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阅读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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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幅书画的最后完成并非在艺术家掷笔之刻,而在它与观众心灵相交之时。
  八大山人是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中国书画家之一。尽管几十年来八大山人一直是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他头上依然笼罩着一层迷雾。书画是视觉艺术,理解一位艺术家及其作品当然最好是看原作。当今世界,互联网上泛滥着大量真假难辨的八大作品图片,也有将大师书画炒成天价的拍卖会,然而大众依然鲜有机会近距离与大师原作亲近。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以下简称弗利尔馆)在2015年隆重推出《谜样的八大山人艺术》特展,为学者与广大艺术爱好者提供了一席难得的视觉飨宴。
  弗利尔馆建于1923年,是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e)旗下的第一座艺术博物馆,与其姐妹馆赛克勒(Sackler Gallery)一起藏有四万多件东方艺术珍品,其中良渚玉器、商周青铜和中国书画在世界同类博物馆中均名列前茅。它收藏有七十多件八大山人书画,是海外唯一能用馆藏为八大开个展的艺术馆。除早年购进的一套册页,其八大精品均来自王方宇及其夫人的收藏。王方宇教授积大半生精力收藏研究八大山人,是这位中国书画大师在海外最权威的研究者及最大的私人收藏家。王教授身后,其子王少方先生遵从父亲遗愿,将其收藏的主要精品捐献给弗利尔馆,使该馆不仅成为海外八大藏品最集中之处,也成为世界上研究八大山人最重要的学术基地之一。
  中国书画部主任安明远(Stephen Allee)先生是此次特展的策展人,他从馆藏中精选了四十多件在艺术上最富创意、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展出,旨在让观众直接“阅读”八大独特的视觉语汇,在与大量原作亲近的过程中加深对这位传奇大师及作品的理解。
  八大爱画荷。据王方宇教授统计,其一生画过的植物不下五十余种,其中以荷居首。根据对八大山人传世之作的研究,有学者将其创作年代大致分为早期吸纳探索(1659-1680),中期突破开创(1681-1693),与晚期成熟完善(1694-1705)三个阶段。八大隐身禅门时的作品很少流传下来,这套作于1665年的《荷花图》是其罕见的早期作品之一。
  册页虽不足盈尺,八大吸纳探索期画风已然可见。首先是笔法的随意,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意在笔先,胸有成竹。其次是构图的简约,数笔点叶勾筋,荷叶荷梗便生动跃然纸上。再则是意境的空灵,花叶无壤无根,自空悬下,游于写意的似与不似之间。引人瞩目的是构图之奇,略全景,凸局部,左上右下呼应,仅靠一根独茎对角相连。更妙的是大片的中空留白,让观者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再创作”,无限韵味尽在画外。
  展品上的款识与印章是研究八大构图布局。创作发展及其作品收藏史的好素材。《荷花图》八开册页中有三页署“传綮”、一页署“法堀”、另一页署“法堀释传綮”。多幅册页上钤“刃菴”朱文方印,两页钤“法堀”朱文椭圆印,三页钤“释传綮印”。这些印章也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八大最早传世之作《传綮写生册》及上海博物馆所藏《花卉图》。册页外封上有早年藏家张大千题字“释传綮画荷册。号法堀又号刃菴,即山人为僧时名号也”。寥寥数语对名款印章作了清晰注解。值得注意的是《荷花图》左下角的白文方印“食鸡跖庐”,为前藏家王方宇书斋之名。食鸡跖之典源于《吕氏春秋》:“善学者若齐王之食鸡也,必食其跖数千而后足。”王教授尽其大半生精力,以“食千只鸡足踵”之功研究八大的精神俨然凝此方寸之间。
  作于1690年的两开册页《丁香花图并行草对题》,有若干罕见之处:其一,此为八大仅有两幅传世设色册页之一。其二,尽管八大喜画花卉,却极少为丁香作图。其三,对页题字虽为“庚午春仿包山画法”,此画风格与以包山为号的明代画家陆治之风格大相径庭。其四,题字页上的印章形状奇特。年轻观众的第一反应是“口红唇印”:洋人见了更是惊呼“玛丽·梦露”。其实,此章是依自然百形而刻的白文“山”字。
  看罢小品册页,再观花鸟立轴。《荷花双凫图》、《双雁图》与《艾虎图》并列,可令人一眼就看出其共性:绘画对象均是奇石、花草与鸟兽,布局也都与《荷花图》相似,左上右下遥相呼应,平行的对角线更给画面增添律动。而每幅图里各自用相近的曲线轮廓和皴法点法,使奇石与石上鸟兽不露痕迹地融为一体,足见八大笔法墨法上的功力。
  八大山人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深深地影响了包括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等在内的后世书画大家。王方宇的大部分八大收藏曾是张大干的旧藏,而吴昌硕则曾在多幅八大画作上题跋,《荷花双凫图》就是其中一例。
  八大涉足山水画较晚,与其弃僧后开创自己风格的中年时期同步,也与其在花鸟书法上的探索相通,更是实践他“画法兼之书法”理论的“实验田”。八大的山水画汇众多前辈大师,如董源、黄公望、米芾、倪瓒和董其昌等画法之精华,创出自己“淋漓奇古”的风格。
  虽然“仿作”在八大山水里占了不小的比例,但他的“仿”不是简单的临摹。八大在一幅仿作题跋中引唐志契《绘事微言》中的一句,就是对其“仿作”的最好定义:“师其意而不师其迹,乃真临摹也。”《仿北苑山水图》就是八大实践这种临仿的很好例证。熟悉董巨风格的观众们评论说,与董源笔法较繁复的浅绛山水相比,八大的这幅水墨更显筒净清淡。由此审美意识书,其独特风格到晚年达到巅峰。两幅立轴此次联展,是观众欣赏他晚年以画荷茎的篆笔中锋融入行草的极好机会。两轴虽一为行楷一为草书,然而挂在一起对比观看,行中有草,草中有楷,二者又都兼有篆意。例如草书轴中的“水”字如楷书般中规中矩,而行楷轴里则有不少字如草书般神采飞扬。想必书家本人也对这两幅字非常满意,上边“可得神仙”方印豁然可见。
  书法展品中还有幅罕见的《五言对联》。上联是“图书自僭室”,下联是“山斗望南都”。据说这个“僵”字让洋人学者颇费一番功夫考证,然而古文功底深厚的华人观众一眼就认出这是古体“仙”字。不过,洋学者另外考证出的几条出典,华裔观众中也鲜少有人知晓。其一:“僊室”曾为东汉皇家藏书室之名,因其道家典籍众多。其二:“山斗”指泰山北斗,语出《新唐书·韩愈传赞》。其三:“南都”不是南京而是南昌,源出南唐中主李璟曾短暂定都于此。短短十字联语,藏纳如此多明喻暗典,出身皇室又受书香熏陶的山人不仅是书画诗印皆能的艺术家,更是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
  特展的“终曲”是《涉事》册页。这套册页共十六开,散落各处,展出的四开为弗利尔馆所藏,其中最醒目的是扉页《涉事》。此页字大画小,且字画在侧、款印居中,打破一切布局常规,凸显八大独树一帜用款用印的美学境界。册页上还有被称为“屐形印”的独特印章。据王方宇考证,屐形印章共九枚,自1685年起就为八大频繁使用,分无框及有框两类。细心的王教授还注意到这枚自1692年起左框始有残。至于印文,有“一山人”、“一仙”、 “个山”等数种猜测,也有不少学者接受“八大山人”这个释义。然而,弗利尔馆的研究者出于学术上的谨慎,在图录中仍标为“暂无确切解读”。
  “涉事”二字在1690—1693年间画作中频繁出现,且常伴有同字印章。对此二字含意,学者们有不同解释。例如早年有人释为八大这个前朝遗民有心参与“复明运动”;有人读到他在书信里将作画一日说成“涉事一日”,便将涉事简单地解释为作画。八大自己在《鱼鸟图卷》上有如下题跋:“王二画石,必手扪之,踏而完其致;大戴画牛,必角如尾,踏而以成其斗。予与闵子,斗劣于人者也。一日出所画,以示幔亭熊子,熊子道:‘幔亭之山,画若无逾天,尤接笋,笋者接笋,天若上之。必三重阶二贴纸,纸处俯瞰万丈,人且劣也;必频登而后可以无惧,是斗胜也。’文字亦以无惧为胜,矧画事!故予画亦曰‘涉事’。”对此,有学者解释为因八大不是好斗之士,故其作画《涉事》态度是禅意的随性而至。然而策展人安明远对此有不同理解,他认为八大在此处将涉事(作画)比作勤奋的反复登山,以达无畏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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