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炮打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中弹落马，受到了错误批判。1969年10月下旬，“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市郊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监督劳动。
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伙因企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败露而仓皇出逃，最后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通知邓小平与工厂的工人一道，听取传达关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中央文件。考虑到他耳朵有些聋，拖拉机修造厂的党组织负责人特允许他将中央文件带回去看。邓小平在他的住地将文件反复地看了几遍，最后，十分激动地对家人说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病逝。1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病中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这次追悼会上，毛泽东同陈毅夫人张茜和陈帅的其他亲属以及在座的领导人讲了许多意味深长的话。他不仅肯定了陈毅是个好人、好同志，而且还打着手势，坚定地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功了，我们这些人都会被搞掉。同时，毛泽东也提到了邓小平，他把邓小平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元帅并列在一起，讲了一句更重要的话，说邓小平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错误，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坐在一旁的周恩来，听到了他期待已久的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听出了毛泽东已在考虑调整政策，准备启用一批被打倒的老同志，认为这是邓小平复出的契机。于是，他当即暗示张茜和她的子女，想办法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
二、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远在江西的邓小平，从当时的政治气候中也敏锐地感到，随着林彪反党集团的覆灭，自己的命运将要出现重大转折。当他知道毛泽东还惦记着自己，对自己尚有好感时，于1972年8月3日再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揭发与批判了林彪、陈伯达，表示愿意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工作。
邓小平的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前天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陈伯达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中，及时查出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
接着，邓小平在信中谈到了自己对林彪的一些看法，揭发、批判了林彪假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名，行“打着红旗反红旗”、准备夺权之实的反动本质。
他在信中说：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过去在这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有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二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邓小平在信中谈到军队建设问题时讲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邓小平在这封长信中，还对陈伯达进行了揭露，并向毛泽东表示感谢：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了。现在，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烈地庆祝摧毁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他在信中向毛泽东表示：我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5年多了……我觉得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这封写给毛泽东的长信，语言虽朴实，但在表现手法上却运用了较高超的艺术，采取以退为进，在揭露了林彪的阴谋后，又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认识。这些话，当然是能为毛泽东所接受的。
三、毛泽东的批示
当时的毛泽东，正为林彪事件懊恼。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精心选拔的“接班人”，竟是谋害自己的主谋。这个精神上的打击，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大了。这时，他也知道了贺龙等一大批开国元勋和功勋卓著的老干部惨死在“文化大革命”的棍棒之下，心里也很难过。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仔细地阅读了邓小平8月3日给他写的这封长信，很受感动。于是，他挥笔在邓小平的来信上，批上如下一大段话：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笔者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当时，也有被整的革命老干部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看了信往往只批几个字，或干脆叫周恩来办理。唯邓小平的这封信，引起了毛泽东心灵的极大震动，抚今追昔地写下了这么一大段批语。尽管在批示中也说了“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类在今天看来是不正确的说法，但他毕竟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毛派头子”这句话也反映了毛泽东不忘邓小平的战斗情谊。从当时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已经很高了。
毛泽东的批示，实际上为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在政治上东山再起打下了基础。 一直在为邓小平复出竭尽心血的周恩来见到毛泽东的批示后，觉得这是恢复邓小平工作的最好时机。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迅速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印制若干份，分头送中央政治局各委员传阅，并于8月1 5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以中央的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撤销监视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并指示将邓小平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邓小平的身边协助工作。
其实，早在这年的1月下旬，即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同陈毅亲属谈话之后不久，周恩来在一次接见会上就在为邓小平的复出大造了舆论。在那一次接见会上，周恩来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当时，中央首长接见讲话，每每都要印发、传达到基层。
1973年2月，邓小平接到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回到阔别了3年多的北京，一家人住在花园村的一栋两层楼房里。离开江西的时候，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再干它20年!”
3月初，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恢复邓小平的工作问题。由于有毛泽东重要批示的“尚方宝剑”，有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中央政治局终于通过了同意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决议。
3月9日，周恩来就恢复邓小平的工作问题专致毛泽东：“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
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立即在信上批示：
“同意
毛泽东。”
次日，即3月10日，中央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和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决定，正式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内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决定》指出：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主席的批示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当天(3月10日)，办完了这件大事后，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请病假两周。3月28日，周恩来身体稍有恢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3月29日下午，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接见了邓小平。毛泽东握着邓小平的手，说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到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85页)
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卓琳夫妇促膝长谈，并共进晚餐。
为给邓小平重新工作、恢复名誉扩大影响，周恩来尽量安排邓小平公开露出。4月1 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党为欢迎束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盛大晚宴。周恩来安排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陪同接见。这是邓小平自1967年离开政治舞台以来的首次公开露面。虽然他在这次会见中并没有讲话，但毕竟宣布了邓小平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各国记者们纷纷由北京发回“邓小平复出”这一重大新闻。这年秋天，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外地参观时，把话说得更透。他向客人介绍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1973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兴奋地说：“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接着，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便顺理成章地当选为中央委员。
四、复出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客室进行。大家注意到，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也坐在了茶几旁。会议开始，毛泽东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书房里鸦雀无声，大家明白，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虽然没点名，但实际上是批评周恩来的。因为那段时间主要是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工作，谁也弄不清楚，王洪文和江青一伙又向毛泽东进了什么谗言。
毛泽东再次强调：“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说完，他停顿片刻，扫了大家一眼。
书房里，静得掉下一枚针都能听得见。气氛有些紧张。
毛泽东也许也感觉到了。遂缓和了一下气氛，换了一个话题：“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说完这句话，他转向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在政治局委员们一致同意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提议后，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共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政治局委员一起唱歌。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已不止一次地在开会或接见下级时，让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是多么希望全党步调一致啊!
稍顷，毛泽东宣布重要决定，他指着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说：“现在，我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邓小平点点头。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静静地听着。
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又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这话，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表扬。
邓小平脸上泛起淡淡的笑容，没有说话。
就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军队高层领导的调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邓小平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1973年12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责编 张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