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英国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安栗顺利回家工作，赶上了海归博士还吃香的年头，在高校开始了安静艰苦的“tenure-track”之旅。从外表看来，她好像就没出过国，或者，只是去了外地几年，那几年还不如留在上海赚钱，或嫁人，那样的话，现在孩子都能很大了。去英国读书这件事，在安栗身上并没有留下什么实际的光环，她既没有拿到身份，没有留在海外高就，也没有发财。好处是，也没人非找她代购。家族里的男性亲戚们从不会跟她谈论脱欧、足球、梅根哈里王子的移民趣闻，或者哭着下台的梅姨，他们只会有意无意嘲讽她，“我们听人家说只要不在牛津剑桥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就说自己在英国读书，不然他们就会说，我在牛津或者剑桥读书哈哈哈。”舅舅们说这话的时候，仿佛跟安栗没多大关系，也不为了专门嘲讽她。他们就是要说一说，不说憋着就难受。他们既不知道安栗在做什么，也不真的想知道。她，就是一个女孩子，家里的一个女孩子，还是一个书呆子，静静地冒着傻气。平日里，安栗吃的、穿的、用的，都和四五年前没多大变化。上海房价的变化，远超过她的变化。就连母亲，在凝视她半晌之后，最多说一句，“你也有点见老哦，不过不仔细看也看不出。因为你老得也不算难看，像我。”
　　在现实世界，没有人知道，两年前她在莱比锡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遇到了伯乐。那位英国业界大牛看了她的研究很感兴趣，他特别喜欢中国，觉得中国人奇异，奇异又压抑。他手上刚好有一组书在编，要编很久。那个书系，后来收入了安栗的博士论文。书做得很漂亮，封面用了一张老人与天使的照片。这简直不可思议，极少有年轻学者有这样的待遇，这为安栗后来的求职营造了光环，她确实有所获得，从社交中，从研究方向里，甚至是从“亚洲”的符号里。同侪们并不那么看，他们觉得那些虽然都是她的好运，但安栗身为年轻女性的原罪也不遑多让，对猎取好运是有极大助益的。于是逐渐有传说，说安栗是研讨会花蝴蝶，人虽其貌不扬却很会跟大佬联络。也有人说，安栗英文并不好，却有人免费为她润稿，这是为什么呢？怎么会有这等好事呢？谁知道呢？还有人索性说，“她啊，早就被殖民了。”圈子很小，说这些话的人，安栗都认识，有的人一起吃过饭，有的人她陪游去参观过牛津剑桥，有的还跟她请教过投稿的问题。开始时，听到这些话，安栗是会难过的。时间久了，就习惯了。她觉得别人眼中的自己，好像要比真实的自己强大得多。尽管他们的表述，是在揶揄她“其实也没那么强”。她对自己说，同行和同性的敌意都是勋章，就好像电动游戏里的自己一样强悍、自信、藐视天地。
　　更多的批评来自豆瓣网，来自全球不到百人的阅读量中，她并不认识的同行。那些触目惊心的差评，就好像是命运的十字架，提醒她“好运”的背后标定着连环债务，还也还不清的。她唯有更努力，才能挽回一点点颜面。例如，每一年的发表、引用，同行只言片语的评价，研讨会的邀请。但无论如何，那些价值的总和依然超不过那本书。所以，令人悲伤的是，即使安栗一直在努力摆脱那本书，她的内心又是极需要那本书的。是那本书改变了她的命运，让她被人看到，被人批评，让她有了今时今日的生活。和她枯燥的日常生活相比，那本书是她人生的高光时刻，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是她的理想自我。
　　同侪和后辈们以看似客观的态度评论道，“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在中国都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如果用中文写一遍，根本无法出版）”“如果论文可以这么写，去英国读个博士也不错”“她为什么不发在公号上？那样更适合她呀”。安栗每天早晨刷一遍豆瓣，有时也能刷出一两个好心人对空言说，“去除猎奇的问题，田野还是做的不错的”“可惜即使不是老人与残疾人，生活问题也是很复杂的啊”，以至于他们给的“三星”打分，都能显出温存的人情味来。这让安栗后来在看待别人的著作时，多了一些慈悲和体谅。事非经过不知难。有的人明明也被难倒过，却硬装作没有，她不想成为那样的人。如今，安栗手中拿到同行评议的论文，即使再糟，她都心存善念、手下留情。原因就是她每天都在豆瓣刷新评论，是那些评论照亮了她的软弱和不自信，成为了她的心病，她是在意他们的。尽管她问心无愧，她说服自己只是好运。她负隅顽抗（其实并没有几则）舆论，也负隅顽抗“好运”连带的污名。
　　这些事，安栗的家人并不知情。他们仿佛生活在另一个次元。也挺热闹的，挺激烈的。女孩子有了稳定的工作，周围人便只关心她有没有结婚。这听起来是中学生必读世界名著中的第一句话，其实不尽然，周围人还会关心她每个月赚多少钱，有没有房子、车，一年出国旅行几次，家里有没有戴森。如果她嫁给了爱情，那周围人会发自内心地感到惋惜，静候着好景不长，爱是最靠不住的，图别人对你好，最贪婪。如果她嫁给了金钱，他们又会觉得她本来就不配拥有爱情，应该知足常乐地走向死亡。至于她的工作，那几乎是没什么要紧的。能有个工作就不错了。她的工作被人挑剔，那一定是她不够聪明。而且她还需要工作，这本来就低人一等了。所以相比现实世界，安栗更喜欢豆瓣上的世界。那里也很势利，观点矛盾，刻薄尖酸，但到底清明一些。家人嘛，永远属于现实世界。好在母亲不这么看，她会跟周围人说，“我的女儿用英文写了一本书。她的同学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尽管母亲连她的书名都说不清楚，只知道说“老人天使”，仿佛是一幅世界名画的名字。
　　說母亲完全弄不清楚，她有时又知道一些的。她会跟安栗说，“你是研究我们老人的，你要多跟我们老人在一起说说话，不要老是一个人闷头写写写”，又或者“你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脑子里都是些乌七八糟不上台面的事情，像个男孩子，为什么人家谁谁谁，学的就是莎士比亚”。母亲用拼多多买了8块钱两大捆芭蕉，吃得安栗夜里胃酸倒流，她把着马桶吐了一会儿，想到母亲还说过“妈妈用手机里的拼多多买芭蕉，你可以写成英文的论文哇？”又觉得挺心酸，她没真心嫌弃她，她也想帮她的。所以安栗说，“可以的。谢谢妈妈。”好像是完成了一个爱来爱去的动作。母亲从来没有认真问过她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本用英文写的书，写的到底是什么。写的时候她去过哪里，跟哪些人在一起。是谁帮助了她，会不会有人骂她，他们骂得对不对呢。母亲就像是站在另一个世界里，跟女儿挥着手，每每看她一眼，她就跟你挥一挥手。但是心里的话，安栗永远都说不出来，母亲也听不到的。 　　安栗总不见得一本正经地去问母亲，“妈，你的欲望对你的人生还有推动作用么？”就像她田野时去问别的老人那样。
　　2
　　“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长大以后，安栗在认识的人嘴里听到这样远古的中国话，还是在拆迁组抵达的爷爷家现场。派出所拉开的警戒线似乎意味着事情并不简单。安栗在脑海中反复琢磨这句中国古话在英语里应该怎么说，可能是“A married daughter doesn’t belong to her parents any more”。大概是这个意思，可不知为何，用英文说上一遍，就显不出那种中国脸盆里的水的凉意了。如果不是高度紧张硬生生唤起记忆，安栗都快忘记母亲的户口还在爷爷家里，爷爷反而住在养老院里，她好久没有看到他了，她一直在看别的老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警戒线外看热闹的邻居们，安栗都不太熟悉。喊出这话的人，可能把她们错认作来分房子的女儿了。想要息事宁人，最方便的就是搬出祖宗的训导。可惜没用好，反而把孃孃们都排挤出去了。
　　父亲工伤过世以后，母亲的户口就变成了一个隐患，又或者是赌注，埋藏在安栗与父亲家族的关系中，令他们日益疏远。爷爷家的亲戚，难免当她们母女是外人了，还是敌人，尤其是在拆迁这样的大事里。隐隐的张力居然淡化了母亲的悲伤，但她从没有忘记在任何一个节日，祈求父亲在天之灵保佑她们能拿下这场战役。总之，这一天迟早要来，与之相关的每个人都时刻准备着，反而显得很从容。与之外围相关的每个人，也都觉得这场硬仗自己可以出上一点力，兴奋得很。匪夷所思的是，在爷爷家，安栗看到了所有的舅舅们。就是那些从不与她谈论脱欧、梅根哈里王子、梅姨的老头子们，他们居然齐刷刷躺在警戒线里的水门汀上，年纪之和超过了三百岁。安栗母亲也在地上躺着，像另一摊水，泼向这家的水。安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这真令人吃惊。躺在地上的母亲对安栗使了个眼色，手机却一直对着片警拍视频。
　　片警态度很好，其实他们什么也没干，就只是站着。有位警察主动靠近过来，问安栗，“你是这家的女儿吧？”并用手指向地面。“你爸爸不在了吧。和妈妈过得还好吗？他们这样都是为了你吧，你看你开心哇，那么多人为了你躺在地上……”安栗听了心里有些酸楚，“你和他们气质倒是不太一样的哦。”他又继续叨叨。这位警察虽然年轻，倒是颇懂人情世故，先发制人。安栗要怎么开口解释呢，她有什么好开心的。就算有，那也不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开心”。心里的酸楚也很微弱，不足以撼动被荒诞揭开的生活场景。她连说一说“你们也可以不要这样”的勇气都没有，说了也不会有人听的。她就问了问地上的母亲，“你冷吗？”母亲说，“不冷。”她就没话说了。虽然没说话，安栗却发自内心地感到了某种兴奋，感到了爱，奇奇怪怪的爱意，产生了奇奇怪怪的画面。大地上的他们太团结了，团结到根本不需要她，携手把她推出了画框。但画里的意境是她，主旨也是她，她来自于他们，来自于他们的团结、无赖和诙谐。真的要坐在桌边一起其乐融融地吃饭，他们又是谈不到一起的家人。没有她说话空间的一家人，很奇妙的。
　　安栗想到小时候，家里房子还很小的时候，自己与母亲、父亲也是这样躺在地上的。他们一家，跷着脚看电视里抗洪救灾的晚会，团结的力量让人相信什么事情都可以战胜，但表面上，他们就只是跷着脚躺在地上，心里波涛汹涌，热泪盈眶。电视画面里的脸盆里，总会出现被解放军救起的中国婴儿，场景很像是《西游记》里的水难，那个孩子聪慧异常，从小就要去做和尚，名叫江流儿……家里地上的脸盆呢，则装着一只有很多很多籽的西瓜，像甜蜜生活的瑕疵，怎么也挑不干净。挑干净了，西瓜瓤也就千疮百孔了。电风扇在一旁呼呼旋转，人还是被热成了坍塌的雪糕。父亲走了好多年了，安栗就连他的脸都快想不起来了。但是如果父亲还在，他们就不需要做这些戏剧化的事了，他们就可以体面一点地在饭桌上做亲戚。她就还可以是父亲家的女儿，不单是母亲家的女儿。安栗心想，要是没什么事他们一家也能这么躺着就好了。父亲如果还在世的话，不知道他会选择和她一起站着，还是和他们一起躺着。而她，一个出过英文專著的青年学者，在这样的场景里，究竟是应该站着，还是进去警戒线里躺着。她的职业伦理也没有教她这些。如果受访对象采取了激烈的、突发的群体行动，她应该参与，还是永远保持远观。
　　这只是个开始。
　　母亲的微信里说得非常平淡，“你下班来爷爷家，他们要开始搞了。”安栗最终决定做的，就是给这家人拍了个照，母亲也拍了拍她。安栗突然觉得自己也应该躺下来的，但不知为何，有种强大的力量将她与他们隔离了开来，她好像又回到了某个田野现场，和一群有欲望的老人们在一起工作。她的任务，只是记录他们的欲望，修改他们的欲望，并拍一张普利策奖风格的黑白照片并发表出来。这张照片会出现在国际研讨会上，出现在她上课的PPT里。她不知道自己是消费了他们，还是在帮助他们。她将终身被这样的问题拷问。
　　隔几日，按照正常流程，拆迁组给爷爷家停了水停了电。其他亲属都签了字，母亲在她哥哥们的帮助下，坚决不签字，坚决要房子。舅舅们还在钉子户的房子里，主动接上了水电。为了不留下话柄，大舅舅去虬江路买了电表水表，也给好好地安上了，提醒母亲不要忘记去支付水电费。要是玻璃碎了，舅舅们能配玻璃。要是床塌了，舅舅们还当过木匠，可以做出一张床来睡。要是有人推推搡搡，小舅舅还有一张不知道哪里搞来的残疾证，作为道德施压的法器……安栗想，如果外公在天之灵能看到这一切，他一定会感到很欣慰。他们这一家人是多么团结啊，仅仅是为了泼出去的水，都能如此同心协力，互助发电，为财产而战斗。
　　二入派出所的时候，母亲让安栗去警察那里核对笔录，还是那位警察。安栗挑出了几个错字，播放了手机视频，提示他们虽然发生了激烈的口角，但是并没有“推搡”，谈判也在进展中。民警修改了笔录。他总是瞄她，像一个熟人般地。
　　“那个，我查了你的论文，”民警说，“你去过中国台湾哦？”
　　安栗说，“我去做田野。” 　　民警说，“我觉得你的研究很有意义，手天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安栗说，“欧洲和日本也有义工组织，叫白手套。”
　　民警说，“在中国台湾他们有多少人？”
　　安栗说，“几年前也就几十个人。在很多地方，这些职业是合法的。”
　　民警说，“其实我们社区里也有很多残疾人。”
　　安栗的手心开始冒汗了。她理应对这些问题不再感到紧张了。她甚至对着镜子训练过自己的表情管理，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据理力争，显出专业性来。但她却不敢看民警的眼睛。
　　民警继续说道，“可惜我们还没有那么先进哦，没有考虑到那么全面。对了，我还去豆瓣看了你的书，你会出中文版吗？”
　　这下安栗吓出一身冷汗，借口有事，签了字就跑出了派出所。她的母亲和舅舅们还在后面聊着天。他们好像在说，等拿到了房子，要做什么，什么，和什么……他们仿佛在齐心协力地爱着她，隔着十分遥远的距离。
　　“你一个大学老师，以后在派出所不要瞎跑，要镇定。”七十多岁的大舅舅后来对安栗说。“你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见不得人的事我们去帮你做了，你妈说了，你是读书人，我们不会要你干吗的。你跑什么呀，年纪那么大了看到警察还怕，还脸红……”
　　3
　　在《阿甘正传》里，安栗第一次看到残疾人嫖娼。在《亲密治疗》里，安栗第一次知道国际代理治病师。在宜家的咖啡吧里，安栗又看到了许许多多叔叔阿姨们在关关雎鸠、蒹葭苍苍。那好像并不是一个灾难场景，相反带着某种抵抗的生机，反抗着老龄化社会所谓“手机难民”的刻板印象。和躺在地上的舅舅、母亲一样，他们好像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复杂的世界，共享着一些似有若无的价值。也许他们的世界更加井井有条一些，更加有水有电，有理有据，有股票房子，有爱戴祖父的精神，也有保护妹妹的文化。然而，人的欲望是从不被讨论的。安栗的欲望，母亲的欲望，舅舅们的欲望，很难在一个没有框架、没有理论、没有猎奇和特殊性的前提下被普通人关注到。在中国，在英国，都是一样的。没有人真的关注大地上的他们，他们也不关注安栗这样的人的内心。他们为她争取的一切，都是保卫她的外观。她其实也在为他们争取些什么，纪念些什么的。有时安栗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极其怪异的、断裂的。她对于身边的人没有具体的交流与深刻的共情，反而对于不认识的人带有蓬勃的热心。她毕恭毕敬地走入他们的内心深处，毕恭毕敬地将之当作安身立命的责任和义务。哪怕那些事情是那么幽微、隐私、禁忌。
　　有个受访者说，只有看到志愿者的那一刻，他才觉得自己是个人。有个志愿者说，看到申请人，她才意识到有些事一个人的确做不了。大自然使人成双成对，不是让人谈恋爱玩的，而是让人互相安慰面对困难的生活的。即使是父亲过世的时候，所有的舅舅们都提醒她们母女以后要开始被男家欺负了，安栗也没有感到过真正的恐惧。墓地和产房的画面，都不足以让她感到恐惧。而当安栗看到英国政府会发一笔钱给障碍者，让他们可以到性工作的场合寻找性工作者时，当安栗访问到有一位40岁的残障女士提出申请时都不知道自己的阴道在哪里时，她却有了一刹那悚然的震撼。是那难忘的恐惧点燃了安栗内心的羞耻，使她开始走入这项研究，使她获得了一些晋升机会，彻底改变了职业生涯，仿佛一种命定。陷入越深，她越感到愧疚，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做点什么，又觉得自己承担不了那么大的责任。
　　那她知道爱在哪里吗？三十多岁了，谁知道爱在哪里呢？即使是健全的人，爱是不是也存在于我们尚未发现的地方？它一直生长在我们的身体上，可是通过个人，我们是看不到、体会不到的呢。有没有这样的政府，给爱的残障人士一笔金钱，让他们去找一找看爱在哪里？又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人，实在是找不到爱了，他一生将只有三次机会提出公共性的爱的互助服务，排队长达两年以上，历经复杂的个人考评，才能等到这一社会福利，等到有一个专业的志愿者，愿意来和自己聊一聊爱长在哪里？而后，那个欣慰的人将写下看似很普通很普通的好句子，“今天，我终于来到了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好美。”
　　“今天我终于来到了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好美。”也是母亲（和父亲、舅舅们）为她奋斗争取的一種未来，物质的未来。细想起来，这个“房间”一样又不太一样的。怎么会那么不一样呢？这是一个洋葱一样一层层的爱的世界，每剥开一层，都仿佛是新一轮的刺激，新一轮的浸染，新一轮的让人泪眼模糊，难以睁开眼。
　　“你有那么多英文书，总是需要有一间房子放一放的。妈妈还没有要死，我也没地方给你放啊。如果你有一间房子，就好多了。”母亲对安栗说。“你以为会有一个男人娶你，还娶你这些书回去吗？你知道上海的房子一个平方多少钱吗？你这些书放在家里，每一本都要加300块房钱。以后就算有个人喜欢你这个人，也不会把这些东西搬走的。你要让我和这些纸一起养老吗？你知道我们隔壁邻居顾阿姨说啥吗，她说给她两万，你这些书她也不要收在家里。她觉得你是一个书呆子。”
　　“她给我两个亿，我也不愿意给她一本书。”安栗没好气地说道。她居然有点生气，为了这么荒谬的事，为了顾阿姨随便说说的话。母亲这就乐了，说：“你这些英国书里都写的啥？你说给我听听呢？人家女孩子去英国读书，都带回来一些好看的照片，带回来一个外国男朋友。你一张照片也没有，就带回来一堆纸。你说说纸上写了些什么？”
　　安栗语塞，那些纸上的东西，她怎么好意思说出口，书里面也没什么阳春白雪，一点也没有。无非是老人、儿童、移民、劳工、婚外恋、QQ空间、杀马特、弹幕、快手、抖音、微电影、绿茶婊、屌丝、人造人，还有母亲熟练使用的拼多多。这些研究论文，用英文写一遍，好像会比中文高级很多。而我们的日常生活，真正的日常生活，却又是写不进去的。这些生活被挑选过、布置过，用另一种语言爬梳一遍，就仿佛配上了外衣，但也损失了筋肉，变成了一种异化的纸面生活，研究里的生活，研究者眼里的他人的生活，确凿却失真。这些被母亲形容为没有人会娶回去的东西，的确是没太大意义，好像是别人生活里的烟云，时代的烟云，转瞬即逝。唯有欲望，欲望是永恒的。欲望是令人燃烧，又令人泄气的。令人看到自己、他人，也令人迷惑。 　　她的欲望是什么呢？
　　被抚摸有那么重要吗？
　　在写论文时，安栗只能认为那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种人的权利。在不写论文时，她又会觉得这是一個根本无法讨论的问题。它是那么偶然、那么随机，有时有，有时很久都没有的一种……权利。像爱一样，都是瞬间涌起的短暂的甜，以浩瀚无垠的苦衬托起来的东西。
　　4
　　春和景明。
　　那一天“春和景明”到好像是母亲亲自挑选的一个好日子。母亲坐在安栗的书桌边，问她要吃三种甜点（其实就是青团、松糕和栗子饼）里的哪一个。她静静地看着她喝水，又看着她吃了一口栗子饼，帮她擦掉了书桌上的饼屑。然后母亲突然问安栗，“你有男朋友了吗？”安栗望着她，一头雾水。
　　母亲又说，“其实如果是女朋友的话，妈妈也是可以听得进去的。妈妈一直上网的，老人上网，你懂的，是你研究的吧。虽然……最好是不要哦。”
　　我没有。安栗答。
　　“你上次在网上跟人说，有些事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完的。是不是真的？你看我就是有哥哥们帮忙，才能争取到属于自己的利益。不过你这个观点，我是同意的。你想啊，你也没有几个观点是我听得懂的。”
　　“残疾人他没法自慰。我说的是这个。”安栗心想，却不敢直接回答。
　　“你爸爸在天上保佑你，你看你叔叔伯伯都让步了，这样的话，你以后不结婚，我也放心了。你七月半要去庙里给爸爸烧烧香。我这次就不去了。也有些事你总要一个人去做的。”
　　安栗想了想问，“是你有男朋友了吧？”
　　母亲就笑了。
　　“舅舅们觉得怎么样？”安栗问。
　　“关他们什么事啦？”
　　“那就是不太满意咯？”安栗说。
　　“是我想住到崇明去。那边空气很好的，还有鸟。”
　　安栗注意到母亲有些紧张，从茶杯边缘偷看她，好像她才是母亲。她冷不防想到那天躺在地上拍片警的母亲，怕是那个时候就有了一点可爱的变化，只是清晰程度还不足够。她想到母亲，又想到那位不知道自己的阴道在哪里的可怜的女性，心里略有一丝复杂的滋味，觉得人和人真是大不同。母亲也很苦，但还是赢过很多人。
　　那位男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你们会结婚吗？”安栗问。
　　“我们没有要结婚，就是聊得来，说说话的。他也有女儿的，也是一个读书人，跟你很像的。”
　　“她也见老了吗？”安栗吐槽道。母亲倒是没有听得很明白。
　　“我和你爸爸，工厂里介绍认识，天天上班，都没时间说话，总觉得以后还有时间还有时间，结果你也不爱说话，你爸爸又这样……不过他这一世算是一个很好的爸爸。他一直跟我说，他没有读过书，希望你多读一点书。你那本《老人天使》有没有烧给他啊？”
　　“最好不要啊。”安栗说。“我以后写得好一点再烧给他啦。”
　　“我觉得你烧给他也没有关系的，他也看不懂英文，但是他会开心的。他就想看到你这样，不想你再过苦生活。你不要觉得舅舅们也没读过书，他们对我们还是有照顾。警察都这么说，说我们一家人感情好。”
　　“我支持你啊，舅舅他们不支持你，我支持你去看鸟。以后拍给我看看啊，那个鸟。”安栗说。
　　“你真的是老人天使。”母亲看来很高兴。“说到拍，你知不知道我拍到什么？本来用来谈判，后来也没有用上。我发给你啊。”
　　母亲搬到崇明之后，安栗的生活清净了许多，好像回到了博士时代，回到了英国。今日重复昨日，明年重复今年。她不用再清洗舅舅们的茶杯，不用再叫一个家族的外卖。细想起来，回国以后的日子，都仿佛是那一场大战的准备。仗打完了，大家也就散了。真像一场梦。
　　母亲每天都会发一个视频给安栗，果然有鸟群，有滩涂，有日落。重要的是，有她心里的生活，有看着她建设心里生活的人。虽然他从来没露面。母亲居然给那边家里的水龙头水管都织了毛线套子，她显然是喜欢那里的。她做了一些原来不会做的事情。认识母亲三十多年，安栗有时觉得对她的了解终于到了30%的程度。
　　一年后，安栗通过了“tenure-track”，拿到了稳定的教职。那仿佛是一个生存仪式，而非普通的考试。有一天，当她再刷豆瓣，看到了一则评论，评论人的头像是一个警长猫。评论说，“见过作者，人很仔细，能感觉到作者对老人们的温柔。在法律的边界之内，是一个很好的社会话题。我家里有小儿麻痹症的亲属，一辈子没有站起来，从来就没有人关心他的生活问题。有些事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完的。期待作者新书。”
　　这个人，安栗好像记得，又好像忘记了很久。
　　他是唯一一个给这本书打五星的人。
　　安栗突然想起母亲说起过的那个视频。一直没有看，就忘记了。她从手机里找出来播放了一下，发现母亲用镜头的死亡视角，拍摄了一位警察。安栗一出现，他就一直在看她。被警察盯着可不是什么好事，更何况，那位警察还被母亲盯着。那一天，父亲的在天之灵，在帮助他们争取权益;外公的在天之灵，在观摩家庭子女团结协力。那真是一个底层生活纪录片般的现场啊，一个田野的现场。虽然有奇奇怪怪的爱在大地上凝聚，也有奇奇怪怪的观看。早知道，她就躺进去了，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躺进去了，母亲就拍不到她了。安栗这样想，简直不像是一个中年人。
　　还有舅舅后来说，“你一个大学老师，以后在派出所不要瞎跑，要镇定。年纪那么大了看到警察还怕，还脸红……”谜一样的生活啊，真是笑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