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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成长的路上，我确实有些幸运。总是充满许多机遇，也面临着很多选择。我不敢说搞科研这条路就肯定是正确的选择，我也不觉得选择了其他的道路就未必不精彩。只是，我从未后悔过我的选择，也坚定并坚持走了下来。这一路上，有恩师、有坚持、有遗憾、有愧疚……我偶尔也会想，如果当年父亲没有拿出我们六口之家的家底送我去上学；如果1950年我参军了；如果我没有当选院士………我的人生又将会是怎样的呢？
“世界上最好的小学”
1985年，我重返阔别多年的故乡，接待的领导问我有没有什么心愿。我说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去找一下我曾经就读过的小学。可惜的是，在当地民政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几番查找，还是没有找到，终未了愿。记忆里，我所在的小学，条件简陋，曾是乡里的一座庙。
我上小学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我们全家跟随父亲从福州退回到沙县的一个乡。乡里只有一所小学，两位老师。一位是校长，另一位就是校长的妻子。可那两位老师，对我们的教育却是多元化的，不光教课本知识，还教育我们爱国和做人。
在一次中法讨论会上，我跟一位法国人讲，我是先知道马赛后知道巴黎的，他听后觉得有些奇怪。我说，我在不知道巴黎的时候就会唱《马赛曲》，是我小学老师教的。法国人听了很惊讶，觉得我的老师很了不起。
男孩子童年时期都很淘气，我也不例外。当时，学校条件差，各年级的学生都在同一个教室里。老师上课进来的时候，手里提一个马蹄表，指定好下课的时间，时间到了就让我跑到教室外去敲钟，就算下课了。那个时候，我在班里个子比较小坐在第一排，老师又很喜欢我，敲钟一事就交给我了。当时我很淘气，会趁老师不注意把马蹄表调快一些，好早点下课。老师发现后把我叫到身边跟我说：“同学，你不要淘气，做人要老老实实的。”
我之所以觉得那所小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小学，是因为我幸运地遇到了这两位好老师，好老师是一个学校的核心和灵魂。
那年福州：我的理想与激进
少年时代，血气方刚的我，理想是当一名军人。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学校里悬挂着的横幅上写道：“同学们，响应祖国的号召去参军。”当时我是班里的团支部组织委员，带头签字，号召全班同学去参军。不想几天过后，学校又通知所有的团员干部留下来，参加土改工作。我又积极地投身于农村土改。
在农村，我吃了很多苦。现在想来很值得。一年多的锻炼，使我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更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领导，他的名字叫孙作青。在他的领导下，我学到了很多正确的工作思维方式。
我记得，当时计算土地多少是用算盘。到了晚上，我和领导在煤油灯下打算盘。我年轻，喜欢打瞌睡，总出错。孙领导就对我说：“小王，工作中不能粗枝大叶。”有一次，一位农民跑来跟我讲，他家有多少亩地，我就信以为真。孙领导听了后，让我去落实调查。后来发现那个农民对我讲的并不是事实。孙领导对我说：“工作中，头脑不能简单，要学会落实调查。”还有在土改中对待农民的态度，孙领导总会跟我说：“任何时候对人都要平和，要学会保护他人。”
而我能走上科研这条道路，要感谢的第一位恩师，就是这位孙领导。土改工作结束后，我被评为一等功臣，福州市委领导希望我留在市委工作。孙领导给我留言：“回到学校去，好好学习，带领青年们，攻克科学堡垒！”
回到福州一中后，同龄人已经上到高中二年级了，我落下一年的功课。参加土改工作前，我还很叛逆，有些功课底子打得很不扎实。受抗美援朝影响，幼稚地觉得英语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我是班里的组织委员，我跟团支书一块带领全班同学英语考试交白卷。现在想起来觉得可笑也后悔。实际上，我们的那个英语老师教得非常好。
好在当年福州一中各门功课的老师都很优秀。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位叫林童雀的物理老师。这位老师讲物理，从来不按照书本讲，他会根据物理现象来讲物理知识，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去探索、专研物理。林老师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我们全家大多是搞化工，而我却选择了物理。林老师不仅影响了我一个人，可以说，他影响了整个班级。1952年，我们班上有五位同学一起考上北大物理系。
我与大师们的“因缘”
1952年，我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正值全国院系调整，原北大、清华、燕大三校物理精英合并，建成新的北京大学物理系。这里聚集了一大批领军人物，我幸运地赶上了这个鼎盛时期。1955年，国家作出了建立和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1956年，我作为首批毕业生，幸运地被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先生小组，开始了我的科研工作。在我工作的道路上，钱三强、王淦昌、朱光亚、周光召等先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与影响。
毕业后，我去钱老的科研小组工作，钱老了解到我在大学的时候相比实验更偏爱理论，所以他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导一个公式。我用两个礼拜的时间推导出来后，钱老让我开始做实验，并对我讲了一句话：“苏联第一个反应堆的首个操纵员是一位院士。一个科技工作者，不仅要注重理论，更要重视实验。”
潜心科研、工作三年后，钱老将我的资料推介到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但是我的资料竟被退回来，附言写到：请派有学位的人来。钱老坚持自己的决定，再一次将我的资料寄过去，苏方同意了接收。我去苏联前因钱老工作繁忙未能有机会相见，何泽慧先生代钱老跟我说：“要给中国人争气。”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后来，钱老去苏联开会参观我所在的实验室，问我的室主任——诺贝尔奖获得者费朗克院士我表现怎样，室主任这样回答：“我很满意，但你们满意不满意，等他回国后你们就知道了。”
1965年，我们一批人从苏联回国后，朱光亚先生从名单中指定了部分同志去九院工作，其中一个就是我。
我与光亚老师的相识是在北京大学，1955年我就读北大技术物理系，光亚老师为我们讲授核能谱学课程。
在之后的科研工作中，我虽与光亚老师接触不多，但每次汇报工作，光亚老师都是认真听取每一位同志的讲话，他不多言，很少讲话，总是一边听一边做笔记。事后会发现，需要他解决的问题他一一去解决、落实。在光亚老师身上我得到一个启发，那就是做事情要三思而后行。他总跟我们讲的一句话就是：“思考、思考、再思考，发展战略、蓝图思考。”
到九院后，我就到位于青海的金银滩去搞科研。我的工作任务是核武器试验中近区物理测量工作。王淦昌先生是我们的分管领导。我与王老的缘分要追述到1959年。
1959年，我到了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后，领着我去见实验室主任的人正是王老。没想到的是，那一次的带领，竟让我与王老结下了一生的师生缘。
我在九院工作期间，王老一直是我的分管领导。1978年，王老因工作调动从九院到原子能院，当时王老向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将我作为他的助手一起调到原子能院。此后，我开始了粒子束和氟化氪激光聚变的研究工作。
跟随王老这么多年，让我受益最深的是王老对他人的关怀及对学生的爱护。他总是对我说：“小王，我对你比对我儿子还好”。这句话确实是真心话。在苏联的时候，王老的夫人经常在我们中国人开业务讨论会时，煮鸡蛋给大家吃，非常关爱我们。回国后，在一起工作，王老喜欢早起，我有时候睡得晚起不来，王老就每天早上5点半，亲自来敲我寝室的门，一边敲一边还喊着：“lazy bone，lazy bone。”起床后，我陪着王老锻炼身体，从南区步行到北区上班。在这个时段里，王老会给我讲很多的知识和人生感悟。有一段时间他知道我在学习英语，为了提高我的英语，他就用英语来跟我对话。1987年，我在医院做眼睛手术。手术当天，他老人家亲自坐在手术室外面，临进手术室之前，他握着大夫的手说：“拜托您了，这只眼睛就是我的眼睛啊”。大夫忙说：“给您眼睛做手术，我压力可大啊，您就放心好了。”后来王老身体不好，住在医院，他总不放心我们，让我带着实验室的学生们一起去病房向他汇报工作。护士看到后批评我们不懂事，王老笑着说：“这个可比吃药管用啊。”一直到王老已经不能言语，他还让我们去汇报工作，他觉得对的地方他会点头，不对的地方他会摇头，我们离开病房的时候他还会跟大家作揖致谢。他去世后，我很悲痛也很怀念，他留给我最宝贵的“遗产”就是早起，直至今日，我都是5点半准时起床。
说到我与王老的师缘，我还要感谢一位师兄，那就是周光召先生。
我去苏联学习，当时他是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中国方的支部书记。我到了苏联后，光召跟王老说：“请你带王乃彦同志去见研究室主任。”
光召作为支部书记，对大家要求很严格。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都很高，但他规定大家不能乱花钱。他总对大家说：“我们不能来享受人家苏联友人40多年的社会主义成果，我们要拿最低的工资，做最大的贡献，要在苏联一心一意地读书、搞科研。”所以在苏联的那几年里，大家都没有买什么东西。从苏联撤回来前，我们都想买一件礼物带回来，他才同意大家去买一件东西。王老和我都买了一部照相机，光召原本什么也没买，在我们的劝说下他才买了一辆自行车。
光召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他对我们的严厉要求，而是他扎实的演算功力。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助教。课上，教授有时候算到一半发现演算有错误，会让作为助教的光召重新推导，他总是很快就能演算出结果。
上世纪70年代后，我的研究工作在数学计算上有一些困难。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我有幸作为九院的六位代表之一参会，会上与周老相见。我把困难跟周老讲后，他很热情地说你拿过来，我来帮你演算一下，看问题出在哪里。在开会的几天里，周老一有空就埋头演算，最后竟然把最关键的几步推算出来了。周老这几步关键的演算对我的科研突破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就，核心在于毅力。当选院士后，我有机会担任泛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理事长。参加国际会议，英语自然很重要。我下定决心要将英语学好。那个时候，我已经60多岁了。但是，我依然花了2000元买来十几台收音机，一台一个频道。又花了不到30元买了一本《空中英语教师》杂志、一张光盘、一盘磁带。这就是我学习英语的工具。
每天5点半起床后，我带着收音机去操场上学习1个小时。上下班的路上的时间大概1小时，我让司机帮我放磁带听。晚上回家，从9点到11点，我学习3个小时。每天坚持5个小时学习英语。每天都有一点进步，从害怕到感兴趣，从不愿放弃到成为一种习惯。我把十几台收音机都用坏了。2000年在汉城，我任泛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理事长，我已经可以在大会上用英语脱稿演讲、临场发挥，我的演讲赢得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
“笑话”爸爸疼孙女
一个男人，到了四十岁左右的时候，还会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但奇怪的是，到了六十多岁后，会突然间特别爱孩子。现在想想，最愧对的还是我的三个女儿。因为工作，我在苏联6年，青海15年，回北京后又在郊区的原子能院。在她们的成长路上，我几乎没有尽责。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因我工作忙，经常还会出现各种笑话。
我在青海的时候，我爱人带着三个孩子住北京的筒子楼。一间15平米的房间。三个小孩睡一张大床。有一年北京有流感，我的大女儿先感冒发烧，然后传染了二女儿和三女儿。三个小孩儿一块发烧，家里没有人。等我爱人回家后，三个小孩儿已经烧得很厉害，她一个人没法带着三个孩子去医院，邻居帮忙送到医院后，大夫说：“怎么这么高的温度不早带着来看啊？”邻居问：“大夫，多少度啊？”大夫说：“一共120度，你自己算吧。”这个笑话成了筒子楼里邻居间开我玩笑的大笑话。
另有一次，我爱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快点回来一下吧，小女儿高烧一直不退，你回来看看这到底怎么了。”我跟单位请了假回来，那个时候都是那种慢车，我从青海到北京需要一天多的时候，我回家后，一看小女儿不烧了啊，温度才35度，我还怪我爱人怎么小题大做。后来发现孩子呼吸困难，赶紧上医院，到了医院后才知道原来是高烧太长时间，小孩子没有体力了，温度就下降了。大夫指着我说：“你做父亲的，怎么连这点医学常识都不知道！”
我其实很喜欢女儿的，觉得女儿跟爸爸更贴心。只是当时工作的原因，不能在她们身边。我大女儿很懂事，经常带着两个妹妹玩，也替我爱人分担了不少家务。我从青海回到北京，大女儿已经去复旦大学读书了。我现在对我的小外孙女特别亲，总想拿出更多的时间陪着她，陪她看书、陪她弹钢琴、陪她玩跳棋等等。我三女儿说：“爸爸，我怎么感觉你对外孙女比对我们女儿还亲啊，这难道就是隔代亲？”其实，我不愿意跟她们讲，到了我这个年龄，我越来越觉得对女儿们很愧疚，但也只能把这种爱多放一些在下下一代人身上了，现在，孙女就是我的天！
“世界上最好的小学”
1985年，我重返阔别多年的故乡，接待的领导问我有没有什么心愿。我说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去找一下我曾经就读过的小学。可惜的是，在当地民政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几番查找，还是没有找到，终未了愿。记忆里，我所在的小学，条件简陋，曾是乡里的一座庙。
我上小学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我们全家跟随父亲从福州退回到沙县的一个乡。乡里只有一所小学，两位老师。一位是校长，另一位就是校长的妻子。可那两位老师，对我们的教育却是多元化的，不光教课本知识，还教育我们爱国和做人。
在一次中法讨论会上，我跟一位法国人讲，我是先知道马赛后知道巴黎的，他听后觉得有些奇怪。我说，我在不知道巴黎的时候就会唱《马赛曲》，是我小学老师教的。法国人听了很惊讶，觉得我的老师很了不起。
男孩子童年时期都很淘气，我也不例外。当时，学校条件差，各年级的学生都在同一个教室里。老师上课进来的时候，手里提一个马蹄表，指定好下课的时间，时间到了就让我跑到教室外去敲钟，就算下课了。那个时候，我在班里个子比较小坐在第一排，老师又很喜欢我，敲钟一事就交给我了。当时我很淘气，会趁老师不注意把马蹄表调快一些，好早点下课。老师发现后把我叫到身边跟我说：“同学，你不要淘气，做人要老老实实的。”
我之所以觉得那所小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小学，是因为我幸运地遇到了这两位好老师，好老师是一个学校的核心和灵魂。
那年福州：我的理想与激进
少年时代，血气方刚的我，理想是当一名军人。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学校里悬挂着的横幅上写道：“同学们，响应祖国的号召去参军。”当时我是班里的团支部组织委员，带头签字，号召全班同学去参军。不想几天过后，学校又通知所有的团员干部留下来，参加土改工作。我又积极地投身于农村土改。
在农村，我吃了很多苦。现在想来很值得。一年多的锻炼，使我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更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领导，他的名字叫孙作青。在他的领导下，我学到了很多正确的工作思维方式。
我记得，当时计算土地多少是用算盘。到了晚上，我和领导在煤油灯下打算盘。我年轻，喜欢打瞌睡，总出错。孙领导就对我说：“小王，工作中不能粗枝大叶。”有一次，一位农民跑来跟我讲，他家有多少亩地，我就信以为真。孙领导听了后，让我去落实调查。后来发现那个农民对我讲的并不是事实。孙领导对我说：“工作中，头脑不能简单，要学会落实调查。”还有在土改中对待农民的态度，孙领导总会跟我说：“任何时候对人都要平和，要学会保护他人。”
而我能走上科研这条道路，要感谢的第一位恩师，就是这位孙领导。土改工作结束后，我被评为一等功臣，福州市委领导希望我留在市委工作。孙领导给我留言：“回到学校去，好好学习，带领青年们，攻克科学堡垒！”
回到福州一中后，同龄人已经上到高中二年级了，我落下一年的功课。参加土改工作前，我还很叛逆，有些功课底子打得很不扎实。受抗美援朝影响，幼稚地觉得英语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我是班里的组织委员，我跟团支书一块带领全班同学英语考试交白卷。现在想起来觉得可笑也后悔。实际上，我们的那个英语老师教得非常好。
好在当年福州一中各门功课的老师都很优秀。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位叫林童雀的物理老师。这位老师讲物理，从来不按照书本讲，他会根据物理现象来讲物理知识，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去探索、专研物理。林老师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我们全家大多是搞化工，而我却选择了物理。林老师不仅影响了我一个人，可以说，他影响了整个班级。1952年，我们班上有五位同学一起考上北大物理系。
我与大师们的“因缘”
1952年，我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正值全国院系调整，原北大、清华、燕大三校物理精英合并，建成新的北京大学物理系。这里聚集了一大批领军人物，我幸运地赶上了这个鼎盛时期。1955年，国家作出了建立和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1956年，我作为首批毕业生，幸运地被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先生小组，开始了我的科研工作。在我工作的道路上，钱三强、王淦昌、朱光亚、周光召等先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与影响。
毕业后，我去钱老的科研小组工作，钱老了解到我在大学的时候相比实验更偏爱理论，所以他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导一个公式。我用两个礼拜的时间推导出来后，钱老让我开始做实验，并对我讲了一句话：“苏联第一个反应堆的首个操纵员是一位院士。一个科技工作者，不仅要注重理论，更要重视实验。”
潜心科研、工作三年后，钱老将我的资料推介到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但是我的资料竟被退回来，附言写到：请派有学位的人来。钱老坚持自己的决定，再一次将我的资料寄过去，苏方同意了接收。我去苏联前因钱老工作繁忙未能有机会相见，何泽慧先生代钱老跟我说：“要给中国人争气。”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后来，钱老去苏联开会参观我所在的实验室，问我的室主任——诺贝尔奖获得者费朗克院士我表现怎样，室主任这样回答：“我很满意，但你们满意不满意，等他回国后你们就知道了。”
1965年，我们一批人从苏联回国后，朱光亚先生从名单中指定了部分同志去九院工作，其中一个就是我。
我与光亚老师的相识是在北京大学，1955年我就读北大技术物理系，光亚老师为我们讲授核能谱学课程。
在之后的科研工作中，我虽与光亚老师接触不多，但每次汇报工作，光亚老师都是认真听取每一位同志的讲话，他不多言，很少讲话，总是一边听一边做笔记。事后会发现，需要他解决的问题他一一去解决、落实。在光亚老师身上我得到一个启发，那就是做事情要三思而后行。他总跟我们讲的一句话就是：“思考、思考、再思考，发展战略、蓝图思考。”
到九院后，我就到位于青海的金银滩去搞科研。我的工作任务是核武器试验中近区物理测量工作。王淦昌先生是我们的分管领导。我与王老的缘分要追述到1959年。
1959年，我到了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后，领着我去见实验室主任的人正是王老。没想到的是，那一次的带领，竟让我与王老结下了一生的师生缘。
我在九院工作期间，王老一直是我的分管领导。1978年，王老因工作调动从九院到原子能院，当时王老向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将我作为他的助手一起调到原子能院。此后，我开始了粒子束和氟化氪激光聚变的研究工作。
跟随王老这么多年，让我受益最深的是王老对他人的关怀及对学生的爱护。他总是对我说：“小王，我对你比对我儿子还好”。这句话确实是真心话。在苏联的时候，王老的夫人经常在我们中国人开业务讨论会时，煮鸡蛋给大家吃，非常关爱我们。回国后，在一起工作，王老喜欢早起，我有时候睡得晚起不来，王老就每天早上5点半，亲自来敲我寝室的门，一边敲一边还喊着：“lazy bone，lazy bone。”起床后，我陪着王老锻炼身体，从南区步行到北区上班。在这个时段里，王老会给我讲很多的知识和人生感悟。有一段时间他知道我在学习英语，为了提高我的英语，他就用英语来跟我对话。1987年，我在医院做眼睛手术。手术当天，他老人家亲自坐在手术室外面，临进手术室之前，他握着大夫的手说：“拜托您了，这只眼睛就是我的眼睛啊”。大夫忙说：“给您眼睛做手术，我压力可大啊，您就放心好了。”后来王老身体不好，住在医院，他总不放心我们，让我带着实验室的学生们一起去病房向他汇报工作。护士看到后批评我们不懂事，王老笑着说：“这个可比吃药管用啊。”一直到王老已经不能言语，他还让我们去汇报工作，他觉得对的地方他会点头，不对的地方他会摇头，我们离开病房的时候他还会跟大家作揖致谢。他去世后，我很悲痛也很怀念，他留给我最宝贵的“遗产”就是早起，直至今日，我都是5点半准时起床。
说到我与王老的师缘，我还要感谢一位师兄，那就是周光召先生。
我去苏联学习，当时他是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中国方的支部书记。我到了苏联后，光召跟王老说：“请你带王乃彦同志去见研究室主任。”
光召作为支部书记，对大家要求很严格。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都很高，但他规定大家不能乱花钱。他总对大家说：“我们不能来享受人家苏联友人40多年的社会主义成果，我们要拿最低的工资，做最大的贡献，要在苏联一心一意地读书、搞科研。”所以在苏联的那几年里，大家都没有买什么东西。从苏联撤回来前，我们都想买一件礼物带回来，他才同意大家去买一件东西。王老和我都买了一部照相机，光召原本什么也没买，在我们的劝说下他才买了一辆自行车。
光召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他对我们的严厉要求，而是他扎实的演算功力。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助教。课上，教授有时候算到一半发现演算有错误，会让作为助教的光召重新推导，他总是很快就能演算出结果。
上世纪70年代后，我的研究工作在数学计算上有一些困难。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我有幸作为九院的六位代表之一参会，会上与周老相见。我把困难跟周老讲后，他很热情地说你拿过来，我来帮你演算一下，看问题出在哪里。在开会的几天里，周老一有空就埋头演算，最后竟然把最关键的几步推算出来了。周老这几步关键的演算对我的科研突破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就，核心在于毅力。当选院士后，我有机会担任泛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理事长。参加国际会议，英语自然很重要。我下定决心要将英语学好。那个时候，我已经60多岁了。但是，我依然花了2000元买来十几台收音机，一台一个频道。又花了不到30元买了一本《空中英语教师》杂志、一张光盘、一盘磁带。这就是我学习英语的工具。
每天5点半起床后，我带着收音机去操场上学习1个小时。上下班的路上的时间大概1小时，我让司机帮我放磁带听。晚上回家，从9点到11点，我学习3个小时。每天坚持5个小时学习英语。每天都有一点进步，从害怕到感兴趣，从不愿放弃到成为一种习惯。我把十几台收音机都用坏了。2000年在汉城，我任泛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理事长，我已经可以在大会上用英语脱稿演讲、临场发挥，我的演讲赢得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
“笑话”爸爸疼孙女
一个男人，到了四十岁左右的时候，还会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但奇怪的是，到了六十多岁后，会突然间特别爱孩子。现在想想，最愧对的还是我的三个女儿。因为工作，我在苏联6年，青海15年，回北京后又在郊区的原子能院。在她们的成长路上，我几乎没有尽责。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因我工作忙，经常还会出现各种笑话。
我在青海的时候，我爱人带着三个孩子住北京的筒子楼。一间15平米的房间。三个小孩睡一张大床。有一年北京有流感，我的大女儿先感冒发烧，然后传染了二女儿和三女儿。三个小孩儿一块发烧，家里没有人。等我爱人回家后，三个小孩儿已经烧得很厉害，她一个人没法带着三个孩子去医院，邻居帮忙送到医院后，大夫说：“怎么这么高的温度不早带着来看啊？”邻居问：“大夫，多少度啊？”大夫说：“一共120度，你自己算吧。”这个笑话成了筒子楼里邻居间开我玩笑的大笑话。
另有一次，我爱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快点回来一下吧，小女儿高烧一直不退，你回来看看这到底怎么了。”我跟单位请了假回来，那个时候都是那种慢车，我从青海到北京需要一天多的时候，我回家后，一看小女儿不烧了啊，温度才35度，我还怪我爱人怎么小题大做。后来发现孩子呼吸困难，赶紧上医院，到了医院后才知道原来是高烧太长时间，小孩子没有体力了，温度就下降了。大夫指着我说：“你做父亲的，怎么连这点医学常识都不知道！”
我其实很喜欢女儿的，觉得女儿跟爸爸更贴心。只是当时工作的原因，不能在她们身边。我大女儿很懂事，经常带着两个妹妹玩，也替我爱人分担了不少家务。我从青海回到北京，大女儿已经去复旦大学读书了。我现在对我的小外孙女特别亲，总想拿出更多的时间陪着她，陪她看书、陪她弹钢琴、陪她玩跳棋等等。我三女儿说：“爸爸，我怎么感觉你对外孙女比对我们女儿还亲啊，这难道就是隔代亲？”其实，我不愿意跟她们讲，到了我这个年龄，我越来越觉得对女儿们很愧疚，但也只能把这种爱多放一些在下下一代人身上了，现在，孙女就是我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