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门”事件过去多时，疯狂的加班文化一方面激励着企业大进行规模扩张，另一方面，其反映出令人尴尬的保护劳动者责任真空，恰恰折射了一种奇怪现象：并非所有的责任都来自企业层面。
　　与此同时， 新的劳动保护法也许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它忽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链的先天不足，并在外向型经济结构仍未调整到位的时候采取了激进的手段，以至于颠覆了劳资双方原本相对平衡的整体生态关系，利益的天平已无法依靠自身选择方向。我们赖以支撑全体国民幸福感的制度基石尚未牢固，而人们似乎已对政策失去信心——轻生者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不愿意背负“不忠”的骂名；业主对于成本的担忧则演化为对未来的看空。这种不良的情绪苗头一旦泛滥，中期的前景将是灾难性的。
　　眼下，业内有了一些新的意见。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副校长姒健敏日前表示，8小时工作制已影响到工作效率和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并建议在全国推行6小时工作制。
　　作为在我国已经实施了近50年的8小时工作制，由于长期以来企事业单位员工几无例外地承受着无偿加班的压力，该制度早已名存实亡。与此同时，劳动保障监管机制的缺位，给许多超负荷工作的人们带来的只有无助与无奈——在企业居高临下要求员工表现出足够的忠诚度，在海市蜃楼般的加班费索要无门之余，越来越多的普罗大众被动寻求妥协：补休。
　　6小时工作制的设想，可能更多是建立在对当前普遍存在的“8小时陷阱”的复位思考之上。事实上，朝九晚五历来就是一种奢望，很少有人能堂而皇之地享受这份单调的悠闲，特别是在大中城市，夜间写字楼的明亮往往盖过了绵延的街灯，加班仿佛已成为一种习惯——这种金卤灯下的习惯迸发出的绝望使得本已寂静的夜晚显得更加诡秘。
　　无疑， 当某个文化现象转变为习惯的时候，它其实是很可怕的，因为趋势的力量太强大，个体根本没可能逆转它，剩下的只有屈服，屈服，再屈服！当1960年人们首次接触到“8小时工作制”的时候，大概无人预期到今天的劳动力市场变得如此无序。市场化的教条主义者会认为，这是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中国的必经之痛——在很大一部分人还得为超时限工作和有无加班费讨说法的大环境下，要推行6小时工作制是否现实？
　　就企业主而言，6小时工作制一旦推行，势必面临单位劳动力绩效的迅速降低，而囿于法规限制，他不可能以大幅度减低员工工资来平衡该损失，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多招聘员工，显然这会进一步增加总体用工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 员工的态度也许不会产生太多改变，因为除了严格规定倒班制的生产企业，其它服务行业的实际劳动时间并不会因一纸政令而骤然减少，毕竟没有员工敢于真正试探雇主的忍耐力——可以想见，即使下班考勤时间从目前的18点提前到16点，又有谁真的能做到准点离开岗位呢？2008年，中国在首次承办奥运盛会的时刻，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复杂得多的发展环境。
　　国际政治的擦边球、宏观经济的焦灼，导致围绕政治与经济的上层决策体系的进退两难——加快货币开放必将带来不可预测的金融风险，实施保守的生产力制度又面临经济全面滞胀。事实上，目前中国所要克服的困难，绝非一两个独立政策所能达到，必须要采取一系列关联的政策组合。
　　从这个立场出发，有关6小时工作制的探讨其实偏离了劳动力市场与企业用工机制的本源：难道我们缺失的仅仅只是一个员工保护环境，或者说企业人文环境吗？
　　以当前乃至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来看，我国的整体经济结构应从外向型彻底转变为内需拉动型，以应对输入型全球通胀及经济增长放缓的威胁。作为消费力的绝对中间力量，企事业员工将是对此经济转型作出最大贡献的群体——我们更需要实际收入的大幅度提升，而非一个务虚的人文关怀，后者并不是目前最重要的动力源。
　　中共十七大关于“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纲领宣言即是对该真实社会需求的政策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