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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曾任两广总督，其间，香港华商在中法战争中向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法军情报，协助他筹措巨额军费，对中国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特殊贡献。香港华商还踊跃捐款、捐物救济广东水灾，启发张之洞发展近代采矿业。为感谢香港华商对赈灾的贡献，张之洞还奏请光绪皇帝赏赐匾额给香港东华医院。
1884年7月7日，张之洞乘坐招商局“广利”轮船抵达香港，礼节性拜会了港督后，换乘炮艇前往广州上任，这是他与香港结缘的开始。香港华商心向祖国，对张之洞在广东的施政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质性帮助。本文将通过何献墀、罗寿嵩这两个杰出的华商人物，以及华商代表机构香港东华医院来阐明他们之间的互动。
何献墀
张之洞上任两广总督之时，中方在中法战争中正处于下风。1884年3月，北宁失守，华军败退，战火烧到中越边境，对广西、云南形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扭转不利局面，朝廷希望借助张之洞的才干，领导协调广东、广西、云南三省，打好对法战争。
1884年7月至1885年7月这一年，正是中法战争最紧张的阶段。这一年里，张之洞与香港商人何献墀之间的来往电报接近200封，高峰期时一天有好几封。何献墀是当时香港华商领袖，岁月流逝，这个曾经的风云人物几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在这些来往电报中，除了少数几封是张之洞发出指示，要求核实某个事件外，绝大多数是何献墀提供的情报。情报的内容主要是法国舰船到港离港动向，新加坡方向开来的法船情况，有时还会报告台湾、福建法军的异动，甚至还有法国政坛动态，以及香港码头工人抗法罢工的详情，等等。
何献墀（1838—1901），又名何亚美（HoAmei），字崑山，广东南海人，父母很早去世，遗下孤儿兄弟两人，被英国传教士理雅各收留，入读香港英华学校。1858年，何献墀毕业后，随兄何流玉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在华人中传教。不久，他脱离教会，组织华工赴新西兰开挖金矿。1864年，他与西洋女子萨拉·福斯特结婚。在墨尔本工作了10年后，他回到广州，进入粤海关工作了一段时间。1869年，他到香港充当政府翻译。1870年至1871年，他重操旧业，租赁船只运载华工前往新西兰开矿。1872年，何献墀入广东税务部门工作，结识了不少省级官员。1877年，他出任香港华人创办的安泰保险公司经理。安泰保险公司大股东乃当时的香港首富李璿及其兄弟李德昌。
何献墀既行事脚踏实地，也有着丰富的想象力。1881年，他向李鸿章提出一个最终禁绝印度鸦片的计划，即在香港募集资本2000万元，设立洋药公司，总揽印度鸦片输入和运销中国各口的业务，与对方订立长期合同，每年限定输入鸦片箱数，逐年递减，到一定年份，达到完全禁绝。李鸿章派马建忠、吴瀚涛出使香港、印度，可惜谈判以失败告终。
1882年，何献墀与李璿、李德昌兄弟发起成立华合电报公司，敷设从广州到香港的电报线路。由于英国方面的阻挠，华合电报公司的电报线架设到九龙深水埗就停了下来，未能连接到香港本岛。后经磋商，由官办的中国电报公司收购华合电报公司，最终在1883年贯通了广州到香港的电报线路。这条线路在接下来的中法战争中，成为了张之洞的“信息生命线”。
同样在1882年，何献墀聘请英国工程师柯则域考察广州水源地，写成《粤垣源源水局议》一书，提议集资在广州西村设立自来水厂。当时的绅商对水厂项目的盈利前景不看好，应者寥寥，计划被迫搁置。1905年，岑春煊督粤，基本按照这个计划书建设西村水厂。如今，100多年过去了，西村水厂仍在为广州市民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活用水。
何献墀长期从事招募华工赴澳大利亚、新西兰采矿的工作，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矿业一直情有独钟。1883年，他买下了潭洲银矿。接着，他把目光转向大屿山的矿产。当时大屿山仍属广东，要到1898年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时才划给香港。何献墀付出年租金两千银元租下矿场，成立公司，发行股票大规模集资，从英国聘请地质学家、矿师，购买全套机械设备进行开采。1886年3月，大屿山银矿正式开工，这是广东省第一家大型机械采矿企业。这家公司后来转让给著名企业家徐润，开采数年后因经济效益不佳，被迫废弃，留下了“银矿湾”地名，如今已变成香港旅游胜地。
1885年，何献墀成功劝说张之洞设立广东矿务局，制定《矿务条例》，聘请欧洲矿师在广东各地进行勘探。张之洞对机械采矿、新式冶炼的兴趣来自何献墀的启发。1889年，张之洞从欧洲订购的炼钢设备装运来华，适逢他调任湖广总督，遂将设备运往湖北建设汉阳铁厂，促成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勘探开采。可以说，何献墀是张之洞发展近代工业的启蒙人。
身处国际城市香港，本身又精通外文，何献墀得以接触一些来自各国的专业人才。张之洞上任两广总督不久，就认识到军队的训练必须实现近代化，而最便捷的方法是聘请西方国家的军官充当教官。张之洞了解到“各国武备，近以德国为最精”，他让何献墀帮助物色德国军官。1884年秋，何献墀从英国副提督那里了解到，有个德国军官威勒西愿意来华任教。张之洞性子急，不断发电报催问：“前云英副提推荐，何以又阻？请考其技能，酌议薪水、年限，速复。”何献墀回电称，威勒西正在办理退役手續，需要稍等。根据国际法，中立国的现役军官士兵不得为交战两国服务。张之洞回电，认为可以采用请假方式，不必辞职。在何献墀催促下，威勒西于12月3日抵达广州。随后，张之洞又通过中国驻德国公使聘请到更多军官，与威勒西一起担任广东水陆师学堂教习，并负责训练新式装备的“广胜军”。张之洞在广州形成重用德国军官这个传统，到后来担任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
罗寿嵩
给张之洞收集法军情报的还有另一个香港华商，名叫罗寿嵩，在香港的常用名是罗鹤朋（LoHokPang），他的贡献仅次于何献墀。
罗寿嵩（？—1895），广州黄埔村人。他的父亲罗伯常，在香港开埠初期即前往经商，后被聘为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1876年，罗寿嵩子承父业，在香港金融市场叱诧风云。尽管定居香港多年，罗寿嵩依然心系祖国，踊跃捐输，朝廷由此给予候选道官衔。 1884年，中法战争激战正酣，广东急需购买新式大炮装备炮台，但苦于经费不足，无从措手。罗寿嵩闻讯，立即动员族人、亲友向省政府捐输海防经费。张之洞为此专门上奏朝廷，给罗寿嵩赏加三品衔。
在中法战争中，罗寿嵩利用自己供职银行、消息灵通、人脉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向张之洞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1884年10月起，罗寿嵩主动向张之洞发送法军情报，包括每天抵达香港的法国军舰数量、动向等详情。当时的香港华商、华工出于爱国热忱，拒绝给法国军舰服务，张之洞急于知道法国军舰在香港的补给如何解决。罗寿嵩经悉心查访，报告称：给法军供应煤炭的是德国洋行，供应粮食的是一家法国面包店，搬运工则是菲律宾人、日本人。张之洞原以为，华商、华工拒绝为法国服务后，法国军舰在香港的补给将无法解决，但罗寿嵩的情报改变了他的认知。
1885年2月4日，因中法已经正式宣战，港督发布告示，根据国际法，自即日起，各国商船运载中国军火，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外海，若被法国军舰搜到将被扣留，英国严守中立，不再干预。罗寿嵩迅速把这个消息电告张之洞。为支援刘铭传在台湾抗法，张之洞一直谋划租雇外国商船装运军火支援台湾。罗寿嵩及时传达这个消息，使张之洞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采取了周密的应对措施。
罗寿嵩对抗法战争最大的贡献，在于利用国际金融市场向中国政府提供巨额融资。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时，广东海防经费紧缺，两广总督张树声通过罗寿嵩的安排，先后两次取得汇丰银行借款共200万两。这笔借款让参战的中国军队能购买到先进的武器和弹药等，为下一阶段的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时汇集于中越边境的粤军、淮军均由广东供应军饷，桂军、滇军以及四川鲍超新招募的军队也要广东协助筹饷，除此之外还有援台任务。张之洞为此忧心忡忡。旧式军队若不能及时发饷，经常会有哗变的危险，而枪械弹药的补给更是刻不容缓。罗寿嵩急张之洞之所急，安排了第三次、第四次对广东贷款201万两，接着又用广东省的名义代云桂等省借款299万两。罗寿嵩经手为张树声、张之洞筹措的中法战争军费总计高达700万两。
从晚清到1950年代初，中国货币币值经历了极大变化，当代读者可能很难领会700万两意味着什么。1886年，张之洞向朝廷报告，广东省全年的财政收入是456万两。也就是说，罗寿嵩安排的五次贷款，远超广东省全年财政收入。当时，清廷除了向汇丰、渣打这样的外资银行筹措外，没有其它途径可以弄到这么一笔巨款。得力于罗寿嵩的密切配合，这些贷款迅速到位，分批汇到越南前线的数省军队，同时也利用这笔贷款采购了足够的军用物资。
1884年3月，在张之洞的指挥协调下，冯子材等将领率领中国军队发起反攻，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迫使法国内阁垮台。人们在赞颂这些爱国将领的战功的同时，应该想到，如果没有及时到位的贷款，中国在越南战场能否打赢法国完全是未知之数。军事史著作经常突出描写作战的过程，其实，军费的筹措、军用物资的运输，以及各项后勤服务，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从这个角度看，罗寿嵩可以算是中法战争中的无名英雄。
1888年，罗寿嵩受到从美国加州回国的华侨启发，与港商韦廷俊等发起建设广九铁路计划，拟由商人集资兴建广州至九龙的铁路，后因朝廷不予批准未果。十多年后形势变化，清廷重拾罗寿嵩的计划，广九铁路于1911年建成通车。
1892年，罗寿嵩因参与金融投机，欠下巨额债务，弃产潜逃，隐居于广东某个寺庙，念经信佛，于1895年去世。金融市场瞬息万变，晚清商人在金融投资中常有失手。
赐匾事件
1885年春夏之际，西江、北江同时涨水决堤，为广东五十年未遇的洪灾，珠江三角洲顿成泽国，淹没田庐无数，百姓流离失所。香港东华医院是由各行业华商组成的慈善机构，除了向华人提供医疗服务外，还一直从事其它慈善事业。1882年，何献墀曾被选为医院董事会主席。洪灾发生后，医院董事会立即号召全港商人募捐救济，并发电报给上海广肇公所、旧金山中华会馆等同乡组织广泛劝募。东华医院在短期内就募集到四万六千多银元，由医院派出施赈人员深入灾区各处乡镇放赈，活人无数。到当年秋天，水灾善后工作告一段落，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倪文蔚鉴于东华医院华商群体对广东救灾的杰出贡献，奏请朝廷予以表彰，以报答香港华商的善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接到奏折后指示：香港东华医院崇祀神农，素邀灵贶，著南书房翰林，恭书匾额一方，发交张之洞等，转给该处，敬谨悬挂。钦此。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七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
那个时代，慈善机构都供奉一些本土神明，东华医院崇祀神农氏——远古时代“尝百草”的中医中药祖师爷。不久，南书房翰林恭书“万物咸利”四字，钤印“光绪御笔之宝”，从京城送到广州，张之洞派人把这卷宣纸书写的墨宝专程交给何献墀，送达时间应该是1885年12月29日。香港华商听到光绪皇帝赐匾抵达的消息都兴高采烈。两天后，香港中文报纸把这个消息登了出来。
谁知，港英政府辅助兼华民政务司骆克看到中文报纸的报道后勃然大怒。从他的角度看，御赐匾额的交接未经英国驻华公使馆、驻广州领事这些正式的外交渠道，便直接交到了东华医院，等于侵犯了英国对香港居民的管治权。他立即召见东华医院首总理（相当于副主席）卢芝田质问，卢芝田在压力之下，否认了报纸报道的内容。骆克进一步调查发现，御赐卷轴是由信使送到何献墀供职的安泰保险公司，再转交给东华医院主席關恺川的，交接时还有其他董事（当时称“总理”）在场。由此，骆克证实卢芝田并非“弄错”，而是在中英两国政府的夹缝之下被迫撒谎。
在港英政府的高压之下，一般华商都谨小慎微，但无论如何闪展腾挪，有些冲突还是无法完全避免。对组成东华医院董事会的华商来说，光绪皇帝赐匾是何等荣耀之事，无论港英政府如何施压，都不可能拒绝这份赏赐。
港英政府对东华医院的华人绅董一直充满疑忌。一方面，港英政府需要这样一家机构，利用华商领袖安抚大众，发挥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作用，以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港英政府又担心这个群体的力量太过膨胀，威胁到殖民统治。“港府对东华医院的更大疑忌是东华绅董与内地的联系。东华绅董兼具港商与粤商的身份，与家乡维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大都拥有清朝颁发的官衔，与内地官员多有所往来，而中英两国关系时敌时友。香港到底是英国以武力从中国手里夺取的殖民地，华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知何时爆发。”（丁心豹：《善与人同：与香港同步成长的东华三院》）
1886年1月2日，何献墀在《香港华字日报》撰文，对港英政府的迫害进行回击。他回顾了迎接御书卷轴的过程，对那些认为东华医院无权接受御赐匾额的观点进行了犀利批评。他在文中指出，香港华商在内地从事慈善工作，表现突出，那么作为慈善受益者的领导（指光绪帝、张之洞），颁发匾额给他们加以鼓励表彰，这种行为没有错处。他又指出，香港华商曾积极捐款赈济1874年至1876年间的华北旱灾，1878年光绪皇帝御赐“神威普佑”匾额给东华医院，为什么当时的港英政府对此并无意见？
何献墀的批评更令港英政府担心，因为他公然挑战了港英政府急于维护的政治与外交原则。代理总督马师给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写信，欧格讷随即向清廷总理衙门提出抗议，使张之洞与香港华人感受到很大压力。然而，英国政府高层考虑到香港华人与内地之间事实上无法割断的联系，在通过公使馆作了警告后便不了了之，没有进一步追究。光绪帝御赐的“万物咸利”匾额随后依然高挂于东华医院正堂。后来，东华医院发展为东华三院集团，成立文物馆，这方御赐匾额被移往文物馆展出，供参观者瞻仰。
赐匾风波表明，港英政府对香港华商与内地的密切联系一直心怀疑忌。到1894年香港鼠疫爆发后，港英政府出台新的条例，对医院进行改组。1897年起更派出英国医官进入医院实施监督，并增设团防局等机构以拉拢华人领袖，培植亲英势力，对华人社会进行分化。曾经作为全港华人代表机构的东华医院，逐渐降低了政治上的地位，被迫埋头于慈善服务。何献墀本人没有屈服，他继续致力于组织华人商会，以维护华人权益、传达华人声音。
经过多年的努力，1896年1月，香港中华商会得以成立，何献墀当选为首任主席。香港华商一直有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何献墀、罗寿嵩等人则是早期爱国港商的代表人物，历史会铭记他们的贡献。
（作者系文史学者）
1884年7月7日，张之洞乘坐招商局“广利”轮船抵达香港，礼节性拜会了港督后，换乘炮艇前往广州上任，这是他与香港结缘的开始。香港华商心向祖国，对张之洞在广东的施政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质性帮助。本文将通过何献墀、罗寿嵩这两个杰出的华商人物，以及华商代表机构香港东华医院来阐明他们之间的互动。
何献墀
张之洞上任两广总督之时，中方在中法战争中正处于下风。1884年3月，北宁失守，华军败退，战火烧到中越边境，对广西、云南形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扭转不利局面，朝廷希望借助张之洞的才干，领导协调广东、广西、云南三省，打好对法战争。
1884年7月至1885年7月这一年，正是中法战争最紧张的阶段。这一年里，张之洞与香港商人何献墀之间的来往电报接近200封，高峰期时一天有好几封。何献墀是当时香港华商领袖，岁月流逝，这个曾经的风云人物几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在这些来往电报中，除了少数几封是张之洞发出指示，要求核实某个事件外，绝大多数是何献墀提供的情报。情报的内容主要是法国舰船到港离港动向，新加坡方向开来的法船情况，有时还会报告台湾、福建法军的异动，甚至还有法国政坛动态，以及香港码头工人抗法罢工的详情，等等。
何献墀（1838—1901），又名何亚美（HoAmei），字崑山，广东南海人，父母很早去世，遗下孤儿兄弟两人，被英国传教士理雅各收留，入读香港英华学校。1858年，何献墀毕业后，随兄何流玉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在华人中传教。不久，他脱离教会，组织华工赴新西兰开挖金矿。1864年，他与西洋女子萨拉·福斯特结婚。在墨尔本工作了10年后，他回到广州，进入粤海关工作了一段时间。1869年，他到香港充当政府翻译。1870年至1871年，他重操旧业，租赁船只运载华工前往新西兰开矿。1872年，何献墀入广东税务部门工作，结识了不少省级官员。1877年，他出任香港华人创办的安泰保险公司经理。安泰保险公司大股东乃当时的香港首富李璿及其兄弟李德昌。
何献墀既行事脚踏实地，也有着丰富的想象力。1881年，他向李鸿章提出一个最终禁绝印度鸦片的计划，即在香港募集资本2000万元，设立洋药公司，总揽印度鸦片输入和运销中国各口的业务，与对方订立长期合同，每年限定输入鸦片箱数，逐年递减，到一定年份，达到完全禁绝。李鸿章派马建忠、吴瀚涛出使香港、印度，可惜谈判以失败告终。
1882年，何献墀与李璿、李德昌兄弟发起成立华合电报公司，敷设从广州到香港的电报线路。由于英国方面的阻挠，华合电报公司的电报线架设到九龙深水埗就停了下来，未能连接到香港本岛。后经磋商，由官办的中国电报公司收购华合电报公司，最终在1883年贯通了广州到香港的电报线路。这条线路在接下来的中法战争中，成为了张之洞的“信息生命线”。
同样在1882年，何献墀聘请英国工程师柯则域考察广州水源地，写成《粤垣源源水局议》一书，提议集资在广州西村设立自来水厂。当时的绅商对水厂项目的盈利前景不看好，应者寥寥，计划被迫搁置。1905年，岑春煊督粤，基本按照这个计划书建设西村水厂。如今，100多年过去了，西村水厂仍在为广州市民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活用水。
何献墀长期从事招募华工赴澳大利亚、新西兰采矿的工作，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矿业一直情有独钟。1883年，他买下了潭洲银矿。接着，他把目光转向大屿山的矿产。当时大屿山仍属广东，要到1898年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时才划给香港。何献墀付出年租金两千银元租下矿场，成立公司，发行股票大规模集资，从英国聘请地质学家、矿师，购买全套机械设备进行开采。1886年3月，大屿山银矿正式开工，这是广东省第一家大型机械采矿企业。这家公司后来转让给著名企业家徐润，开采数年后因经济效益不佳，被迫废弃，留下了“银矿湾”地名，如今已变成香港旅游胜地。
1885年，何献墀成功劝说张之洞设立广东矿务局，制定《矿务条例》，聘请欧洲矿师在广东各地进行勘探。张之洞对机械采矿、新式冶炼的兴趣来自何献墀的启发。1889年，张之洞从欧洲订购的炼钢设备装运来华，适逢他调任湖广总督，遂将设备运往湖北建设汉阳铁厂，促成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勘探开采。可以说，何献墀是张之洞发展近代工业的启蒙人。
身处国际城市香港，本身又精通外文，何献墀得以接触一些来自各国的专业人才。张之洞上任两广总督不久，就认识到军队的训练必须实现近代化，而最便捷的方法是聘请西方国家的军官充当教官。张之洞了解到“各国武备，近以德国为最精”，他让何献墀帮助物色德国军官。1884年秋，何献墀从英国副提督那里了解到，有个德国军官威勒西愿意来华任教。张之洞性子急，不断发电报催问：“前云英副提推荐，何以又阻？请考其技能，酌议薪水、年限，速复。”何献墀回电称，威勒西正在办理退役手續，需要稍等。根据国际法，中立国的现役军官士兵不得为交战两国服务。张之洞回电，认为可以采用请假方式，不必辞职。在何献墀催促下，威勒西于12月3日抵达广州。随后，张之洞又通过中国驻德国公使聘请到更多军官，与威勒西一起担任广东水陆师学堂教习，并负责训练新式装备的“广胜军”。张之洞在广州形成重用德国军官这个传统，到后来担任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
罗寿嵩
给张之洞收集法军情报的还有另一个香港华商，名叫罗寿嵩，在香港的常用名是罗鹤朋（LoHokPang），他的贡献仅次于何献墀。
罗寿嵩（？—1895），广州黄埔村人。他的父亲罗伯常，在香港开埠初期即前往经商，后被聘为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1876年，罗寿嵩子承父业，在香港金融市场叱诧风云。尽管定居香港多年，罗寿嵩依然心系祖国，踊跃捐输，朝廷由此给予候选道官衔。 1884年，中法战争激战正酣，广东急需购买新式大炮装备炮台，但苦于经费不足，无从措手。罗寿嵩闻讯，立即动员族人、亲友向省政府捐输海防经费。张之洞为此专门上奏朝廷，给罗寿嵩赏加三品衔。
在中法战争中，罗寿嵩利用自己供职银行、消息灵通、人脉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向张之洞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1884年10月起，罗寿嵩主动向张之洞发送法军情报，包括每天抵达香港的法国军舰数量、动向等详情。当时的香港华商、华工出于爱国热忱，拒绝给法国军舰服务，张之洞急于知道法国军舰在香港的补给如何解决。罗寿嵩经悉心查访，报告称：给法军供应煤炭的是德国洋行，供应粮食的是一家法国面包店，搬运工则是菲律宾人、日本人。张之洞原以为，华商、华工拒绝为法国服务后，法国军舰在香港的补给将无法解决，但罗寿嵩的情报改变了他的认知。
1885年2月4日，因中法已经正式宣战，港督发布告示，根据国际法，自即日起，各国商船运载中国军火，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外海，若被法国军舰搜到将被扣留，英国严守中立，不再干预。罗寿嵩迅速把这个消息电告张之洞。为支援刘铭传在台湾抗法，张之洞一直谋划租雇外国商船装运军火支援台湾。罗寿嵩及时传达这个消息，使张之洞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采取了周密的应对措施。
罗寿嵩对抗法战争最大的贡献，在于利用国际金融市场向中国政府提供巨额融资。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时，广东海防经费紧缺，两广总督张树声通过罗寿嵩的安排，先后两次取得汇丰银行借款共200万两。这笔借款让参战的中国军队能购买到先进的武器和弹药等，为下一阶段的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时汇集于中越边境的粤军、淮军均由广东供应军饷，桂军、滇军以及四川鲍超新招募的军队也要广东协助筹饷，除此之外还有援台任务。张之洞为此忧心忡忡。旧式军队若不能及时发饷，经常会有哗变的危险，而枪械弹药的补给更是刻不容缓。罗寿嵩急张之洞之所急，安排了第三次、第四次对广东贷款201万两，接着又用广东省的名义代云桂等省借款299万两。罗寿嵩经手为张树声、张之洞筹措的中法战争军费总计高达700万两。
从晚清到1950年代初，中国货币币值经历了极大变化，当代读者可能很难领会700万两意味着什么。1886年，张之洞向朝廷报告，广东省全年的财政收入是456万两。也就是说，罗寿嵩安排的五次贷款，远超广东省全年财政收入。当时，清廷除了向汇丰、渣打这样的外资银行筹措外，没有其它途径可以弄到这么一笔巨款。得力于罗寿嵩的密切配合，这些贷款迅速到位，分批汇到越南前线的数省军队，同时也利用这笔贷款采购了足够的军用物资。
1884年3月，在张之洞的指挥协调下，冯子材等将领率领中国军队发起反攻，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迫使法国内阁垮台。人们在赞颂这些爱国将领的战功的同时，应该想到，如果没有及时到位的贷款，中国在越南战场能否打赢法国完全是未知之数。军事史著作经常突出描写作战的过程，其实，军费的筹措、军用物资的运输，以及各项后勤服务，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从这个角度看，罗寿嵩可以算是中法战争中的无名英雄。
1888年，罗寿嵩受到从美国加州回国的华侨启发，与港商韦廷俊等发起建设广九铁路计划，拟由商人集资兴建广州至九龙的铁路，后因朝廷不予批准未果。十多年后形势变化，清廷重拾罗寿嵩的计划，广九铁路于1911年建成通车。
1892年，罗寿嵩因参与金融投机，欠下巨额债务，弃产潜逃，隐居于广东某个寺庙，念经信佛，于1895年去世。金融市场瞬息万变，晚清商人在金融投资中常有失手。
赐匾事件
1885年春夏之际，西江、北江同时涨水决堤，为广东五十年未遇的洪灾，珠江三角洲顿成泽国，淹没田庐无数，百姓流离失所。香港东华医院是由各行业华商组成的慈善机构，除了向华人提供医疗服务外，还一直从事其它慈善事业。1882年，何献墀曾被选为医院董事会主席。洪灾发生后，医院董事会立即号召全港商人募捐救济，并发电报给上海广肇公所、旧金山中华会馆等同乡组织广泛劝募。东华医院在短期内就募集到四万六千多银元，由医院派出施赈人员深入灾区各处乡镇放赈，活人无数。到当年秋天，水灾善后工作告一段落，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倪文蔚鉴于东华医院华商群体对广东救灾的杰出贡献，奏请朝廷予以表彰，以报答香港华商的善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接到奏折后指示：香港东华医院崇祀神农，素邀灵贶，著南书房翰林，恭书匾额一方，发交张之洞等，转给该处，敬谨悬挂。钦此。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七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
那个时代，慈善机构都供奉一些本土神明，东华医院崇祀神农氏——远古时代“尝百草”的中医中药祖师爷。不久，南书房翰林恭书“万物咸利”四字，钤印“光绪御笔之宝”，从京城送到广州，张之洞派人把这卷宣纸书写的墨宝专程交给何献墀，送达时间应该是1885年12月29日。香港华商听到光绪皇帝赐匾抵达的消息都兴高采烈。两天后，香港中文报纸把这个消息登了出来。
谁知，港英政府辅助兼华民政务司骆克看到中文报纸的报道后勃然大怒。从他的角度看，御赐匾额的交接未经英国驻华公使馆、驻广州领事这些正式的外交渠道，便直接交到了东华医院，等于侵犯了英国对香港居民的管治权。他立即召见东华医院首总理（相当于副主席）卢芝田质问，卢芝田在压力之下，否认了报纸报道的内容。骆克进一步调查发现，御赐卷轴是由信使送到何献墀供职的安泰保险公司，再转交给东华医院主席關恺川的，交接时还有其他董事（当时称“总理”）在场。由此，骆克证实卢芝田并非“弄错”，而是在中英两国政府的夹缝之下被迫撒谎。
在港英政府的高压之下，一般华商都谨小慎微，但无论如何闪展腾挪，有些冲突还是无法完全避免。对组成东华医院董事会的华商来说，光绪皇帝赐匾是何等荣耀之事，无论港英政府如何施压，都不可能拒绝这份赏赐。
港英政府对东华医院的华人绅董一直充满疑忌。一方面，港英政府需要这样一家机构，利用华商领袖安抚大众，发挥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作用，以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港英政府又担心这个群体的力量太过膨胀，威胁到殖民统治。“港府对东华医院的更大疑忌是东华绅董与内地的联系。东华绅董兼具港商与粤商的身份，与家乡维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大都拥有清朝颁发的官衔，与内地官员多有所往来，而中英两国关系时敌时友。香港到底是英国以武力从中国手里夺取的殖民地，华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知何时爆发。”（丁心豹：《善与人同：与香港同步成长的东华三院》）
1886年1月2日，何献墀在《香港华字日报》撰文，对港英政府的迫害进行回击。他回顾了迎接御书卷轴的过程，对那些认为东华医院无权接受御赐匾额的观点进行了犀利批评。他在文中指出，香港华商在内地从事慈善工作，表现突出，那么作为慈善受益者的领导（指光绪帝、张之洞），颁发匾额给他们加以鼓励表彰，这种行为没有错处。他又指出，香港华商曾积极捐款赈济1874年至1876年间的华北旱灾，1878年光绪皇帝御赐“神威普佑”匾额给东华医院，为什么当时的港英政府对此并无意见？
何献墀的批评更令港英政府担心，因为他公然挑战了港英政府急于维护的政治与外交原则。代理总督马师给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写信，欧格讷随即向清廷总理衙门提出抗议，使张之洞与香港华人感受到很大压力。然而，英国政府高层考虑到香港华人与内地之间事实上无法割断的联系，在通过公使馆作了警告后便不了了之，没有进一步追究。光绪帝御赐的“万物咸利”匾额随后依然高挂于东华医院正堂。后来，东华医院发展为东华三院集团，成立文物馆，这方御赐匾额被移往文物馆展出，供参观者瞻仰。
赐匾风波表明，港英政府对香港华商与内地的密切联系一直心怀疑忌。到1894年香港鼠疫爆发后，港英政府出台新的条例，对医院进行改组。1897年起更派出英国医官进入医院实施监督，并增设团防局等机构以拉拢华人领袖，培植亲英势力，对华人社会进行分化。曾经作为全港华人代表机构的东华医院，逐渐降低了政治上的地位，被迫埋头于慈善服务。何献墀本人没有屈服，他继续致力于组织华人商会，以维护华人权益、传达华人声音。
经过多年的努力，1896年1月，香港中华商会得以成立，何献墀当选为首任主席。香港华商一直有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何献墀、罗寿嵩等人则是早期爱国港商的代表人物，历史会铭记他们的贡献。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