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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汪学群研究员的新著《明代遗民思想研究》2012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研究》，下引该书只注页码）。这部除导言外，内分六章，计六十余万字的专著，是作者继《中国儒学史·清代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之后，在清代学术思想史领域内的又一新作。
《研究》分析了孙奇逢、李颙、陈确、黄宗羲、张履祥、朱之瑜、陆世仪、吕留良、王夫之、方以智、顾炎武、费密、张尔岐、潘平格、颜元、傅山等16位明代著名遗民的思想。该书不仅显示了作者的研撰历程，自有视角提升、范围扩大与时段延长的学思特点，更在明清更迭的历史大视野下，填补了明代遗民思想研究尚付之阙如的空白。该书的学术价值与采用的研究方法恰相契合，其明晰的问题意识，正如作者所说，是“采取社会史与学术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立足于明代遗民思想家生活的社会现实、个人遭遇，主要从思想传承角度把握其思想的特征及内在逻辑，突出其贡献，还原其思想原貌”。（P2）
以入清之后仍然在世的明代遗民为研撰对象，令该书在选题之初，就必然要面对这一遗民群体及其所处的明清易代的大环境的双重复杂性；相关研究的不足，正如作者在做学术回顾时论及的那样，只见其中个人的学行而不见对其群体的完整认识。相较之下，勾勒明遗民群体，并将其中的著名学者作为个案进行细致分析，再辅以长时段的社会变迁背景展开，政治、学术二者相辅相成，成了此书首要的学术特点。自甲申（1644）之后，至康熙三十年（1692）间，清廷通过招纳故旧明臣、恢复科举考试、征辟山林隐逸等手段，加之推行文字狱，吸纳明代遗民，令其用世于清朝。在此背景下，明遗民群体逐渐分化为复杂多样、不能划一而论的面貌。例如本不赞成出仕清朝的陈确，却坦陈“未尝确然有所以必出之志”或“必不出之志”（P85），甚至说出了“士生乎今之世，或不得已而出试于有司，吾无恶焉耳”的话。但生年略迟于陈确的李颙，却坚辞清廷的屡次延揽而不至，即使感遇康熙皇帝的顾恋之情，也坚决不入仕为官。（P50-51）
由于这些耆儒学笃志高，将其学行熔于一炉来分析其思想特点，殊非易事。但在这点上，该书却显出了另一个鲜明学术特点。在分析明遗民思想的主题下，该书不仅仅专注于明遗民个体的学术成就，还借以勾勒了在他们身上展现的清初思想界大势，且论述的问题意识明显，体现了该书见微知著的学术贡献。例如，该书除了专研王夫之、傅山的第三、六章外，首章“王学的批评与修正”、第二章“朱子学的复兴”和第四章“经学的复兴”，都围绕着清初学术界对阳明学、朱子学的态度这两个关键问题，以明遗民为个案来做具体落实。且由于书中研究的个案地域不同、经历有异，对清廷的看法也不尽然一以贯之，而尤其显出一时代思想之发展，确有所谓百川归海、概莫能外的时代特色所笼罩。
承此特点，厘清明遗民思想的来源问题，成了该书的又一特色。比如，作者如此说道：
明代遗民思想也有其内在的逻辑：即反对空谈心性，反思与批评理学末流尤其是王门后学的空疏，使理学由王学转向朱子学，而对理学的修正与批评，促使其关注理学与经学的关系乃至于经与诸子的关系，进而导致经学、诸子学的渐兴，经学本有通经致用的传统，这又与肇始于晚明的评说时政等经世学风相结合，遂演成思想上注重务实求真、通经致用之学。（P13）
这段话可说提挈了该书研究着眼点的纲领，将身处明清易代的硕学大儒都容纳于其中，并对当时学界的动向，表现出不随波逐流、自有主见的不同声音。例如对明遗民见异于东林学派观点的梳理，作者从善与恶、本体与工夫、气质之性与理义之性等概念入手，囊括了黄宗羲、陈确、王夫之、颜元等著名遗民大儒的相关看法。此外，《研究》还讨论了明遗民对经学的兴起以及对经世之学的评价等。如四川新繁人费密与钱谦益相过从，与颜元、李塨等也有交往，其学则受教于庭训甚多。《研究》专注于费密所著《弘道书》，借以研究其新道论。作者进而明确提出费密反对理学的道统论，并以其圣贤事业图为据，分析他肯定伯夷、柳下惠之说，及他认为削去七十子与汉唐诸儒入道统，而以二程兄弟上继孟子为道统，不过是宋儒的妄论的看法；而宋儒的这种道统论，有违经训。在此基础上，《研究》进而指出费密道统论的特色：道统与道脉相结合，所谓统一于帝王道为统，传于孔子道为脉。孔子虽然是道脉，但其重要性不可低估，道之所以传于万世，正是有赖于其脉而传承。故而，尊孔之后，二帝三王之道，方可大明。费密实际是将治统、道统合一而论，只是以道脉名孔子之传，而以道统名帝王之传。其说有别于历史上对道统的相关陈说。因此，《研究》特就此作专论以明确费密之说的价值：“费密的道统论与理学的道统说区别在于，他把道统等同于治统，同时在里面又分出道脉，而道脉类似于理学家讲的孔孟道统偏于学统。”作者进一步明确费密的道统说是“强化了道统的政治色彩，淡化了学术成分”，是道统与治统合一、政教合一的新道统观。费密之说的用意，是“希望以此来避免理学末流政教分离所导致无关时政的空谈”，以期达到通经致用的目的。（P440-441）
从费密的例子可见，《研究》的个案研究绝非仅仅局限于爬梳明遗民学者的个人生平和学术大要，而是建立在对此前历史，特别是宋明儒者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基础上，以相关思想观念发展演变的历程为背景，再就明遗民儒者个人的学思所见，进行细致考论。也即，《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既有宏阔的思想史脉络为背景，又能提挈研究对象个人之所得，纵横两脉结合，故而能彰显明遗民个人的学术特点，及其所处之学术脉络及学术群体的大貌。反观此书的研究思路亦然，作者对明遗民群体中理学融汇经学之趋势的研究，便是例子。围绕着这一当时的思想特点，该书在分析顾炎武、方以智、费密、张尔岐等人思想时，就特别指出诸人从批评王学入手，进而贬低理，但又提出经学即理学，前者以为后者之济的学术主张。但他们尊重经学的态度，又不同于日后惟经典是从的盛清学术，而是调和经学与理学的关系，二者并不偏此废彼。相关内容，除了上述有关费密的新道论的研究外，还见于书中对方以智会通之学、顾炎武的治道论等问题的研究上。
综述《研究》在选择论题、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诸项特色可见，汪学群这部新著确为明清思想史上有关明遗民思想研究的突破之作，书中所示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思路，定能在其前驱先路之后，为学界后来者所承继，而显出其学术示范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本文编辑 谢宁）
《研究》分析了孙奇逢、李颙、陈确、黄宗羲、张履祥、朱之瑜、陆世仪、吕留良、王夫之、方以智、顾炎武、费密、张尔岐、潘平格、颜元、傅山等16位明代著名遗民的思想。该书不仅显示了作者的研撰历程，自有视角提升、范围扩大与时段延长的学思特点，更在明清更迭的历史大视野下，填补了明代遗民思想研究尚付之阙如的空白。该书的学术价值与采用的研究方法恰相契合，其明晰的问题意识，正如作者所说，是“采取社会史与学术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立足于明代遗民思想家生活的社会现实、个人遭遇，主要从思想传承角度把握其思想的特征及内在逻辑，突出其贡献，还原其思想原貌”。（P2）
以入清之后仍然在世的明代遗民为研撰对象，令该书在选题之初，就必然要面对这一遗民群体及其所处的明清易代的大环境的双重复杂性；相关研究的不足，正如作者在做学术回顾时论及的那样，只见其中个人的学行而不见对其群体的完整认识。相较之下，勾勒明遗民群体，并将其中的著名学者作为个案进行细致分析，再辅以长时段的社会变迁背景展开，政治、学术二者相辅相成，成了此书首要的学术特点。自甲申（1644）之后，至康熙三十年（1692）间，清廷通过招纳故旧明臣、恢复科举考试、征辟山林隐逸等手段，加之推行文字狱，吸纳明代遗民，令其用世于清朝。在此背景下，明遗民群体逐渐分化为复杂多样、不能划一而论的面貌。例如本不赞成出仕清朝的陈确，却坦陈“未尝确然有所以必出之志”或“必不出之志”（P85），甚至说出了“士生乎今之世，或不得已而出试于有司，吾无恶焉耳”的话。但生年略迟于陈确的李颙，却坚辞清廷的屡次延揽而不至，即使感遇康熙皇帝的顾恋之情，也坚决不入仕为官。（P50-51）
由于这些耆儒学笃志高，将其学行熔于一炉来分析其思想特点，殊非易事。但在这点上，该书却显出了另一个鲜明学术特点。在分析明遗民思想的主题下，该书不仅仅专注于明遗民个体的学术成就，还借以勾勒了在他们身上展现的清初思想界大势，且论述的问题意识明显，体现了该书见微知著的学术贡献。例如，该书除了专研王夫之、傅山的第三、六章外，首章“王学的批评与修正”、第二章“朱子学的复兴”和第四章“经学的复兴”，都围绕着清初学术界对阳明学、朱子学的态度这两个关键问题，以明遗民为个案来做具体落实。且由于书中研究的个案地域不同、经历有异，对清廷的看法也不尽然一以贯之，而尤其显出一时代思想之发展，确有所谓百川归海、概莫能外的时代特色所笼罩。
承此特点，厘清明遗民思想的来源问题，成了该书的又一特色。比如，作者如此说道：
明代遗民思想也有其内在的逻辑：即反对空谈心性，反思与批评理学末流尤其是王门后学的空疏，使理学由王学转向朱子学，而对理学的修正与批评，促使其关注理学与经学的关系乃至于经与诸子的关系，进而导致经学、诸子学的渐兴，经学本有通经致用的传统，这又与肇始于晚明的评说时政等经世学风相结合，遂演成思想上注重务实求真、通经致用之学。（P13）
这段话可说提挈了该书研究着眼点的纲领，将身处明清易代的硕学大儒都容纳于其中，并对当时学界的动向，表现出不随波逐流、自有主见的不同声音。例如对明遗民见异于东林学派观点的梳理，作者从善与恶、本体与工夫、气质之性与理义之性等概念入手，囊括了黄宗羲、陈确、王夫之、颜元等著名遗民大儒的相关看法。此外，《研究》还讨论了明遗民对经学的兴起以及对经世之学的评价等。如四川新繁人费密与钱谦益相过从，与颜元、李塨等也有交往，其学则受教于庭训甚多。《研究》专注于费密所著《弘道书》，借以研究其新道论。作者进而明确提出费密反对理学的道统论，并以其圣贤事业图为据，分析他肯定伯夷、柳下惠之说，及他认为削去七十子与汉唐诸儒入道统，而以二程兄弟上继孟子为道统，不过是宋儒的妄论的看法；而宋儒的这种道统论，有违经训。在此基础上，《研究》进而指出费密道统论的特色：道统与道脉相结合，所谓统一于帝王道为统，传于孔子道为脉。孔子虽然是道脉，但其重要性不可低估，道之所以传于万世，正是有赖于其脉而传承。故而，尊孔之后，二帝三王之道，方可大明。费密实际是将治统、道统合一而论，只是以道脉名孔子之传，而以道统名帝王之传。其说有别于历史上对道统的相关陈说。因此，《研究》特就此作专论以明确费密之说的价值：“费密的道统论与理学的道统说区别在于，他把道统等同于治统，同时在里面又分出道脉，而道脉类似于理学家讲的孔孟道统偏于学统。”作者进一步明确费密的道统说是“强化了道统的政治色彩，淡化了学术成分”，是道统与治统合一、政教合一的新道统观。费密之说的用意，是“希望以此来避免理学末流政教分离所导致无关时政的空谈”，以期达到通经致用的目的。（P440-441）
从费密的例子可见，《研究》的个案研究绝非仅仅局限于爬梳明遗民学者的个人生平和学术大要，而是建立在对此前历史，特别是宋明儒者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基础上，以相关思想观念发展演变的历程为背景，再就明遗民儒者个人的学思所见，进行细致考论。也即，《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既有宏阔的思想史脉络为背景，又能提挈研究对象个人之所得，纵横两脉结合，故而能彰显明遗民个人的学术特点，及其所处之学术脉络及学术群体的大貌。反观此书的研究思路亦然，作者对明遗民群体中理学融汇经学之趋势的研究，便是例子。围绕着这一当时的思想特点，该书在分析顾炎武、方以智、费密、张尔岐等人思想时，就特别指出诸人从批评王学入手，进而贬低理，但又提出经学即理学，前者以为后者之济的学术主张。但他们尊重经学的态度，又不同于日后惟经典是从的盛清学术，而是调和经学与理学的关系，二者并不偏此废彼。相关内容，除了上述有关费密的新道论的研究外，还见于书中对方以智会通之学、顾炎武的治道论等问题的研究上。
综述《研究》在选择论题、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诸项特色可见，汪学群这部新著确为明清思想史上有关明遗民思想研究的突破之作，书中所示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思路，定能在其前驱先路之后，为学界后来者所承继，而显出其学术示范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