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在编写上的特点之一,是由若干专题组成模块,而每一个专题都以一个人文话题来统领,然后再按人文话题的内涵来选择课文。如必修一第一个专题是“向青春举杯”,其人文话题的内涵是“在青春旋律的歌唱中,感受生命的多彩,编织人生的梦想,实现精神的成长与人格的丰盈”,于是就选了《沁园春·长沙》《相信未来》《让我们一起奔腾吧》《十八岁和其他》《我的四季》《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思考(节选)》《我的五样》等课文。这种编排体例的优点,是突出了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对以往语文教学过于注重工具性的倾向起了纠偏作用。但是这种以人文话题的内涵来统领课文的编排方式,也存在着不利于教学的一面,那就是无形之中淡化了文体的概念。苏教版必修一第一专题所选的几篇课文,从内涵来说,都紧紧围绕着“青春”这一话题,但从文体角度看,就显得比较杂乱,有诗歌、书信,也有散文和论文。这种编排方式给教师造成的印象,就是教学中主要落实人文话题的目标,所选课文的文体是可以不必多加考虑的,于是在教学中忽视文体来取舍内容、设计教学的现象便普遍存在。
　　以《老王》的教学为例。许多教师把这篇课文的教学重心,放在分析理解“老王”这个人物形象上。主要的教学步骤和教学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两大方面:一是分析老王是怎样一个人。从老王的职业、身世、外貌、身体状况、居住条件、所作所为等来分析他的社会地位和道德品质。得出的结论是:老王是一个生活贫苦但心地善良的底层劳动者。二是分析“我”对老王的感情态度,认为“我”对老王充满同情、悲悯和尊敬。在此基础上,不少教师还进行拓展延伸:老王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尊敬吗?现在社会上还有像老王这样的人吗?总之,“老王”是教学内容的主体,理解“老王”这个人物形象,是教学的主要目标。这样的教材处理和教学内容的取舍,给人的感觉是《老王》是一篇小说,作者的目的是塑造老王这个人物形象,表达对老王的讴歌和赞美之情。如果单从教材编排的意图看,教学内容侧重理解老王这个人物的教法似乎是无可厚非的。这篇课文在苏教版必修三第二个专题“号角,为你长鸣”中,属于“底层的光芒”的学习板块。这个专题的人文内涵是“了解底层社会人物恪守道德准则,维护社会公正的品格,从他们的人生追求和价值选择中,认识人的尊严和崇高”,应该说教师的教学内容和这里的人文内涵是一致的。事实上,教参对这篇课文的“内容解析”,也没有脱离把握人物形象这一点,认为“这篇叙事散文,是‘时代事件中的小插曲’。作者叙述与一位人力车夫的交往,写底层劳动者在不幸的生活中不改善良纯朴的天性”。有意思的是,人教版语文教材八年级(上)也选了《老王》这篇课文,教参对文章主要内容的理解,自然也是如此,“这篇课文写老王的几个生活片断……作者笔下的老王虽然穷苦卑微,但是精神上没有受到污染,他一本做人的道德良心,是极其淳朴的好人”,都是把对老王这个人物的理解放在教学内容的核心地位。但是如果我们从《老王》的文体出发,细究文本,就会发现,这种理解与教学内容的设定,与作者真正的写作意图比较起来,不说是买椟还珠,也一定是隔靴搔痒的。
　　《老王》是杨绛先生的一篇散文。作为一种以坦露自我、抒写真情为主的文体,作品所写的关于老王的几个生活片断,所流露的对老王的同情和怜悯,不过是文本的表象,其真正的目的是通过回忆“我”与老王的“交往”,来反观社会人生,反省自己的人生哲学。我们知道,杨绛的散文作品大都具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作者往往借对故人旧事的追忆,真实反映世态人情和作者对人生况味的深刻体验,同时也表现了作者高尚的人格和温厚的个性。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这是作品的开头,这个开头既揭示了“我”和老王之间的关系,也奠定了全文的基调——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我们在课文里,会处处感受到这种“疏离感”的存在。对于老王的个人信息,“我”了解得很多,也很详细,但老王却仿佛根本就不知道“我”的遭遇,因而“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我”是老王的顾客,“我”的家在哪里老王自然非常熟悉,但是老王住在何处,却是“我”散步的时候偶然看见的,而且老王“住那儿多年”的家“我”从未去过;老王生病了,仍然惦记着送“好香油”和“大鸡蛋”给“我”吃,但是老王生病期间,我却从没去看过他,甚至连他什么时候死的“我”也不知道;老王给“我”家送冰愿意“车费减半”,送“我”的丈夫去医院看病“不肯拿钱”,送香油和鸡蛋给“我”“不是要钱”,“我”却坚持一一把钱付清。可见,“我”和老王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距离,始终有一层隔膜。
　　有了对全文基调的把握,文中一些看似矛盾的地方就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比如关于老王的一段外貌描写: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
　　有论者认为,这段文字“破坏了”作者对老王的“同情和怜悯”,是“《老王》在情感上的断裂”,因而是一处“败笔”。也有论者认为,这种写法是“回避”了“俗套的路子”,“从美学上说”,是“内心的美在外表的丑陋的反衬下,更令人惊心动魄”,具体地说就是“他的丑反映出他的病情十分严重,同时又反映出他对别人的关心是无条件的,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健康状况”。这两种观点看似截然相反,但立论的前提其实是一样的,即都建立在作品着重描写老王,作者对老王充满同情、怜悯、尊敬和赞美的基础之上,只不过前者是误读,后者是为尊者讳罢了。事实上,作者之所以对老王的外貌进行如此“可怕”、“丑陋”的描写,只不过是作者当时内心真实感受的自然流露。因为对“我”来说,老王永远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我”和老王之间更多的依然是顾客和车夫之间的关系。杨绛的散文,总是以平和、自然、客观的笔调追念故人旧事,以不惊之心、不惊之语,叙写兴衰、荣辱、哀乐,是一种有距离的冷眼旁观。因此,当面对着有意无意“疏远”的对象时,作者既不会去丑化,更不会去美化,只能是一种真实的、客观的描写。
　　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疏离感”的存在,随着岁月的流逝,情感的沉淀,当作者回顾那段特殊的岁月,回忆老王的坦诚为人,再回过头来反省自己的人生哲学,作为一位温厚善良的知识分子,是会感到“愧怍”的。我们从杨绛的回忆录《我们仨》中,不难读到作家所秉持的淡定平和、宁静致远、超然物外、宠辱不惊的人生哲学,闭门谢客、蜗居书斋、专心治学、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这种生存哲学虽然反映了知识分子“独善其身”的精神追求,但同时也不免有着“冷眼旁观”的封闭自私。可以说,在这篇散文中,“杨绛用无情的笔墨进行了自我解剖”,让读者“领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之深,体会到一个坦荡真实的灵魂的自我反省和真诚忏悔,感受到尊严和平等对人生的意义以及沟通和理解的价值”。而读者也正是从作者的愧怍和反省的勇气中体会到一种崇高的人格力量,领略到抒写真性情的散文的魅力所在。而这也正是杨绛散文的特点之一,那就是以人格美来吸引人,以人格的力量来感染人,她的人格美主要表现在“真诚”二字上,在文中坦露出一颗真诚的心,“据事纪实”,让读者自己去鉴别,去品味,可信度极高。“人品即文品”,杨绛散文成功的艺术经验正在这里。这样看来,将《老王》这篇散文的主要内容理解为刻画老王这个人物,把文章的主旨仅仅归结为对以老王为代表的底层劳动人民“在不幸生活中不改善良淳朴天性”的讴歌,是违背作者的写作初衷的,甚至可以说是将作者看得太浅薄了。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正与教师文体意识的淡化有关。
　　当我们面对一种文体的时候,不能把文体仅仅看成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能仅仅关注文体的形式特征,而应该透过文体的表象,看到隐藏在文体背后的作家的身影,隐含在文体形式要素中的作家的内心情感。“文体作为文本机制,它不仅指文本表面所呈现的静态的话语形式特征,更包括形成这种话语形式特征的内在深层机制……就文体的形成而言,只有在具体作品的形成背后同时潜藏着与此相应的结构、组织文本的机制的时候,只有这种机制切实地成为形成文本形式的内在动力的时候,并且只有作品的这种呈现形式和作家生命形式之间发生同构关系,只有这种形式与作家所要表达的生活之间存在唯一对应关系的时候,才能创生一种新的文体。”这就是说,当我们面对着一种文体,特别是散文这种具有“真实性”和“抒情性”的文体的时候,应该从作品表层入手,深入到话语的组织方式层面,并剖析作家生命个体乃至其生存的历史文化境域,从中发现其内在的血脉关系,探讨作家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在散文里……作者不论是抒情、叙事、说理,亦不论使用的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其实质,无不是在抒我之情,表我之意,言我之志,处处皆有‘我’在”,“所以,读者经常将散文当作作者的‘自叙传’和‘内心独白’来读的。从那里,我们可以窥知作者的人格、个性、思想、习惯、嗜好,以及生活经历……作者没有什么可以掩蔽和造作,他甚至于不惜自我‘暴露’和‘解剖’”。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文体入手,我们才能了解作家的意图,把握作品的实质,读懂文本的内涵。而忽视了文体,就有可能忽视文本,忽视文本背后作家的存在,从而造成教学内容的偏差。
　　
　　叶军彪,语文教研员,现居浙江台州。本文编校:舒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