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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初,《南方电视学刊》的郭际生先生邀我写一个学术专栏,叫《芟芟来迟》。名字是他起的,按他的解释,“拨云见日拨乱反正,即为‘芟’”。很巧妙的名字,其中显然蕴含了郭先生对这个专栏、对中国纪录片学术发展的某种期望。回顾历史,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中国纪录片理论研究曾有一个历史性的飞跃,比如钟大年教授对纪录片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反思、朱羽君教授对电视纪实语言的梳理和总结、吕新雨教授对“新纪录运动”的论述和对纪录片政治维度的阐释等，都是这一阶段最显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