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丁酉年的暑期，经过几个月的山中漫游，我从喜马拉雅山的南麓，那洒满阳光的群山密林当中走了出来，进入了人类的文明与城市的中心，回到加尔各答的贝鲁尔圣地，入住恒河水岸的般若楼里，接到了自中国杭州传来的信息，即《印度生死书——四部奥义书义疏》要修订并重版的消息，我深为欢喜，亦不禁暗自叹息。这尘世间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边境线又最是漫长的邻舍，文化悠久，哲学深邃，他们彼此真的了解吗？虽曾有一千多年的车马与僧俗的来往，超过二千年的友誼，且因了佛教的原因，昔日的无数中国人景仰与神往着印度圣者某种耸入云端的精神境界。
　　而这种精神境界之修为，大都是在喜马拉雅的群山中完成，他们在精神觉境的拂晓里，彻底悟见了天道的秘义，觌面相逢，合二为一。前佛教几百年，那些更古老的领悟者们，干脆把彼种至尊的知识称为天启之智慧，言明此种知识，非属个体的造力而得。他们已经跨越并沟通了天人之间的不同界面，于是，他们便被后人尊为“吠陀仙人”（Rshi），或《奥义书》圣者（Muni）。他们与此莽莽无尽大雪山的森林与洞穴结下了不解之缘，被人类无从记忆的岁月所秘密收藏。
　　确实，这些浩荡的森林不但给他们提供了庇护，躲开大陆的酷暑与风暴，给家畜以牧场，给祭祀以火焰，给屋宇以栋梁，还有充足的水源与无尽的食物。更重要的是，使得他们的思想在与生气蓬勃、绵延无际的自然恒久之交互往来中，逐渐收获了人、神与宇宙之间内在一致性的最元初、也是最末后的智慧，突破了生死的困局，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巅峰智慧，即幽深处伏藏的奥义书，或吠檀多哲学的生成与开出。
　　沉潜印土几十载的徐梵澄先生曾说：“世间，一人也；古今，一理也；至道又奚其二？江汉朝宗于海，人类进化必有所诣，九流百家必有所归。奚其归？曰归至道！如何诣？曰内觉！”印度人在森林里面所悟得的真理，大体说来，却与西方、与中国学问里面最上乘的义理颇为相通。譬如，他们认为，生命的道路只有一条是真实的，那就是：往深处走，往自我存在的幽微处走，而余者尽是幻影，是一次又一次、一波又一波地由幻影通向幻影，由一个梦通向另一个梦的虚幻历程。然唯其深处，才有一线灵明与实体的存在，此一存在，在梵文里面被叫做阿特曼（Atman）；而此种梦境或幻影，则被唤做摩耶（Maya）。
　　正是这类有关“摩耶与实体”的神圣学问，无意之间，又开启了欧洲的哲学家叔本华奇妙而惊人的创造力，有了西方哲学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哲学巨著——《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当然，叔本华毕竟是西方的哲人，他的源头自然有自希腊的柏拉图一直到康德的哲学传统在神秘地支持着甚至呼唤着他的诞生。譬如今天，我端坐在杭州西湖区的图书馆里静静看书，正好读到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所写的一篇文章，里面便是以这样的语言提及柏拉图，简直就是印度《奥义书》哲学的翻版：
　　柏拉图，这个希腊思想家教导说，这个世界的事物没有真正的存在：它们总是在形成中，可是永不存在。它们不可用作真正认识的客体，因为堪为客体者只是本身始终以同一种方式存在着的东西；而事物以其众多性和纯然相对的、借来的存在——人们同样可以将它称作不存在，永远只是一种为感性的觉知所引起的见解的客体，它们是影子。永远存在、永不形成和消亡的唯一真实的存在者，是那些影子形象的现实的原始形象，即永恒的理念，这是万事万物的原始形式。原始形式没有众多性，因为每一个东西从其本质看只有一个。
　　而且，我们若是深明其中的义理，并了解我们自家的文化源流，便会于惊诧中恍惚，此盖中国古学里面“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真实大义！当然，这是华夏上古圣学之一脉心传，由尧、舜甚至黄帝时期的文明发轫之初，便已一举创定，继而开启了后世的代代相传。我想，中国应该没有比之更古、更高、更重要的圣传文化了。一旦明乎其义，由吠檀多哲学来诠解中国古人的“人心惟危”一语，便十分地清朗与明白，其用意即是说：由心意识所造的梦世界、幻世界甚多，然而都是无常与摩耶，无数心造无数梦，甚至，一心亦可造梦无数，此是幻觉的自然弥散，并没有实然之基础。
　　至于“道心惟微”一语，即可以视为，真理之得着，只能往精微处走，只能往深心处走，这是唯一的得救之路，它不指向梦幻的弥散，而是只用一根“惟精惟一”的手指，如月印万川一般地指向了那个造梦者：梦是假的，但造梦者是真的。故应当有实然的路径可循，这就叫做自我的亲证：“允执厥中”，它圆满地表达出了“我在”或“我是”（I AM）之真容。在印度的文化里，此一精神历程，则以梵文词汇“Sadhana”来表达与呈现。瑜伽的实践，借此便得以发展，因为它的工夫，即控制人心，彰显道心；控制原质，解放原人。
　　所以，《尚书·大禹谟》中所载斯言，实在相当于吠檀多哲学，即《奥义书》的主旨精神。而且，从汉语的造字法，我们或可朦胧地感知（未知确凿，姑存一说），譬如“元”、“允”、“仁”等字，大概皆属同源，似起于不二。此处的“允”，即不二，今言信，可靠也。“唯一”当然是可靠且信实的，如《黎俱吠陀》的圣句：“实体是彼独一者，诸圣示以不同的扺达之路（Ekam sat vipra vahudha vadanti）。”《奥义书》则更深入一步，云：“知此独一之彼，人既征服死，亦扺永恒之宁静。”
　　二
　　我曾在喜马拉雅山的南坡上左右顾盼，上下俯仰，重山相阻，密林深含，远峰尚在隐现之间。而万物之灵于斯域却恒久相运，抟气相吹，是谓“在宥天下理，吹万群方悦”。触目所及，发现俱是过往的神迹与世代的奇事，看似一粒一粒的芥子却藏着大大的宇宙、大大的须弥世界。
　　但就方向而论，中国人的胜券常常不在八方四面与前后左右的顾盼当中。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唯有中国人才最是重视人间存有的一个独特之方位，它叫做“中”，当然，“中”既代表一个方向，更代表了一种生命哲学，甚至它还是一种关于“中”的宗教，儒、道二家，俱是拳拳服膺，诠释出一种安定而深度的生命哲学与生命存在。
　　我们的生命哲学，简言之，即“执乎两端用其中，得乎其中应无穷”，这个“中”，别名也叫做“枢”，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也，它代表了存在的圆心，它是后世的道与禅所推崇的“一时无两、当下风光”的至尊鼻祖，所谓“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故讲究两忘之道，讲究中央之帝。缘督以为经，道两忘而化。 　　若是结合了《奥义书》的精神，则此方向也可以认定是“自我”（Atman）之所在，是生命大问题“我是谁”的终极归宿，它藏着一个生命境界的问题，服膺其中，层层突破。其历程之间，人们可以追求极致，但绝不会落入极端。其本质一维，可命之为“天人相运”的自然哲学，即是“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的思想，莫若“藏天下于天下”的大自在。其根本精神藏在先秦百家远未分化之前的哲学元典《尚书》与《周易》里面：中央之帝是洪范，缘督为经的用中之道，立命之道；四面八方是周易，应对无穷的挈矩之道，运化之道。
　　故看印度必当以华夏参，否则亦失。因为印度人过度超越，常常容易失于“道中庸”一脉心思。此在天竺日久，感慨尤多！在加尔各答时，曾经与一些印度的读书人有过一些讨论，我后来总结道：“是的，东方哲学都在寻求这生命的大自由，但是你们的自由象征是天鹅，中国人的自由象征是蝴蝶。蝴蝶自蛹而出，长出翅膀，这种自由是努力的结果；而天鹅的自由是天秉，翅膀是秉有的自然美物。”“天鹅是要飞走的，因为它的家不在这里，而蝴蝶则不然，它仍然生活在原先的世界，与虫蛹一道，与世推移，与世演化，只是，成为蝴蝶以后的它之所以与虫蛹不同，是因为它是自由的。”
　　故而，中国人的生命之价值，不免落入世道有情之相会，正如方东美先生所云：“中国人顶天立地，受中以生，相应为和，必履中蹈和，正己成物，深契‘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之理，然后乃能尽生灵之本性，合内外之圣道，赞天地之化育，参天地之神工，完成其所以为人之至德。此同情交感之中道正是中国文化价值之模范。”
　　于是，我们可以明白，中国哲学的胜境，亦广大亦精微，然非洞明六合之内外诸多异境，岂能合此内外之圣道。宋儒张载有言：“内外发明，此合内外之道也。”内，即中道，上下参赞，是谓立命；外，即几道，绸缪挈矩，是谓运化，大根大本则在建构出存在界的大平安与大和谐。
　　三
　　所以，真正的中国式修持，乃是道家之终，儒家之始。文明一途，必须通文化意识，继而通家国天下，以缔造人世间的大同和平为鹄的。而人间生趣，其正理则是在世的缔造，而非离世的寂灭。
　　惟是真儒醇儒太少，假儒腐儒太多，故难以显明吾夏此中至健至弘、至是伟岸之圣道于万一。若参以古印度之吠檀多的哲学圣典，譬如《薄伽梵歌》之精神里面的彼种雄健浩大、知行合一的行动哲学，实与中国的儒家哲学旨趣相投；而《奥义书》当中的“泯小我、入大我”的梵学圣义（在《白骡氏奥义书》与《秃顶奥义书》中以“两鸟歇一树”的寓言出之），则与道家的齐物论思想（在庄子的《秋水》里，则“河伯流向大海”的寓言出之）深相遥契。若借之而相参，或能重续、甚至重开华夏之千古绝学，于此时代之返本开新，贞下起元，颇有瞩望焉。
　　早在先秦，诸国皆有史乘与春秋文献，俾民心政制相系统贯。唯独孔子所著之《春秋》，“因史记作春秋”，其性质有特别与卓异处。它不以民族与国别来做记录，独独重视时间意识与王道精神，此或凝定为一长寿之大国，凝定为一统贯之文明实体关系甚大。“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里面有此一贯之文化精神，复又有一种开放性的天下情怀在其中。
　　《春秋》出于孔子之手，这是殊可庆幸的，复又是文明教化之必然。它就着现实的政治组织，而做深度的文化与文明精神之提炼。“据事制范”的周公，礼仪详备原是外王的事业，然因了孔子的“摄事归心”，落实在了王道的“仁德”之性体上面，“博深切明，故引史记而加乎王心”，中国文化的大端，借此造化之功，基本勘定，后世之儒者或士子，则只需精耕细作即可，全属发展的事业，非再是创造的事业。既经孔子一旦勘破了时代与空间一统的奥秘，即可将无数的将来与万国，皆有可能统入大体之一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之谓也。
　　我们知道，会通华梵，互勘中印之古典学问，在过去的历史上，主要乃是延续了几百年的佛教中国化的浩大工程，是中国与印度两国僧人合力完成的，堪称文明史上一流之伟业。只是近代以来，国事奇变，其中自然有种种沉痛的历史肇因。然我们可以想见，若果有志乎此华梵之会通，当今与末后，此种文化的掺入，于华夏文明、华夏民族的当代建构与伟大复兴，意义都是极大极巨的。我想，若知乎此音，无论此人是谁，他当与我拊掌、与我会心一笑的罢。
　　记得在1995年，雅语体式的《五十奥义书》再版之际，徐梵澄先生要出版社编辑写一个“再版说明”。于是，编辑写道：“《五十奥义书》是东方文化的瑰宝。”梵澄先生看了以后说：“我一贯反对将文化分成东方、西方，都是世界的，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奥义书》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他当时提笔把这句话改为：“凡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不必再分国内、国外，东方、西方，都应加以借鉴、吸收，为我所用。”
　　时至今日，尤当如是！
　　四
　　初版问世，未存“俟其解者而旦暮相遇”之奢望，然没有料想，是书在当下之中国的需求量甚大，首版各印，皆在短时间内售罄，颇是惊诧，我至今尚是迷惑：未知何人，复又出乎何因，而读得此书？但，好事总归是好事，是振奋鄙意与心志的，故毋庸我无端歇笔也。
　　此次新版，尤需感謝为此书专门写推荐序言与文章的台湾中央大学前文学院院长冯沪祥教授，与台湾佛教的香光尼僧团的释见鐻师父，还有台湾中正大学的李志桓博士，也为此译著贡献出一篇辞采与义理兼美并擅的文章，更是惊喜，一并致上谢意，人间善缘，别有胜义。
　　以上几段文字，虽似有离题万里之遥想，但私以为种种命义确凿而同在，故权做《印度生死书——四部奥义书义疏》的修订版之序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