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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神是城市的守护神，城隍庙是供奉城隍神的神圣空间。在传统中国上至京城下至地方各府州县都有城隍庙祀，城隍神在人们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传统中国社会秩序，有两套体系加以保证：一套是现实的社会行政体系，以实际的政治运作，通过大大小小的官吏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一套是象征体系，以形形色色的神灵信仰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二者一外一内，一刚一柔，从而将广大社会成员纳入既定的社会秩序之中。城隍是神灵象征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以守护与管理城市事务为职责，它与乡村的社神一样，有着安定地方的神性。
从守护城池到抵御灾害
城隍神从起源上说，它来自于上古城池之神水庸。水庸是护城河神，在《礼记》中列为八蜡祭祀之一。“城隍”一词，最早见于正史《后汉书·班彪传》，“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这里的城隍指的是城池的本义。据说，三国时代在芜湖就有了城隍庙，但真正见诸正史记载的城隍神祠是在六朝。在《北史·慕容俨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时北齐与梁朝在荆州一带对抗，北齐大将慕容俨镇守郢城，梁朝军队水陆两路围攻，情况危急。当时城中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慕容俨顺应士卒心愿，向城隍神祷告，果然不久就风涌波翻，冲开了梁朝军队的水上封锁线。“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为神助”。
北齐至唐朝城隍信仰已渐扩大，城隍庙遍及江南地区。“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在唐朝初年，城隍尚未列入国家正祀。李阳冰在担任缙云县令时，曾因天旱，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到本县城隍庙祈雨，作《缙云县城隍神记》，文中说：“城隍神，祀典无之，吴越有之，水旱疾疫必祷焉。”水旱疾疫是威胁人类社会群体生存的重要灾害，人们在现实中常常束手无策，只好寄托于神灵：人们在水旱疾病发生时向城隍神祈祷，可见城隍在唐代职司已经扩大，它由以前单一的城池保护神，扩大升级为影响城市人民生活的重要神灵。杜甫诗中有“十年过父老，几日赛城隍”之句。大约唐中叶各州郡皆有城隍，也有按时祭祀的仪式活动。唐末五代时期，城隍已经有了各种封号，如杭州城隍神封为顺义保宁王，湖州城隍神封阜俗安城王，越州城隍神封兴德保阐王，鄂州城隍神为万胜镇安王。城隍神地位的上升与当时动乱的时局有着密切的关联，人们乞求城隍神灵的庇护。
兼管亡灵户籍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造神时代，在帝王的表彰与提倡下，神灵信仰笼罩社会。传统的城隍信仰，在宋代已列入国家祀典。朝廷出于捍卫地方的目的，对城隍不断赐封名号，以示尊崇。南宋都城在临安(今杭州)，临安的城隍庙，在吴山之上。朝廷赐城隍庙号为“永固”，其借重城隍神力保护偏安的意图十分明显。城隍神在屡次加封美号之后，名为“辅正康济明德广圣王”。城隍神位居祠祭的山川神灵之首，“圣王”之封足见朝廷的重视。
宋代遵循传统的人神祭祀原则，能捍大患，能御大灾，功德昭著者，被推为神灵。宋代城隍大多由忠臣烈士充任。苏缄在邕州殉节，后来交趾人入侵，看见有大部队从北边开来，有人高呼“苏城隍来了”，交趾人惊惧撤走。范旺守城牺牲，居民在城隍庙设像，岁时祭享。历史上一些功勋义士，如前代彭越、萧何、英布、张骞、灌婴、纪信、周苛、范增等都被宋人奉为城隍神。另外，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在宋代被姑苏人奉为城隍神。春申君做过楚相，后被封于江东，他将吴国故墟重振为著名都邑，因此被后人追念。
城隍对外捍卫城池安全，对内职掌人民福祉。宋代城隍依然主管“岁之丰凶水旱，民之疾病祸福”，人们“祈而必应”。宋代城隍还成为对应人间官僚系统的阴间职官，城隍开始主管冥籍(亡灵户籍)。在传统信仰中，人的寿命长短早有定数，城隍只是负责按时取命登记。宋人庄绰在《鸡肋编》中记载了一则关于城隍审理亡人的传说，说泰州有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到城隍庙游逛，看见一个泥塑妇人身戴枷锁，旁边有一狱吏正展开有关案件的文书。年轻人玩心顿起，他脱去妇人的枷锁，在案牍上写了一个“放”字。这天晚上，年轻人梦见自己到了庙中，狱吏很不满意地对他说：“这妇人尚未审理终结，你竟然将她就放走了，你要代我再去将她抓回。”年轻人与之争辩，狱吏上前抓住他的手臂，年轻人已觉酸痛。狱吏又敲打他的背部，更觉痛苦不堪。年轻人求饶说：“我能背诵《金刚经》，请您原谅。”由此，年轻人逃过因自己儿戏而惹来的灾祸。这一传说说明宋朝城隍庙，俨然一阴司衙门。
元朝沿袭宋朝制度，至元七年(1270)，在元大都建好后，元朝立即在大都城西南“建城隍之庙，设像而祀之”，城隍被封为佑圣王。还令道士段志祥在旁边居住，世代守护城隍庙。大都城隍庙是大都官民上下共同礼拜的场所，“自内廷至于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祷莫不宗礼之。”不仅帝都如此，即使是偏远郡县城隍庙也是所在多有，“今自天子都邑，下逮郡县，至于山夷海峤、荒墟左里之内，无不有祠。”
监察社会人事
明清时期在帝王的提倡下，城隍神地位显著提高，并构建起完整的城隍信仰体系。城隍除了传统保障地方、祈福禳灾的功能外，又赋予他监察社会人事的新职能。明洪武初年，封京师的城隍为都城隍，又封应天、开封、临濠、太平四府，滁州、和州二州城隍皆为王，正一品；各府封为公，正二品；州为侯，正三品；县为伯，正四品。各级城隍的袍服冠饰各有规定。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对神灵的封号进行整饬，“各神俱存本号”。因此去掉城隍封爵称号，只称城隍之神。以都城隍神“统各府州县之神，以监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并且规定不许立真身塑像，只立神主。其实，这道命令不久就失效，地方上城隍庙仍沿袭着前时封号。如山西榆次县城隍在洪武二年(1369)被封为“监察司民显祜伯”，在其后殿宇的改扩建中，依然保留着显佑伯的称号。城隍不仅有塑像，还配有夫人。
城隍在明代成为协助官方、宗族约束庶民、整顿社会秩序的重要角色。对于忤逆不孝、不敬六亲、奸盗诈伪、不畏公法、欺压良善、躲避徭役等不良之人，“神必报于城隍，发露其事”，让官府惩办。如果事情没有败露，也“必遭阴遣”。如果行为忠孝，“神必达之城隍，阴加护佑”，使其家道安和，农事顺序。
明清的城隍神同样由故去的政声清白忠臣义士充任，如文天祥、杨椒山被奉为北京的城隍，铁面御史周新被奉为杭州城隍。上海的城隍神原本是汉朝大将军霍光，明初，朱元璋特别赐封秦景荣为城隍，这样上海城隍庙在明清时期供有两位城隍。据说城隍秦景荣在明末显灵，使上海免于清兵的屠戮，得到人们的衷心 拥戴。晚清江南提督陈化成在保卫上海与英军作战中牺牲，人们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英雄，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市民将他请进了城隍庙，这样，陈化成成为上海继霍光、秦景荣之后的第三位城隍。
城隍祭祀的悠久传统
明清时期城隍祭祀的日期一般在清明、中元、十月初一，这是明太祖钦定的。据说明太祖在洪武二年(1369)三月初一，在朝阳殿梦见一位自称是东莞城隍的人，奏称：“东莞岁中致祭无祀，一次不敷。乞敕有司，递年三次，庶幽魂得以均沾。”太祖梦醒觉得奇怪，使封东莞城隍显佑伯，赐印。下诏，“东莞及天下无祀者，岁中清明日、七月望日、十月朔日致祭，著为令。”城隍祭祀次数的增加是为了安抚众多无祀的幽魂，以显示帝王对亡魂的恩惠。当然各地还有不同时间的城隍诞辰庆祝活动，人们利用城隍诞辰开展商业交易。城隍祭祀在明清时期更多地作为岁时节会。例如北京的城隍庙会是城市商业的重要交易时段，主要经营古今图籍、文物字画、珠宝珍奇、绫罗织锦、各色瓷器、漆器、纸墨等，是京城古玩的重要交易市场。商人依托城隍庙市，实现自己的资本积累，这大概是中国社会经济的特色之一。
在城隍祭祀传统悠久的吴越地区，人们对城隍颇为依赖。明代昆山人归有光有多篇关于城隍的祭文，从中可见人们崇信城隍的情况。在倭寇犯境时，归有光撰写了“告昆山县城隍神文”：认为人们平时事神甚勤，“纤芥之事，无不有求于神”，现在倭寇来犯，“而神不闻知，此神之所齿也!惟神鉴之。”因为天旱，归有光还撰写了祈雨、谢雨的祭文。清代苏州城隍信仰浓郁，每逢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朔，人们都要到城隍庙烧香。苏州的城隍庙，俗称大庙。上述三节期间市肆诸人都在庙台，“击牲演剧，香火之盛，什伯于他神祠”。人们还要抬城隍像出行，俗称“出会”。
城隍对于一般信众来说，具有祛病消灾的功能。由于烧香的人多，庙前左右的纸马铺、香烛摊点生意特好。庙里的管香的人，收神前残蜡，又卖给烛肆，俗称“回残蜡烛”。人们认为人的疾病来源于阴间力量的影响，因此要想健康长寿，就得祈请主管城市阴司的城隍神。这样不仅城隍香火旺盛，同时也给城隍庙的管理人带来了滚滚财源。一些著名寺庙的香火钱，在当时可真的是一笔大收入。
明清以来的城隍信仰中，逐渐淡化了其本原的捍卫城池功能，对于它抵御灾害的神职也相对忽略，人们更多地从生命健康与生活幸福的角度信仰城隍，而且在城隍信仰中融入了较多的佛道因素。道教早就将城隍收入自己的神谱之中，城隍是道教的重要神灵。佛教的救赎观念影响着人们在城隍祭祀中的行为。一些地方人将祭祀城隍与礼佛合一。
浙江天台俗传二月十二日为城隍诞，“礼佛者甚盛”。远方妇女多带着被褥来到城隍庙，“日夜拜跪，起卧于佛座之前”。近代上海习俗，在元旦早晨，人们到城隍庙中“焚香拜佛，求神保佑”，以得一岁平安无事。诚心拜祭者，天没亮就前往城隍庙，如果能烧到第一炷香，“求福必多，名日头香”。所以在除夕的半夜，前往城隍庙的路上挤满了抢烧头香的香客。
城隍在晚近社会完全成为一尊民俗神，它与安邦定国的本原宗旨相去甚远。人们已经不把它作为地方社会秩序的保护者看待，因此它与行政系统的关系日渐疏离。人们眼中的城隍已经不是保家卫国的忠臣义士，而是一般神佛偶像。虽然在近代中国危难时刻城隍原始神性依然被人唤起，但比较起城隍神的其他神职来说，还是较为微弱。因此在倡导科学文明的现代中国，城隍被视作迷信落后的现象，受到主流文化观念的抑制。况且，民间也出现了对城隍的负面评价，有的地方传说中将它类比于收受贿赂，为坏人办事的贪官加以挖苦、讽刺。因此，它的衰落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责任编辑 姜 冰
从守护城池到抵御灾害
城隍神从起源上说，它来自于上古城池之神水庸。水庸是护城河神，在《礼记》中列为八蜡祭祀之一。“城隍”一词，最早见于正史《后汉书·班彪传》，“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这里的城隍指的是城池的本义。据说，三国时代在芜湖就有了城隍庙，但真正见诸正史记载的城隍神祠是在六朝。在《北史·慕容俨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时北齐与梁朝在荆州一带对抗，北齐大将慕容俨镇守郢城，梁朝军队水陆两路围攻，情况危急。当时城中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慕容俨顺应士卒心愿，向城隍神祷告，果然不久就风涌波翻，冲开了梁朝军队的水上封锁线。“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为神助”。
北齐至唐朝城隍信仰已渐扩大，城隍庙遍及江南地区。“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在唐朝初年，城隍尚未列入国家正祀。李阳冰在担任缙云县令时，曾因天旱，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到本县城隍庙祈雨，作《缙云县城隍神记》，文中说：“城隍神，祀典无之，吴越有之，水旱疾疫必祷焉。”水旱疾疫是威胁人类社会群体生存的重要灾害，人们在现实中常常束手无策，只好寄托于神灵：人们在水旱疾病发生时向城隍神祈祷，可见城隍在唐代职司已经扩大，它由以前单一的城池保护神，扩大升级为影响城市人民生活的重要神灵。杜甫诗中有“十年过父老，几日赛城隍”之句。大约唐中叶各州郡皆有城隍，也有按时祭祀的仪式活动。唐末五代时期，城隍已经有了各种封号，如杭州城隍神封为顺义保宁王，湖州城隍神封阜俗安城王，越州城隍神封兴德保阐王，鄂州城隍神为万胜镇安王。城隍神地位的上升与当时动乱的时局有着密切的关联，人们乞求城隍神灵的庇护。
兼管亡灵户籍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造神时代，在帝王的表彰与提倡下，神灵信仰笼罩社会。传统的城隍信仰，在宋代已列入国家祀典。朝廷出于捍卫地方的目的，对城隍不断赐封名号，以示尊崇。南宋都城在临安(今杭州)，临安的城隍庙，在吴山之上。朝廷赐城隍庙号为“永固”，其借重城隍神力保护偏安的意图十分明显。城隍神在屡次加封美号之后，名为“辅正康济明德广圣王”。城隍神位居祠祭的山川神灵之首，“圣王”之封足见朝廷的重视。
宋代遵循传统的人神祭祀原则，能捍大患，能御大灾，功德昭著者，被推为神灵。宋代城隍大多由忠臣烈士充任。苏缄在邕州殉节，后来交趾人入侵，看见有大部队从北边开来，有人高呼“苏城隍来了”，交趾人惊惧撤走。范旺守城牺牲，居民在城隍庙设像，岁时祭享。历史上一些功勋义士，如前代彭越、萧何、英布、张骞、灌婴、纪信、周苛、范增等都被宋人奉为城隍神。另外，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在宋代被姑苏人奉为城隍神。春申君做过楚相，后被封于江东，他将吴国故墟重振为著名都邑，因此被后人追念。
城隍对外捍卫城池安全，对内职掌人民福祉。宋代城隍依然主管“岁之丰凶水旱，民之疾病祸福”，人们“祈而必应”。宋代城隍还成为对应人间官僚系统的阴间职官，城隍开始主管冥籍(亡灵户籍)。在传统信仰中，人的寿命长短早有定数，城隍只是负责按时取命登记。宋人庄绰在《鸡肋编》中记载了一则关于城隍审理亡人的传说，说泰州有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到城隍庙游逛，看见一个泥塑妇人身戴枷锁，旁边有一狱吏正展开有关案件的文书。年轻人玩心顿起，他脱去妇人的枷锁，在案牍上写了一个“放”字。这天晚上，年轻人梦见自己到了庙中，狱吏很不满意地对他说：“这妇人尚未审理终结，你竟然将她就放走了，你要代我再去将她抓回。”年轻人与之争辩，狱吏上前抓住他的手臂，年轻人已觉酸痛。狱吏又敲打他的背部，更觉痛苦不堪。年轻人求饶说：“我能背诵《金刚经》，请您原谅。”由此，年轻人逃过因自己儿戏而惹来的灾祸。这一传说说明宋朝城隍庙，俨然一阴司衙门。
元朝沿袭宋朝制度，至元七年(1270)，在元大都建好后，元朝立即在大都城西南“建城隍之庙，设像而祀之”，城隍被封为佑圣王。还令道士段志祥在旁边居住，世代守护城隍庙。大都城隍庙是大都官民上下共同礼拜的场所，“自内廷至于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祷莫不宗礼之。”不仅帝都如此，即使是偏远郡县城隍庙也是所在多有，“今自天子都邑，下逮郡县，至于山夷海峤、荒墟左里之内，无不有祠。”
监察社会人事
明清时期在帝王的提倡下，城隍神地位显著提高，并构建起完整的城隍信仰体系。城隍除了传统保障地方、祈福禳灾的功能外，又赋予他监察社会人事的新职能。明洪武初年，封京师的城隍为都城隍，又封应天、开封、临濠、太平四府，滁州、和州二州城隍皆为王，正一品；各府封为公，正二品；州为侯，正三品；县为伯，正四品。各级城隍的袍服冠饰各有规定。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对神灵的封号进行整饬，“各神俱存本号”。因此去掉城隍封爵称号，只称城隍之神。以都城隍神“统各府州县之神，以监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并且规定不许立真身塑像，只立神主。其实，这道命令不久就失效，地方上城隍庙仍沿袭着前时封号。如山西榆次县城隍在洪武二年(1369)被封为“监察司民显祜伯”，在其后殿宇的改扩建中，依然保留着显佑伯的称号。城隍不仅有塑像，还配有夫人。
城隍在明代成为协助官方、宗族约束庶民、整顿社会秩序的重要角色。对于忤逆不孝、不敬六亲、奸盗诈伪、不畏公法、欺压良善、躲避徭役等不良之人，“神必报于城隍，发露其事”，让官府惩办。如果事情没有败露，也“必遭阴遣”。如果行为忠孝，“神必达之城隍，阴加护佑”，使其家道安和，农事顺序。
明清的城隍神同样由故去的政声清白忠臣义士充任，如文天祥、杨椒山被奉为北京的城隍，铁面御史周新被奉为杭州城隍。上海的城隍神原本是汉朝大将军霍光，明初，朱元璋特别赐封秦景荣为城隍，这样上海城隍庙在明清时期供有两位城隍。据说城隍秦景荣在明末显灵，使上海免于清兵的屠戮，得到人们的衷心 拥戴。晚清江南提督陈化成在保卫上海与英军作战中牺牲，人们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英雄，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市民将他请进了城隍庙，这样，陈化成成为上海继霍光、秦景荣之后的第三位城隍。
城隍祭祀的悠久传统
明清时期城隍祭祀的日期一般在清明、中元、十月初一，这是明太祖钦定的。据说明太祖在洪武二年(1369)三月初一，在朝阳殿梦见一位自称是东莞城隍的人，奏称：“东莞岁中致祭无祀，一次不敷。乞敕有司，递年三次，庶幽魂得以均沾。”太祖梦醒觉得奇怪，使封东莞城隍显佑伯，赐印。下诏，“东莞及天下无祀者，岁中清明日、七月望日、十月朔日致祭，著为令。”城隍祭祀次数的增加是为了安抚众多无祀的幽魂，以显示帝王对亡魂的恩惠。当然各地还有不同时间的城隍诞辰庆祝活动，人们利用城隍诞辰开展商业交易。城隍祭祀在明清时期更多地作为岁时节会。例如北京的城隍庙会是城市商业的重要交易时段，主要经营古今图籍、文物字画、珠宝珍奇、绫罗织锦、各色瓷器、漆器、纸墨等，是京城古玩的重要交易市场。商人依托城隍庙市，实现自己的资本积累，这大概是中国社会经济的特色之一。
在城隍祭祀传统悠久的吴越地区，人们对城隍颇为依赖。明代昆山人归有光有多篇关于城隍的祭文，从中可见人们崇信城隍的情况。在倭寇犯境时，归有光撰写了“告昆山县城隍神文”：认为人们平时事神甚勤，“纤芥之事，无不有求于神”，现在倭寇来犯，“而神不闻知，此神之所齿也!惟神鉴之。”因为天旱，归有光还撰写了祈雨、谢雨的祭文。清代苏州城隍信仰浓郁，每逢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朔，人们都要到城隍庙烧香。苏州的城隍庙，俗称大庙。上述三节期间市肆诸人都在庙台，“击牲演剧，香火之盛，什伯于他神祠”。人们还要抬城隍像出行，俗称“出会”。
城隍对于一般信众来说，具有祛病消灾的功能。由于烧香的人多，庙前左右的纸马铺、香烛摊点生意特好。庙里的管香的人，收神前残蜡，又卖给烛肆，俗称“回残蜡烛”。人们认为人的疾病来源于阴间力量的影响，因此要想健康长寿，就得祈请主管城市阴司的城隍神。这样不仅城隍香火旺盛，同时也给城隍庙的管理人带来了滚滚财源。一些著名寺庙的香火钱，在当时可真的是一笔大收入。
明清以来的城隍信仰中，逐渐淡化了其本原的捍卫城池功能，对于它抵御灾害的神职也相对忽略，人们更多地从生命健康与生活幸福的角度信仰城隍，而且在城隍信仰中融入了较多的佛道因素。道教早就将城隍收入自己的神谱之中，城隍是道教的重要神灵。佛教的救赎观念影响着人们在城隍祭祀中的行为。一些地方人将祭祀城隍与礼佛合一。
浙江天台俗传二月十二日为城隍诞，“礼佛者甚盛”。远方妇女多带着被褥来到城隍庙，“日夜拜跪，起卧于佛座之前”。近代上海习俗，在元旦早晨，人们到城隍庙中“焚香拜佛，求神保佑”，以得一岁平安无事。诚心拜祭者，天没亮就前往城隍庙，如果能烧到第一炷香，“求福必多，名日头香”。所以在除夕的半夜，前往城隍庙的路上挤满了抢烧头香的香客。
城隍在晚近社会完全成为一尊民俗神，它与安邦定国的本原宗旨相去甚远。人们已经不把它作为地方社会秩序的保护者看待，因此它与行政系统的关系日渐疏离。人们眼中的城隍已经不是保家卫国的忠臣义士，而是一般神佛偶像。虽然在近代中国危难时刻城隍原始神性依然被人唤起，但比较起城隍神的其他神职来说，还是较为微弱。因此在倡导科学文明的现代中国，城隍被视作迷信落后的现象，受到主流文化观念的抑制。况且，民间也出现了对城隍的负面评价，有的地方传说中将它类比于收受贿赂，为坏人办事的贪官加以挖苦、讽刺。因此，它的衰落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责任编辑 姜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