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车从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向北进发，地势逐渐抬高。渐渐出现在眼前的，是初夏时节的塞罕坝机械林场。
　　从卫星云图中看，塞罕坝112万亩人工防护林就像一只展开双翅的雄鹰，牢牢扼守在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南缘，阻止了沙尘的南下肆虐。而这片阻绝沙尘的林海，是塞罕坝三代人呕心沥血、驰而不息铸就的成果。
　　那么，这场穿越时空的“绿色接力”是如何实现的？近日，记者走进塞罕坝机械林场，探访世界最大人工林背后的故事。

“如果能重来，我还会选择上坝种树”

　　塞罕坝为蒙古语，意为“美丽的山岭水源之地”。此话不假，作为清朝“木兰围场”的一部分，历史上的塞罕坝确实是一处水草丰沛、禽兽繁集的“千里松林”。
　　但随着晚清时期吏治腐败和财政颓废，1863年木兰围场被迫开围放垦，加之过度砍伐和连年山火，到解放初期，曾经“山川秀美、林壑幽深”的塞罕坝却呈现出“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的荒凉之势。
　　肩负着改变当地自然风貌，阻隔风沙侵袭的时代使命，1962年，来自全国18个省市、平均年龄不足24岁的127名大中专毕业生，与当地干部职工组成了一支369人的创业队伍，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成立。
　　1963年8月，得知林场急缺人手，正在承德读高中的陈彦娴与宿舍5个姐妹相约一起到塞罕坝，实现绿化祖国的伟大目标。但映入眼前的景象，她至今难忘。
　　“我们坐卡车在路上颠簸了两天两夜，肉眼能看到的就那么几株小树苗。一下车，坝上的小北风就冻得我们直打哆嗦。”陈彦娴说。
　　当时的塞罕坝人，住的是库房、窝棚、地窨子，吃的是莜面、棒子面、咸菜，最好的伙食也仅仅是过年时给每人发的2斤白面。
　　艰苦环境的当头一棒与连续两年的栽植失败并没有吓退陈彦娴等第一代塞罕坝人，巨大的使命感与信念感激励他们迎难而上。
　　1963年12月，坝上平均气温只有零下30多摄氏度，夹杂着雪花的“白毛风”，刮得人脸上直冒“肉瘤瘤”。为了给来年造林作准备，陈彦娴与同事们开始上山整地，清理废木。男同志负责采伐，姑娘们则用粗麻绳将木头绑好拽下山。成捆的废木对于她们而言，宛如小山一般，耗尽浑身力气，才能拉运一趟。每日10小时的工作，令她们的肩上、背上磨出一道道血印子。

　　“当时大家都年轻，好胜心强，你拽得多，我要比你还多，都憋着一股劲儿要把塞罕坝建设好。”虽然一个月的埋头苦干让陈彦娴变得又黑又瘦，但自此以后所有人都对她另眼相看。
　　随着造林有序进行，上世纪70年代的塞罕坝翠绿初现，这也唤起了陈彦娴母亲接女儿回城的心。1976年，陈彦娴的母亲在承德市为女儿找到了接收单位，并亲自来坝上叫她回家，但陈彦娴拒绝了。
　　“为什么？”记者问。
　　“因为林子还没长起来，我的使命就没结束，我的愿望也没达成。”
　　“那现在呢？后悔吗？”
　　“当然不后悔。说真的，看着亲手栽植的树苗一步步长成森林，就像看自己孩子长大成人一样，这种获得感与满足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如果能重来，我还会选择上坝种树！”陈彦娴说。

“绿化塞罕坝，就算赔钱也要种树”

　　经过58年接力耕耘，塞罕坝的树种完了吗？
　　“你看那！”在塞罕坝三道沟东坡，林业科科长李永东故作神秘地没有回答，反而用手指向远方。坡度接近30°的坡面上，只見数万株樟子松树苗正迎风舒展，虽不及周边巨树葱郁威严，却也生机盎然、极富朝气。这个坡面，就是被许多老百姓称为“造林就是白费力气”的石质阳坡。
　　“这些土叫‘头皮土’。”走上山坡，李永东随意拨开树苗底部几厘米厚的薄土，馒头般大小的石砾水泄不通地挤在地表之下。“你看，这些树其实是在石头缝儿里种活的！”
　　既然坡度陡峭、土质瘠薄，为何还非要在石质阳坡上栽树呢？
　　根据李永东回忆，塞罕坝的大规模造林集中于1962年至1982年间，之后便转为经营为主、造林为辅的营林模式。造林往往选择立地条件相对好的区域，进入21世纪，整个塞罕坝除了个别小面积林中空地，就仅剩下石质阳坡这块难倒两代务林人的“硬骨头”还没“啃”下来。
　　在经历过多次攻坚失败后，很多人开始怀疑，这块“硬骨头”究竟还有没有必要再“啃”？
　　2011年，时任林场总场场长的田军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下石质阳坡这块“硬骨头”。
　　坡面直栽不行，那就换种思路，采用大苗移植、容器苗造林。“在300亩试验田上不断摸索，我们总结出了大穴、客土、壮苗、覆膜等一系列适用操作规范。”林业科副科长范冬冬说。
　　但是，在石质荒山上挖大穴，堪称是挑战极限的世界级难题。范冬冬伸出布满老茧的手比划说，说是挖树坑，其实就是凿石头，拿把长尖镐，一点点把石头刨下来，双手震得生疼。
　　“有一年，北京八中一个班的学生来林场课外实践，他们对石质阳坡造穴很感兴趣，都说想体验一下。结果40多个孩子，刨了1个多小时，都没刨出一个树坑。孩子们都说，我们这是‘在青石板上种树’。”李永东笑着告诉记者。
　　事实上，为了攻坚造林，塞罕坝机械林场没少自筹资金。每在石质阳坡上造一亩林，林场就要倒贴500元。“只要能提高森林覆盖率，提高林木质量，更好绿化塞罕坝，就算赔钱的买卖我们也要干！”李永东掷地有声地说。

　　“一次造林、一次成活、一次成林”，这是塞罕坝攻坚造林秉持的理念。现如今，98.9%和92.2%的历史最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正不断推进塞罕坝人的美好愿景走向现实。待幼树成林后，机械林场森林覆盖率将由80%提高至86%的饱和值。

“自家林子看不住，那我就是千古罪人”

　　“三分靠植造、七分靠管护”。要做好森林管护，首先要念好“防火诀”。“塞罕坝的天，孩子的脸。”当地的俗语说尽了塞罕坝善变的气候特征，这为森林火情防控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
　　“为了满足通信需求，去年我们采购了8架无人机。喏，小段可是我们这的‘无人机专家’。”塞罕坝护林防火办副主任孙文国告诉记者。
　　孙文国口中的“专家”，名叫段崇岩，自小就在坝上长大，是根正苗红的“林三代”。2010年，本想继续留在部队发展的他，却被母亲喊回了家。
　　“说实话，回来的前三年我一直不适应，直到来到防火办。”作为一名曾经的坦克驾驶员，防火办配备的红外探火雷达等仪器恰巧能满足段崇岩研究精密设备的心头所好。
　　去年，林場计划采购无人机，但整个坝上没人接触过这个新鲜玩意儿，段崇岩主动请缨，负责学习操作。
　　防火无人机，结构精密，一个操作不慎，整台设备都可能报废。怎么办？段崇岩选择自己先买一台小型设备。“我认为，无人机有大小，但设计理念却没区别。”就这样，段崇岩抱着无人机开始研究，这瞧瞧，那看看，不懂的再上网查，反复钻研了一段时间后，他便可以灵活操纵任意一台无人机了。
　　“我们塞罕坝人，都喊坝上的树叫‘自家林子’。现在看着‘自家林子’都长起来了，可不能因为我的管护失误，让林火毁了这里，如果‘自家林子’看不住，那我就是塞罕坝的千古罪人！”段崇岩说。
　　塞罕坝不仅有防火“专家”，还有负责防虫的“森林医生”。2000年，森林保护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国志锋来到塞罕坝，成为坝上第一名专业“森林医生”。
　　虽然森林覆盖率高，但塞罕坝树种单一、成熟林面积较大，是适生虫害的先天温床。为了提高病虫害防治能力，国志锋走遍了塞罕坝的每个角落，采集生物样本。为此，国志锋特意建起一间标本室，里面陈列着900多种害虫的2万多个标本。“这儿就是森防站的公共‘图书馆’。”国志锋笑着说。
　　“每年5月防治松尺蛾，5月下旬到6月上旬防治松毛虫，8月底防治白毛树皮象……”这些防治计划，国志锋烂熟于心。
　　现如今，塞罕坝已初步建立了物联网野外监测系统，但国志锋却一刻没有放松。“目前，突发性虫害还是难以有效管控，改善防治手段势在必行。”正说着，国志锋又被一通虫害警报电话叫走，转身跑进了大山深处。

“做资源消耗‘减法’，做绿色产能‘加法’”

　　58年匆匆流逝，当下的塞罕坝正在体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112万亩林海当中，蕴藏着总价值206亿元的森林资产、142.24亿元的生态服务与3.59亿元的物质产品，巨大的经济效益令许多开发商眼馋，但塞罕坝拒绝了。

　　“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不是能耐，能够还祖宗账，留子孙粮才是本事。”林场职工中流传的这句话，道出了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的本心。绿水青山留得住，怎怕金山银山不再来？
　　以林促富，塞罕坝没有选择为林地“剃光头”的采伐作业。“近几年，我们主动将节伐改为间伐，严格限定采伐指标，在做资源消耗‘减法’的同时，做好绿色产能的‘加法’。”机械林场总场场长陈智卿告诉记者。
　　木材产能降低的经济损耗，该从何处弥补？绿化苗木成为了塞罕坝的主攻方向。
　　走进四道沟营林区，记者发现，在许多林下空地都排列着高约50厘米的樟子松树苗。“林场现在建有绿化苗木基地8万多亩，有1800多万株多品种树苗。未来，我们还要建造2000公顷的林苗一体化基地，尽快实现苗木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四道沟营林区主任闫立文介绍道。
　　此外，森林碳汇也是塞罕坝拓宽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2016年，塞罕坝林业碳汇项目国家核证减排量获国家发改委签发，成为华北地区首个在国家发改委成功注册并获得签发的造林碳汇项目。“前年，我们在北京环境交易所共达成的碳汇交易，为林场带来数百万元的经济收入。”李永东说。
　　如今，塞罕坝造林、间伐、绿化苗木、碳汇交易、抚育森林的绿色循环发展方式正在逐步形成。“自家林子”结出的“金元宝”，正不断充盈塞罕坝人的口袋。
　　“吃‘生态’这碗饭，塞罕坝要慢慢来，急不得。把好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天平，才能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对塞罕坝的嘱托。传承、发扬好塞罕坝精神，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陈智卿说。
　　（摘自6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