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通过读章诒和的《卧底》才知道有冯亦代《悔余日录》这本书的,而且吃惊它早在2000年就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章诒和所谈的“卧底”,其实是冯先生自己在生前就通过“日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冯先生2005年2月去世(享年92岁),章诒和的文章写于2009年。从冯的自我暴露到章诒和得知并由此著文抒发了自己“裂骨锥心之痛”,其间相隔了近9年。
　　从网上得知,不少读者认为章诒和不够“厚道”,不够“宽容”……这种责备似乎很符合中国传统的“恕道”和“为尊者讳”的伦理精神,也赢得了不少人的赞同。可是我的思绪却久久盘旋在冯亦代生前就出版《悔余日录》,以及2000年、2005年、2009年这几个“时间差”上。
　　谁出书,都是要把自己和自己的智慧公开于社会面前,希望把它变成社会的财富。
　　不这样解释我们就无法理解一个暮年老人会那样不留余地的把自己当年的“丑行”用书籍的形式暴露于普天之下。然而,在“日录”正式出版到2005年2月这段近5年的时间里,他也许有些失望。他的书并没有引起人的注意。如果不是章诒和2009年发在《南方周末》的《卧底》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他的期许还不知要延续多长时间。他的《悔余日录》之所以寂寞地躺了9年,也许是内容太过隐晦了,也许其中太多的曲笔、隐语、暗语太容易让人费解了。我想,也许正因为如此,那内含着太多“政治语码”的“日录”才得以顺利面世吧——但这就需要尚在人世的当事人章诒和来解读了。
　　这里哪里有什么“厚道”不“厚道”的问题?如果我们从章文中只读出“厚道”不“厚道”,或竟真的讲起“厚道”来,冯老先生的苦心和期许,岂不是付之流水了?那其中的吊诡,岂不让人备感命运的残酷捉弄?
　　无论冯先生还是章诒和都知道,那不是他们个人间的“恩怨情仇”;他们讲述的是一段历史,一段中华民族难以忘怀、也不应忘怀的历史。冯先生不惜自毁形象“现身说法”,提供的是亲历者的“第一手材料”,章诒和甘冒“不厚道”的世俗责难,也忍受着内心的巨大创痛,解读“日录”中的残酷,他们都超越了自我,严肃地面向了历史中的个人责任。对此我们只能怀着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