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彬彬宣读《我的道歉与感谢》时，不断哽咽、泪流满面。而刘进（曾任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学代会”主席，原教育部副部长刘仰峤之女）道歉发言时亦是如此。
　　1月1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师大女附中），五十多人参加的“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举行见面会的会议室里，矗立着三年前立起的老校长卞仲耘的塑像。
　　作为第一个被打死的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卞仲耘一直是师大女附中乃至“文革”史上一个难以愈合的伤疤。而作为“文革”时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一个代表，宋彬彬的道歉尤为瞩目。 她说，她一直都不曾拥有“宋要武”这个已化身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名字。
　　在其67年的人生道路上，宋彬彬、“宋要武”、宋岩代表了三个不同的人生阶段，也构成一个轮回，或将逐渐拨开47年前的一段“公案”迷雾。

上将之女

　　1966年6月2日，师大女附中的刘进听到了广播里播放的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特别激动”。她立刻找到了同学马德秀以及住校的宋彬彬，一起署名发表了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被认为是该校“文革”的开始。
　　这并非宋彬彬第一次道歉和反思。在2012年初，她在共识网发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甚至更早以前，宋彬彬已开始对大众敞开心扉，谈及往事。
　　宋彬彬为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生于1947年。1960年，她进入师大女附中。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
　　次日，师大女附中正在锻炼的刘进听到了广播里播放的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特别激动”。她立刻找到了同学马德秀以及住校的宋彬彬，一起署名发表了师大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被认为是该校“文革”的开始。
　　两天后，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在工作组的主持下，师大女附中成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刘进担任学代会主席，宋彬彬为四名副主席之一。
　　根据刘少奇制定的“八条指示”，工作组以揭发批判为主，“不准打人”。但革命的大潮非计划般控制。6月17日，师大女附中就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卞仲耘随后也遭受了批斗。
　　7月下旬，毛泽东对刘邓的工作组表示不满。不久工作组被撤销，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在7月30日撤出学校。作为“保工作组派”的宋彬彬陷入了苦闷：“撤了工作组的感觉就像找不到组织一样……我不明白工作组怎么就成了阻碍文化革命运动的消防队，也不明白跟着工作组走怎么就犯了错误。”
　　此后几天，一直到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那一天，宋彬彬所在的保工作组派每天在办公室里“反思”，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随后传来了卞仲耘被打的消息。刘进、宋彬彬等“阻止不力、反应迟缓”，卞在被送入医院后不久去世。
　　对于卞的去世，今年1月12日的师大女附中师生见面会上，宋彬彬说：“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卞校长之死，让刘进、宋彬彬等人慌了。向北京市委汇报过之后，她们坐了一夜，没有合眼。在经过几天的考虑后，她们在师大女附中成立了“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
　　而高层的形势发展更是她们当时所无法预判的。1966年 8月16日，中央决定召开百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师大女附中“筹委会”接到参会通知后，就开始组织积极分子在大礼堂赶制装备。
　　毛泽东也准备了自己的装备。据最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在这一天（8月16日）表示要出席大会，并吩咐为他准备一套军装。

城楼上

　　历史在那一刻定格：宋彬彬为毛戴上了那个毛边红条、印着黑色的“红卫兵”字样的袖章。毛那天穿了新的军装，由于天热，宋还担心袖章的别针会不会扎到领袖。
　　毛泽东在8月18日首次接见红卫兵。这天改变了宋彬彬的生活，并埋下了她四十多年来受到责难的伏笔。
　　8月18日凌晨三点多，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在领队刘进的带领下前往天安门。那一天，毛泽东凌晨5点就上了天安门城楼。
　　参加过当日接见红卫兵的指挥所参谋张辉灿曾撰文回忆说，当日登上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人，是按照六天前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11名常委的名单次序列位的，其中林彪列位第二、刘少奇降为第八。刘远远地站在毛的东边，不言不语。与台下欢迎鼓舞的热烈场面相比，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看起来有些冷清。为打破这种气氛的冷清，周恩来提议组织1500名红卫兵代表上城楼，各校分配名额。
　　师大女附中分到40个名额。宋彬彬挑选了40个学生，出发点名时，因多出一个，第41个学生没有上去，当场就哭了。
　　据张辉灿回忆，周恩来将红卫兵分成两个方队，并轮流指挥她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等歌曲。随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了这1500名红卫兵代表。楼上的红卫兵代表和楼下的红卫兵一起欢腾，“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红卫兵代表们纷纷拥向前，要求领袖签名，有些代表开始给领导人戴袖章。宋彬彬身后的一个男生推了她一下：“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
　　宋问了站在她身边的公安部长谢富治，能不能给毛主席献袖章，另一位女同学说她也要去献红领巾。谢曾和宋任穷一起工作过，得知眼前的这个女孩是宋任穷的女儿时，便让她们过去了。 　　于是，历史在那一刻定格：宋彬彬为毛戴上了那个毛边红条、印着黑色的“红卫兵”字样的袖章。毛那天穿了新的军装，由于天热，宋还担心袖章的别针会不会扎到领袖。
　　这张照片后来被修饰了多次，大部分的彩色照片“证明”了那个鲜艳的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章，但显然，那个时候宋彬彬还没能做出那样精致的袖章。
　　毛泽东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啊？”她说叫宋彬彬。毛泽东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说是。毛又说：“要武嘛。”
　　毛泽东爱开玩笑，宋彬彬以为这是一句玩笑话，没觉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宋要武”

　　寄给师大女附中“宋要武”的信件雪片般飞来，宋彬彬认为那不是寄给自己的，“很多很多信，从来没有拆过”。也有一些人慕名找到“宋要武”，失望地说：“你怎么是这样啊？一点儿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
　　登上城楼，为领袖亲手戴上红袖章，宋彬彬被很多人羡慕。回到学校后，很多人和她握手，还有人开玩笑：“彬彬，你以后就改名叫要武吧！”宋彬彬说，那是毛主席说的，她不配。
　　《光明日报》的一位男记者前来采访宋彬彬。宋彬彬回忆说，当她把主席说的那两句话告诉记者后，记者让她写下来，她觉得没啥可写的，就不写。
　　也有人表示反对。刘进回忆说，当天下午回去后，有一位反工作组的同学梁某找到她们说，你们保工作组，是犯了错误的人，怎么能给主席戴袖章呢？刘进、宋彬彬觉得很惭愧，于是将反工作组的袖章拿去给王任重（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希望他转交给毛主席。
　　受到反工作组的学生抨击后，刘进、宋彬彬检讨一番，于8月19日写下一张大字报，宣布退出“筹委会”。
　　出乎宋彬彬意料的是，《光明日报》在8月20日刊发了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为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文中对“要武嘛”三个字大加阐述。“这哪是我能写出来的？”40多年后，宋彬彬撰文回忆说。她说曾经试图找过那个记者，但一直没有结果。
　　《人民日报》在8月21日转载了该文。从此，“宋要武”在全国传开，“我是百口莫辩，再说什么都没人信了”。 宋彬彬说。
　　寄给师大女附中“宋要武”的信件雪片般飞来，宋彬彬认为那不是寄给自己的，“很多很多信，从来没有拆过”。也有一些人慕名找到“宋要武”，失望地说：“你怎么是这样啊？一点儿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
　　退出“筹委会”后，宋彬彬成了逍遥派。她和保工作组的同学组成了一个小组“中流击水”，取自主席的诗词。她们每天中午去八一湖游泳，有人说她们是“中午击水”。

改名“宋岩”

　　宋彬彬一心只想平静生活，只和岩石、空气、数据打交道，“不经商不从政，不想出名不想升迁。”她曾经对刘进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刘进问她为什么，宋说，猪壮了就该被杀了。
　　天安门城楼接见后，名字给宋彬彬带来了很大的烦恼。“宋要武”她不想要，宋彬彬这个名字也不要了。小组的一个同学随手翻开字典，手指一个“岩”字，就“宋岩”吧。
　　此后，她一直用这个名字工作和生活。这个名字很少被人记起，而四十多年来，宋彬彬说，一直存在两个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
　　事实上，属于宋彬彬的“风光”，仅限于城楼上那一刻。“八一八接见”发生在保工作组派的苦闷思考之时，亦是北京红八月风暴前的一次彩排。宋彬彬参加了这次彩排，但随后登场却没有她。
　　正如一位评论员指出的，“她站在天安门城楼给伟大领袖戴上袖章之时，不是登场，而是谢幕。这一天之后，她所属的保守派红卫兵，已经被革命大潮甩在了身后，甚至成了‘革命’的对象。”
　　不久，邓小平被打倒，宋任穷被打为东北最大的“走资派”。作为东北一号“走资派”的女儿，又曾经是保工作组的宋彬彬，深陷困境。次年4月，她与母亲一起被押到沈阳，母亲被批斗，她则被软禁。
　　1969年初冬，宋彬彬偷跑到内蒙古牧区，投奔早先已经“上山下乡”的同学。她人未到，“宋要武”要杀人放火的谣言已经四起。没有户口、没有安置费、没有口粮的宋彬彬被一些北京知青收留。
　　三年后，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宋要武”这个名字带来的是阻力，一位金老师力保她进入长春地质学院，但又受到“四人帮”在东北的亲信施加的压力。
　　从此，宋彬彬一心只想平静生活，只和岩石、空气、数据打交道，“不经商不从政，不想出名不想升迁。”她曾经对刘进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刘进问她为什么，宋说，猪壮了就该被杀了。
　　1980年代，宋彬彬赴美读书，1989年成为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和大气系第一位大陆女博士。随后，她在马塞诸塞州环保部门工作。
　　试图远离尘嚣，但城楼上那一刻带来的影响如影随形。“树欲静而风不止”，宋彬彬回忆说，2002年，因一篇论文将她和卞仲耘之死联系在一起时，她不能再沉默了。经过调解，该文章的负责人在美国一家学术刊物上公开向宋彬彬道歉。

道歉与反思

　　宋彬彬认为，在卞仲耘遇难当日，她“阻止不力、反应迟缓”，迟迟不敢去看望卞校长家属，也“不想因为自己的敏感身份，给老人带去刺激和哀伤”。
　　宋彬彬们对于“文革”和“八五事件”的道歉和反思，大约始于十年前。刘进和校友叶维丽从2002年开始，从不同切入口调查“八五事件”。宋彬彬在2003年回国定居，也一起参与了“文革”初及八五事件的调查。
　　到了2008年，调查进入系统取证和研究的过程，其中有120多人师生提供了当年的日记、笔记、证言和回忆。
　　这其间，发生了“荣誉校友”事件的一段波澜。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即实验中学）在2007年举办九十周年校庆并评选九十名荣誉校友。宋彬彬被同学推荐，盖因其学术上的贡献。宋彬彬第一反应是拒绝，不愿再抛头露面。在同学和朋友的劝说下，她认为这是为自己澄清的机会。此前，她一直被“八五事件”、“宋要武”等困扰着，而退出评选则更加令人相信这些传言。宋彬彬回忆说，她在“犹豫不决、进退维谷”中参加了这项评选。
　　但令她意外的是，伤疤再次被揭起。她在城楼上为毛泽东戴袖章的照片，不仅出现在母校的网站上，还出现在活动展板上。此事再度被解读，实验中学亦受指责。 宋彬彬认为，在卞仲耘遇难当日，她“阻止不力、反应迟缓”，迟迟不敢去看望卞校长家属，也“不想因为自己的敏感身份，给老人带去刺激和哀伤”。
　　去年下半年，陈小鲁为“文革”道歉，成为一个催化剂。刘进、宋彬彬等人也认为，希望让更多人知道真相。在他们参与的“五人谈话会”中，叶维丽认为，在卞案中，“我们面临的问题，远比揪出几个‘凶手’更为复杂。”
　　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宋彬彬说：“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 ‘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