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在古希腊，每当城邦利益、统治秩序、政治制度等受到损害和威胁并无力解决时，城邦的统治集团往往会求助于神庙并询问神谕，以便获得神灵的某种启示，这使得神谕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希腊世界中某种超越世俗的权威，对城邦政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具体来说，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神谕推动了希腊早期的“海外大殖民”运动；二是神谕在仲裁、调停城邦间或城邦内部的矛盾与冲突方面发挥了“国际法庭”作用；三是神谕对于战争的爆发、战局的进展等也具有一定影响力；四是神谕在解释自然灾害和提供化解之法方面也发挥着较大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 古希腊 神谕 城邦政治
向城邦或个人发布神谕是古希腊神庙的基本功能之一，也是人与神进行交流的重要方式。在古希腊，以神谕灵验而著称的神庙主要有：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多多那（Dodona）的宙斯神庙、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庙以及埃皮达鲁斯（Epidauros）的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神庙等。这些神庙所发布的神谕对希腊社会尤其是城邦政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为“神是希腊人的咨询师，神通过神谕告诉了希腊人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1]P61。实际上，城邦有时候也正是利用神谕所提供的具有特殊权威的咨询来消除对行动的疑虑，并因为神的指导或保证而更加坚信他们所选择的行为方式将是最有利的。一般来说，城邦所请教的神谕多为严肃的问题，如战争的胜败、城邦间或其内部的矛盾冲突、选择殖民地问题、自然灾害的原因和化解方法以及宗教方面的疑惑，等等。
城邦以官方形式向神庙请教神谕时，一般以间接方式进行询问，即通过神的中介、以神的名义说话的祭司（如皮提亚，她与女巫不同，其自身并没有预言的能力，宣示神谕时，她只是阿波罗的口舌，是神与凡人交流的媒介）提出问题。例如，在德尔斐，当城邦的请示者被带进内殿后，男祭司们会把他们的书面或口头请求交给皮提亚。其中，最典型的两种提问方式是：“我（我们）做某某事是不是比较好？”或者“为了做成某某事，我（我们）需要向哪位（几位）神献祭”？在皮提亚用某种非同寻常的语调作出回答之后，男祭司们对皮提亚的话进行整理，用六韵诗歌的形式重新写出来交给请示者。但是，在多多那，当事人却只以书面的形式提出问题，事后女祭司将书写的问题扔掉，后人可以从一些碎片看到请教的问题。对于上述官方咨询，神谕一律写在书面上密封起来交给请示者，这大概是为了避免篡改口信或转达过程中可能造成的失误。
除了以间接方式向神庙进行询问外，在古希腊还存在另一种询问神谕的方式，即请教者不以祭司为中介，而是直接和神祇打交道，当他在神庙里熟睡时，神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例如，在埃皮多尔（Epidaure），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被认为会亲自出现在病人的睡梦中，为他治病或指点他该吃什么药。神庙为此甚至还设立了一个长36米宽8米的柱廊作为“禁地”，并在里面安置了一些床位，专门为行过净身礼仪的请教者服务[2]P47。
M.I芬利指出，“希腊的政治进程是不可能单纯地用世俗语言去研究的”[3]P93。具体而言，希腊宗教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希腊的政治进程和社会发展，而利用神庙以神的名义发布神谕来影响希腊城邦社会更是这方面的突出体现，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神谕推动了希腊早期的“海外大殖民”运动。在“海外大殖民”时期，殖民者常常要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数百英里，除了离奇的神话和英雄传说之外，他们对于将要到达的地方几乎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神力给予保证的需要，对于某种超越人的权威的需要就显得格外强烈”[4]P75。而泛希腊神庙权威的神谕成了他们应对各种未知危险的理想的宗教保证。此外，由于到这些神庙寻求神谕的人来自希腊各地甚至还有很多“蛮族”，因此，这些神庙的祭司对各地的情况相对比较熟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就成了各邦开拓殖民地的咨询专家。所以英国学者基托形象地比喻说：“希腊人到德尔斐所希望获得的，不仅仅是祭司的祝福，还有殖民地研究局专家的忠告。”[5]P83反过来，每一个新的殖民城邦的建立同时也是这些神庙影响和权威的扩大，那些建立殖民地失败者则被认为没有询问神谕或错误地理解了神谕。不过在这一点上，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虽然德尔斐神庙作为殖民活动的支持者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有关它在早期殖民活动中的确切角色还不为我们所知，那些记录殖民活动的神谕也是值得怀疑的，即使它们之中有一些是真实的，这也不能解决殖民活动最初从什么地方开始的这样关键性问题[6]P85。
其次，神谕在仲裁、调停城邦间或城邦内部的矛盾与冲突方面发挥了“国际法庭”作用。在古风和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林立，彼此纷争不断，不仅缺乏一部对整个希腊具有约束力的行之有效的法律，而且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大国能够对整个希腊发号施令。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矛盾、冲突的城邦纷纷求助于神庙，各大神庙便以神的名义，利用神谕充当他们的仲裁者、调停人。例如，当伊庇丹努人民在得不到母邦科西拉的援助时，他们便派人前往德尔斐去请示神谕：是否应该把城市交给科林斯人。神的回答是：他们应该把城市交于科林斯人，并接受科林斯的领导。于是伊庇丹努人便如其所言臣服于科林斯人，从而受到了它的庇护[7]P21。同样，倘若城邦内部存在矛盾，那么冲突的各方基于传统和习惯，也多倾向于让神谕来仲裁和调停。如在吕底亚侍卫巨吉斯因受吕底亚王妃所迫杀死国王继而夺取王位之后，吕底亚人激愤于他们国王的被杀而拿起了武器之时，巨吉斯一派的人便和这些吕底亚人达成了一项协定，即如果德尔斐的神谕宣布他为吕底亚的国王，他就可以做国王而统治下去，不然的话，王权应该还给前国王所属的海拉克列达伊家族，而神谕肯定了巨吉斯的既得权益。于是，不仅巨吉斯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吕底亚的国王，同时也使得吕底亚人民同统治阶级的矛盾得到暂时缓解[8]P7。可见，神谕对于调解城邦间的冲突和城邦内部争端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以神的名义而发布的神谕在整个希腊世界扮演着最高法律规则的角色。 然而，正是由于神谕具有法律般的至高无上性，以至于它可以轻易使一个希腊人尤其是政治家面临放逐或使某个城邦遭受攻击的危险。鉴于此，一些城邦或个人便利用重金收买祭司，以期获得有利于自己的神谕，甚至以此作为攻击敌邦或竞争对手的工具。修昔底德对此也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批判某些神谕是因为人们向祭司行贿而捏造出来的，如斯巴达人控告国王普雷斯托安那克斯和他的兄弟向德尔斐的女祭司进行贿赂，使她做出神谕，要斯巴达人召他回国[7]P365。除此之外，他也批判神谕利用双关语，以适应后来发生的变故来欺骗民众。
再次，神谕对于战争的爆发、战局的进展等也具有一定影响力。从古典作家的描述看，各城邦在战争开始之前和战争期间询问神谕尤为频繁，例如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记述希波战争期间前往德尔斐请示战局者就达63次之多[9]P30。公元前445年，斯巴达人虽然已经形成决议：雅典人的侵略破坏了休战和约，但是他们还是派人到德尔斐去问神，他们是不是可以作战，神谕的回答是：“如果他们以全力作战的话，胜利是属于他们的；不论他们是不是向神祈祷，神自己也会保佑他们的”[7]P81。而雅典人得到的神谕是：“战争女神雅典娜保佑的城市当你们看得越多，忍受许多，辛苦越多并经历越多时，你们会变成一只永远在人间翱翔的鹰”[7]P119。很显然，两则神谕的主要意图均是赞成斯巴达和雅典开战，并隐喻斯巴达和雅典都会取得战争的胜利。结果，双方都以为神是站在自己一边的，于是竭尽全力地准备战争并最终付诸行动。无疑，此时的神谕在某种程度就成了战争的催化剂，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神谕除了可以推动、加速战争的爆发外，也同样可能延缓或者阻止战争的爆发。例如，在希波战争期间，当波斯人哈尔帕哥斯即将征服伊奥尼亚的时候，斯巴达移民克尼多斯人为了将自己的半岛变成一个岛以抵御敌人来袭，便打算掘一道沟。但是在工事实施过程中屡遭挫折，于是克尼多斯人便派人往的德尔斐问神，是什么阻碍他们这么做。皮提亚用三步格诗句作了回答： 既不要给地峡修墙，也不要给它掘沟； 如果宙斯愿意的话，他早就会使它成为岛屿了。 因此克尼多斯人停止掘沟，而当哈尔帕哥斯率领大军前来的时候，他们便丝毫不加抵抗地投降他了。因此，德尔斐神谕就有意无意地阻止了一次战争的爆发，使得哈尔帕哥斯不战而胜。于是，也因为这个神谕而阻止了一场血腥战争的发生。
但是对于神谕在战争方面的影响上也不能过分夸大，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就认为：“皮提亚对城邦间或城邦内部战争的影响力是相当是有限的，她的神谕可能会促进战争的爆发，但即使这样，她的怂恿性的神谕也必须做好充分的宣传，而且双方一旦开战，她几乎不可能影响战争的结果”[6]P85。比利时学者玛丽·德尔古（Marie Delcourt）更是指出：“大部分与军事行动有关的神谕都是事后编造的，因为编造者需要某种辩解、托词或更高的威望和担保”[2]P49。可以说，类似的一些在事后杜撰的神谕基本上都是为了替一次战争的胜利或失败作辩解，或者为某种新政策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寻找依据。
最后，神谕在解释自然灾害和提供化解之法方面也发挥着社会影响。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把神谕这种古老而持久的功能描述为“从不幸中解脱出来”（release from evils）[6]P82。关于瘟疫、农作物歉收、人畜非正常死亡、灾难性的风暴、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所有这一切在预言家们看来都是神意使然，解救的方法只能到神庙寻求神谕。例如，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描述道：“由于埃披道洛斯人的土地什么都不生产，于是他们便派人到德尔斐去请示这一灾难的由来。皮提亚命令他们建立达米亚和奥克塞西亚的神像，说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的命运就会好转。埃披道洛斯人继而又问神像是用青铜做，还是用石头做，皮提亚嘱他们既不用青铜，也不用石头，而是用人们在果园中栽培的橄榄树的木头来做。于是，当埃披道洛斯人遵照神谕的要求做了之后，他们的土地就生产出了果实”[8]P381。诸如此类的事例在古典作家的作品中不胜枚举，虽然这些史料中充斥着极为明显的神意史观，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这样的神谕却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人们的心理恐惧，消除了社会恐慌，维护了社会稳定。
不过，神谕对希腊社会尤其是城邦政治的影响并不是伴随着希腊文明的始终。到了公元前4世纪以后，随着希腊世界王权的兴起和传统宗教的衰落，神谕的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在公元前380年以后，用来仲裁或调停城邦政治争端的神谕已经基本消失，到了公元前300年后，即使是用来解决城邦宗教改革方面的神谕也变得极为罕见。
参考文献：
[1]Xenophon，Memorabilia·Oeconomicus·Symposium·Apology，translated by E.C.Marcha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3.
[2][法]克琳娜·库蕾著.邓丽丹译.古希腊的交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M.I.Finley，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4]E.R.Dodds，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Press，1951.
[5]基托.徐卫翔，黄韬译.希腊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6]Robert Parker，Greek States and Greek Oracles，edited by Richard Buxton，Greek Relig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7]修昔底德.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5：21-22.
[8]希罗多德.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
[9]于可.世界古代中期宗教史.史仲文，胡晓林.新编世界宗教史（中卷）.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关键词： 古希腊 神谕 城邦政治
向城邦或个人发布神谕是古希腊神庙的基本功能之一，也是人与神进行交流的重要方式。在古希腊，以神谕灵验而著称的神庙主要有：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多多那（Dodona）的宙斯神庙、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庙以及埃皮达鲁斯（Epidauros）的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神庙等。这些神庙所发布的神谕对希腊社会尤其是城邦政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为“神是希腊人的咨询师，神通过神谕告诉了希腊人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1]P61。实际上，城邦有时候也正是利用神谕所提供的具有特殊权威的咨询来消除对行动的疑虑，并因为神的指导或保证而更加坚信他们所选择的行为方式将是最有利的。一般来说，城邦所请教的神谕多为严肃的问题，如战争的胜败、城邦间或其内部的矛盾冲突、选择殖民地问题、自然灾害的原因和化解方法以及宗教方面的疑惑，等等。
城邦以官方形式向神庙请教神谕时，一般以间接方式进行询问，即通过神的中介、以神的名义说话的祭司（如皮提亚，她与女巫不同，其自身并没有预言的能力，宣示神谕时，她只是阿波罗的口舌，是神与凡人交流的媒介）提出问题。例如，在德尔斐，当城邦的请示者被带进内殿后，男祭司们会把他们的书面或口头请求交给皮提亚。其中，最典型的两种提问方式是：“我（我们）做某某事是不是比较好？”或者“为了做成某某事，我（我们）需要向哪位（几位）神献祭”？在皮提亚用某种非同寻常的语调作出回答之后，男祭司们对皮提亚的话进行整理，用六韵诗歌的形式重新写出来交给请示者。但是，在多多那，当事人却只以书面的形式提出问题，事后女祭司将书写的问题扔掉，后人可以从一些碎片看到请教的问题。对于上述官方咨询，神谕一律写在书面上密封起来交给请示者，这大概是为了避免篡改口信或转达过程中可能造成的失误。
除了以间接方式向神庙进行询问外，在古希腊还存在另一种询问神谕的方式，即请教者不以祭司为中介，而是直接和神祇打交道，当他在神庙里熟睡时，神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例如，在埃皮多尔（Epidaure），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被认为会亲自出现在病人的睡梦中，为他治病或指点他该吃什么药。神庙为此甚至还设立了一个长36米宽8米的柱廊作为“禁地”，并在里面安置了一些床位，专门为行过净身礼仪的请教者服务[2]P47。
M.I芬利指出，“希腊的政治进程是不可能单纯地用世俗语言去研究的”[3]P93。具体而言，希腊宗教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希腊的政治进程和社会发展，而利用神庙以神的名义发布神谕来影响希腊城邦社会更是这方面的突出体现，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神谕推动了希腊早期的“海外大殖民”运动。在“海外大殖民”时期，殖民者常常要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数百英里，除了离奇的神话和英雄传说之外，他们对于将要到达的地方几乎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神力给予保证的需要，对于某种超越人的权威的需要就显得格外强烈”[4]P75。而泛希腊神庙权威的神谕成了他们应对各种未知危险的理想的宗教保证。此外，由于到这些神庙寻求神谕的人来自希腊各地甚至还有很多“蛮族”，因此，这些神庙的祭司对各地的情况相对比较熟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就成了各邦开拓殖民地的咨询专家。所以英国学者基托形象地比喻说：“希腊人到德尔斐所希望获得的，不仅仅是祭司的祝福，还有殖民地研究局专家的忠告。”[5]P83反过来，每一个新的殖民城邦的建立同时也是这些神庙影响和权威的扩大，那些建立殖民地失败者则被认为没有询问神谕或错误地理解了神谕。不过在这一点上，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虽然德尔斐神庙作为殖民活动的支持者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有关它在早期殖民活动中的确切角色还不为我们所知，那些记录殖民活动的神谕也是值得怀疑的，即使它们之中有一些是真实的，这也不能解决殖民活动最初从什么地方开始的这样关键性问题[6]P85。
其次，神谕在仲裁、调停城邦间或城邦内部的矛盾与冲突方面发挥了“国际法庭”作用。在古风和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林立，彼此纷争不断，不仅缺乏一部对整个希腊具有约束力的行之有效的法律，而且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大国能够对整个希腊发号施令。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矛盾、冲突的城邦纷纷求助于神庙，各大神庙便以神的名义，利用神谕充当他们的仲裁者、调停人。例如，当伊庇丹努人民在得不到母邦科西拉的援助时，他们便派人前往德尔斐去请示神谕：是否应该把城市交给科林斯人。神的回答是：他们应该把城市交于科林斯人，并接受科林斯的领导。于是伊庇丹努人便如其所言臣服于科林斯人，从而受到了它的庇护[7]P21。同样，倘若城邦内部存在矛盾，那么冲突的各方基于传统和习惯，也多倾向于让神谕来仲裁和调停。如在吕底亚侍卫巨吉斯因受吕底亚王妃所迫杀死国王继而夺取王位之后，吕底亚人激愤于他们国王的被杀而拿起了武器之时，巨吉斯一派的人便和这些吕底亚人达成了一项协定，即如果德尔斐的神谕宣布他为吕底亚的国王，他就可以做国王而统治下去，不然的话，王权应该还给前国王所属的海拉克列达伊家族，而神谕肯定了巨吉斯的既得权益。于是，不仅巨吉斯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吕底亚的国王，同时也使得吕底亚人民同统治阶级的矛盾得到暂时缓解[8]P7。可见，神谕对于调解城邦间的冲突和城邦内部争端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以神的名义而发布的神谕在整个希腊世界扮演着最高法律规则的角色。 然而，正是由于神谕具有法律般的至高无上性，以至于它可以轻易使一个希腊人尤其是政治家面临放逐或使某个城邦遭受攻击的危险。鉴于此，一些城邦或个人便利用重金收买祭司，以期获得有利于自己的神谕，甚至以此作为攻击敌邦或竞争对手的工具。修昔底德对此也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批判某些神谕是因为人们向祭司行贿而捏造出来的，如斯巴达人控告国王普雷斯托安那克斯和他的兄弟向德尔斐的女祭司进行贿赂，使她做出神谕，要斯巴达人召他回国[7]P365。除此之外，他也批判神谕利用双关语，以适应后来发生的变故来欺骗民众。
再次，神谕对于战争的爆发、战局的进展等也具有一定影响力。从古典作家的描述看，各城邦在战争开始之前和战争期间询问神谕尤为频繁，例如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记述希波战争期间前往德尔斐请示战局者就达63次之多[9]P30。公元前445年，斯巴达人虽然已经形成决议：雅典人的侵略破坏了休战和约，但是他们还是派人到德尔斐去问神，他们是不是可以作战，神谕的回答是：“如果他们以全力作战的话，胜利是属于他们的；不论他们是不是向神祈祷，神自己也会保佑他们的”[7]P81。而雅典人得到的神谕是：“战争女神雅典娜保佑的城市当你们看得越多，忍受许多，辛苦越多并经历越多时，你们会变成一只永远在人间翱翔的鹰”[7]P119。很显然，两则神谕的主要意图均是赞成斯巴达和雅典开战，并隐喻斯巴达和雅典都会取得战争的胜利。结果，双方都以为神是站在自己一边的，于是竭尽全力地准备战争并最终付诸行动。无疑，此时的神谕在某种程度就成了战争的催化剂，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神谕除了可以推动、加速战争的爆发外，也同样可能延缓或者阻止战争的爆发。例如，在希波战争期间，当波斯人哈尔帕哥斯即将征服伊奥尼亚的时候，斯巴达移民克尼多斯人为了将自己的半岛变成一个岛以抵御敌人来袭，便打算掘一道沟。但是在工事实施过程中屡遭挫折，于是克尼多斯人便派人往的德尔斐问神，是什么阻碍他们这么做。皮提亚用三步格诗句作了回答： 既不要给地峡修墙，也不要给它掘沟； 如果宙斯愿意的话，他早就会使它成为岛屿了。 因此克尼多斯人停止掘沟，而当哈尔帕哥斯率领大军前来的时候，他们便丝毫不加抵抗地投降他了。因此，德尔斐神谕就有意无意地阻止了一次战争的爆发，使得哈尔帕哥斯不战而胜。于是，也因为这个神谕而阻止了一场血腥战争的发生。
但是对于神谕在战争方面的影响上也不能过分夸大，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就认为：“皮提亚对城邦间或城邦内部战争的影响力是相当是有限的，她的神谕可能会促进战争的爆发，但即使这样，她的怂恿性的神谕也必须做好充分的宣传，而且双方一旦开战，她几乎不可能影响战争的结果”[6]P85。比利时学者玛丽·德尔古（Marie Delcourt）更是指出：“大部分与军事行动有关的神谕都是事后编造的，因为编造者需要某种辩解、托词或更高的威望和担保”[2]P49。可以说，类似的一些在事后杜撰的神谕基本上都是为了替一次战争的胜利或失败作辩解，或者为某种新政策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寻找依据。
最后，神谕在解释自然灾害和提供化解之法方面也发挥着社会影响。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把神谕这种古老而持久的功能描述为“从不幸中解脱出来”（release from evils）[6]P82。关于瘟疫、农作物歉收、人畜非正常死亡、灾难性的风暴、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所有这一切在预言家们看来都是神意使然，解救的方法只能到神庙寻求神谕。例如，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描述道：“由于埃披道洛斯人的土地什么都不生产，于是他们便派人到德尔斐去请示这一灾难的由来。皮提亚命令他们建立达米亚和奥克塞西亚的神像，说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的命运就会好转。埃披道洛斯人继而又问神像是用青铜做，还是用石头做，皮提亚嘱他们既不用青铜，也不用石头，而是用人们在果园中栽培的橄榄树的木头来做。于是，当埃披道洛斯人遵照神谕的要求做了之后，他们的土地就生产出了果实”[8]P381。诸如此类的事例在古典作家的作品中不胜枚举，虽然这些史料中充斥着极为明显的神意史观，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这样的神谕却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人们的心理恐惧，消除了社会恐慌，维护了社会稳定。
不过，神谕对希腊社会尤其是城邦政治的影响并不是伴随着希腊文明的始终。到了公元前4世纪以后，随着希腊世界王权的兴起和传统宗教的衰落，神谕的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在公元前380年以后，用来仲裁或调停城邦政治争端的神谕已经基本消失，到了公元前300年后，即使是用来解决城邦宗教改革方面的神谕也变得极为罕见。
参考文献：
[1]Xenophon，Memorabilia·Oeconomicus·Symposium·Apology，translated by E.C.Marcha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3.
[2][法]克琳娜·库蕾著.邓丽丹译.古希腊的交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M.I.Finley，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4]E.R.Dodds，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Press，1951.
[5]基托.徐卫翔，黄韬译.希腊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6]Robert Parker，Greek States and Greek Oracles，edited by Richard Buxton，Greek Relig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7]修昔底德.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5：21-22.
[8]希罗多德.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
[9]于可.世界古代中期宗教史.史仲文，胡晓林.新编世界宗教史（中卷）.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