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热门”领域之一，中唐文学又是整个唐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多年来已经积淀了许多研究成果，已臻精耕细作之境。近二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日新月异，特别是新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新的观点、选题也层出不穷。不少学者感叹唐代文学研究目前已经很难找到新的选题了。田恩铭教授《元稹和中唐士人心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以下简称《元稹研究》）则是近年来中唐文学研究的可喜进展。全书以元稹这一中唐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入手，从政治形势、社会环境、思想流变、生活风尚等方面揭示整个中唐士人群体的心理状态，为了解特定历史时期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提供了新途径，拓宽了研究视野。

研究视角：旧话题与新思路的融合

　　《元稹和中唐士人心态》一书首先将阳城故事作为本章之基，通过探讨儒道思想结合下，作为士大夫阶层典范的阳城对隐与入的选择，揭示元和士风骏发的起点。阳城在贞元时期引领一时之士风。元稹、白居易以“诗笔”展现史才，称颂阳城之德行，伸张士人的直正风气，推动以阳城事迹入史。尤其是元稹的《陽城驿》，以史传笔墨入诗，以史家诗笔写人。由于元稹是中唐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在整个中唐文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从元稹切入，实是审视中唐文学的一个极佳视角。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人多有体会，好的选题乃成功之半，从元稹切入，具有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中唐文学家的相互交往、相互酬唱，他们彼此的文学交游与文学创作之关系，中唐文学发展的脉络等等，都可以从元稹这一具体的人物身上管中窥豹。
　　这部著作注重梳理元稹的文学交游空间，考察以元稹为中心中唐士族文学交友群落的形成，完成研究士风与文风之意图，并梳理出元、白等胡姓士族与其他文学家族所构成的文学群体与唐代文学风貌的关系。不同的地理空间会影响作者的人格气质、审美选择。元稹宦游各地，其诗章自然浸染了不同地区的文化景观。不同文化区的对比，使元稹吸纳的区域文化特征就多了，可资利用、选择的文化资源就丰富起来，不同文化区文化特征的相激相荡，就有可能激发出一种新的精神境界、一种新的审美方式。作者从古代文学的实际出发，深入到元稹一生所游走的中原、巴蜀、浙东等不同文化区中，去探讨元稹创作的发展变化，将不同区域文化背景与诗人的心理相联系，得出的结论就较为公允，复合中唐文学演进的实际情况。总之，《元稹研究》一书选择的是“旧话题”，采取的研究视角却不失新颖和独到，细微处常常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研究方法：“小群体社会学”方法的成功运用

　　美国的西奥多·M·米尔斯认为，在社会地位和角色关系上或多或少相互依赖的一组人，他们具有共同的价值规范及彼此协调一致的社会行为。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多受到小群体内交往的相互影响。以元、白为中心形成的唱和群体是以唱和交往为活动中心集结的小群体，这些诗人拥有相似的创作理念、文学宗旨和艺术情趣，相互影响，并推动了古代诗人流派的形成。著者以元稹与卢氏兄弟、“四李”、窦巩及白居易的文学交游为中心，分析元稹在交游中的心态变化，并以元、白之唱和及交往为重点进行论述。
　　元稹在贬往江陵途中作《思归乐》给白居易，白居易以《和答诗十首》和之；而元稹收到白居易被贬江州途中所作《寄微之三首》，亦以《酬乐天赴江州路上见寄三首》相和，来宽慰好友，互诉情志。这些以贬谪为中心的酬唱呈现出二人守直而遇挫折的应对态度：弘扬直道，反映出中唐士人群体的一个侧面。元、白人生阶段的重叠创造了彼此之间频繁交游的客观条件，政治理想、诗歌创作理念的一致也让情感的交融增加了理性的意为。元和十年，元稹被贬通州，作《叙诗寄乐天书》一文。阐述了自己的创作过程、对诗歌分类的观点以及立言的看法。其后，白居易作《与元九书》回复元稹，着意阐述自己的文学观念，创作经验，诗歌理论。二人各自阐发文学主张，相互探讨，唱和活动进入巅峰。在频繁的酬唱中，元、白相互借鉴、各自改创：元稹在《放言五首》中一反之前的激愤之情而表现出内心的旷达，而白居易的《放言并序》也以同样的起兴开始，可见白诗受到了元诗的影响，元稹《阳城驿》对阳城故事的叙述也受白居易“意太切而理太周”的影响。但二人创作风格在融合之后仍保持自己的底色，以蕲进益。到长庆时期，元、白交谊集中，二人文学观念也逐渐已定型，《元白酬唱集》也结集于此时。元、白唱和小群体创作主张为后世创作者所接受，在批判中得到继承与发扬，逐渐形成“元和体”。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该书在研究方法上，成功借鉴了“小群体社会学”的理论，理论运用圆通自如，结论自然更具说服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可圈可点之处，相信这一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示出来。
　　该书以精密的考证见长，凭借著者对文史资料的准确把握与深刻领会，爬梳剔抉。作者每论述一个问题都以严谨的史料为基础，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梳理、考证，注重文史结合但未囿于史料之内，而是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详细筛选，以严谨的论述将相关材料统一起来，且论述独到，不发空论。《元稹研究》从身份意识出发，论述元稹的仕宦经历及其对文学活动的影响。依托《旧唐书》《资治通鉴》《唐纪》《元公墓志铭并序》等文史资料以及元稹现存的诗文，对元稹三个主要的文官身份进行考证，并认为谏官身份使元稹具备了浓厚的谏臣意识，奠定了元稹文学创作的政治母题，是贞元、元和时期谏诤风气的一个缩影；御史官身份催生了元稹的反思意识，对因直被贬的反复思考，以任职经历为中心，职事活动为素材完成了对政治母题的集中书写；任翰林学士期间完成了制诰改革，文学才能亦因此得以擢升，迎来其诗歌传播的高峰期。同时文官职位与地方官职位交错，使元稹形成对文学的疏离与刺激：任职时文学与政事分离，以家人、朋友为抒写中心，政事伏于其中；任毕，政事再浮出水面。文学与政事的交互作用下，文学文本的内涵也更加丰富，形成了以政事为中心的主题书写。
　　对元稹文学交游、唱和的考论，以精密的考证为基础，展现心态变化中士风与文风的关系。有据而言，论从考出，使结论更具可靠性、说服力。在论述元稹与“四李”的交游中，对其交往活动进行了精密的考证。如在考证元稹与李景俭交往时，按照元稹与李景俭的交往为线索对史料进行梳理、论述。著者先据《旧唐书》本传、温吕《唐故太子舍人李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并序》等文献对李景俭为人狷狂、不屈居人下的记载，认为李景俭为士大夫中有风骨者，通过对其人、其才、其德的考论，展现了贞元至长庆时期一位狂狷的士大夫形象。在论述二人交往时，根据元稹《酬别致用》所载元稹、李景俭被贬江陵时，交谊渐深，终“交定生死”的史实，以及元稹《葬安氏志》、《叙诗寄乐天书》等篇目对李景俭劝元稹再娶、收集诗作的记载，认为二人不仅在生活中、在文学创作上均有密切交往，元稹第一次对自己的诗作编集，就是在李景俭的劝导下，这为元稹文学观念的生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后，元稹的《酬李六醉后见寄口号》《哀病骢呈致用》《饮致用神曲酒三十韵》《江边四十韵》等诗作频繁提及李景俭，并在《与李十一夜饮》《凭李忠州寄书乐天》中尽情抒写自己对李景俭的思念、倾吐贬谪之苦，著者即从诗文的角度对二人的交往过程进行考论。以《旧唐书》本传、卷一百二十一，元稹《别毅郎》等材料为依托，论述元稹与李景俭定“生死”而能终之，充分证明元稹实乃重情重义之君子。

接受视野：三维空间下的文学接受史观

　　《元稹研究》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探讨元白并称及元稹的文学家形象与士人形象的关联。虽然王拾遗、卞孝萱、杨军等学者对元稹的研究日渐深入，却依然未将元稹及其作品从依附状态中解脱。元稹的乐府诗在文学史中一直处于附属的地位，元稹也为白居易的光辉所遮掩。《元稹研究》一书从元稹乐府诗的接受史入手，就元白并称，将两人置于文学史的洪流中进行对比。在文学通史中，元稹自唐以来就趋于第二梯队，能跟“新乐府运动”沾边已是幸事；而白居易则位列中心。在唐代文学史中，元稹的乐府诗多被划入“新乐府运动”、或成为白居易乐府诗论的脚注。对其乐府诗的评价普遍偏低，或以元不如白，更有甚者直接贬斥，仅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吴庚舜、董乃斌的《唐代文学史》中，对元稹乐府诗专门论述，且态度较为公允。在唐诗史中对元稹乐府诗的评价，在内容上与文学通史相类，在叙述格局上甚至不如唐代文学史。在域外文学史中，对其乐府诗持不认可的态度，与白居易并称时，即使提到也是一带而过。著者将古今中外的文献史料一一梳理，分别论述不同史料中呈现的对元稹乐府诗的接受情况，通过实证辑考，构建接受维度。
　　元稹既是文坛的领航者，又是官场的显宦，却落得有才无德的定评。唐代对元稹的评论以文学视角为主，中心议题围绕“元和体”及其创作展开，聚焦于元稹文学家的形象。《旧唐书》的传记文本由此产生。传记文本从采撷文章入传，对元稹文学才能多方赞誉的书写倾向，文后“論赞”的评价倾向三方面，突出了元稹文学家的形象。五代至北宋对元稹形象的接受由文向人转变，五代时期专门论述元稹文学成就的文章极少。唐宋思想转型所形成的文化转型直接导致了北宋史学家对元稹“巧宦”行为的贬斥，至李纲、张九成笔下，元稹的“巧宦”形象到已成定论。南宋时期对元稹形象的接受呈人文分论的状态。总体而言，宋人对元稹普遍评价不高，以巧宦形象为主。作者对于元稹形象的后世传播与接受以及元稹形象的复杂性等论述，有自己的创获；对元稹诗歌创作的总体成就及特色及其对整个中晚唐文学的影响等文学话题用笔较少，此点或与选题有关。
　　关于古代士人心态研究的著作要以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影响最大，左东岭、刘怀荣、王德权、田安等学者均有相关的著述问世，这些著述将焦点人物放在具体时代语境中，以小社会群体为观照对象，形成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热点。从宏观上看，这一研究如何继续推荐，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交叉建士人心态、与地域、族群相互融合富于创新性的领域；就文学研究看，如何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结合起来，构建新的文学研究形态，均是需要不断反思的话题。总之，个人生活在具体的时代中，生活在具有流动性的群体变化中，心态史研究能给我们建构出属于特定时代的复杂的精神世界。
　　（作者简介：霍志军，文学博士、天水师范学院教授；杨成凌，天水师范学院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