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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经常被人们用来表述中国历史中最为深刻的断裂。以今天的历史分期视野来看，巨变的发生即是“近现代”的开始。但是这一“巨变”和断裂究竟是什么，其实并不是清晰的。对此的不同理解，意味着不同的思考方向和问题结构。
“数千年未有之巨变”最常为后人所引述的出处是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十日）。李鸿章对“巨变”的感知是多重的，变化不仅仅来自于东南沿海，西北内陆的周边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在当时的朝野，对于是否应该“捐西守东”发生了重要的辩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是在东南和西北、在海洋和内陆多个方向同时展开的，它的背后是整个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
康有为也曾多有论及“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他对列强威胁的感受，同样不是来自某一个方向，而是“合伺”和“环伺”。如《上清帝第一书》（一八八八）说：“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康有为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指出列强“环伺”、变起四周而非一隅这一“非常之变局”，而且同时指出了中国变局背后的整个世界性格局的非常变化，中西相遇只是这一格局变化中的一个部分。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叙述了世界格局巨变兴起的脉络，亦即“列强环伺”格局得以形成的整个形势，并进而叙述了“列强环伺”步步演进的进程：
泰西当宋、元之时，大为教王所愚，屡为回国所破，贫弱甚矣。英人倍根当明永乐时创为新义，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泥古，请于国家立科鼓励。其士人著有新书，发从古未创之说者，赏以清秩高第。其工人制有新器，发从古未有之巧者，予以厚币功牌，皆许其专利宽其岁年。其有寻得新地，为人迹所未辟，身任大工，为生民所利赖者，予以世爵。于是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取富贵。各国从之，数十年间，科仑布寻得美洲万里之地，辟金山以致富，每年得银巨万，而银钱流入中国矣。墨领遍绕大地，知地如球，而荷兰、葡萄牙大收南洋，举台湾而占濠镜矣。哥白尼发现地之绕日，于是利玛窦、熊三拔、艾儒略、南怀仁、汤若望挟技来游，其入贡有浑天地球之仪，量天缩地之尺，而改中国历宪矣。至近百年来新法益盛。道光初年，始创轮舟，而十二年英人犯我广州，且遍收四洲为属地，辟土四万里矣。道光末年，始有电线、铁路。……近者英之得印度、缅甸，俄之得西伯利亚至珲春，法之得越，皆筑铁路以逼我三陲矣。
这一段话与《上清帝第一书》开篇对列强“合而伺我”、朝贡体系的危机由外及内蔓延的叙述恰成对比，这是从整个世界变动的视角进入，对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所做的另一种叙述。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要点：
其一，指出泰西巨变发生在明季，而巨变的动力首先来自于国家“立科以励智学”，即泰西之国以国家力量推动科技、思想、资本与市场的发展，推动海外垦殖，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在康有为看来，是欧洲的封建以及由此造成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战争提供了欧洲资本主义海外拓殖的动力。
欧洲国家之间的纷争与战乱，以及它们在全球拓殖的进程中所形成的世界格局，为康有为理解中国朝贡体系的危机、理解“列强环伺”的非常变局提供了主要的情境和背景。康有为因此也将中国遭遇的巨变表述为“今略如春秋、战国之并争，非复汉、唐、宋、明之专统，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也”。
其二，中国变局是泰西巨变所带来的整个世界变局中的一部分，同样起自明季。康有为指出，美洲拓殖、白银剧增以及白银流入中国，即为中国变局的重要开端；荷兰、葡萄牙在南洋垦殖，以及荷兰进犯台湾，造成了中国朝贡体系的第一波危机。《上清帝第五书》（一八九八年一月初）也指出，“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起始时段在明末，“地球之通自明末，轮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后之新事，四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在《荷兰游记》（一九○四）中，康有为更详细地追溯了荷兰这一明代变局的始作俑者，准确地指出变局是从明朝中叶开始的：“荷兰滨海而都，以船为生，故从班、葡之后，辟新地而取南洋最早。《明史》永乐时，南洋朝贡诸国最盛，当明中叶而忽焉没已者，皆荷兰之为之也。今星架坡、澳门一带及台湾，皆荷人开辟地。”南洋朝贡诸国“当明中叶而忽焉没已”，即是中国朝贡体系危机的开始显现。
康有为的这一洞见，提供了理解和叙述中国近代历史开端及其进程的一种重要思路。相对于常见的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历史叙述，康有为的观察将这一开端提前到明代中叶，它紧接着泰西之国近代变局的发生而发生。沟口雄三在《辛亥革命新论》一文中指出，一直以来，有两种“观察清末的视角坐标”，即有两种不同的区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划分法：一种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开端；另一种来自于日本战前的东亚史教科书，它们根据传教士到来等史实，将十六、十七世纪以降划为西学或西力东渐时期。沟口雄三认为，这两种划分法在视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帝国主义）东扩为亚洲历史转机的主要或最大要因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进而认为，“鸦片战争(或现代性)”视角坐标并非提取自中国历史的洪流，而是建构于外来的危机之中。为了更立体地凸显近代中国的全貌，必须承认明末清初的历史变动，并且认为这一变动贯穿整个清代，这样一种“十六至十七世纪视角坐标”才是“提取自中国历史的洪流”的视角坐标。而从康有为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在康有为等近代中国思想家的自我意识中，找到沟口所说的“十六至十七世纪视角坐标”的源头。
其三，“列强环伺”之所以是“古史所未闻”的“非常之变局”，不仅仅在于列强从四面八方群起压迫而来的表面特征，更在于造成这种局势的特殊动力机制所包含的超出武力威胁的特殊之处。康有为将利玛窦、熊三拔、艾儒略、南怀仁、汤若望等人把哥白尼日心说等近代西方天文学说介绍到中国，并改变中国历法，作为从世界视野看中国变局的历史叙述的一部分。在这段历史叙述之前，康有为概括指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特别之处，在于“有治法文学之事”，“文明”问题成为变局的中心问题：“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曩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陵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而这种状况，是非洲、拉美和亚洲国家的普遍遭遇。康有为在《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中将这种趋势称为“以文明之国入野蛮之国”。
如果仅从军事战略层面的态势而论，“列强环伺”的巨变与六国攻秦并无本质区别；但“以文明之国入野蛮之国”所叙述的“文明”层面的千年未有之巨变，对于中国而言，却是“从古诸夷之所无”，是真正非常的事态。因为变自外生，是“诸夷”在文明层面发生了巨变，它是中国不得不面对、被强加的事实——它们是中国亘古未见的一类“诸夷”。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如何理解世界格局巨变以及“诸夷”，成为必须面对和处理的中心问题。
可见，康有为承续“数千年来未有之巨变”的问题意识，建构了新的多层次的视野，既以中国为中心分析中国的变局，也以世界性视野分析中国的变局。在他有关发端于明朝中叶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叙述中，中国都是被动的。
康有为还分析和叙述了另一种“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即共和革命的爆发、清王朝的覆灭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建立。辛亥革命之后，康有为屡屡分析这一巨变的内涵。将他对共和革命所意味的巨变的论述与对前述巨变的论述相对比，可以看出，这两种巨变在他看来分量完全不同，共和革命所意味的巨变更应该被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共和建设讨论会杂志发刊词》（一九一二年四月）指出，共和革命乃是对整个数千年来中国体制的革命：“且今兹之革命，非止革一朝之命也，实革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命也。”《中国以何方救危论》（一九一三年三月）更为全面地展示了这一巨变的特点：“……今兹之革命，非止革满洲一朝之命也，谓夫教化革命、礼俗革命、纲纪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尽中国五千年之旧教、旧俗、旧学、旧制而尽革之；如风雨迅烈而室屋尽焚，如海浪大作而船舰忽沉。”他清晰地指出，共和革命的特点在于，它是同时在文化和政治层面上“革”中国数千年帝制及其依托的教、学、俗等文化基础之“命”；它已经超越了革命兴起之初的“排满”目标，不再仅仅是“革满洲一朝之命”，而是要摧毁整个帝制及其文化基础。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他在给鼓吹“立孔教为国教”最力的弟子陈焕章的信中，这样论述儒教及其体制的衰落的巨变：“近者大变，礼俗沦亡，教化扫地。非唯一时之革命，实中国五千年政教之尽革，进无所依，退无所据。顷并议废孔教，尤为可骇，若坠重渊，渺无所属。呜呼痛哉！自吾中国以来，未危变若今之甚者也。”
在康有为看来，共和革命所意味的巨变，与前面讨论的“列强环伺”所意味的一系列巨变很不一样：其一，这一巨变所引发的后果要远甚于“列强环伺”所意味的巨变。所谓“自吾中国以来，未危变若今之甚者也”，即使同样被认为是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列强环伺”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列强环伺”的巨变并不必然能导致中国五千年专制和政教被“尽革”，它也不必然引发足以造成“尽革”效果的共和革命。
其二，这一巨变所包含的断裂比“列强环伺”所意味的巨变要远为深刻。康有为以“进无所依，退无所据”、“若坠重渊，渺无所属”描述五千年政教尽革的后果，形象地指出了共和革命所造成的断裂的深度。他从革命的批判者一面揭示了，对于数千年来的中国而言，共和革命是从未遭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三，共和革命的巨变是起自中国内部的巨变，而“列强环伺”及与此有关的系列巨变从根本上说都是外在的巨变。“列强环伺”的外在巨变无疑是共和革命的一个重要背景和原因，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未必是最重要的原因。
康有为对这两种“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论述都是深刻的，它们的确都是重量级的巨变。但只从第一种“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并不能解释第二种“数千年未有之巨变”。这是因为，第一种“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在中国所激发起的不只是共和革命的浪潮，在明中叶以来三百余年时间里，中国内部变化的脉络是多元而复杂的。仅就共和革命兴起的时期来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保皇派就一直与共和革命派辩论、竞争和抗衡；而以共和革命为主要标志的一段历史也并不是成王败寇的格局，与其说胜出的一方完全主导和塑造历史的走向，不如说革命派和改良派等多重力量共同塑造了此后的走向。其中常为人提及的例子是，“五族共和”这一民国建国方略，其实是康有为等保皇改良派的主张，而革命派恰恰是将“排满”作为发动革命的重要口号，但是他们扬弃了自己此前的主张，而吸纳了保皇改良派的政见。
另一例子是割据自立和联省自治的主张的命运，这一主张多为革命派所支持和宣扬，康有为等人一直严厉抨击这一主张，而民国成立之后的中国事实上是沿着保皇改良派所主张的方向前进的。沟口雄三根据“十六至十七世纪视角坐标”，重视辛亥革命这一“二千年一遇的大事件”，同时关注“何种力量导致了这一结果，这一力量又是如何成型的”。他给出了一个“假说”作为答案，即明末时尚在县的范围内的“乡里空间”，到清末扩充至省的范围，形成以省为单位的代替王朝体制的新体制框架，亦即实现省之独立的“一省之力”，正是这“一省之力”终结了王朝体制。不过，这一寻找内部动力的方法，与以鸦片战争为坐标原点考察中国社会变革的方法，并无本质区别，因为这一方法仍然是将中国社会内部巨变的开始设定于西方冲击发生的起点，变化只在于更为准确地追溯了西方冲击发生的时间点。就“一省之力”的兴起而言，孔飞力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指出，晚清的地方军事化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之后有一个重要发展，即绅士领导的团练转变成地方政府的正式机构，开始作为县以下官方的行政机关行使职能，承担着保甲、里甲等职能，这标志着传统国家秩序的衰落和崩溃；这种旧秩序的衰落不同于王朝的衰落，时间不早于太平天国被扑灭的一八六四年。这意味着清代地方军事化并不是直接产生于明代，而是清代中期变局的产物；分省自治主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的地方主义获得了灵感，认为可以通过地方自立或者自保来求得国家的自立。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预设，在西方冲击所造成的“巨变”开始出现的时间节点，会有中国内部的某种重大变化来与之对应。另一方面，“一省之力”终结王朝体制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但正如沟口雄三同时指出的，由于西欧列强及新兴日本的殖民地干涉和军事侵略，国际环境趋于严峻，人们选择了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建设这一道路。如果说需要在十六至十七世纪视角坐标中观察“一省之力”的形成脉络，那么，在这一视角坐标中观察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重建统一国家的脉络及其动力所在，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这里通过这两个例子要指出的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历史的走向是由不断辩论、抗衡和相互渗透的多元力量共同奠定的。因此，要解释第二种作为历史事实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确需要如沟口雄三所指出，分析究竟是“何种力量导致了这一结果，这一力量又是如何成型的”，同时还要多加一个强调，即“何种力量”并不就意味着单一的力量，也不意味着一束相互分割的不同类型力量的集合，“何种力量”意味着多元力量的集合（包括西方的冲击），或者不同类型的多元力量集合的一束更大的集合。虽然这些力量集合的产生都与新的世界变局有关系，但它们并不等于世界变局。
由此看来，那种单一直线型的历史叙述——“列强环伺”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变”激起晚清变革思潮，洋务运动为维新改良派所取代，然后维新改良派又为革命派所取代，再之后革命派缔造民国，而种种潮起潮落、依次递进的运动都是对“列强环伺”和泰西制度思想冲击的回应方式——既很难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形成的主要动力，也很难解释革命演进的动力。单一直线型的历史叙述忽略了康有为一代人的思想和政治行动的主要动力，并非来自于对世界变局和泰西压力的被动回应，而是来自于他们对中国未来的不同期待，来自于他们对新的世界的设想和期待。他们有不同的立场和理想，与此相应，他们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寻找塑造未来的动力。他们对这些动力的寻找、发现、定义和叙述，未必是对他们所观察到的泰西之国海洋探索、海外拓殖的动力的复制，有的甚至大相径庭，发出“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毛泽东）的质疑……可以说，动力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正是第二种“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特点所在。
就第二种变局而言，康有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观察者。在共和革命酝酿、爆发和发展的过程中，他是历史的重要参与者；他对共和革命的批评、反对以及他对共和、自由价值的复杂态度，作为这场革命的重要对立面而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
康有为对第二种变局的描述或许有片面之处，但他对第二种变局的强调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重要性不会因此而有所减弱。如康有为的分析所显示，共和革命所意味的第二种“数千年未有之巨变”比“列强环伺”所意味的第一种“数千年未有之巨变”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它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及其中包含的断裂和转折的主要枢纽所在。如果一定要在这两种变局中选择其中之一作为最主要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变”，我们不得不选择辛亥革命作为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从而将之视为理解中国近现代史最为关键的转折点，并将它（而不是明朝中叶）作为观察中国历史（至少是近现代中国史）的坐标系的原点。
相对于以中西遭遇的开端（无论是明朝中叶还是鸦片战争）作为历史坐标系的原点，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现代性中国历史叙述，将辛亥革命作为历史坐标系的原点，意味着历史叙述也许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即是，它将使中国巨变（尤其是革命）的内部脉络和内在动力，真正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叙述的中心环节，从而真正超越那种将中西相遇作为中国现代进程的主要动力和开端的现代性历史叙述模式。将共和革命兴起视为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可以打开中国现代性历史叙事的新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将共和革命浪潮兴起的时期确立为历史坐标系的原点，那么，康有为与革命派（包括倾向革命的部分弟子）之间的辩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虽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建设在甲午战争之前即开始了（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但其实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之间的辩论第一次将“士夫革命”清晰地呈现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士人阶层之前。准确地说，关于共和革命的第一波辩论是一九○二年在康有为和他的部分弟子间开始的。
就康有为个人而言，重视中国革命浪潮并做出强烈反应，是一八九九年“十三太保”劝康有为退休事件。根据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冯自由《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二集》，康有为一八九九年二月离开日本后，梁启超与孙中山交往密切，逐渐倾向革命。当年六月，梁启超与韩文举、欧榘甲、梁炳光等十三人连署上书康有为，劝其谢事退隐，其中明确提出共和革命的主张。到一九○二年，经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之后，清政府下令变法，但只是虚与委蛇，光绪帝仍然无复权之望，于是不少保皇党人对清廷感到绝望，认为无可救药，如梁启超、欧榘甲、徐勤等人主张激进，以分省割据自立的方式发起革命。当年六月，康有为写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独立分裂所致》两封长信，与弟子们展开了辩论。这是晚清共和革命辩论的开端。
他在前一封信中这样阐述革命思潮兴起所意味的巨变：
……不独四年来所无，实二百年所未有。盖向者人犹望复辟之自强，今则别谋革命自强矣；向者不过变自小民，今则变自士夫矣。此其大变，又洪秀全时所无也。
康有为从革命的批判者的角度，深刻地指出了革命的两个特点：一是相对于复辟自强的革命自强，一是相对于小民造反的士夫革命。他在革命浪潮刚露端倪的时候，就非常清晰地预见到了革命动力酝酿的主要方向，即士大夫在思想文化上“革”数千年帝制及其文教基础之“命”，并在文化和政治的双重革命中发掘和凝聚国家自强的动力。他在此时也已经指出，这一大变不仅完全不同于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这样的小民造反，而且“实二百年来所未有”，这是一种革命理论与革命行动相结合的运动。这是将革命浪潮兴起视为“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先声，康有为堪称共和革命最深刻的“知己”。
（《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重新思考中国革命：沟口雄三的思想方法》，沟口雄三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二○一○年版）
“数千年未有之巨变”最常为后人所引述的出处是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十日）。李鸿章对“巨变”的感知是多重的，变化不仅仅来自于东南沿海，西北内陆的周边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在当时的朝野，对于是否应该“捐西守东”发生了重要的辩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是在东南和西北、在海洋和内陆多个方向同时展开的，它的背后是整个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
康有为也曾多有论及“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他对列强威胁的感受，同样不是来自某一个方向，而是“合伺”和“环伺”。如《上清帝第一书》（一八八八）说：“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康有为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指出列强“环伺”、变起四周而非一隅这一“非常之变局”，而且同时指出了中国变局背后的整个世界性格局的非常变化，中西相遇只是这一格局变化中的一个部分。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叙述了世界格局巨变兴起的脉络，亦即“列强环伺”格局得以形成的整个形势，并进而叙述了“列强环伺”步步演进的进程：
泰西当宋、元之时，大为教王所愚，屡为回国所破，贫弱甚矣。英人倍根当明永乐时创为新义，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泥古，请于国家立科鼓励。其士人著有新书，发从古未创之说者，赏以清秩高第。其工人制有新器，发从古未有之巧者，予以厚币功牌，皆许其专利宽其岁年。其有寻得新地，为人迹所未辟，身任大工，为生民所利赖者，予以世爵。于是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取富贵。各国从之，数十年间，科仑布寻得美洲万里之地，辟金山以致富，每年得银巨万，而银钱流入中国矣。墨领遍绕大地，知地如球，而荷兰、葡萄牙大收南洋，举台湾而占濠镜矣。哥白尼发现地之绕日，于是利玛窦、熊三拔、艾儒略、南怀仁、汤若望挟技来游，其入贡有浑天地球之仪，量天缩地之尺，而改中国历宪矣。至近百年来新法益盛。道光初年，始创轮舟，而十二年英人犯我广州，且遍收四洲为属地，辟土四万里矣。道光末年，始有电线、铁路。……近者英之得印度、缅甸，俄之得西伯利亚至珲春，法之得越，皆筑铁路以逼我三陲矣。
这一段话与《上清帝第一书》开篇对列强“合而伺我”、朝贡体系的危机由外及内蔓延的叙述恰成对比，这是从整个世界变动的视角进入，对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所做的另一种叙述。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要点：
其一，指出泰西巨变发生在明季，而巨变的动力首先来自于国家“立科以励智学”，即泰西之国以国家力量推动科技、思想、资本与市场的发展，推动海外垦殖，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在康有为看来，是欧洲的封建以及由此造成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战争提供了欧洲资本主义海外拓殖的动力。
欧洲国家之间的纷争与战乱，以及它们在全球拓殖的进程中所形成的世界格局，为康有为理解中国朝贡体系的危机、理解“列强环伺”的非常变局提供了主要的情境和背景。康有为因此也将中国遭遇的巨变表述为“今略如春秋、战国之并争，非复汉、唐、宋、明之专统，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也”。
其二，中国变局是泰西巨变所带来的整个世界变局中的一部分，同样起自明季。康有为指出，美洲拓殖、白银剧增以及白银流入中国，即为中国变局的重要开端；荷兰、葡萄牙在南洋垦殖，以及荷兰进犯台湾，造成了中国朝贡体系的第一波危机。《上清帝第五书》（一八九八年一月初）也指出，“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起始时段在明末，“地球之通自明末，轮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后之新事，四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在《荷兰游记》（一九○四）中，康有为更详细地追溯了荷兰这一明代变局的始作俑者，准确地指出变局是从明朝中叶开始的：“荷兰滨海而都，以船为生，故从班、葡之后，辟新地而取南洋最早。《明史》永乐时，南洋朝贡诸国最盛，当明中叶而忽焉没已者，皆荷兰之为之也。今星架坡、澳门一带及台湾，皆荷人开辟地。”南洋朝贡诸国“当明中叶而忽焉没已”，即是中国朝贡体系危机的开始显现。
康有为的这一洞见，提供了理解和叙述中国近代历史开端及其进程的一种重要思路。相对于常见的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历史叙述，康有为的观察将这一开端提前到明代中叶，它紧接着泰西之国近代变局的发生而发生。沟口雄三在《辛亥革命新论》一文中指出，一直以来，有两种“观察清末的视角坐标”，即有两种不同的区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划分法：一种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开端；另一种来自于日本战前的东亚史教科书，它们根据传教士到来等史实，将十六、十七世纪以降划为西学或西力东渐时期。沟口雄三认为，这两种划分法在视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帝国主义）东扩为亚洲历史转机的主要或最大要因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进而认为，“鸦片战争(或现代性)”视角坐标并非提取自中国历史的洪流，而是建构于外来的危机之中。为了更立体地凸显近代中国的全貌，必须承认明末清初的历史变动，并且认为这一变动贯穿整个清代，这样一种“十六至十七世纪视角坐标”才是“提取自中国历史的洪流”的视角坐标。而从康有为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在康有为等近代中国思想家的自我意识中，找到沟口所说的“十六至十七世纪视角坐标”的源头。
其三，“列强环伺”之所以是“古史所未闻”的“非常之变局”，不仅仅在于列强从四面八方群起压迫而来的表面特征，更在于造成这种局势的特殊动力机制所包含的超出武力威胁的特殊之处。康有为将利玛窦、熊三拔、艾儒略、南怀仁、汤若望等人把哥白尼日心说等近代西方天文学说介绍到中国，并改变中国历法，作为从世界视野看中国变局的历史叙述的一部分。在这段历史叙述之前，康有为概括指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特别之处，在于“有治法文学之事”，“文明”问题成为变局的中心问题：“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曩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陵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而这种状况，是非洲、拉美和亚洲国家的普遍遭遇。康有为在《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中将这种趋势称为“以文明之国入野蛮之国”。
如果仅从军事战略层面的态势而论，“列强环伺”的巨变与六国攻秦并无本质区别；但“以文明之国入野蛮之国”所叙述的“文明”层面的千年未有之巨变，对于中国而言，却是“从古诸夷之所无”，是真正非常的事态。因为变自外生，是“诸夷”在文明层面发生了巨变，它是中国不得不面对、被强加的事实——它们是中国亘古未见的一类“诸夷”。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如何理解世界格局巨变以及“诸夷”，成为必须面对和处理的中心问题。
可见，康有为承续“数千年来未有之巨变”的问题意识，建构了新的多层次的视野，既以中国为中心分析中国的变局，也以世界性视野分析中国的变局。在他有关发端于明朝中叶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叙述中，中国都是被动的。
康有为还分析和叙述了另一种“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即共和革命的爆发、清王朝的覆灭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建立。辛亥革命之后，康有为屡屡分析这一巨变的内涵。将他对共和革命所意味的巨变的论述与对前述巨变的论述相对比，可以看出，这两种巨变在他看来分量完全不同，共和革命所意味的巨变更应该被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共和建设讨论会杂志发刊词》（一九一二年四月）指出，共和革命乃是对整个数千年来中国体制的革命：“且今兹之革命，非止革一朝之命也，实革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命也。”《中国以何方救危论》（一九一三年三月）更为全面地展示了这一巨变的特点：“……今兹之革命，非止革满洲一朝之命也，谓夫教化革命、礼俗革命、纲纪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尽中国五千年之旧教、旧俗、旧学、旧制而尽革之；如风雨迅烈而室屋尽焚，如海浪大作而船舰忽沉。”他清晰地指出，共和革命的特点在于，它是同时在文化和政治层面上“革”中国数千年帝制及其依托的教、学、俗等文化基础之“命”；它已经超越了革命兴起之初的“排满”目标，不再仅仅是“革满洲一朝之命”，而是要摧毁整个帝制及其文化基础。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他在给鼓吹“立孔教为国教”最力的弟子陈焕章的信中，这样论述儒教及其体制的衰落的巨变：“近者大变，礼俗沦亡，教化扫地。非唯一时之革命，实中国五千年政教之尽革，进无所依，退无所据。顷并议废孔教，尤为可骇，若坠重渊，渺无所属。呜呼痛哉！自吾中国以来，未危变若今之甚者也。”
在康有为看来，共和革命所意味的巨变，与前面讨论的“列强环伺”所意味的一系列巨变很不一样：其一，这一巨变所引发的后果要远甚于“列强环伺”所意味的巨变。所谓“自吾中国以来，未危变若今之甚者也”，即使同样被认为是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列强环伺”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列强环伺”的巨变并不必然能导致中国五千年专制和政教被“尽革”，它也不必然引发足以造成“尽革”效果的共和革命。
其二，这一巨变所包含的断裂比“列强环伺”所意味的巨变要远为深刻。康有为以“进无所依，退无所据”、“若坠重渊，渺无所属”描述五千年政教尽革的后果，形象地指出了共和革命所造成的断裂的深度。他从革命的批判者一面揭示了，对于数千年来的中国而言，共和革命是从未遭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三，共和革命的巨变是起自中国内部的巨变，而“列强环伺”及与此有关的系列巨变从根本上说都是外在的巨变。“列强环伺”的外在巨变无疑是共和革命的一个重要背景和原因，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未必是最重要的原因。
康有为对这两种“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论述都是深刻的，它们的确都是重量级的巨变。但只从第一种“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并不能解释第二种“数千年未有之巨变”。这是因为，第一种“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在中国所激发起的不只是共和革命的浪潮，在明中叶以来三百余年时间里，中国内部变化的脉络是多元而复杂的。仅就共和革命兴起的时期来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保皇派就一直与共和革命派辩论、竞争和抗衡；而以共和革命为主要标志的一段历史也并不是成王败寇的格局，与其说胜出的一方完全主导和塑造历史的走向，不如说革命派和改良派等多重力量共同塑造了此后的走向。其中常为人提及的例子是，“五族共和”这一民国建国方略，其实是康有为等保皇改良派的主张，而革命派恰恰是将“排满”作为发动革命的重要口号，但是他们扬弃了自己此前的主张，而吸纳了保皇改良派的政见。
另一例子是割据自立和联省自治的主张的命运，这一主张多为革命派所支持和宣扬，康有为等人一直严厉抨击这一主张，而民国成立之后的中国事实上是沿着保皇改良派所主张的方向前进的。沟口雄三根据“十六至十七世纪视角坐标”，重视辛亥革命这一“二千年一遇的大事件”，同时关注“何种力量导致了这一结果，这一力量又是如何成型的”。他给出了一个“假说”作为答案，即明末时尚在县的范围内的“乡里空间”，到清末扩充至省的范围，形成以省为单位的代替王朝体制的新体制框架，亦即实现省之独立的“一省之力”，正是这“一省之力”终结了王朝体制。不过，这一寻找内部动力的方法，与以鸦片战争为坐标原点考察中国社会变革的方法，并无本质区别，因为这一方法仍然是将中国社会内部巨变的开始设定于西方冲击发生的起点，变化只在于更为准确地追溯了西方冲击发生的时间点。就“一省之力”的兴起而言，孔飞力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指出，晚清的地方军事化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之后有一个重要发展，即绅士领导的团练转变成地方政府的正式机构，开始作为县以下官方的行政机关行使职能，承担着保甲、里甲等职能，这标志着传统国家秩序的衰落和崩溃；这种旧秩序的衰落不同于王朝的衰落，时间不早于太平天国被扑灭的一八六四年。这意味着清代地方军事化并不是直接产生于明代，而是清代中期变局的产物；分省自治主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的地方主义获得了灵感，认为可以通过地方自立或者自保来求得国家的自立。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预设，在西方冲击所造成的“巨变”开始出现的时间节点，会有中国内部的某种重大变化来与之对应。另一方面，“一省之力”终结王朝体制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但正如沟口雄三同时指出的，由于西欧列强及新兴日本的殖民地干涉和军事侵略，国际环境趋于严峻，人们选择了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建设这一道路。如果说需要在十六至十七世纪视角坐标中观察“一省之力”的形成脉络，那么，在这一视角坐标中观察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重建统一国家的脉络及其动力所在，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这里通过这两个例子要指出的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历史的走向是由不断辩论、抗衡和相互渗透的多元力量共同奠定的。因此，要解释第二种作为历史事实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确需要如沟口雄三所指出，分析究竟是“何种力量导致了这一结果，这一力量又是如何成型的”，同时还要多加一个强调，即“何种力量”并不就意味着单一的力量，也不意味着一束相互分割的不同类型力量的集合，“何种力量”意味着多元力量的集合（包括西方的冲击），或者不同类型的多元力量集合的一束更大的集合。虽然这些力量集合的产生都与新的世界变局有关系，但它们并不等于世界变局。
由此看来，那种单一直线型的历史叙述——“列强环伺”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变”激起晚清变革思潮，洋务运动为维新改良派所取代，然后维新改良派又为革命派所取代，再之后革命派缔造民国，而种种潮起潮落、依次递进的运动都是对“列强环伺”和泰西制度思想冲击的回应方式——既很难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形成的主要动力，也很难解释革命演进的动力。单一直线型的历史叙述忽略了康有为一代人的思想和政治行动的主要动力，并非来自于对世界变局和泰西压力的被动回应，而是来自于他们对中国未来的不同期待，来自于他们对新的世界的设想和期待。他们有不同的立场和理想，与此相应，他们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寻找塑造未来的动力。他们对这些动力的寻找、发现、定义和叙述，未必是对他们所观察到的泰西之国海洋探索、海外拓殖的动力的复制，有的甚至大相径庭，发出“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毛泽东）的质疑……可以说，动力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正是第二种“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特点所在。
就第二种变局而言，康有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观察者。在共和革命酝酿、爆发和发展的过程中，他是历史的重要参与者；他对共和革命的批评、反对以及他对共和、自由价值的复杂态度，作为这场革命的重要对立面而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
康有为对第二种变局的描述或许有片面之处，但他对第二种变局的强调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重要性不会因此而有所减弱。如康有为的分析所显示，共和革命所意味的第二种“数千年未有之巨变”比“列强环伺”所意味的第一种“数千年未有之巨变”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它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及其中包含的断裂和转折的主要枢纽所在。如果一定要在这两种变局中选择其中之一作为最主要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变”，我们不得不选择辛亥革命作为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从而将之视为理解中国近现代史最为关键的转折点，并将它（而不是明朝中叶）作为观察中国历史（至少是近现代中国史）的坐标系的原点。
相对于以中西遭遇的开端（无论是明朝中叶还是鸦片战争）作为历史坐标系的原点，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现代性中国历史叙述，将辛亥革命作为历史坐标系的原点，意味着历史叙述也许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即是，它将使中国巨变（尤其是革命）的内部脉络和内在动力，真正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叙述的中心环节，从而真正超越那种将中西相遇作为中国现代进程的主要动力和开端的现代性历史叙述模式。将共和革命兴起视为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可以打开中国现代性历史叙事的新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将共和革命浪潮兴起的时期确立为历史坐标系的原点，那么，康有为与革命派（包括倾向革命的部分弟子）之间的辩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虽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建设在甲午战争之前即开始了（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但其实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之间的辩论第一次将“士夫革命”清晰地呈现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士人阶层之前。准确地说，关于共和革命的第一波辩论是一九○二年在康有为和他的部分弟子间开始的。
就康有为个人而言，重视中国革命浪潮并做出强烈反应，是一八九九年“十三太保”劝康有为退休事件。根据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冯自由《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二集》，康有为一八九九年二月离开日本后，梁启超与孙中山交往密切，逐渐倾向革命。当年六月，梁启超与韩文举、欧榘甲、梁炳光等十三人连署上书康有为，劝其谢事退隐，其中明确提出共和革命的主张。到一九○二年，经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之后，清政府下令变法，但只是虚与委蛇，光绪帝仍然无复权之望，于是不少保皇党人对清廷感到绝望，认为无可救药，如梁启超、欧榘甲、徐勤等人主张激进，以分省割据自立的方式发起革命。当年六月，康有为写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独立分裂所致》两封长信，与弟子们展开了辩论。这是晚清共和革命辩论的开端。
他在前一封信中这样阐述革命思潮兴起所意味的巨变：
……不独四年来所无，实二百年所未有。盖向者人犹望复辟之自强，今则别谋革命自强矣；向者不过变自小民，今则变自士夫矣。此其大变，又洪秀全时所无也。
康有为从革命的批判者的角度，深刻地指出了革命的两个特点：一是相对于复辟自强的革命自强，一是相对于小民造反的士夫革命。他在革命浪潮刚露端倪的时候，就非常清晰地预见到了革命动力酝酿的主要方向，即士大夫在思想文化上“革”数千年帝制及其文教基础之“命”，并在文化和政治的双重革命中发掘和凝聚国家自强的动力。他在此时也已经指出，这一大变不仅完全不同于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这样的小民造反，而且“实二百年来所未有”，这是一种革命理论与革命行动相结合的运动。这是将革命浪潮兴起视为“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先声，康有为堪称共和革命最深刻的“知己”。
（《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重新思考中国革命：沟口雄三的思想方法》，沟口雄三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二○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