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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是由孙中山、宋教仁等人参與筹划和创办的一所私立高校，其始终贯彻“人能尽其才”的理念，希冀为中国培养一批批有用人才，以此来挽救中国危亡。创办之初，在姚憾、王正延等前几任校长的苦心经营擘划下，中国大学的发展突飞猛进。然而抗战爆发后，中大教育面临严峻形势。所幸，中大在校长何其巩的带领下，在沦陷区与日伪周旋，坚持独立办学8年之久，使得弦歌不辍，为中国教育保存了有生力量。从中大师生团结一心，不懈奋斗的历程中，不仅能够感受他们几经患难的艰辛，亦能够体会到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
宦海沉浮，任职中大
中国大学是由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人于1912年冬创办于北京的一所私立大学，初名为“国民大学”。“国民大学”在办学模式上效仿日本早稻田大学，旨在为中国培养“模范国民”。学校初期的办学宗旨为“反封建、反专制、反落后，倡导自由、民主、革命爱国”。
国民大学筹建时的第一任校长是宋教仁，但1913年3月宋在上海遇害，校长一职由黄兴继任。因黄兴时处上海，故实际校务由彭允彝代为处理。各项筹办事宜完成后，国民大学于1913年4月13日正式开学，袁世凯在开学当日曾派梁士诒前往学校宣读祝辞。但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不仅下令解散国民党，驱逐国会中国民党籍议员，而且故意扣押由国民党创办的国民大学的教育经费。1914年，国民大学迫于教育经费不足便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合并，改称为“中国公学大学部”。
及至1917年，在时任校长姚憾的苦心经营下，学校最终与校务日坏的吴淞中国公学分离，于1917年3月9日正式改名为“中国大学”。1925年中国大学将前清郑庆王府购为校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校区。同年9月，中大便迁往此处办学授课。1927年，中大在合并了私立北京中华大学以及私立北京中央大学的基础上得以快速发展，在校园与学科建设上凸显日新月异之势。当时，各个领域的知名教授纷纷来到中国大学执教，其中政治经济系有蓝公武、李达、王思华、陈启修，法律系有沈家彝、唐纪翔，王觐，国学系教授有吴承仕、吕振羽、曹靖华等人，可谓名师荟萃。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在历次的示威游行中总能看到中国大学学生的身影。然而中大学生的爱国运动遭到了校总务长祁大鹏的反对，因而引发了“驱除祁大鹏”的学潮，何其巩因兼职校常务董事会主席遂参与处理此事。
何其巩（1899—1955）字克之，安徽桐城人（今枞阳县）。早年就读于晚清文学家、教育家吴汝纶于1902年创办的桐城中学，并且与后来的民盟创始人章伯钧以及北大教授朱光潜成为同窗。中学毕业后，其进入由革命党人刘希平创办的安徽江淮大学攻读农业及政治经济学。1919年他任安徽省学生联合会会长，带领学生参加“五四运动”，因而被校方除名，被迫离开学校。学业中断之后，何其巩自恃学过农业方面的知识便前往芜湖农事试验场工作，但不久后其深感“中国要不受列强的欺侮，必须有强大的武力”，随即离开了家乡安徽，独自一人来到了北京，打算从军。
因何其巩擅长文墨，1921年其加入冯玉祥所在的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后即被任命为军中文书。不久，能力出众、工作勤奋的何其巩被冯玉祥提升为秘书，成为了冯的亲信。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深受直系军阀曹锟与吴佩孚排挤的冯玉祥临阵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在北京的统治。何在这次军事政变中，参与机密，擘划良多，并且被冯指派与身在广州的孙中山接洽，因此才有后来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之行。在冯玉祥的提携下，何的仕途相当顺利。1925年，其被擢升担任绥远都统府秘书长、政务厅厅长等职。1926年，冯玉祥在山西五原誓师响应北伐，何其巩先后被任命担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豫南行政长官兼民团军军长等职。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设立北平特别市。经过冯玉祥的推荐，何其巩得以担任首任北平市市长一职。其上任后兢兢业业，对北平市政建设有许多开创性贡献。不过由于受到时任京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势力的排挤，何被迫于一年后辞去市长一职。之后，其辗转于家乡安徽，曾担任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等职。1930年何其巩随冯玉祥参加中原大战，但最终冯军大败。蒋介石为了进一步瓦解西北军，重用原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熊斌等人，并且将何其巩延揽到江西任命为总司令部政治委员，为其起草文牍函电。1933年何又被调任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兼秘书长，不过两年后何其巩因厌倦官场的诡谲便辞去了现有职务。早前在仕途上春风得意的何其巩几经宦海沉浮，而后受到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有意从政界转向教育，所以不久应私立华北大学董事会之聘，出任华北大学校长，但任职时间不长。1936年9月，中国大学爆发了驱逐总务长祁大鹏的学潮。该事件源于“此人不学无术，一味勾结反动军警破坏学生爱国运动，”而何其巩当时兼任中大的常务董事会主席，在“驱祁”事件中极力支持学生，并且在处理这次学潮中得到了其它董事以及学校教师的认可，因而在赶走祁大鹏之后，深孚众望的他于1936年10月被推举为中国大学的代理校长。
独立办学，周旋敌伪
早年间何其巩就与孙中山结缘，在其担任北平市长之时，出于对孙中山的敬仰，曾经主持改建中央公园，易名为中山公园，并且还修建了中山堂纪念孙中山。如今，何其巩又有幸成为了由孙中山一手筹建的大学校长。然而正当何其巩凭借着其由政界积累的广泛人脉力图发展中大之时，日寇却于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这完全打断了何其巩建设中大的步伐。
在北平沦陷前，北平高校除了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部分教会学校凭着外国背景坚持留下继续办学外，大都纷纷内迁。中大在严峻的形势下面临着去留的难题。其实，私立的中大也不是没有想过南迁，只是与其他的国立学校相比，其南迁的力量实在有限。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中国大学在北平继续办学，教育部长陈立夫也曾密令何其巩“尽量收容东北青年，免入歧途”。此外，中共北方局通过中国大学杨秀峰教授向何其巩转达过希望中大继续在北平办下去的建议，何其巩回复中共表示：“义不容辞”。后来何在与秘书崔瞻的一次闲谈中曾经透露提及：“是一定组织的领导人让我留下来的。”从何氏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中共的建议是何其巩决定留下继续办学的主要原因。其实，中国大学留在沦陷区办学不仅可以为沦陷区的人民做点工作，而且还能为敌后的抗日力量提供一个庇护的场所。 中国大学是一所私立学校，其教育经费大部分來源于社会资助、教育部的补助以及学费。但抗战爆发后，教育部的补助随即中断，加上物价不断上涨，先前预留的经费早已捉襟见肘。经费问题能否解决是校务能否继续维持的关键。何其巩一面让秘书崔瞻设法与国民党教育部在天津租界内的两处秘密机关取得联系，期望能够获得一些经费；另一方面组织“安徽助学贷金会”募集款项，并向金城银行贷款，用以弥补经费之不足。当时有人曾向何其巩建议，不妨暂时接受日伪一些经济援助，解决燃眉之急。何其巩认为“如果接受了日伪的金钱，日伪必然要派人来校进行控制，这无异于引狼入室”，所以拒绝了这种饮鸩止渴的建议。中大师生在筹措经费上也倾力相助，各自组织团体向社会募捐，在何其巩以及学校师生团结一心的努力下，中大得以有些许资金赖以维持。
因在沦陷区办学，何其巩在舆论方面也颇受压力。1937年12月，日本扶持的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以期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日伪临时政府教育总署想要接管中国大学，将其改造成为文化侵略的战略基地。何提出“我们是中国人的中国大学”的口号以及“为教育而教育”的办学方针与之周旋，利用社会声势迫使日伪目的未能得逞。伪临时政府中的汉奸汤尔和早年与何其巩相识，有意拉何其巩入伙，充当教育总长伪职，被何严辞拒绝，但“何其巩要当汉奸”的谣言不胫而走。大为苦恼的何其巩请秘书崔瞻代其致电给蒋介石，电文中有“誓竭忠诚，以为股肱之佐，绝不附逆，致贻钧座之忧”之语，何在表明自己忠贞不二心迹的同时也表达了中大绝不归附日伪的立场。
除此之外，何其巩还将自己的爱国言行付诸于实践，他曾帮助张自忠将军成功逃离北平，为抗战保存了一位优秀将领；他还利用一些秘密渠道将一批批爱国青年送往大后方，充实了抗战力量。为了避免孤军奋战，中大与燕大、辅大建立了统一战线，以便从这两所学校获得帮助。3所大学在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成立了“北方救国会”，并且在成立当天即发表了《驳<日本近卫首相声明>的声明》，由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克交路透社在英国伦敦发表，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很大反响。燕大校长美国人司徒雷登经常往返于重庆与北平，何其巩也曾多次请其向重庆政府教育部转达中大的情况。
救济师生，保持气节
日军侵占北平期间，中国大学部分师生为躲避战乱迁往后方，全校师生人数骤减，其中学生仅剩530多人。不过大部分东北、华北等沦陷区的失学青年在得知中国大学坚持独立办学，拒绝接受日伪经济支援的事迹后，纷纷慕名前往中大就读。及至1941年，中国大学在校学生人数多达2320多人，大大超过抗战爆发前的人数。除此之外，由于学生人数的激增，何其巩为此聘请了一批不愿与日伪合作的平津各大专院校教师。这些教师本可以去有着丰厚待遇的日伪学校，但却宁愿以微薄工薪应聘中国大学任教，足见这些教师的民族气节。
1941年底，因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强行封闭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英美教会学校，致使大部分教师失业，学生失学。中大积极帮助这些师生解决难题，为学生提供学习环境，给教师提供就业机会，不仅收容了大批失业学生，而且还得以聘请了齐思和、张东荪、裴文中、冯兰洲等大量名师，增强了中大的师资力量。到了1944年，中大的学生人数升至4080人。
为了应对沦陷区日伪的奴化教育，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中国大学大力开展和弘扬民族气节教育。何其巩在扩充中国大学图书馆时，在馆内正厅的墙壁上亲自书写“读古今中外之书志其大者，以国家民族之任勉我学人”楹联，用以劝勉在校学生不忘责任，奋发学习。他还亲自选定《中国大学国文教本》选文百篇，将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选为最后一篇，希望学生通过精读著名历史人物的光辉事迹来培养崇高的民族气节。教授们在课堂上讲授知识的同时，也积极引导学生为救国图强而求知，并且不畏日伪当局的监视，在课堂上或隐晦或高谈抗日救国，学生们听后无不为之动容。
当然，中大始终处在日伪的敌视之中，日伪只不过是顾及社会舆论以及何其巩的社会地位而不敢轻易对其采取过激措施。即使这样，中大的处境也一直令人担忧。燕京大学国文系的于力教授在1942年写过一篇《人鬼杂居的北平》，文章对中大当时的状况有真实的描述：城内另一个私立大学，是中国大学。近年经过校长何其巩努力整顿后，学校地位蒸蒸日上。对于当地的敌伪也很能灵活的敷衍应付，维持相当的距离和相当的温度。不过这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能维持多久，谁都不知道，乃至校长本人，也不见得有什么把握。果不其然，穷途末路的日本人在1944年4月5日傍晚通过罗织“涉嫌营救抗日人士”等罪名，公然冲进何其巩家中将其逮捕，关押在东城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监狱。
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何其巩面对日本人的审讯毫不畏惧，以沉默和绝食来与他们抗争。何嗣珈回忆其父当时在狱中的情形说道：“父亲拒绝回答一切审问，断然绝食，到了第五天，慑于父亲的社会地位与舆论压力，日本军警送来了丰盛饭菜，并且言及一定释放他。”日本人最后在4月12日将何其巩释放，但是并没有放弃对何的监视。何其巩于第二天即回到中大工作，而4月13日这天不仅是中大的校庆日也是该校的校友返校节，在校师生为何其巩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无不为校长安全脱险而欢呼，有些人甚至激动地流下眼泪。
艰辛八年，迎来胜利
就这样，身处沦陷区中的中国大学在何其巩校长的带领下，与日伪敌对势力相周旋，力克万难坚持独立办学直至抗战胜利，前后时间长达8年。中大为抵御日伪势力入侵学校，不挂敌伪旗帜，不接受日伪机关提供的经费，学生毕业证书由校方统一颁发，从未加盖伪教育机关印章。教师讲学注重为救国图强而求知，学生在老师的教育下亦能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
在这段时期内，中大在校园建设方面修葺和新建了多所教学楼以及宿舍楼，扩充了学校图书馆，美化了校园环境。在学科建设方面建立了理学院，增设了诸多系种，完善了学校文理两方面的学科体系。相比于迁往大后方的西南联大等高校，中大师生虽然不会为时常受到日军的轰炸而困扰，但他们在四周环敌的情况下也是如履薄冰，如同一把利刃悬于头顶，中大师生包括何校长在内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所幸的是，在遭受了8年之苦的中大最终还是迎来了胜利。
纵观中国大学在沦陷区8年办学的艰辛历程，其不仅收容了大批失学青年，使他们学有所成，而且还掩护和支援了地下抗日工作者，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何其巩校长“为教育而教育”理念的推动下，学校各方面都得到长足发展。而中大师生的品质也如他们的“校花”——丁香花一样勤奋而谦虚，柔中而带刚。
1947年，何其巩辞去中国大学校长一职，1955年在北京辞世，享年56岁。
宦海沉浮，任职中大
中国大学是由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人于1912年冬创办于北京的一所私立大学，初名为“国民大学”。“国民大学”在办学模式上效仿日本早稻田大学，旨在为中国培养“模范国民”。学校初期的办学宗旨为“反封建、反专制、反落后，倡导自由、民主、革命爱国”。
国民大学筹建时的第一任校长是宋教仁，但1913年3月宋在上海遇害，校长一职由黄兴继任。因黄兴时处上海，故实际校务由彭允彝代为处理。各项筹办事宜完成后，国民大学于1913年4月13日正式开学，袁世凯在开学当日曾派梁士诒前往学校宣读祝辞。但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不仅下令解散国民党，驱逐国会中国民党籍议员，而且故意扣押由国民党创办的国民大学的教育经费。1914年，国民大学迫于教育经费不足便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合并，改称为“中国公学大学部”。
及至1917年，在时任校长姚憾的苦心经营下，学校最终与校务日坏的吴淞中国公学分离，于1917年3月9日正式改名为“中国大学”。1925年中国大学将前清郑庆王府购为校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校区。同年9月，中大便迁往此处办学授课。1927年，中大在合并了私立北京中华大学以及私立北京中央大学的基础上得以快速发展，在校园与学科建设上凸显日新月异之势。当时，各个领域的知名教授纷纷来到中国大学执教，其中政治经济系有蓝公武、李达、王思华、陈启修，法律系有沈家彝、唐纪翔，王觐，国学系教授有吴承仕、吕振羽、曹靖华等人，可谓名师荟萃。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在历次的示威游行中总能看到中国大学学生的身影。然而中大学生的爱国运动遭到了校总务长祁大鹏的反对，因而引发了“驱除祁大鹏”的学潮，何其巩因兼职校常务董事会主席遂参与处理此事。
何其巩（1899—1955）字克之，安徽桐城人（今枞阳县）。早年就读于晚清文学家、教育家吴汝纶于1902年创办的桐城中学，并且与后来的民盟创始人章伯钧以及北大教授朱光潜成为同窗。中学毕业后，其进入由革命党人刘希平创办的安徽江淮大学攻读农业及政治经济学。1919年他任安徽省学生联合会会长，带领学生参加“五四运动”，因而被校方除名，被迫离开学校。学业中断之后，何其巩自恃学过农业方面的知识便前往芜湖农事试验场工作，但不久后其深感“中国要不受列强的欺侮，必须有强大的武力”，随即离开了家乡安徽，独自一人来到了北京，打算从军。
因何其巩擅长文墨，1921年其加入冯玉祥所在的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后即被任命为军中文书。不久，能力出众、工作勤奋的何其巩被冯玉祥提升为秘书，成为了冯的亲信。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深受直系军阀曹锟与吴佩孚排挤的冯玉祥临阵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在北京的统治。何在这次军事政变中，参与机密，擘划良多，并且被冯指派与身在广州的孙中山接洽，因此才有后来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之行。在冯玉祥的提携下，何的仕途相当顺利。1925年，其被擢升担任绥远都统府秘书长、政务厅厅长等职。1926年，冯玉祥在山西五原誓师响应北伐，何其巩先后被任命担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豫南行政长官兼民团军军长等职。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设立北平特别市。经过冯玉祥的推荐，何其巩得以担任首任北平市市长一职。其上任后兢兢业业，对北平市政建设有许多开创性贡献。不过由于受到时任京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势力的排挤，何被迫于一年后辞去市长一职。之后，其辗转于家乡安徽，曾担任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等职。1930年何其巩随冯玉祥参加中原大战，但最终冯军大败。蒋介石为了进一步瓦解西北军，重用原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熊斌等人，并且将何其巩延揽到江西任命为总司令部政治委员，为其起草文牍函电。1933年何又被调任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兼秘书长，不过两年后何其巩因厌倦官场的诡谲便辞去了现有职务。早前在仕途上春风得意的何其巩几经宦海沉浮，而后受到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有意从政界转向教育，所以不久应私立华北大学董事会之聘，出任华北大学校长，但任职时间不长。1936年9月，中国大学爆发了驱逐总务长祁大鹏的学潮。该事件源于“此人不学无术，一味勾结反动军警破坏学生爱国运动，”而何其巩当时兼任中大的常务董事会主席，在“驱祁”事件中极力支持学生，并且在处理这次学潮中得到了其它董事以及学校教师的认可，因而在赶走祁大鹏之后，深孚众望的他于1936年10月被推举为中国大学的代理校长。
独立办学，周旋敌伪
早年间何其巩就与孙中山结缘，在其担任北平市长之时，出于对孙中山的敬仰，曾经主持改建中央公园，易名为中山公园，并且还修建了中山堂纪念孙中山。如今，何其巩又有幸成为了由孙中山一手筹建的大学校长。然而正当何其巩凭借着其由政界积累的广泛人脉力图发展中大之时，日寇却于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这完全打断了何其巩建设中大的步伐。
在北平沦陷前，北平高校除了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部分教会学校凭着外国背景坚持留下继续办学外，大都纷纷内迁。中大在严峻的形势下面临着去留的难题。其实，私立的中大也不是没有想过南迁，只是与其他的国立学校相比，其南迁的力量实在有限。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中国大学在北平继续办学，教育部长陈立夫也曾密令何其巩“尽量收容东北青年，免入歧途”。此外，中共北方局通过中国大学杨秀峰教授向何其巩转达过希望中大继续在北平办下去的建议，何其巩回复中共表示：“义不容辞”。后来何在与秘书崔瞻的一次闲谈中曾经透露提及：“是一定组织的领导人让我留下来的。”从何氏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中共的建议是何其巩决定留下继续办学的主要原因。其实，中国大学留在沦陷区办学不仅可以为沦陷区的人民做点工作，而且还能为敌后的抗日力量提供一个庇护的场所。 中国大学是一所私立学校，其教育经费大部分來源于社会资助、教育部的补助以及学费。但抗战爆发后，教育部的补助随即中断，加上物价不断上涨，先前预留的经费早已捉襟见肘。经费问题能否解决是校务能否继续维持的关键。何其巩一面让秘书崔瞻设法与国民党教育部在天津租界内的两处秘密机关取得联系，期望能够获得一些经费；另一方面组织“安徽助学贷金会”募集款项，并向金城银行贷款，用以弥补经费之不足。当时有人曾向何其巩建议，不妨暂时接受日伪一些经济援助，解决燃眉之急。何其巩认为“如果接受了日伪的金钱，日伪必然要派人来校进行控制，这无异于引狼入室”，所以拒绝了这种饮鸩止渴的建议。中大师生在筹措经费上也倾力相助，各自组织团体向社会募捐，在何其巩以及学校师生团结一心的努力下，中大得以有些许资金赖以维持。
因在沦陷区办学，何其巩在舆论方面也颇受压力。1937年12月，日本扶持的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以期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日伪临时政府教育总署想要接管中国大学，将其改造成为文化侵略的战略基地。何提出“我们是中国人的中国大学”的口号以及“为教育而教育”的办学方针与之周旋，利用社会声势迫使日伪目的未能得逞。伪临时政府中的汉奸汤尔和早年与何其巩相识，有意拉何其巩入伙，充当教育总长伪职，被何严辞拒绝，但“何其巩要当汉奸”的谣言不胫而走。大为苦恼的何其巩请秘书崔瞻代其致电给蒋介石，电文中有“誓竭忠诚，以为股肱之佐，绝不附逆，致贻钧座之忧”之语，何在表明自己忠贞不二心迹的同时也表达了中大绝不归附日伪的立场。
除此之外，何其巩还将自己的爱国言行付诸于实践，他曾帮助张自忠将军成功逃离北平，为抗战保存了一位优秀将领；他还利用一些秘密渠道将一批批爱国青年送往大后方，充实了抗战力量。为了避免孤军奋战，中大与燕大、辅大建立了统一战线，以便从这两所学校获得帮助。3所大学在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成立了“北方救国会”，并且在成立当天即发表了《驳<日本近卫首相声明>的声明》，由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克交路透社在英国伦敦发表，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很大反响。燕大校长美国人司徒雷登经常往返于重庆与北平，何其巩也曾多次请其向重庆政府教育部转达中大的情况。
救济师生，保持气节
日军侵占北平期间，中国大学部分师生为躲避战乱迁往后方，全校师生人数骤减，其中学生仅剩530多人。不过大部分东北、华北等沦陷区的失学青年在得知中国大学坚持独立办学，拒绝接受日伪经济支援的事迹后，纷纷慕名前往中大就读。及至1941年，中国大学在校学生人数多达2320多人，大大超过抗战爆发前的人数。除此之外，由于学生人数的激增，何其巩为此聘请了一批不愿与日伪合作的平津各大专院校教师。这些教师本可以去有着丰厚待遇的日伪学校，但却宁愿以微薄工薪应聘中国大学任教，足见这些教师的民族气节。
1941年底，因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强行封闭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英美教会学校，致使大部分教师失业，学生失学。中大积极帮助这些师生解决难题，为学生提供学习环境，给教师提供就业机会，不仅收容了大批失业学生，而且还得以聘请了齐思和、张东荪、裴文中、冯兰洲等大量名师，增强了中大的师资力量。到了1944年，中大的学生人数升至4080人。
为了应对沦陷区日伪的奴化教育，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中国大学大力开展和弘扬民族气节教育。何其巩在扩充中国大学图书馆时，在馆内正厅的墙壁上亲自书写“读古今中外之书志其大者，以国家民族之任勉我学人”楹联，用以劝勉在校学生不忘责任，奋发学习。他还亲自选定《中国大学国文教本》选文百篇，将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选为最后一篇，希望学生通过精读著名历史人物的光辉事迹来培养崇高的民族气节。教授们在课堂上讲授知识的同时，也积极引导学生为救国图强而求知，并且不畏日伪当局的监视，在课堂上或隐晦或高谈抗日救国，学生们听后无不为之动容。
当然，中大始终处在日伪的敌视之中，日伪只不过是顾及社会舆论以及何其巩的社会地位而不敢轻易对其采取过激措施。即使这样，中大的处境也一直令人担忧。燕京大学国文系的于力教授在1942年写过一篇《人鬼杂居的北平》，文章对中大当时的状况有真实的描述：城内另一个私立大学，是中国大学。近年经过校长何其巩努力整顿后，学校地位蒸蒸日上。对于当地的敌伪也很能灵活的敷衍应付，维持相当的距离和相当的温度。不过这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能维持多久，谁都不知道，乃至校长本人，也不见得有什么把握。果不其然，穷途末路的日本人在1944年4月5日傍晚通过罗织“涉嫌营救抗日人士”等罪名，公然冲进何其巩家中将其逮捕，关押在东城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监狱。
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何其巩面对日本人的审讯毫不畏惧，以沉默和绝食来与他们抗争。何嗣珈回忆其父当时在狱中的情形说道：“父亲拒绝回答一切审问，断然绝食，到了第五天，慑于父亲的社会地位与舆论压力，日本军警送来了丰盛饭菜，并且言及一定释放他。”日本人最后在4月12日将何其巩释放，但是并没有放弃对何的监视。何其巩于第二天即回到中大工作，而4月13日这天不仅是中大的校庆日也是该校的校友返校节，在校师生为何其巩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无不为校长安全脱险而欢呼，有些人甚至激动地流下眼泪。
艰辛八年，迎来胜利
就这样，身处沦陷区中的中国大学在何其巩校长的带领下，与日伪敌对势力相周旋，力克万难坚持独立办学直至抗战胜利，前后时间长达8年。中大为抵御日伪势力入侵学校，不挂敌伪旗帜，不接受日伪机关提供的经费，学生毕业证书由校方统一颁发，从未加盖伪教育机关印章。教师讲学注重为救国图强而求知，学生在老师的教育下亦能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
在这段时期内，中大在校园建设方面修葺和新建了多所教学楼以及宿舍楼，扩充了学校图书馆，美化了校园环境。在学科建设方面建立了理学院，增设了诸多系种，完善了学校文理两方面的学科体系。相比于迁往大后方的西南联大等高校，中大师生虽然不会为时常受到日军的轰炸而困扰，但他们在四周环敌的情况下也是如履薄冰，如同一把利刃悬于头顶，中大师生包括何校长在内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所幸的是，在遭受了8年之苦的中大最终还是迎来了胜利。
纵观中国大学在沦陷区8年办学的艰辛历程，其不仅收容了大批失学青年，使他们学有所成，而且还掩护和支援了地下抗日工作者，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何其巩校长“为教育而教育”理念的推动下，学校各方面都得到长足发展。而中大师生的品质也如他们的“校花”——丁香花一样勤奋而谦虚，柔中而带刚。
1947年，何其巩辞去中国大学校长一职，1955年在北京辞世，享年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