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粱老师相识并能成为他的学生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事。
　　那时我家住在现在的鸡西市恒山区的乡下，念中学就要到密山去住宿。因为家里花不起每个月9元钱的伙食费，只念了半年就辍学了。后来找个吃饭不要钱的地方，我进了鸡西矿务局办的师范班，当时梁洁影正在那里教书，便成为了我的恩师。
　　当时正处于建国初期，人才缺乏，矿务局办学没有老师，就从当时在矿上改造的人员中抽调。听说粱洁影原是被俘的国民党六十军军报编辑。他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郭沫若下几期的毕业生，很有学问。他教我们语文课，讲过《老残游记》中的“黄河打冰”；讲过《古文观止》中的《卖柑者言》。
　　他非常崇拜郭沫若，说过“能当个文学家给个大总统都不换”的话，却让我记了一辈子。我们当时都很崇拜粱老师，也很喜欢学梁老师，学他讲课的样子，学他说话的语调。由于梁老师的影响，我喜欢上了语文课，也爱看一些文学书籍，作文课也上得特别用心，我还被选上了语文课代表。
　　记得梁老师给我们上过两学期语文课，他的作文讲评特别好，逐段逐句分析作文中的话，说明哪些地方写得好，哪些地方写得不好，应该怎么修改，这样使得同学们的作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粱老师曾把我的作文拿来做示范，多次表扬了我，更增进了我的学习兴趣。因此我与粱老师的接触也就更多了。我常到他家去借书看，遇到问题常去找他讨教，写了习作也找他修改。有一次我去他家还书。借的是鲁迅的散文诗《野草》，他看我十分喜欢就送给了我。这本书我一直保存着，几次搬家都没舍得丢，可见梁老师对我的影响和我对粱老师的感情。
　　不久“镇反运动”开始了。全矿干部工人在俱乐部开大会，梁洁影是当场被逮捕的“反革命”之一。凡是被逮捕的“反革命”都当场戴上刑具，装入囚车拉走。当他戴着手铐脚镣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我偷偷地看他，只见他满脸是汗，不知热的还是吓的，至今都让我难忘。后来学校一个姓刘的教导主任到我们班开会要肃清梁洁影的流毒，由于我不发言曾受到点名批评。
　　我们很快毕业离开了学校。听说粱老师经过审查没什么问题又放出来了，他还在学校教书。但这时我已被分配到鸡西矿务局小学当老师，他们学校在恒山，平时很少见面了。
　　到了50年代中期，他们学校升格为鸡西煤矿学校，搬到了鸡西新建的校址，离我教书的地方不远，因此我又能常去看他。记得我找到他家时已是中午，他正在做饭。梁老师由于身体不好和有历史问题等原因，三十多岁还没结婚，始终和他母亲住在一起。狭窄的一间居室里，母亲住在炕上，他在地下搭一张床。室内除了被褥。简陋得很。由于年余不见，他非要留我吃饭；盛情难却，我们就—起做饭。以后我们又经常见面聊天，谈对于事物的看法，谈读书，谈写文童……我此间在《鸡西工人报》上发表的诗歌很多他都看过，他还帮我修改过。当我有一篇短文发表在《黑龙江文艺》(《北方文学》前身)上时，他拿去看了好几遍，并勉励我说：“不错，再努力!”我要拿稿费请他吃饭，等到结账时他又抢先付了款。
　　1956年我到哈尔滨上大学，我们的接触又少了。记得他给我寄过两本书。一本是周扬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还有一本不记得了。以后听说他结婚了，还给我汇钱让我在哈尔滨给他妻子买衣服。我到牡丹江工作后。他还到我家看过我，我们又讨论起有关文学创作的问题。他提出问题的睿智，观点的独到，阐述的深刻，都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听说他挨斗了，听说他是国民党铁血暗杀团的成员，曾参加过暗杀抗日英雄李兆麟，我听了毛骨悚然。以后又听说他不忍被凌辱，辞职回了老家沈阳，再就没有消息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天，他突然来到我下放的工厂找我。我见到他时，他穿得破乱不堪，说是从沈阳回来，到鸡西去找原单位解决生活问题。原来他辞职回沈阳后始终没有工作，就在街道扫大街，生活十分困难。后来妻子和他离了婚，一个孩子也被妻子领走了。他无任何生活出路，没办法才又去找原单位。我请他吃顿饭，帮了他几个小钱。打倒“四人帮”后。听说原单位收留了他，因为他的英语、日语都很好，就又在学校教外语。我回鸡西时去看过他两三次，这时他的生活问题总算解决了，但人也老了，办事、说话已有些迟钝。再没有当年给我们讲《卖柑者言》时的风采了。以后由于我们都各顾忙自己的事便逐渐失去了联系，前两年我曾回鸡西找过他，但已经物是人非，这么多年没见，梁老师，您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