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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奴隶买卖？
身处纽约，只需花5小时就能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一个健康的男孩或女孩讨价还价。他可以被随意使唤，但最常见的是性和家务劳动。他受欺骗或暴力威胁而被迫工作、除了活着没有任何报酬的人。
如果从纽约出发去买奴隶，先叫辆出租车到肯尼迪机场，直接登上飞往海地太子港的航班。在3小时的空中飞行后，你将降落在杜桑·卢维图尔机场，花50美分乘坐当地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一种叫做“tap-tap”的公共汽车，它由皮卡改装而成，装有长椅和檐篷。车子在首都的主干道德尔马行进3/4的路程后，就可以敲一下蓬顶跳下车。在街道的一边，能看到站在理发店门口的一群人。那里便是目的地，会有人走到跟前问：“要不要人？”
比奈福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男人面带笑容，胡子经过精心修剪，穿着彩色条纹高尔夫衫、戴着金链，还有双假的马丁鞋。他是买卖中间人，持有官方发放的正规地产许可，更乐于将自己比作职业介绍所。在他安排的雇工中，有2/3是童奴。仅在海地，被奴役的本国儿童就有30万。在克里奥尔语中，人们委婉地称之为“陪童”。他们被囚禁起来，被迫从早工作到晚、没有报酬。比奈福和其他成千上万正规和非正规的人贩子把这些孩子从绝望、贫困的农村父母那里骗出来，向他们承诺所谓的免费教育和更好的生活条件。
买卖童奴的交易不外乎以下内容：
你问：“最快要多久才能把一个既能做饭又能打扫房屋的孩子带过来？我的地方不大，只是一个小公寓，但我想了解一下价位和‘到货’的时间。”
他回答：“3天。”
“你是要把孩子弄到这里来吗？”你可以继续询问，“还是他们已经在这里了？”
外国买家总能让人兴奋：“这会儿在太子港可没有，得到乡下去。”
你需要了解会涉及到的额外费用：“那我要付运费吗？”
“是啊，”比奈福说道，“100美元。”
为了避免上当需要进一步确认：“只是运费吗？”
“交通费是100古德”，约合12美金，“来去都要钱，加上路上的食宿费用，差不多500古德。”
你说：“好的，就500古德。”
接着就问到了最重要的问题：“那么货的费用是多少？”当比奈福决定要赚你多少钱时，你很容易就可以感觉到他的目光短浅。
“100美元。”
“好像有点贵啊，”为了做成生意你继续问：“如果是本地人，你该不会开价那么高了吧？”
比奈福假装生气地提了提嗓门：“也是100美元，这事儿办起来可不容易。”
你不松口：“50美元怎么样？”
他想了想，但这只是做做样子罢了，买家心知肚明这个价位还是比卖给本地人赚得多，最后笑着说道：“好吧，好吧。”
但交易还没有结束，比奈福凑近了问：“我需要确认一下，你只是要这个孩子做工人吗？还是‘伴侣’什么的？你明白我的意思。”
在被问到要不要孩子提供性服务时你可以反问：“有没有可能两种服务都有呢？”
“当然，当然。”比奈福热情地答复。
如果你有兴趣把孩子带回美国，他会告诉你，他可以“安排”为你提供收养那个孩子的证明。
他说能给你提供一个13岁的女孩。
你挑剔道：“这个有点大了吧。”
他答道：“我知道还有个12岁的，剩下的就是11岁、10岁的了。”
交易结束，你提醒比奈福要守口如瓶。至此，就在这个离美国600英里、离曼哈顿5小时行程的地方，你成功地用50美元买到了一个奴隶。
残酷的真相
如果上述对话像筹划旅行一样只是虚构的故事，那该多好。但事与愿违，这确确实实是我在2005年10月6日所真实经历的，而这只是我为期4年的关于五大洲奴隶问题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在常人眼中，“奴隶”一词已经延伸为一种新的含义，隐喻着极度困苦的境地。投资银行家常自称为“高薪奴隶”。维权人士把那些在血汗工厂上班、拿着1美元/小时工资的劳动者称为奴隶，但实际上他们不但有报酬，还可以随意离开工厂。但真正的奴隶远非如此，今天的奴隶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在非洲，有上万人生活在奴役中，他们或是在战争中被抓，或是几代人都过着被奴役的生活。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国家，有近200万人被人贩子迫使卖淫或做苦力。在南亚这个全世界奴隶最密集的地方，有近1000万民众饱受奴役煎熬，只有当他们付清所谓的“债务”时，才能重获自由，但多数情况下，那都是遥遥无期的幻想。
大多数发达国家对当前横行的奴隶现象都束手无策，也只有少数仍然在与之抗争。2001年伊始，美国总统布什就被他的几个主要顾问敦促要求推行《人口贩卖及暴力侵犯受害者保护法案》，该法案早在一个月前就颁布了，旨在搜寻并起诉美国国内的人贩子，并设法让国外政府也能一起行动。为此，布什政府曾经煞费苦心——通过基督教福音媒体在国民家中宣传、通过演讲和声明做广泛宣传，在2003年和2004年的联合国代表大会上也不遗余力地强调这一问题。已经颁布了100多部反人口贩卖的法案，在世界范围内有1万起贩卖事件被严惩，世界奴隶的数目大大下降；虽然在2000年～2006年间，美国司法部对人口贩卖的起诉从3起增加到了32起，定罪的数目从10起增加到了98起；截至2006年，已有27个州通过了反人口贩卖法案，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仅仅解放了其现代奴隶的2%。每年依然有高达17500个新奴隶在美国饱受奴役生活折磨。
许多人都对性奴隶问题深恶痛绝——根据我所接触到的第一手资料，也确实如此。在布加勒斯特的一家妓院里，曾有人为了换辆二手车要给我一个弱智、自杀过的女孩。但是，在性工作行业出现一个妇女或儿童被奴役，就意味着至少有15个男人、妇女或孩子在其他领域被奴役，例如家务劳动或是干农活。最新的研究表明，锁定皮条客和人贩子对总体奴隶数目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根除卖淫自然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在西方人看来，所有的卖淫者都是奴隶，而所有的奴隶都是卖淫者。
要使数百万奴隶获得自由
最近，许多有勇气、资金不足的团体纷纷采取行动挑战奴役的根基。有些因戏剧性地营救奴隶而小有名气。但大多数人都认识到，除非奴隶们自己选择自由，否则，解放奴隶将永远只是天方夜谭。在北方邦的科尔有一个乡镇企业发展研究所（PGS），它已经帮助上千家庭摆脱了采石场承包者的魔爪。1985年以来，PGS有条不紊地工作，逐步在奴隶们中获得信任。在它的帮助下，科尔成立了小额信贷组织，并成功与采石场签订了租赁合同，使奴隶们可以继续劳动。一些奴隶有生以来第一次有能力购买了自己的财产：一头牛或羊，他们的收入也正从无到有地增加。PGS投建了小学又挖了井，村里的几代人都知道，奴隶正开始走向自由之路。PGS的成功实例表明，解放奴隶仅仅是根除奴隶的第一步。在发达国家，从打击皮条客的奴隶交易到严惩承包商的劳动压迫，捷克和瑞典这类国家的执法机构终于开始对付这些万恶的人口贩卖行为了。但首要任务应该是教育当地警方，即便是在最富裕的国度也是如此。这些一线执法人员往往不明白，卖淫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的道理就好比想做保姆却没有许可证而去做奴隶一样。当他们被执法人员发现后，富国很少会为奴隶提供康复、培训或保护，以免他们被再次贩卖。美国和荷兰为前者提供的庇护只是一个开端，但要做的远不止这些。
以打击各种形式的奴役为初衷建立的联合国目前对打击现代奴隶问题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2008年l月，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执行理事安东尼奥·玛丽·科斯塔（Antonio Maria Costa）呼吁国际机构应该更好地控制人口贩卖。对这一奴隶现象的特殊表现形式的打击本应是意义非凡的，但对总是不能让成员国控制奴隶数目增长的联合国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抑制奴隶现象扩散的有效工具。
奴隶心理、社会和经济的关系已经根深蒂固，政府若要真正有效地消灭奴隶，就必须和一些组织合作，它们能为奴隶提供自我解除奴隶束缚的途径。
4年来，我接触过几十个奴隶，有许多像比奈福这样的人贩子提出过要卖奴隶给我。我没有买下任何人生命，但我救援他们的行动却从未停止过，我所救的不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我希望，我的研究将来可以拯救更多的奴隶。有时这听起来感觉像是个怯懦的借口。但真正解放奴隶的重担不能全压在少数人身上，对成千上万的奴隶而言，像PGS和MSEMVS（人类发展与女权协会）这样的基层组织可以给他们带来自由。但如果政府不对奴隶的定义做出简洁的解释，不积极打击各种形式的奴役犯罪，不鼓励基层组织赋予奴隶权利以获得自由，那么数百万的奴隶将依然逃不脱奴隶的命运，而根除奴隶现象的承诺也将继续成为一纸空文。
（摘自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身处纽约，只需花5小时就能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一个健康的男孩或女孩讨价还价。他可以被随意使唤，但最常见的是性和家务劳动。他受欺骗或暴力威胁而被迫工作、除了活着没有任何报酬的人。
如果从纽约出发去买奴隶，先叫辆出租车到肯尼迪机场，直接登上飞往海地太子港的航班。在3小时的空中飞行后，你将降落在杜桑·卢维图尔机场，花50美分乘坐当地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一种叫做“tap-tap”的公共汽车，它由皮卡改装而成，装有长椅和檐篷。车子在首都的主干道德尔马行进3/4的路程后，就可以敲一下蓬顶跳下车。在街道的一边，能看到站在理发店门口的一群人。那里便是目的地，会有人走到跟前问：“要不要人？”
比奈福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男人面带笑容，胡子经过精心修剪，穿着彩色条纹高尔夫衫、戴着金链，还有双假的马丁鞋。他是买卖中间人，持有官方发放的正规地产许可，更乐于将自己比作职业介绍所。在他安排的雇工中，有2/3是童奴。仅在海地，被奴役的本国儿童就有30万。在克里奥尔语中，人们委婉地称之为“陪童”。他们被囚禁起来，被迫从早工作到晚、没有报酬。比奈福和其他成千上万正规和非正规的人贩子把这些孩子从绝望、贫困的农村父母那里骗出来，向他们承诺所谓的免费教育和更好的生活条件。
买卖童奴的交易不外乎以下内容：
你问：“最快要多久才能把一个既能做饭又能打扫房屋的孩子带过来？我的地方不大，只是一个小公寓，但我想了解一下价位和‘到货’的时间。”
他回答：“3天。”
“你是要把孩子弄到这里来吗？”你可以继续询问，“还是他们已经在这里了？”
外国买家总能让人兴奋：“这会儿在太子港可没有，得到乡下去。”
你需要了解会涉及到的额外费用：“那我要付运费吗？”
“是啊，”比奈福说道，“100美元。”
为了避免上当需要进一步确认：“只是运费吗？”
“交通费是100古德”，约合12美金，“来去都要钱，加上路上的食宿费用，差不多500古德。”
你说：“好的，就500古德。”
接着就问到了最重要的问题：“那么货的费用是多少？”当比奈福决定要赚你多少钱时，你很容易就可以感觉到他的目光短浅。
“100美元。”
“好像有点贵啊，”为了做成生意你继续问：“如果是本地人，你该不会开价那么高了吧？”
比奈福假装生气地提了提嗓门：“也是100美元，这事儿办起来可不容易。”
你不松口：“50美元怎么样？”
他想了想，但这只是做做样子罢了，买家心知肚明这个价位还是比卖给本地人赚得多，最后笑着说道：“好吧，好吧。”
但交易还没有结束，比奈福凑近了问：“我需要确认一下，你只是要这个孩子做工人吗？还是‘伴侣’什么的？你明白我的意思。”
在被问到要不要孩子提供性服务时你可以反问：“有没有可能两种服务都有呢？”
“当然，当然。”比奈福热情地答复。
如果你有兴趣把孩子带回美国，他会告诉你，他可以“安排”为你提供收养那个孩子的证明。
他说能给你提供一个13岁的女孩。
你挑剔道：“这个有点大了吧。”
他答道：“我知道还有个12岁的，剩下的就是11岁、10岁的了。”
交易结束，你提醒比奈福要守口如瓶。至此，就在这个离美国600英里、离曼哈顿5小时行程的地方，你成功地用50美元买到了一个奴隶。
残酷的真相
如果上述对话像筹划旅行一样只是虚构的故事，那该多好。但事与愿违，这确确实实是我在2005年10月6日所真实经历的，而这只是我为期4年的关于五大洲奴隶问题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在常人眼中，“奴隶”一词已经延伸为一种新的含义，隐喻着极度困苦的境地。投资银行家常自称为“高薪奴隶”。维权人士把那些在血汗工厂上班、拿着1美元/小时工资的劳动者称为奴隶，但实际上他们不但有报酬，还可以随意离开工厂。但真正的奴隶远非如此，今天的奴隶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在非洲，有上万人生活在奴役中，他们或是在战争中被抓，或是几代人都过着被奴役的生活。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国家，有近200万人被人贩子迫使卖淫或做苦力。在南亚这个全世界奴隶最密集的地方，有近1000万民众饱受奴役煎熬，只有当他们付清所谓的“债务”时，才能重获自由，但多数情况下，那都是遥遥无期的幻想。
大多数发达国家对当前横行的奴隶现象都束手无策，也只有少数仍然在与之抗争。2001年伊始，美国总统布什就被他的几个主要顾问敦促要求推行《人口贩卖及暴力侵犯受害者保护法案》，该法案早在一个月前就颁布了，旨在搜寻并起诉美国国内的人贩子，并设法让国外政府也能一起行动。为此，布什政府曾经煞费苦心——通过基督教福音媒体在国民家中宣传、通过演讲和声明做广泛宣传，在2003年和2004年的联合国代表大会上也不遗余力地强调这一问题。已经颁布了100多部反人口贩卖的法案，在世界范围内有1万起贩卖事件被严惩，世界奴隶的数目大大下降；虽然在2000年～2006年间，美国司法部对人口贩卖的起诉从3起增加到了32起，定罪的数目从10起增加到了98起；截至2006年，已有27个州通过了反人口贩卖法案，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仅仅解放了其现代奴隶的2%。每年依然有高达17500个新奴隶在美国饱受奴役生活折磨。
许多人都对性奴隶问题深恶痛绝——根据我所接触到的第一手资料，也确实如此。在布加勒斯特的一家妓院里，曾有人为了换辆二手车要给我一个弱智、自杀过的女孩。但是，在性工作行业出现一个妇女或儿童被奴役，就意味着至少有15个男人、妇女或孩子在其他领域被奴役，例如家务劳动或是干农活。最新的研究表明，锁定皮条客和人贩子对总体奴隶数目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根除卖淫自然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在西方人看来，所有的卖淫者都是奴隶，而所有的奴隶都是卖淫者。
要使数百万奴隶获得自由
最近，许多有勇气、资金不足的团体纷纷采取行动挑战奴役的根基。有些因戏剧性地营救奴隶而小有名气。但大多数人都认识到，除非奴隶们自己选择自由，否则，解放奴隶将永远只是天方夜谭。在北方邦的科尔有一个乡镇企业发展研究所（PGS），它已经帮助上千家庭摆脱了采石场承包者的魔爪。1985年以来，PGS有条不紊地工作，逐步在奴隶们中获得信任。在它的帮助下，科尔成立了小额信贷组织，并成功与采石场签订了租赁合同，使奴隶们可以继续劳动。一些奴隶有生以来第一次有能力购买了自己的财产：一头牛或羊，他们的收入也正从无到有地增加。PGS投建了小学又挖了井，村里的几代人都知道，奴隶正开始走向自由之路。PGS的成功实例表明，解放奴隶仅仅是根除奴隶的第一步。在发达国家，从打击皮条客的奴隶交易到严惩承包商的劳动压迫，捷克和瑞典这类国家的执法机构终于开始对付这些万恶的人口贩卖行为了。但首要任务应该是教育当地警方，即便是在最富裕的国度也是如此。这些一线执法人员往往不明白，卖淫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的道理就好比想做保姆却没有许可证而去做奴隶一样。当他们被执法人员发现后，富国很少会为奴隶提供康复、培训或保护，以免他们被再次贩卖。美国和荷兰为前者提供的庇护只是一个开端，但要做的远不止这些。
以打击各种形式的奴役为初衷建立的联合国目前对打击现代奴隶问题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2008年l月，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执行理事安东尼奥·玛丽·科斯塔（Antonio Maria Costa）呼吁国际机构应该更好地控制人口贩卖。对这一奴隶现象的特殊表现形式的打击本应是意义非凡的，但对总是不能让成员国控制奴隶数目增长的联合国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抑制奴隶现象扩散的有效工具。
奴隶心理、社会和经济的关系已经根深蒂固，政府若要真正有效地消灭奴隶，就必须和一些组织合作，它们能为奴隶提供自我解除奴隶束缚的途径。
4年来，我接触过几十个奴隶，有许多像比奈福这样的人贩子提出过要卖奴隶给我。我没有买下任何人生命，但我救援他们的行动却从未停止过，我所救的不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我希望，我的研究将来可以拯救更多的奴隶。有时这听起来感觉像是个怯懦的借口。但真正解放奴隶的重担不能全压在少数人身上，对成千上万的奴隶而言，像PGS和MSEMVS（人类发展与女权协会）这样的基层组织可以给他们带来自由。但如果政府不对奴隶的定义做出简洁的解释，不积极打击各种形式的奴役犯罪，不鼓励基层组织赋予奴隶权利以获得自由，那么数百万的奴隶将依然逃不脱奴隶的命运，而根除奴隶现象的承诺也将继续成为一纸空文。
（摘自美国《外交政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