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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是全面发展的文明社会，其文化呈现出开放多元、兼容和谐的特征，分析其文化地理学方面的原因，即探寻文化与地理环境间的关联、多元文化交融的互动关系，阐明了由于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和影响，使客观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和主观人文环境因素（即主观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之间产生相互作用，形成了始终以中原华夏文化为内核、多民族开放多元、和谐发展的民族文化特色。
[关键词]南诏大理国;多元文化;文化地理学
文化地理属于边缘性学科，在地理学科、社会文化艺术学科和自然技术学科的交融中成长。除了探讨文化与自然地理环境间的关系，比如地形、气候、动植物种群及其结构等，还包括了人类居住及其活动的情况、文化的接触与交流及其上述诸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1]，比如区域文化特征及其形成背景、区域文化的扩散路线及其融合过程等。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時期中国西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历经五百余年，大致与唐宋相始终，呈现出多元开放、兼容和谐的区域文化特征。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探讨文化与地理环境间的关联，分析其原因，离不开客观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和主观人文环境因素（即主观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
1.客观地理环境因素分析
1.1自然地理环境和交通为多元文化特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云南自古就是连接东亚、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通道，被称为“亚洲文明的十字路口”。“东部是亚洲大陆，处在汉文化的西部边缘;西部是亚洲次大陆，处在印度文化的东部边缘;北界西北高原，处于青藏文化的南部边缘;南联中南半岛，处于海洋文化的北部边缘”[2]2。
至大理国时期，基本延续了南诏的疆域范围，在此基础上略有盈缩变化。《元史·地理志》记载在蒙古平定大理时，“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今贵州六枝、关岭一带），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省境内），北至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可见，南诏大理国北接青藏高原、南联东南亚诸国、西近印巴次大陆、东通中原内地[2]271，是汉文化、巴蜀文化、印度文化、青藏文化、海洋文化等多种民族文化交汇叠合的地带。
1.2云南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复杂性
云南属于多山的高原地形，期间分布着盆地、河谷、丘陵、高山，有坝子、有河谷、有高地，类型多样，气候和土壤也呈多样性，导致了不同资源利用方式的多种民族种群的不同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云南各民族源流复杂，经历了不断迁徙、融合、分流的演变过程，在地理分布上形成了各民族交错居住的形势，这样必然会带动文化冲突、融合及创新，通过相互间思想文化的同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产生文化的变迁，整合了个民族间的各种利益关系，逐渐形成了共同认可和信仰的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
2.主观人文环境因素分析，即多民族共同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的形成
交通的发达、民族的迁徙、文化的碰撞，出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与寻求社会稳定进步的主观意愿以及多民族聚居的客观历史现实和团结和谐的主观思想要求，面对新知带来的文化震撼，人们为了现实的需要，善于把传统和历史看成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试图淡化旧的历史约束，越过传统的文化边界，融入新的知识和经验中。
宗教和儒家思想及其价值体系的形成，应该是人类文明成熟的标志[3]77。在各种文化之间的冲击、交流和碰撞之中形成的宗教和并非宗教的“儒教”却影响着成千上万人的生活、行为、伦理、道德，并经种种磨难而仍能长存于世，……原因就在于他们是文化杂交中形成的，是留存于心的伦理道德体系[3]80。宗教信仰方面的共同性，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促进相互间的尊重和容纳度。
2.1儒家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对南诏大理国从思想领域、伦理道德规范到具体的治国之道的影响都是十分深刻的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对南诏与唐之间的政治关系起到了极强的调和、整饬作用，在政治矛盾表象下代表先进文化的汉文化，始终成为维系西南与内地、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融合与统一的内在动力”可南诏大理国时期，吸收了内地儒学文化的基本要义，并以自身发展的需要进行整合，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
2.2“释儒”群体的出现，是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盛行、与本土文化融合的结果。
“释儒”群体的出现是具有新的民族特征的文化现象，既有多元文化的契合又保持了本土文化的个性特色，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与地域性。他们是通晓佛教义理又深谙儒家学说的知识分子阶层，文化修养极高。他们的出现加速了佛教密宗的地方化进程，成了宗教的布道者、文化的使者，并广泛参与到统治阶层对国家民众的统辖之中，便于统治者进行以教化为核心的思想意识领域和文化领域的管理。这是民族文化从善如流、自我更新、不断突破创新、增强生命力的体现。
多元文化的相互尊重、相互补充，丰富和提升了民族文化的品位和成就，这是在“社会集体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思想、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宗教信仰、价值取向”[4]的集中体现。
南诏大理国尽管地处西南边疆，仍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出于多民族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即客观自然地理环境、社会发展、民族融合和多民族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是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开放多元、兼容和谐特征形成的文化地理学因素并影响深远，元始书院逐渐盛行，明清时期更是出现了耕读传家的风气，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杨志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5
[2]方国瑜.大理文化论[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7）
[3]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李虹，侯春娜.文化认同：少数民族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时代诉求[J].中国教育学刊，2012（6）：11-12
[关键词]南诏大理国;多元文化;文化地理学
文化地理属于边缘性学科，在地理学科、社会文化艺术学科和自然技术学科的交融中成长。除了探讨文化与自然地理环境间的关系，比如地形、气候、动植物种群及其结构等，还包括了人类居住及其活动的情况、文化的接触与交流及其上述诸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1]，比如区域文化特征及其形成背景、区域文化的扩散路线及其融合过程等。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時期中国西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历经五百余年，大致与唐宋相始终，呈现出多元开放、兼容和谐的区域文化特征。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探讨文化与地理环境间的关联，分析其原因，离不开客观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和主观人文环境因素（即主观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
1.客观地理环境因素分析
1.1自然地理环境和交通为多元文化特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云南自古就是连接东亚、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通道，被称为“亚洲文明的十字路口”。“东部是亚洲大陆，处在汉文化的西部边缘;西部是亚洲次大陆，处在印度文化的东部边缘;北界西北高原，处于青藏文化的南部边缘;南联中南半岛，处于海洋文化的北部边缘”[2]2。
至大理国时期，基本延续了南诏的疆域范围，在此基础上略有盈缩变化。《元史·地理志》记载在蒙古平定大理时，“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今贵州六枝、关岭一带），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省境内），北至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可见，南诏大理国北接青藏高原、南联东南亚诸国、西近印巴次大陆、东通中原内地[2]271，是汉文化、巴蜀文化、印度文化、青藏文化、海洋文化等多种民族文化交汇叠合的地带。
1.2云南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复杂性
云南属于多山的高原地形，期间分布着盆地、河谷、丘陵、高山，有坝子、有河谷、有高地，类型多样，气候和土壤也呈多样性，导致了不同资源利用方式的多种民族种群的不同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云南各民族源流复杂，经历了不断迁徙、融合、分流的演变过程，在地理分布上形成了各民族交错居住的形势，这样必然会带动文化冲突、融合及创新，通过相互间思想文化的同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产生文化的变迁，整合了个民族间的各种利益关系，逐渐形成了共同认可和信仰的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
2.主观人文环境因素分析，即多民族共同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的形成
交通的发达、民族的迁徙、文化的碰撞，出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与寻求社会稳定进步的主观意愿以及多民族聚居的客观历史现实和团结和谐的主观思想要求，面对新知带来的文化震撼，人们为了现实的需要，善于把传统和历史看成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试图淡化旧的历史约束，越过传统的文化边界，融入新的知识和经验中。
宗教和儒家思想及其价值体系的形成，应该是人类文明成熟的标志[3]77。在各种文化之间的冲击、交流和碰撞之中形成的宗教和并非宗教的“儒教”却影响着成千上万人的生活、行为、伦理、道德，并经种种磨难而仍能长存于世，……原因就在于他们是文化杂交中形成的，是留存于心的伦理道德体系[3]80。宗教信仰方面的共同性，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促进相互间的尊重和容纳度。
2.1儒家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对南诏大理国从思想领域、伦理道德规范到具体的治国之道的影响都是十分深刻的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对南诏与唐之间的政治关系起到了极强的调和、整饬作用，在政治矛盾表象下代表先进文化的汉文化，始终成为维系西南与内地、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融合与统一的内在动力”可南诏大理国时期，吸收了内地儒学文化的基本要义，并以自身发展的需要进行整合，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
2.2“释儒”群体的出现，是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盛行、与本土文化融合的结果。
“释儒”群体的出现是具有新的民族特征的文化现象，既有多元文化的契合又保持了本土文化的个性特色，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与地域性。他们是通晓佛教义理又深谙儒家学说的知识分子阶层，文化修养极高。他们的出现加速了佛教密宗的地方化进程，成了宗教的布道者、文化的使者，并广泛参与到统治阶层对国家民众的统辖之中，便于统治者进行以教化为核心的思想意识领域和文化领域的管理。这是民族文化从善如流、自我更新、不断突破创新、增强生命力的体现。
多元文化的相互尊重、相互补充，丰富和提升了民族文化的品位和成就，这是在“社会集体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思想、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宗教信仰、价值取向”[4]的集中体现。
南诏大理国尽管地处西南边疆，仍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出于多民族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即客观自然地理环境、社会发展、民族融合和多民族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是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开放多元、兼容和谐特征形成的文化地理学因素并影响深远，元始书院逐渐盛行，明清时期更是出现了耕读传家的风气，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杨志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5
[2]方国瑜.大理文化论[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7）
[3]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李虹，侯春娜.文化认同：少数民族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时代诉求[J].中国教育学刊，2012（6）：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