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认知里，王蒙首先是一位时常露面的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是一位写出了《青春万岁》等小说和诸多趣文的高产作家，概而言之是一位文人。但他同时也是14岁入党的少年布尔什维克，10年的基层团干部，22年的“右派”，3年零5个月的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0年的中央委员，15年的政协委员，享受部级待遇的离休干部。王蒙在政治舞台（如果可以称之为的话）上的首次露面，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一场演讲比赛，身为初中生的他，以“三民主义”与“四大自由”为题，声如洪钟，滔滔而论，勇夺北平市中学生讲演比赛初中组第三名——但若以真实发挥论，他本该得第一名（主办者的政治倾向使然）。
　　在王蒙晚年写下的不多的忆及童年的文字中，有这么一段记述：“我就是从自己的家中知道了什么叫旧社会，什么叫封建，什么叫青黄不接的社会转型，知道了历史的过渡要人们付出多少代价，承受多少痛苦。”反映了他及早在政治意识方面的启蒙。这很正常，王蒙出生于1934年，童年在家国多难的烽火狼烟中度过，和同学一起出阜成门（当时叫平则门）去玩，还要给站岗的日本兵鞠躬，这个非常恶劣的记忆连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共产党人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风采，很早就决定了他的政治倾向。在救亡图存的历史大语境之下，少年心很难不滋生出民族情爱国心，当时的“爱国”，跟“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初中毕业，王蒙决定舍四中而取冀高，原因之一就是冀高有革命传统，“一二·九”时期北京中学生参加救亡运动的就以冀高为首。
　　1948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華北局城市工作部学委中学委的刘枫同志吸收王蒙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接触到革命后“所有的卑微与耻辱，所有的渺小和下贱，一扫而光”的高昂情绪，在这一天达到顶点，“创造新世界”（冼星海创作的一首进步歌曲）成了他的誓词。
　　王蒙在1949年3月“脱离生产”调到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工作。这一段人生经历铸就了他的“阳光底色”，也将他的文学创作与政治生涯勾连在了一起。1954年冬，他写完了《青春万岁》初稿，1956年9月，他发表了改变了一生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从此之后，文学创作、政治生活与他的生活、他的人生反复勾织、贯连，成就了今日之王蒙。
　　要观察和评述王蒙，可以从三个维度结合展开：政治、文学、生活。
　　实际上，王蒙与文学的结缘，要远早于政治，甚至可以说，王蒙从一出生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4年10月15日，王蒙在北京出生。彼时父亲王锦第正在北大读书，同室舍友有文学家何其芳与李长之。何其芳当时喜读小仲马的《茶花女》，乃建议王锦第用小说男主人公的名字“阿蒙”为儿子起名，王锦第去阿存蒙，王蒙遂有此名。
　　童年与青少年时代，王蒙从阅读中获得了大量精神滋养。九岁时，他到“民众教育馆”借阅雨果的《悲惨世界》，这部书令他紧张感动得喘不过气来，对于社会的关注与忧思，“左倾”意识，从那时开始了萌芽。十一二岁时从地下党员那里借来读华岗著《社会发展史纲》、新知书店的社会科学丛书如杜民著《论社会主义革命》、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与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那是盗来的火种，是真理之树上的禁果，像强风一样吹开了雾霾。北京市团委时期，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和列宁在苏联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共青团的任务》大大鼓舞了他的工作热情。他差不多把全部的休息时间用到了阅读和欣赏（电影与演出）上。鲁迅使他严峻，巴金使他燃烧，托尔斯泰使他赞美，巴尔扎克使他警悚，歌德使他敬佩，契诃夫使他温柔忧郁，法捷耶夫使他敬仰感叹……这一切催生出要写出一部小说的念头。一年的努力，《青春万岁》完成，让他迅速品尝到梦想成真的滋味。
　　应命改稿期间，他又写下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稿子在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登了出来，名字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下文简称《组》）。小说迅速引起爆炸性反应。与此同时，《青春万岁》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审通过。正在筹备复刊的上海《文汇报》要求自次年即1957年1月1日起全文连载《青春万岁》。2月，风云突变，《文汇报》突然发表李希凡的长文，对《组》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政治上上纲，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可供参照的背景是，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1957年1月，《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举办了一次关于《组》的座谈会，会前每人发到一份参考资料：刚从印刷厂取来的王实味的散文《野百合花》。此文1942年被判定为反革命毒草，作者因而丧命。
　　全国展开的针对《组》的热烈争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在多次会议上谈了自己的看法，表达了对王蒙的肯定之意。于是，“如此这般，化险为夷，遇难呈祥”。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5月15日，毛泽东写成《事情正在起变化》，提出“反右”。据说，对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打招呼，给他们先看这篇文章。有一天，王蒙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接他去机关看一个文件。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不去了。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改为不再保护了，如同当年许多人一样，王蒙命运的一大拐点就这样出现了。
　　在那个年代，用他自己的话讲，北京团市委抓出一个“右派”比发现一个苍蝇还方便。
　　王蒙要不要划“右派”的问题曾一度挂起。在团组织相对文明的启发帮助下，王蒙“全面合作”，交代了思想深处的一些问题，比如海德公园式的民主也不赖。最后，1958年5月，周扬拍板：划。王蒙被开除党籍，8月下放去京郊劳动。
　　短暂经历了“回到人民队伍”之后，1962年9月，王蒙以“摘帽‘右派’，就是‘右派’”的身份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做教师。 　　风声渐紧。1963年12月下旬，新年前夕，王蒙与妻子崔瑞芳破釜沉舟，卖掉了无法携带的家具，带着一个3岁一个5岁的孩子，出发赴新疆。一待就是16年。
　　政治可以不搞，小说可以不写，但生活总要继续。生活的阔大包容与厚重坚实，可以承载苦难，消弭狭促，开阔人的胸怀；生活的闲适美好与温容沉静，又可以融化悲伤，予人温暖，催生希望。生活不是简单的过日子，而是天宽地阔的世间大美与人心的互证。王蒙说：“我热爱生活，我享受生活，这是无法改变的。”下放劳动时，他“第一次走在大山大河之旁，看到了筑路大队与采石队的劳动，感到的是空前的粗犷与充实”。回城当教师后，他购买了最畅销的《世界名歌二百首》，他拼命带孩子们去颐和园、香山、西山八大处和北海公园。音乐和风景帮助他心情解脱，度过了那个禁忌多端，精神生活也陷于饥饿的年代。在新疆时，出于“深入”的火热心愿，出于对新鲜事物的强烈追求，出于自幼爱学习爱读书的基因，也是由于填补空白的需要，除了劳动、顾家，他的全部脑力都用到了学习维吾尔语上，做到了发烧学语言，走火入魔，乐以忘忧。维吾尔人天性里的“塔玛霞儿”（一种自然而然的怡乐心情和生活态度，一种游戏精神）精神，深深感染到他。
　　“文化大革命”烈焰燃遍天的时代，王蒙身处的伊犁虽也有武斗，有“血战红师”的旗帜中弹燃烧，有抱着棉被过街中流弹而亡的年轻教师（被王蒙写入小说《逍遥游》），但总体上仍是“另一个世界”。王蒙旁观着“谬误有可能比真理更五光十色，更咄咄逼人”，侥幸于“灾难被引上了小路”，谨慎于“或有忧思未敢言”，烧掉了家中所有带字迹的纸，包括当年写给妻子的美丽的情书。他抛掉文学，忘掉文学。妻子劝他读读书，写写，他却真诚地向她说明，自己已经不会写不宜写也压根不想写了。老房东阿卜都热合满对他说，一个国家，国王、大臣和诗人，这三者是永远不可缺少的；老王早晚要回到诗人的岗位上。他只能苦笑而已。他爱上了游泳，年届不惑，从离水面5米以上的悬崖一跃而下，扑通一声，大功告成，安然无恙。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垮台。他热泪盈眶，做诗填词，见人就喜，逢人便说：太好了太好了，真真是又一次解放。听着阔别十年以后又唱起了“洪湖水，浪打浪……”悲从中来。听着“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了陕北……”痛哭失声。他意识到自己“仍然心系中国，心系世界，心系社会，关切着祝祷着期待着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王蒙重新拿起笔，试探地写了一篇小文《诗·理化》，歌颂高考的恢复，文章于1977年12月在《新疆文学》上发表——此时距他21岁半写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已21年矣。
　　1977年冬，《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它对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心灵创伤的描写使王蒙激动也使他迷惘，他的心脏加快了跳动的节奏，眼圈湿润了：难道小说当真又可以这样写了？紧随其后，白桦、从维熙、邵燕祥、刘宾雁、陆文夫、刘绍棠、邓友梅……全——活——了！是的，“活”了。王蒙说，确实觉得自己已经活完了一辈子，从1934年到1978年，享年44岁。现在，1978年，开始重生。
　　1979年6月14日，王蒙与妻子双双回京。王蒙入北京市文联，成了“专业作家”，陆续写出《布礼》《蝴蝶》等。
　　1979年10月30日，四次全国文代会开幕。坐着轮椅，扶着双拐，被人搀扶，口齿不清，惊魂乍定的老文艺家登台发言，泣不成声。中青年作家激动兴奋，眉飞色舞。王蒙的发言是低调的，讲话角度是极“左”的一套离间了作家与党。此言立刻有了反响，一些人说，他太“左”了，他已经被招安，站到官方那边了。另一些人说，他其实右，而且更危险。从此，王蒙“成了一个桩子，力图越过的各面的人，简单而又片面的人都觉得我脱离了他们，妨碍了他们，变成了他们的前进脚步的羁绊，而且是维护了效劳了投奔了对方。有时候我会左右逢源，这是真的。更多时候我会遭到左右夹击，这尤其是真的”。
　　四次文代会与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后，王蒙先是任《人民文学》杂志编委，后任作协书记处书记。这段时间是他文学创作的“井喷”期。继其小说由于内容在1950年代引发了争议之后，一系列实验小说又在1980年代因形式引起争议。
　　但第二次的人生“你会精明一点点，你会老练一点点，你会谨慎许多”，此时的王蒙，不投靠，不拉拢，不与人搞口舌之争，他写得这样多这样快，让一些评论家追都追不上。
　　文坛依旧水深，当时北京文联诸公对浩然的事意见不一。几位老作家对别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整而浩一花独秀，尤其是浩然当“文化大革命”头目时的一次红卫兵批斗大会耿耿于怀。“归来”的作家则都对浩然抱着善意：我等已经受够了，不想看另一个作家品尝被封杀冻结的滋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期，政治与文学一直是蜜月般的关系。政治给文学以强烈的关注、影响与指挥——包括必要的整肃。政治云波诡谲的设计，常常会使裹挟其中的个体命运无常甚至荒诞。王蒙记述过“反右”时期一次去团中央礼堂参加对作家刘绍棠的批判会：“刚坐下，有人在背后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正是刘绍棠，我不禁魂飞天外。会上另一位青年作家，熟人邓友梅发言精彩，对刘的批判文情并茂，揭了刘也检讨了自己，还告诫了从维熙，语重心长。他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掌声。主持会议的老革命、老诗人公木做手势制止了鼓掌，说是不要鼓掌了，邓友梅业经所属单位研究，乃是‘右派分子’。大家目瞪口呆。”过了不久，公木也划成了“右派分子”。1981年或1982年，在一次小说评奖的发奖大会上，周扬说，有的人理解的干预生活其实就是干预政治，“你不断地去干预政治，那么政治也就要干预你，你干预他他可以不理，他干预你一下你就会受不了”。
　　1982年6月19—25日，四次全国文代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闭幕当天的晚上，胡乔木以中央書记处书记的身份发表了题为《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从改正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05年）中“文学”一词的误译、重译为“出版物”入手，全面阐述了党中央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文艺方针上所作的调整，即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而改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胡的讲话收到了《三中全会以来文件汇编》中，是正式的文件。 　　在此前后，《苦恋》事件爆发，结果是有僵持也有平衡，批了白桦，讲了半天分寸，白桦作了不失尊严的检讨，黄钢主编的《时代的报告》（曾发表了批白文章）的编辑部改变了组成人员，领导上一再保证，不因为作品而整人等等。在王蒙的观察里是这样记述的：“大体上说，时代不同了，中国的文艺生活中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或者是戏剧性的大事。”
　　作为作家的王蒙此后也是“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或者是戏剧性的大事”，即使在猛批现代派的风浪中，他也矗立不倒。1984年，经历了带子求医（二儿子曾患抑郁症）的艰难过程，王蒙终于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世道大变的激动中渐渐冷静了下来。“我不能老是靠历史大兴奋度日”，“历史大兴奋”是指他以前的作品总是紧扣社会热点时代脉搏，《青春万岁》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是，《火之歌》是，《敬礼，合金钢》也是……他开始酝酿和创作“真正的刻骨铭心”的作品，《活动变人形》动笔。这一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国庆阅兵中，北大学子自发打出了标语“小平你好”。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与政治的紧密关联中逐步还原的时期，在此之前，用王蒙的话说，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与伟大的国家、伟大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
　　但他的政治生涯却开始了巨大的起落。1982年秋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王蒙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87年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至1992年届满，前后十年。其中，从1986年4月初，到1989年9月初，他担任文化部部长3年零5个月。尽管上任之初他就有过“只干三年”的请求，但以带病休养远离北京度过了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之后的迅速卸任，仍然显得有些突然。很多人评价他任部长期间“无为”，他这样总结自己的部长生涯：“我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努力起一些健康的作用。”他这样总结自己的十年中央委员生涯：“我同样努力地而不是敷衍地，真诚地而不是虚伪地做着给我分配的工作，任何事情，任何场合，我希望我要求自己起的是好作用，健康的作用，团结的作用。”
　　1990年后，王蒙研究考证《红楼梦》，沉溺于义山词，写自传，参读《老子》与《庄子》，但也仍然写作《季节》与《中国天机》，把亲见亲闻亲历的新中国史记录下来，把他见识过体会过的政治的，尤其是中国政治的天机娓娓道来。
　　此后有人文精神大讨论，有“二王之争”，他的政治思维偶有闪现，但那些讨论最终只停留在文艺理论层面。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政治更像是他的信仰，是他的脑，文学是他的技能和工具，像是他的手，生活则是他的腿，是他进退的支撑。
　　他离政治很近过，也曾被驱离，后来他有了极好的分寸感，“注意自己应该做什么，更注意自己做不成什么，尤其是根本不可能改变什么”。他警惕于“极左”，同样警惕于“极右”，把尺度控制在“多了一厘米”，提倡并示范宽容、和煦、建设性的政治文化。他始终认为政治仍然是伟大的事业，说话做事总有一根政治的弦，神圣的使命感也从未离身。他的生命向度和生命境界是宽阔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我的事太多，面太宽，侧面太多。”他爱读书，爱写作，爱听音乐，爱游泳，爱玩保龄球、乒乓球、克朗棋，学英语，学维语，学用计算机，学发微信，出入美利坚德意志港澳台。他笔耕不辍，新作不断。他经历了伟大也咀嚼了渺小，欣逢盛世的欢歌也体会了乱世的杂嚣，见识了中国的翻天覆地，也惊愕于事情的跌跌撞撞，见过上层的讨论斟酌，也见过底层的昏天黑地与自得其乐，还有世界的风云激荡。他又不仅仅是参与者，从来没有停止过观察、欣赏、思考与反省，他用笔记录、思考和表达。进入新世纪以来，多所高等学校都聘请他担任了教授，他还担任了国家图书馆顾问、上海东方讲坛顾问。作学术讲演逐渐成为他生活的又一个组成部分，积极推动全民阅读在其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他在多个场域中努力进行了自我构造，体现着一个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他追求一种坦诚、自信、明朗的活法，积极而且正面，对自己也对环境常常充满信心，期盼永远与智慧和光明为伍，永远与愚昧和阴暗脱离。他对生活的热情一直饱有到晚年，他在院里种柿子，发现最好的柿子是高高在上，够也够不着的。他把这个令人心痒与痛惜的经验，写到作品里，引得铁凝评价說，王蒙对于什么都感兴趣，王得算是个高龄少男。虽然宣称“明年我将衰老”（《花城》2013年1月号同题散文），但看上去这位传奇的独特的老人，并不准备真的衰老，他仍然在谱写着自己的青春万岁。
　　（选摘自《中华读书报》2015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