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回忆参加徐特立研究工作散记(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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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创办于1924年8月,徐特立为校长。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许多学生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有的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成为中央机关的重要干部;有的辗转到中央苏区,参加长征到延安,建国后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的甚至牺牲了年轻的生命。我曾多次访问过的刘英和朱端绶同志,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她们对徐老无比敬重,并讲述了她们经历的许多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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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证研究有利于提高教育研究的科学性,是当下教育学界的热点与诉求。政府行政推动和学界内部自觉是教育实证研究热潮兴起的两大动因。在学界的不断探讨下,实证研究的内涵从狭义的“证明研究”走向更为丰富的“经验研究”,其聚焦的两大内容为“实证研究是不是指量化研究”和“质的研究属不属于实证研究”。基于教育本质和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形势,未来的教育实证研究不可唯实证至上,也要避免“跃进”式发展。
便捷的水陆交通、相对稳定的政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茶洞从清末到抗战时期逐渐成为清水河流域的物流中枢。物流的兴盛使茶洞人口增加、基础设施得以完善、行政级别逐步提升,促进了其城镇发展。抗战胜利后,外地商客和难民返籍,茶洞市场日渐萧条,其区域物流中心地位逐渐丧失,城市化发展放缓甚至停滞。
IP形象在品牌推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同的儿童美术教育机构能借助动漫IP形象促进品牌推广和商业输出。“萌芽初语”机构的IP形象,以大耳朵鹿形象为主体,结合象形文字、绘画色彩及画板形象进行设计,富有童趣,传递积极向上的美术教育理念,以获取儿童与家长的青睐。
徐特立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担起教育救国和革命救国的使命;他用一副铁肩膀,扛起家庭和国家的责任;他坚持诲人不倦、学而不厌,做到了人师经师两担当。徐特立用实际行动,为后人树立了担当的榜样,铸就了鲜明的担当精神。学习徐特立的担当精神,就是要锻造敢于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品质。
教师职业压力状况直接关系到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教育教学效果的实现。利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长沙地区城市和农村公办园年轻教师的职业压力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公办园年轻教师比农村公办园年轻教师的职业压力要大,并在教学工作、幼儿及家长、与同事和家人关系、社会地位与工资待遇等4个方面的维度差异显著。为此,教育部门应提高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与福利待遇,园所应适度发展、减少流于形式的工作、营造宽松愉悦的工作氛围,教师自身需正确应对压力,以克服职业倦怠,激发工作热情,促进身心健康。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长征,抵达陕北;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成立,下设七部(财政部、粮食部、土地部、教育部、国民经济部、司法内务部、后勤部)一局(工农检查局),徐特立担任教育部部长。
自我控制能力是幼儿实现全面发展必不可少的能力。家庭教育对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影响具有先行性、全面性、持续性和终身性等特点。家长可通过树立正确的自我控制观念,教幼儿相关知识和方法,因材施教、采取不同养育方式等,来培养其自我控制能力,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湖南的“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发展蕴含着巨大的人才需求,尤其是复合型外语人才。目前,湖南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存在外语语种偏少,省级及以上一流外语专业建设点分布不均,人才培养的定位没有对接“一带一路”建设需求等问题。基于此,湖南高校应找准定位,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探索专业融合方式,科学设计课程体系;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培养;依托校企合作增强师资力量,提高实践教学质量,以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卢梭与杜威是西方教育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都认为教育应以儿童为中心,尊崇自然与天性。在儿童身体观的认识上,卢梭与杜威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二者的相同点在于,都重视儿童身体的自由成长与适当锻炼,强调感官对儿童认知的价值;不同点在于,卢梭强调儿童身体的自然属性,杜威在强调天性的同时,也重视从社会层面思考儿童身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卢梭批判医学对儿童身体的消极影响,杜威并未明确反对;卢梭从自然主义教育观看待儿童身体,杜威则更多地从生物学和心理学视角观照儿童身体。
周震鳞是著名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参与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中,留下了大量遗著。本着求全、求原、求真、求实的原则,研究者搜集和整理了周震鳞著作近760篇,凡80余万字,拟编纂《周震鳞全集》。该文集对研究周震鳞及中国近现代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