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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篇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儒学常常被称为仁学，“仁”一直被看作是儒学的精神内涵。在《论语》中孔子与弟子们讨论仁的话题很多，惟独这段话才是对仁的本质的描述。
今天，很多人对于儒学的精神境界和人生价值取向并没有明确。很多人在谈论儒学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忠孝礼义信，或者是简单的君子与小人，并不知道儒学最基础的精神内涵就是这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话非常清晰地传达了作为儒学创始人孔子关于仁的基本定义，这个定义包含了一个人在社会中最基本的做人原则和价值观，即：先人后己的利他主义。一个人生活中社会中是不能自私自利的，而是一定要学会观照他人的利益。这个原则是任何一个社会（无论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道德建构的基石和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准则，具有极其重要的普世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仁”的精神内涵不仅不是过时的，反而更值得当代社会反思与借鉴。
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删《诗》《书》，定《礼》《乐》，最终确立了以仁为精神内核的儒学理念。在之后的历史实践中，“仁”作为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道德理念逐渐被整个社会所接纳，并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仁者，仁乎其类者也”（《吕氏春秋》）等，中国的仁的精神已经升华成了对整个人类的大爱。正是因为“仁”的理念的长期浸染，才造就了中华民族仁爱宽厚兼容并包的民族性格和生生不息的历史命运。
作为占据中国社会主流思想近两千年的文化理念，其历史地位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统治阶级的外力决定的，而是源自其自身无可替代的现实性和大众性。
当代社会很多人在谈论道德时，似乎存在这样一种逻辑：讲道德就要牺牲个人利益，因此要实现个人利益就不能讲道德。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错误思想。中国的传统道德与个人利益不仅不相悖，而是一致的。儒学理念并不讲“无我无私”，作为个体的人本身就是“私”“我”，怎能“无私”“无我”呢？一个人在社会当中始终存在着个人价值和利益实现的问题。既然人都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就应该给予应有的关照。至于子贡说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实际已经超出了仁的境界，达到了无私无我的圣的境界。这个境界孔子当然希望别人能做到，但这并不是儒学对人的最低要求，因此也就为大多数人预留了接受的空间。
儒学从不否定个人利益，只是加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先人后己”，在实现自我利益前，首先考虑的是他人的利益，在人我利益发生冲突时，不以私我为中心，而是要关照别人的利益。每个人都有私欲，都渴望追求富贵，这是人之常情，孔子也渴望富贵，他也希望自己的理想能实现，能吃得好，穿得暖，受人尊敬，有所成就。“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孔子并没有看轻“富贵”，故作清高，只是反复强调原则。违背了社会道德的富且贵，对孔子来说是浮云，是他绝不追求的，那么，正当的“富且贵”对孔子来说是什么呢？是他所追求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同上），如果富贵可求，就是从最低级的赶车的车夫做起，我也愿意。如果求不得，我就做自己喜欢的事。谁说孔子不现实？孔子非常现实，只是他有原则，他不像我们当代人这样没有原则底线地乱来。儒学为整个社会建构的道德其实就是为每个人设定了一条最低的道德底线。
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建构，说到底其实就是在最基础的道德建构基础上让大众确立正确的信仰和方向，这也是文化的根本目的。孔子说，“诗，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无非是让人始终行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让社会干净。但要达到这样的社会目的并非容易，需要有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和保障，需要长期细致和精心的教化熏陶，这是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更不会通过一句口号几句标语实现的。人类社会是离不开文化的，一个人没有正确的理念，就一定有错误的理念，如同土地一样，不种庄稼长出的一定是荒草。当一个社会缺少强大的文化理念支撑时，那么错误的文化理念一定会甚嚣尘上，不可阻遏。文化最怕的就是虚无，貌似强大，内在中空，让社会在无限繁华的假象下渐渐迷失。
因为历史原因，作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儒学被否定后，中国社会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文化内核支撑逐渐陷入信仰缺失精神疲累的危机状态。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发展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同时也看到了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滑坡和人文思想的贫瘠。虽然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提倡“两个文明建设”“两手一齐抓，两手都要硬”，实际上在经济发展至上和民族文化缺失的社会背景下，社会道德的沦丧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一个民族是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的，社会文化的重建首先应是最基本的社会道德重建。当我们还在讨论该不该向需要帮助的人让座，还在疯狂地往食品中添加着毒品，还在冷漠地看着车轮下的幼童而麻木不仁时，我们真该重新回望一下自己的传统文化，看看孔子倡导的“仁”，为我们补上做人这一课。
今天，重振民族文化繁荣社会文化打造文化强国已经成为举国上下的普遍共识，希望这不是一个高姿态，而是真正俯下身去，从真实的文化理念中入手真正解决一直困扰我们的社会文化问题。
责任编辑 王海珍
作者简介：
谭景伟，国学爱好者，研究者，曾出版《一位保安的《论语》心得》《战国，旌旗漫卷的逻辑》等书。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儒学常常被称为仁学，“仁”一直被看作是儒学的精神内涵。在《论语》中孔子与弟子们讨论仁的话题很多，惟独这段话才是对仁的本质的描述。
今天，很多人对于儒学的精神境界和人生价值取向并没有明确。很多人在谈论儒学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忠孝礼义信，或者是简单的君子与小人，并不知道儒学最基础的精神内涵就是这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话非常清晰地传达了作为儒学创始人孔子关于仁的基本定义，这个定义包含了一个人在社会中最基本的做人原则和价值观，即：先人后己的利他主义。一个人生活中社会中是不能自私自利的，而是一定要学会观照他人的利益。这个原则是任何一个社会（无论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道德建构的基石和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准则，具有极其重要的普世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仁”的精神内涵不仅不是过时的，反而更值得当代社会反思与借鉴。
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删《诗》《书》，定《礼》《乐》，最终确立了以仁为精神内核的儒学理念。在之后的历史实践中，“仁”作为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道德理念逐渐被整个社会所接纳，并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仁者，仁乎其类者也”（《吕氏春秋》）等，中国的仁的精神已经升华成了对整个人类的大爱。正是因为“仁”的理念的长期浸染，才造就了中华民族仁爱宽厚兼容并包的民族性格和生生不息的历史命运。
作为占据中国社会主流思想近两千年的文化理念，其历史地位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统治阶级的外力决定的，而是源自其自身无可替代的现实性和大众性。
当代社会很多人在谈论道德时，似乎存在这样一种逻辑：讲道德就要牺牲个人利益，因此要实现个人利益就不能讲道德。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错误思想。中国的传统道德与个人利益不仅不相悖，而是一致的。儒学理念并不讲“无我无私”，作为个体的人本身就是“私”“我”，怎能“无私”“无我”呢？一个人在社会当中始终存在着个人价值和利益实现的问题。既然人都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就应该给予应有的关照。至于子贡说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实际已经超出了仁的境界，达到了无私无我的圣的境界。这个境界孔子当然希望别人能做到，但这并不是儒学对人的最低要求，因此也就为大多数人预留了接受的空间。
儒学从不否定个人利益，只是加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先人后己”，在实现自我利益前，首先考虑的是他人的利益，在人我利益发生冲突时，不以私我为中心，而是要关照别人的利益。每个人都有私欲，都渴望追求富贵，这是人之常情，孔子也渴望富贵，他也希望自己的理想能实现，能吃得好，穿得暖，受人尊敬，有所成就。“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孔子并没有看轻“富贵”，故作清高，只是反复强调原则。违背了社会道德的富且贵，对孔子来说是浮云，是他绝不追求的，那么，正当的“富且贵”对孔子来说是什么呢？是他所追求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同上），如果富贵可求，就是从最低级的赶车的车夫做起，我也愿意。如果求不得，我就做自己喜欢的事。谁说孔子不现实？孔子非常现实，只是他有原则，他不像我们当代人这样没有原则底线地乱来。儒学为整个社会建构的道德其实就是为每个人设定了一条最低的道德底线。
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建构，说到底其实就是在最基础的道德建构基础上让大众确立正确的信仰和方向，这也是文化的根本目的。孔子说，“诗，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无非是让人始终行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让社会干净。但要达到这样的社会目的并非容易，需要有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和保障，需要长期细致和精心的教化熏陶，这是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更不会通过一句口号几句标语实现的。人类社会是离不开文化的，一个人没有正确的理念，就一定有错误的理念，如同土地一样，不种庄稼长出的一定是荒草。当一个社会缺少强大的文化理念支撑时，那么错误的文化理念一定会甚嚣尘上，不可阻遏。文化最怕的就是虚无，貌似强大，内在中空，让社会在无限繁华的假象下渐渐迷失。
因为历史原因，作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儒学被否定后，中国社会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文化内核支撑逐渐陷入信仰缺失精神疲累的危机状态。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发展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同时也看到了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滑坡和人文思想的贫瘠。虽然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提倡“两个文明建设”“两手一齐抓，两手都要硬”，实际上在经济发展至上和民族文化缺失的社会背景下，社会道德的沦丧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一个民族是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的，社会文化的重建首先应是最基本的社会道德重建。当我们还在讨论该不该向需要帮助的人让座，还在疯狂地往食品中添加着毒品，还在冷漠地看着车轮下的幼童而麻木不仁时，我们真该重新回望一下自己的传统文化，看看孔子倡导的“仁”，为我们补上做人这一课。
今天，重振民族文化繁荣社会文化打造文化强国已经成为举国上下的普遍共识，希望这不是一个高姿态，而是真正俯下身去，从真实的文化理念中入手真正解决一直困扰我们的社会文化问题。
责任编辑 王海珍
作者简介：
谭景伟，国学爱好者，研究者，曾出版《一位保安的《论语》心得》《战国，旌旗漫卷的逻辑》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