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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学”成了一个热词，似乎全社会都在谈国学、学国学、讲国学。可是，国学到底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又到往何处，它对于我们的社会又有怎样的意义？
一、国学的兴起
近年来国学兴起的标志，大概要数中国人民大学于2001年9月树立起孔子像，并于2005年建立国学院。北京大学随后亦有此举。随后几年时间里，武汉大学设立了国学博士点，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也重建起来。趁着这股潮流，众多民国时期创刊的国学杂志也纷纷复刊。
国学在当代的复兴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在高校复兴，但步履艰难，而这一阶段的复兴大多也流于形式，诸如上面所讲到的立孔子像、建国学院、复国学刊。
第二，在社会上兴起诸如“百家讲坛”之类的节目及书刊，但这些普遍都具有较强的商业气息，并非真正的精神引领。
第三，国家领导人在治国上引入国学元素。从早期的“求同存异”到 “一国两制”，再到现在的“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我们国家的治国重点也经历了由“同”到“异”，再到“和”与“人”等几个阶段。这都说明我们的传统文化元素在一步步复归。其实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受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一些意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敬重先贤，问道先贤；其二，敬重自然，而非争天斗地大动干戈。
因此，国学热在本质上就是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重建在于创新。文化是经济的核心，经济成就应及时地转化为文化成就和文明成就。文化素质，特别是人文精神和修养，是国民素质的核心，是社会文明水平的标志和基石。需知一切传统的继承都有创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当前不断高涨的国学热，既是传统的回归，也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和文化特质的重建，是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必不可缺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必须要遏止经济繁荣和文化低俗的反向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工业化、城镇化、法制化三个方面，因此对文化的发展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明白：首先，文化的核心是全社会的文明标志，是文化精品的涌现，是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文明成就；其次，民族复兴的核心是文化复兴，文化繁荣而成果累累，又必须以社会文明总体水平的提升为根基，不然就会出现种种庸俗浅薄的败弊现象；最后，社会转型要把文化转型提到前面来，经济和文明的协调发展是治国之道的根本目标，这才是中国梦。
然而，我们也必须对国学热出现的原因进行反思。
首先，社会对于国学有需求。诸如社会贫富不均、官员贪污腐败、学术剽窃抄袭等等社会现象，让人们希望复归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淳朴时代。
其次，严峻的环保问题。人与自然矛盾重重，使人们对于古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充满向往。
最后，道德滑坡问题。这其实就是人文精神和道德价值的衰变。社会行为中出现严重的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的趋向，金钱至上导致错误的道德功利化表现，人们在社会中极度缺乏安全感。
道德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约束，是自己内心的一种操守。唐明翼先生曾指出：“国学热实际上是中国人自发的文化自救和道德自救。”这种自下而上、上下互动的全民热潮，这种对于人文精神衰落的亡羊补牢，大概可以作为对于“钱学森之问”的回答吧。
二、国学发展的艰难历程
“国学”一词最先出现在戊戌变法时期，由日本传入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和式汉语”。国学这个概念的本义是相对于西学而言，指一个国家固有的学术文化，但其所指所含因时而变。日本当时力求“脱亚入欧”，但他在一边加速西化的同时，却是在努力提倡国粹、保护国学，即以国学为道、西学为术。而当时中国的保守派们对于国学的理解却还只停留在儒学与封建伦理纲常，于是自然而然脱离社会进步的潮流。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游学生与国学》一文，文中说到：“国学与爱国心相通倚也。”又说到：“真爱国者必使吾国之历史、之现状、之特质日出于吾心目中，然后其爱乃发育自然。”
1910年，章太炎先生首先使用“国故”一词指代我国的传统文化。随后，1922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表《发刊宣言》一文指出：“我们所谓‘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圍’，只是要我们大家认清‘国学’是‘国故学’，而‘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所以，当代的我们应该开创概念突破与结构创新的国学新局面。此时，国学是应对西学挑战而发起的文化建设，是更加科学化的民族学术体系的构建。其本质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我们不妨也来给国学也建构一个金字塔——塔基是章太炎、胡适等先后提出的国故学概念，以及季羡林所讲的“大国学”概念，即中国人自己的传统学问；塔身是代表中国人民族文化特质的人文学科，可分为哲、史、文、艺四大部类；塔尖则是儒学，是实际包含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人伦纲常之学和形而上学，体现的是中国人对于“道”的追求。
三、儒学是国学的主流
对于儒家与儒学，大家一定了解的比较多，在此就不再多作论述。需要指出的是，儒家学说有两个核心：
第一，以仁人之心入世、用世、经世。这也就是教导我们要有社会担当，要“为生民虑久远”。宋儒认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也同样强调了事功的意义，用世者需“仁以为己任”。
第二，以学求道，博学通识。儒家讲求学而知之而非生而知之，学问就是问学，是积累经验，再把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向知识系统化发展。一知半解、浅尝辄止都不是学问。学问的最佳境界是博通融贯、左右逢源，突破“器识”的局限，要有形而上的“道”的思维。
清代大儒顾亭林先生有言：“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知识观和道德观。孔子倡导“学”一定要“博”，非博则不能“通”。因此“博闻强记”、“博学综贯”的“通儒”，才是国学家最主要的特征，也是我国几千年来以“通识”为教育之本的根源。而知耻则是我们的道德底线。我们要竭力修养自身，争取做到品节详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
编辑/徐展
一、国学的兴起
近年来国学兴起的标志，大概要数中国人民大学于2001年9月树立起孔子像，并于2005年建立国学院。北京大学随后亦有此举。随后几年时间里，武汉大学设立了国学博士点，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也重建起来。趁着这股潮流，众多民国时期创刊的国学杂志也纷纷复刊。
国学在当代的复兴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在高校复兴，但步履艰难，而这一阶段的复兴大多也流于形式，诸如上面所讲到的立孔子像、建国学院、复国学刊。
第二，在社会上兴起诸如“百家讲坛”之类的节目及书刊，但这些普遍都具有较强的商业气息，并非真正的精神引领。
第三，国家领导人在治国上引入国学元素。从早期的“求同存异”到 “一国两制”，再到现在的“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我们国家的治国重点也经历了由“同”到“异”，再到“和”与“人”等几个阶段。这都说明我们的传统文化元素在一步步复归。其实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受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一些意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敬重先贤，问道先贤；其二，敬重自然，而非争天斗地大动干戈。
因此，国学热在本质上就是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重建在于创新。文化是经济的核心，经济成就应及时地转化为文化成就和文明成就。文化素质，特别是人文精神和修养，是国民素质的核心，是社会文明水平的标志和基石。需知一切传统的继承都有创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当前不断高涨的国学热，既是传统的回归，也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和文化特质的重建，是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必不可缺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必须要遏止经济繁荣和文化低俗的反向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工业化、城镇化、法制化三个方面，因此对文化的发展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明白：首先，文化的核心是全社会的文明标志，是文化精品的涌现，是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文明成就；其次，民族复兴的核心是文化复兴，文化繁荣而成果累累，又必须以社会文明总体水平的提升为根基，不然就会出现种种庸俗浅薄的败弊现象；最后，社会转型要把文化转型提到前面来，经济和文明的协调发展是治国之道的根本目标，这才是中国梦。
然而，我们也必须对国学热出现的原因进行反思。
首先，社会对于国学有需求。诸如社会贫富不均、官员贪污腐败、学术剽窃抄袭等等社会现象，让人们希望复归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淳朴时代。
其次，严峻的环保问题。人与自然矛盾重重，使人们对于古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充满向往。
最后，道德滑坡问题。这其实就是人文精神和道德价值的衰变。社会行为中出现严重的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的趋向，金钱至上导致错误的道德功利化表现，人们在社会中极度缺乏安全感。
道德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约束，是自己内心的一种操守。唐明翼先生曾指出：“国学热实际上是中国人自发的文化自救和道德自救。”这种自下而上、上下互动的全民热潮，这种对于人文精神衰落的亡羊补牢，大概可以作为对于“钱学森之问”的回答吧。
二、国学发展的艰难历程
“国学”一词最先出现在戊戌变法时期，由日本传入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和式汉语”。国学这个概念的本义是相对于西学而言，指一个国家固有的学术文化，但其所指所含因时而变。日本当时力求“脱亚入欧”，但他在一边加速西化的同时，却是在努力提倡国粹、保护国学，即以国学为道、西学为术。而当时中国的保守派们对于国学的理解却还只停留在儒学与封建伦理纲常，于是自然而然脱离社会进步的潮流。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游学生与国学》一文，文中说到：“国学与爱国心相通倚也。”又说到：“真爱国者必使吾国之历史、之现状、之特质日出于吾心目中，然后其爱乃发育自然。”
1910年，章太炎先生首先使用“国故”一词指代我国的传统文化。随后，1922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表《发刊宣言》一文指出：“我们所谓‘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圍’，只是要我们大家认清‘国学’是‘国故学’，而‘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所以，当代的我们应该开创概念突破与结构创新的国学新局面。此时，国学是应对西学挑战而发起的文化建设，是更加科学化的民族学术体系的构建。其本质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我们不妨也来给国学也建构一个金字塔——塔基是章太炎、胡适等先后提出的国故学概念，以及季羡林所讲的“大国学”概念，即中国人自己的传统学问；塔身是代表中国人民族文化特质的人文学科，可分为哲、史、文、艺四大部类；塔尖则是儒学，是实际包含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人伦纲常之学和形而上学，体现的是中国人对于“道”的追求。
三、儒学是国学的主流
对于儒家与儒学，大家一定了解的比较多，在此就不再多作论述。需要指出的是，儒家学说有两个核心：
第一，以仁人之心入世、用世、经世。这也就是教导我们要有社会担当，要“为生民虑久远”。宋儒认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也同样强调了事功的意义，用世者需“仁以为己任”。
第二，以学求道，博学通识。儒家讲求学而知之而非生而知之，学问就是问学，是积累经验，再把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向知识系统化发展。一知半解、浅尝辄止都不是学问。学问的最佳境界是博通融贯、左右逢源，突破“器识”的局限，要有形而上的“道”的思维。
清代大儒顾亭林先生有言：“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知识观和道德观。孔子倡导“学”一定要“博”，非博则不能“通”。因此“博闻强记”、“博学综贯”的“通儒”，才是国学家最主要的特征，也是我国几千年来以“通识”为教育之本的根源。而知耻则是我们的道德底线。我们要竭力修养自身，争取做到品节详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
编辑/徐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