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无人探测尤其是深空探索方面，美国已经把所有竞争对手远远抛在了身后。但在载人航天领域，美国这些年的停滞不前与中国的快速跟进，已在美国引发了太空霸主地位是否旁落的担忧。
10月19日这一天，国际太空探索领域同时发生了三件事：中国的“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实施自动交会对接;欧洲的火星试验登陆器“斯基亚帕雷利”号在火星着陆时坠毁;美国的木星探测器“朱诺”号在接近木星时引擎出现故障，无法再收集任何数据。
这三件事发生在同一天纯属巧合，但从这些事本身，却能窥见太空探索国际格局的现状。“神舟11号”与“天宫二号”成功对接，是中国建立自己的空间站的关键一环。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项目，有包括俄罗斯、日本、巴西以及诸多欧洲国家在内的15个合作伙伴，但中国被排除在外。如果国际空间站按计划于2024年停止运转，届时中国将成为唯一一个拥有轨道空间站的国家。
“斯基亚帕雷利”号折戟沉沙，对欧洲的太空探索无疑是一个打击。这是欧洲第二次冲击无人探测器登陆火星，2003年“猎兔犬二号”登陆器虽着陆成功，但随后失去了联系。还有一点不容忽视，欧洲的这个火星探索项目，合作方是俄罗斯。欧洲之所以选择俄罗斯，是因为美国中途退出。而美国是目前唯一一个在火星成功着陆并运转无人探测器的国家。美国前后发射了7个火星探测器，其中“机遇”号已在火星上服役了12年，“好奇”号也已服役4年。
“朱诺”号的引擎故障，对美国的太空探索来说，充其量只是一个技术性挫折。载人航天与无人探测，是太空探索的两大主要领域。在无人探测尤其是深空探索方面，美国已经把所有竞争对手远远抛在了身后。去年7月14日，美国“新视野”号探测器飞抵冥王星，成为第一个抵达这个距离地球59亿公里远星球的人类航天器。但在载人航天领域，美国这些年的停滞不前与中国的快速跟进，已在美国引发了太空霸主地位是否旁落的担忧。
谁主沉浮
太空探索是耗资巨大的事业。在衡量一国在这个领域的国际坐标方面，政府投入是一项关键甚至是决定性的指标。根据欧洲空间研究所2015年发布的报告，2014年全球政府太空项目支出总额为791.7亿美元。其中，美国以429.6亿美元高居榜首（见表一）。从世界排名前八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可以看出，美国的领先优势与其他对手不在一个数量级，其太空探索综合实力领先多少无需赘述。处于第二梯队的欧洲、俄罗斯、中国与日本，在政府支出方面差距相对较小。
欧洲太空探索的主基调是“太空自主”。2015年，欧洲空间研究所发布了《欧洲的太空自主》报告，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太空自主”的战略意义。目前欧洲太空探索的旗舰项目是火星探索与伽利略计划。俄罗斯制定了宏大的太空计划，比如2029年建立月球基地，但在经费上承诺的比兑现的多，进展并不被看好。日本在技术上的优势毋庸置疑，但它的短板在于“太不自主”。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2012年一份关于太空政策的报告提到，日本本可以成为理想的合作伙伴，但这个国家过于靠近美国，欧洲在短期内难以与其建立伙伴关系。
印度是个特例。尽管在经费上属于第三梯队，但印度在“花小钱办大事”上是全球知名的。欧洲坠毁的“斯基亚帕雷利”号火星登陆器耗资10亿美元。印度2013年发射并成功进入火星轨道的“曼加里安”号探测器，耗资仅7300万美元。而且，这是全球第四个、亚洲第一个成功进入火星轨道的探测器。不仅如此，与中国、日本一样，印度有着完备的载人航天、月球探索和火星探测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在太空探索上带有明显的第二梯队的特征。
中国太空项目起步时，美国已经完成了载人登月。目前中国的太空项目经费，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判断都不符合事实。但国际社会之所以有这样的观感，关键在于近年来中国在太空探索上步伐稳健、进展迅速。以载人航天为例，有学者把2003年中国首次载人航天，视为第二个“太空时代”到来的标志。事实上，中国也是自那时起唯一一个在载人航天上有所建树的国家。
载人航天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是综合科技实力的体现，在受关注度以及政治意义上，也是无人探测没法比的。所有人都知道美国是第一个实现载人登月的国家，但人们并不太关注苏联是第一个把无人探测器送上月球的国家。除了国际空间站项目，美国这些年在载人航天上没有任何新的动作。2011年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不得不以每位航天员7000万美元的价格，向俄罗斯购买“联盟”号飞船的座位，才得以往返国际空间站与地球之间。
2013年12月14日，中国的“玉兔”号月球车成功登陆月球，成为1976年以来首个在月球实现软着陆的无人探测器。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取消了小布什政府时期制定的包括重返月球在内的“星座计划”，事实上冻结了载人航天。针对中美太空实力对比，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詹姆斯·刘易斯认为，如果中国“赢”，那将不会是因为更好的技术，而是更好的战略和更坚定的承诺。“中国擅长设定目标、投入资源，然后持续地向目标迈进。相比之下，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可能失去了经营大型国家项目的能力。”
格局在变
太空探索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还是以经费为例，梳理欧洲空间研究所2011至2015年的年度研究报告可以发现，2010年至2014年，全球政府太空项目支出总体上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从2010年的715.0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791.7亿美元，但美国无论是政府支出的绝对数量还是在全球的占比都在一路下滑。2010年美国政府太空项目支出占全球67.6%，2014年下降为54.3%。而且，在太空项目支出占GDP的比例上，美国也从2010年的0.33%降至2014年的0.25%（见表二）。
在太空项目支出上，美国政府投入下降的同时，处于第二梯队的欧洲、俄罗斯、中国和日本太空项目经费却保持稳步增长。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美国太空项目政府支出在全球的占比，没几年就会降到50%以下。历史地看，政府投入在确保美国太空霸主地位上起着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1969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预算达到历史最高值，占政府财政总预算4.5%。那一年，美国首次载人登月。冷战结束后，NASA年度预算在政府预算总额中占比再也没有超过1%。近十年来，更是降至0.5%以下。
10月11日，奥巴马总统在CNN网站上刊登题为《美国将大步迈向火星》的文章，重申美国在本世纪30年代载人登陆火星的目标。曾负责研究NASA载人航天的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专家约翰·萨默尔近日对媒体表示，根据他们的研究，载人登陆火星将耗资5000亿美元，而承担这一项目的NASA，年度总预算不到200亿美元。奥巴马政府2010年公布载人登陆火星计划后，NASA的年度预算几乎没有增加。在财政减赤机制启动后，下届政府增加预算的空间也不大。
美国遥望火星的这些年，太空探索的国际环境却没有一成不变。在詹姆斯·刘易斯看来，太空探索的国际环境，与美国主导建立国际空间站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认为，最重大的变化是中国太空能力的提升与太空项目的进展，另一个变化就是美国这些年没有载人航天的能力，让西方国家只能依靠俄罗斯进出国际空间站。客观地说，詹姆斯·刘易斯所说的这两个变化，并不能证明美国在太空探索实力上的弱势，但毫无疑问会侵蚀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导力。
今年6月15日，联合国外空司与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签署协议，使联合国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够在中国的空间站上开展空间科学试验。但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的美国，其宇航员却不能进入中国的空间站，因为2011年国会的一项法案禁止中美进行任何太空合作。但美国的国内法案却不能束缚其“太空盟友”的手脚。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上述报告注意到了这一点，建议欧洲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美国不能与中国开展太空合作，给欧洲创造了一个历史性机遇。事实上，中欧太空合作近年来不仅有了顶层设计，也开始了制度化的合作。
美国加州大学2015年公布了一份题为《中国梦、太空梦》的报告，认为中国正通过太空项目，将自己打造成军事、经济和技术强国，并以牺牲美国领导力为代价，这会对美国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国际空间站是美国在太空领域体现全球领导力的主要平台，2024年退役后，这个“领导平台”将不复存在。那时，美国将面临“如何领导”的尴尬。鉴于中国对空间站使用权的开放态度，2020年前后建成的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事实上的国际空间站。从这一点来看，美国领导力被牺牲，原因不在于中国有多高明，而是更开明。
未来趋势
目前，美国国内对重新评估奥巴马政府太空政策的呼声越来越大，下届政府很可能会做出政策调整。一种可能性是，改变载人登陆火星项目的“单干”形式，在确保美国绝对主导的前提下，拉欧洲、日本等“太空盟友”入伙，分担成本和风险。另一种更大的可能是，弥补载人航天方面的短板，比如重提重返月球计划。詹姆斯·刘易斯认为，载人登月没有登陆火星那样的技术难题，在月球上建立永久人居设施，尽管困难但并非不可能。而且，这可以避免国际空间站退役后美国没有人在太空的局面。
未来数年，亚洲将是太空探索竞争最为激烈的地区。中国的“嫦娥五号”、日本的“月亮女神X号”、印度的“月船二号”，都会在2017年发射升空奔赴月球。从全球范围看，亚洲已经成为探月工程的竞技场。不仅如此，地缘政治因素还给这些竞争增添了新的变量。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在太空探索领域已有所体现。近年来，美国加大了与日本、印度、韩国的太空合作力度，陆续与这三个国家建立了太空政策对话机制。2014年9月，NASA与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签署协议，设立工作组探讨在火星探测上的协调与合作。
太空探索的竞争与合作，与地缘政治现实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性。地缘政治上权力平衡的变迁，又会对太空探索的国际态势产生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未来的太空合作伙伴，除了某些发展中国家，欧洲与俄罗斯可能会是经营的重点对象。中国与俄罗斯战略契合度的提高，将为两国太空合作创造更多的潜在可能性。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的太空战略不追求权力最大化，合作意愿远大于“领导”欲望。而且，欧洲空间局本身就是太空探索协调与合作的范本。
10月19日这一天，国际太空探索领域同时发生了三件事：中国的“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实施自动交会对接;欧洲的火星试验登陆器“斯基亚帕雷利”号在火星着陆时坠毁;美国的木星探测器“朱诺”号在接近木星时引擎出现故障，无法再收集任何数据。
这三件事发生在同一天纯属巧合，但从这些事本身，却能窥见太空探索国际格局的现状。“神舟11号”与“天宫二号”成功对接，是中国建立自己的空间站的关键一环。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项目，有包括俄罗斯、日本、巴西以及诸多欧洲国家在内的15个合作伙伴，但中国被排除在外。如果国际空间站按计划于2024年停止运转，届时中国将成为唯一一个拥有轨道空间站的国家。
“斯基亚帕雷利”号折戟沉沙，对欧洲的太空探索无疑是一个打击。这是欧洲第二次冲击无人探测器登陆火星，2003年“猎兔犬二号”登陆器虽着陆成功，但随后失去了联系。还有一点不容忽视，欧洲的这个火星探索项目，合作方是俄罗斯。欧洲之所以选择俄罗斯，是因为美国中途退出。而美国是目前唯一一个在火星成功着陆并运转无人探测器的国家。美国前后发射了7个火星探测器，其中“机遇”号已在火星上服役了12年，“好奇”号也已服役4年。
“朱诺”号的引擎故障，对美国的太空探索来说，充其量只是一个技术性挫折。载人航天与无人探测，是太空探索的两大主要领域。在无人探测尤其是深空探索方面，美国已经把所有竞争对手远远抛在了身后。去年7月14日，美国“新视野”号探测器飞抵冥王星，成为第一个抵达这个距离地球59亿公里远星球的人类航天器。但在载人航天领域，美国这些年的停滞不前与中国的快速跟进，已在美国引发了太空霸主地位是否旁落的担忧。
谁主沉浮
太空探索是耗资巨大的事业。在衡量一国在这个领域的国际坐标方面，政府投入是一项关键甚至是决定性的指标。根据欧洲空间研究所2015年发布的报告，2014年全球政府太空项目支出总额为791.7亿美元。其中，美国以429.6亿美元高居榜首（见表一）。从世界排名前八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可以看出，美国的领先优势与其他对手不在一个数量级，其太空探索综合实力领先多少无需赘述。处于第二梯队的欧洲、俄罗斯、中国与日本，在政府支出方面差距相对较小。
欧洲太空探索的主基调是“太空自主”。2015年，欧洲空间研究所发布了《欧洲的太空自主》报告，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太空自主”的战略意义。目前欧洲太空探索的旗舰项目是火星探索与伽利略计划。俄罗斯制定了宏大的太空计划，比如2029年建立月球基地，但在经费上承诺的比兑现的多，进展并不被看好。日本在技术上的优势毋庸置疑，但它的短板在于“太不自主”。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2012年一份关于太空政策的报告提到，日本本可以成为理想的合作伙伴，但这个国家过于靠近美国，欧洲在短期内难以与其建立伙伴关系。
印度是个特例。尽管在经费上属于第三梯队，但印度在“花小钱办大事”上是全球知名的。欧洲坠毁的“斯基亚帕雷利”号火星登陆器耗资10亿美元。印度2013年发射并成功进入火星轨道的“曼加里安”号探测器，耗资仅7300万美元。而且，这是全球第四个、亚洲第一个成功进入火星轨道的探测器。不仅如此，与中国、日本一样，印度有着完备的载人航天、月球探索和火星探测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在太空探索上带有明显的第二梯队的特征。
中国太空项目起步时，美国已经完成了载人登月。目前中国的太空项目经费，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判断都不符合事实。但国际社会之所以有这样的观感，关键在于近年来中国在太空探索上步伐稳健、进展迅速。以载人航天为例，有学者把2003年中国首次载人航天，视为第二个“太空时代”到来的标志。事实上，中国也是自那时起唯一一个在载人航天上有所建树的国家。
载人航天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是综合科技实力的体现，在受关注度以及政治意义上，也是无人探测没法比的。所有人都知道美国是第一个实现载人登月的国家，但人们并不太关注苏联是第一个把无人探测器送上月球的国家。除了国际空间站项目，美国这些年在载人航天上没有任何新的动作。2011年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不得不以每位航天员7000万美元的价格，向俄罗斯购买“联盟”号飞船的座位，才得以往返国际空间站与地球之间。
2013年12月14日，中国的“玉兔”号月球车成功登陆月球，成为1976年以来首个在月球实现软着陆的无人探测器。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取消了小布什政府时期制定的包括重返月球在内的“星座计划”，事实上冻结了载人航天。针对中美太空实力对比，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詹姆斯·刘易斯认为，如果中国“赢”，那将不会是因为更好的技术，而是更好的战略和更坚定的承诺。“中国擅长设定目标、投入资源，然后持续地向目标迈进。相比之下，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可能失去了经营大型国家项目的能力。”
格局在变
太空探索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还是以经费为例，梳理欧洲空间研究所2011至2015年的年度研究报告可以发现，2010年至2014年，全球政府太空项目支出总体上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从2010年的715.0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791.7亿美元，但美国无论是政府支出的绝对数量还是在全球的占比都在一路下滑。2010年美国政府太空项目支出占全球67.6%，2014年下降为54.3%。而且，在太空项目支出占GDP的比例上，美国也从2010年的0.33%降至2014年的0.25%（见表二）。
在太空项目支出上，美国政府投入下降的同时，处于第二梯队的欧洲、俄罗斯、中国和日本太空项目经费却保持稳步增长。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美国太空项目政府支出在全球的占比，没几年就会降到50%以下。历史地看，政府投入在确保美国太空霸主地位上起着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1969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预算达到历史最高值，占政府财政总预算4.5%。那一年，美国首次载人登月。冷战结束后，NASA年度预算在政府预算总额中占比再也没有超过1%。近十年来，更是降至0.5%以下。
10月11日，奥巴马总统在CNN网站上刊登题为《美国将大步迈向火星》的文章，重申美国在本世纪30年代载人登陆火星的目标。曾负责研究NASA载人航天的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专家约翰·萨默尔近日对媒体表示，根据他们的研究，载人登陆火星将耗资5000亿美元，而承担这一项目的NASA，年度总预算不到200亿美元。奥巴马政府2010年公布载人登陆火星计划后，NASA的年度预算几乎没有增加。在财政减赤机制启动后，下届政府增加预算的空间也不大。
美国遥望火星的这些年，太空探索的国际环境却没有一成不变。在詹姆斯·刘易斯看来，太空探索的国际环境，与美国主导建立国际空间站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认为，最重大的变化是中国太空能力的提升与太空项目的进展，另一个变化就是美国这些年没有载人航天的能力，让西方国家只能依靠俄罗斯进出国际空间站。客观地说，詹姆斯·刘易斯所说的这两个变化，并不能证明美国在太空探索实力上的弱势，但毫无疑问会侵蚀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导力。
今年6月15日，联合国外空司与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签署协议，使联合国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够在中国的空间站上开展空间科学试验。但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的美国，其宇航员却不能进入中国的空间站，因为2011年国会的一项法案禁止中美进行任何太空合作。但美国的国内法案却不能束缚其“太空盟友”的手脚。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上述报告注意到了这一点，建议欧洲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美国不能与中国开展太空合作，给欧洲创造了一个历史性机遇。事实上，中欧太空合作近年来不仅有了顶层设计，也开始了制度化的合作。
美国加州大学2015年公布了一份题为《中国梦、太空梦》的报告，认为中国正通过太空项目，将自己打造成军事、经济和技术强国，并以牺牲美国领导力为代价，这会对美国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国际空间站是美国在太空领域体现全球领导力的主要平台，2024年退役后，这个“领导平台”将不复存在。那时，美国将面临“如何领导”的尴尬。鉴于中国对空间站使用权的开放态度，2020年前后建成的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事实上的国际空间站。从这一点来看，美国领导力被牺牲，原因不在于中国有多高明，而是更开明。
未来趋势
目前，美国国内对重新评估奥巴马政府太空政策的呼声越来越大，下届政府很可能会做出政策调整。一种可能性是，改变载人登陆火星项目的“单干”形式，在确保美国绝对主导的前提下，拉欧洲、日本等“太空盟友”入伙，分担成本和风险。另一种更大的可能是，弥补载人航天方面的短板，比如重提重返月球计划。詹姆斯·刘易斯认为，载人登月没有登陆火星那样的技术难题，在月球上建立永久人居设施，尽管困难但并非不可能。而且，这可以避免国际空间站退役后美国没有人在太空的局面。
未来数年，亚洲将是太空探索竞争最为激烈的地区。中国的“嫦娥五号”、日本的“月亮女神X号”、印度的“月船二号”，都会在2017年发射升空奔赴月球。从全球范围看，亚洲已经成为探月工程的竞技场。不仅如此，地缘政治因素还给这些竞争增添了新的变量。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在太空探索领域已有所体现。近年来，美国加大了与日本、印度、韩国的太空合作力度，陆续与这三个国家建立了太空政策对话机制。2014年9月，NASA与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签署协议，设立工作组探讨在火星探测上的协调与合作。
太空探索的竞争与合作，与地缘政治现实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性。地缘政治上权力平衡的变迁，又会对太空探索的国际态势产生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未来的太空合作伙伴，除了某些发展中国家，欧洲与俄罗斯可能会是经营的重点对象。中国与俄罗斯战略契合度的提高，将为两国太空合作创造更多的潜在可能性。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的太空战略不追求权力最大化，合作意愿远大于“领导”欲望。而且，欧洲空间局本身就是太空探索协调与合作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