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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荔枝，一果一木来非易，多少园丁挥汗雨，换来万紫与千红。枝垂锦弹含春意，隔山隔水，心连心，献给四海五洲兄弟，万般情意……”
就在11月30日，89岁的红线女还精神抖擞地站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舞台上，参加广州粤剧团60周年志庆晚会，并演唱了她的经典名曲《荔枝颂》。8天后，此曲已成绝唱。
从青丝到银霜，不变的是那一抹嫣红。粤剧诞生了她，她把一生交给了粤剧。
红线女本名邝健廉，出生在广东开平水口镇泮村一个与粤剧渊源很深的家庭：堂伯父邝新华是同治年间粤剧再度兴起时的著名武生，外祖父声架南是驰名于东南亚的武生，舅父靓少佳是历任人寿年、胜寿年等省港大班的正印小武，舅母何芙莲也是著名花旦。
红线女（1924-2013），原名邝健廉，广东开平人，粤剧名伶，红派唱腔创始人
红线女的母亲14岁嫁入邝家，实为“侍妾”。那时有一说，叫作“有仔为妾，无仔为奴”。连生三女的她在家族中地位低下，里里外外的脏活累活一肩挑，却从不抱怨流泪，一有心事就抱着红线女去看戏。
在母亲的影响下，八九岁时，红线女就跟着留声机学唱曲，连白驹荣的《金生挑盒》和薛觉先的《月帕娥眉》都唱得有模有样。
日寇侵华后，红线女随父母走难到澳门，从衣食无忧的西关小姐沦为喝水都要自己挑的流民，10岁出头的她不仅没书读，还在炮仗厂打过炮仗眼，在饼铺捶过瓜子仁。
渐渐地，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母亲建议让红线女跟着舅舅学演戏，父亲不干，决绝地说：“‘成戏不成人’，情愿揽在一起死，也不能让阿廉去学戏！”红线女后来回忆：那天我听到父亲跟母亲在吵架，吵到后来没声了，就看到母亲走了出来，一把抓住我说，“走！”就拖着我去了澳门的清平戏院。
1939年春节，当时艺名还是“小燕红”的红线女首次亮相，毫不怯场，和梁艳芳在《六国大封相》里上演一对挽宫灯的梅香。一年后，她随舅母何芙莲临时搭班于靓少凤的金星剧团演出，靓少凤喜欢她聪明勤奋，教她用气发声，以字行腔，还让她把艺名“小燕红”改为“红线女”，后者取自“红线盗盒”的侠义故事。
加入马师曾领衔的太平剧团，被红线女形容为“好像和尚有机会进入少林寺学习一样”。抗战期间，戏班沿着遂溪、陆川、郁林等县城，一路走一路演，从柳州演到桂林，三进三出广州湾（湛江），红线女先后在多部戏中担纲正印花旦，戏路越来越宽，演技越来越精。
这期间，红线女与年长她24岁的“一代伶王”、粤剧“马腔”创始人马师曾结合，诞下大女儿红虹与一双儿子马鼎昌、马鼎盛。夫妻在台上合作默契，只可惜在台下的生活并不顺意。如今是军事评论员的马鼎盛在自传《朦胧的年代》中称，母亲认为她第一段婚姻并非自愿，年纪差太远，性格喜好格格不入，好在事业上是最佳拍档。一直到马师曾1961年喉癌病发不能唱之前，马红的粤剧表演都是合拍到心有灵犀的程度。
晚年红线女再提马师曾，言必称“马院长”、“马先生”，一直觉得与马师曾合作的那段时间自己收获最多。
抗战胜利后，红线女在香港迎来了舞台人生的第一个高峰。她一生拍的近百部电影绝大多数在香港完成，早晨拿剧本，晚上就要上镜，有的连剧本都没有，一个星期拍一部电影就能赚到一万多元。
她在自传中写道：“1947年，第一次走到水银灯下，摄影棚里的一切，对于刚满20岁的我都显得那样新奇。当时的导演苏怡，是南方一位资深老导演，循循善诱地引导我入戏。而我第一次面对镜头，居然一点也不畏惧。导演一声‘Camera’，我亦能按照他的要求，投入到规定情景中，化身于角色里。”
红线女痴情大银幕，曾有记者问她“到底是喜欢演戏，还是喜欢演电影”，她大笑着说，“我喜欢演电影！因为演电影我有自主权，拍了一场戏就可以看看，行就好，不行就重新拍过，可以追求完美。”
1955年12月，就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红线女返回内地。四十多年后，她和香港著名填词人黄霑聊起那次决定，“当时没有考虑那么多，后来一直没后悔过。”
当年的国庆记忆红线女后来反复提起，观礼台上梅兰芳先生走过来同她握手，说“你还是回来工作好”……接着又说“你还是回来工作好”，北京饭店的国宴上周恩来给她敬酒，希望她跟大家到处看一看。
这一看，让红线女觉得搞文艺工作的在这个社会有位置，人家当你是个人，不像父亲说的“不成人”，何况跟只有3间戏院的香港比，内地的粤剧市场要广阔得多，种种因素促成了回归的决定。
那是粤剧，乃至整个中国戏曲界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适逢国家需要把知识分子从资本主义世界拉到社会主义阵营，从上到下对主动放弃优渥生活的海归人才关爱备至，红线女无疑是其中的代表。
毛泽东不懂粤剧，但很关心她，开座谈会，两人坐在一起无话不谈。刚回大陆那会儿，红线女身上有很多斩不断理还乱的事，最著名的一件要数黄河在香港发表文章说红线女“已经死了”，后来毛告诉她：现在有人在香港骂你，我觉得，他说你死了，我认为死去的是他，不是你，你是活着、再活着、更活着，变成了劳动人民的红线女。
周恩来也是红线女艺术道路上的贵人。1956年，红线女第一次进京演出，总理自己掏钱买了戏票，悄悄地到前门外的大众剧场看了她和马师曾的《搜书院》。一次在广州开会，总理还特意去华侨新村红线女家看望她和她的老母亲。在她家中二楼卧室的茶几上，一直放着一帧晚年周恩来的油画像。
“文革”浩劫，红线女家被抄多次，东西被搬空，连地板都烧成黑色。红线女先是被软禁在岗顶粤剧院三楼，她的外甥，现国家一级编剧、导演邓原有几次给她送生活用品，看到她拿卷烟纸卷烟丝吸，借着对喉咙的刺激排遣苦闷。 晚年困扰她的肌肉萎缩症也是那时烙下的病根。劳动改造干的是拆布景的活儿，她和一些当时被称为牛鬼蛇神的“黑帮分子”们，把布景一张一张拆下来，放到冷水中洗、刷，脚整日泡在冷水中，一干就是8小时，或者更长时间。
母女形同陌路，好姐妹在面前自尽，红线女变黑线女，这一切都未能击垮她重返舞台的信念，惟有一次，红线女想到了死。
“四五事件”平反，“四人帮”也垮台了，让红线女想不到的是她又被隔离审查了，罪名大得吓人：江青在广州的爪牙、干将，反革命分子，反对总理。她受不了，想来想去，惟有一死可明心志。丈夫华山察觉了，他对红线女说：“别傻，死无对证，你还能说得清楚吗？”
她不说话。华山又说：“自杀？陷害你的人求之不得。那样就永远没有昭雪之日，你不是太冤了吗？”
生死关头，华山救了她。
1981年，阔别观众13年零3个月的红线女赴港，到达红磡火车站时，早已被争相一睹其风采的民众围得水泄不通，港媒形容她引发的反响比英女王伊丽莎白还大。
无论内地、港澳台还是海外，红线女总能在所到之处掀起一阵“红旋风”，甚至她的联谊会也和一般的戏曲演员联谊会不一样，影视界、话剧界、音乐界、舞蹈界，其他各个剧种的代表人物济济一堂。
红线女的得意弟子欧凯明亲历过上述场面，1995年，在北京饭店的座谈会上，王光美和陶铸的夫人曾志也来了，有个操着流利京腔的记者说，“红线女真厉害，能把北京这帮人全部集中在一起，谁要弄个炸弹，中国文艺界都没啦。这个人太可爱了，你听她讲话就入迷了，还保持得这么漂亮，你别说，就真是艺术家，没辙。”
这份迷人与奢华无关。邓原原本想等十姨90大寿替她好好做几件像样的行头，“来来回回演出服就这么3件，挑都挑不出，我都觉得可怜。”邓原还透露，拍纪录片《余乐生平》时，红线女拒绝化浓妆，希望以在家最自然的状态出镜。“我说为了尊重你，必须化，否则后期不知要捯饬多久。为了说服她，还让她坐在镜子前，说‘看，不化妆是这样’。她最后说‘化吧’。”
人生如戏，漩涡中大起大落后，红姐的优雅不减反增，台上台下，分外动人。
就在11月30日，89岁的红线女还精神抖擞地站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舞台上，参加广州粤剧团60周年志庆晚会，并演唱了她的经典名曲《荔枝颂》。8天后，此曲已成绝唱。
从青丝到银霜，不变的是那一抹嫣红。粤剧诞生了她，她把一生交给了粤剧。
走难结戏缘
红线女本名邝健廉，出生在广东开平水口镇泮村一个与粤剧渊源很深的家庭：堂伯父邝新华是同治年间粤剧再度兴起时的著名武生，外祖父声架南是驰名于东南亚的武生，舅父靓少佳是历任人寿年、胜寿年等省港大班的正印小武，舅母何芙莲也是著名花旦。
红线女的母亲14岁嫁入邝家，实为“侍妾”。那时有一说，叫作“有仔为妾，无仔为奴”。连生三女的她在家族中地位低下，里里外外的脏活累活一肩挑，却从不抱怨流泪，一有心事就抱着红线女去看戏。
在母亲的影响下，八九岁时，红线女就跟着留声机学唱曲，连白驹荣的《金生挑盒》和薛觉先的《月帕娥眉》都唱得有模有样。
日寇侵华后，红线女随父母走难到澳门，从衣食无忧的西关小姐沦为喝水都要自己挑的流民，10岁出头的她不仅没书读，还在炮仗厂打过炮仗眼，在饼铺捶过瓜子仁。
渐渐地，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母亲建议让红线女跟着舅舅学演戏，父亲不干，决绝地说：“‘成戏不成人’，情愿揽在一起死，也不能让阿廉去学戏！”红线女后来回忆：那天我听到父亲跟母亲在吵架，吵到后来没声了，就看到母亲走了出来，一把抓住我说，“走！”就拖着我去了澳门的清平戏院。
1939年春节，当时艺名还是“小燕红”的红线女首次亮相，毫不怯场，和梁艳芳在《六国大封相》里上演一对挽宫灯的梅香。一年后，她随舅母何芙莲临时搭班于靓少凤的金星剧团演出，靓少凤喜欢她聪明勤奋，教她用气发声，以字行腔，还让她把艺名“小燕红”改为“红线女”，后者取自“红线盗盒”的侠义故事。
加入马师曾领衔的太平剧团，被红线女形容为“好像和尚有机会进入少林寺学习一样”。抗战期间，戏班沿着遂溪、陆川、郁林等县城，一路走一路演，从柳州演到桂林，三进三出广州湾（湛江），红线女先后在多部戏中担纲正印花旦，戏路越来越宽，演技越来越精。
这期间，红线女与年长她24岁的“一代伶王”、粤剧“马腔”创始人马师曾结合，诞下大女儿红虹与一双儿子马鼎昌、马鼎盛。夫妻在台上合作默契，只可惜在台下的生活并不顺意。如今是军事评论员的马鼎盛在自传《朦胧的年代》中称，母亲认为她第一段婚姻并非自愿，年纪差太远，性格喜好格格不入，好在事业上是最佳拍档。一直到马师曾1961年喉癌病发不能唱之前，马红的粤剧表演都是合拍到心有灵犀的程度。
晚年红线女再提马师曾，言必称“马院长”、“马先生”，一直觉得与马师曾合作的那段时间自己收获最多。
重返内地
抗战胜利后，红线女在香港迎来了舞台人生的第一个高峰。她一生拍的近百部电影绝大多数在香港完成，早晨拿剧本，晚上就要上镜，有的连剧本都没有，一个星期拍一部电影就能赚到一万多元。
她在自传中写道：“1947年，第一次走到水银灯下，摄影棚里的一切，对于刚满20岁的我都显得那样新奇。当时的导演苏怡，是南方一位资深老导演，循循善诱地引导我入戏。而我第一次面对镜头，居然一点也不畏惧。导演一声‘Camera’，我亦能按照他的要求，投入到规定情景中，化身于角色里。”
红线女痴情大银幕，曾有记者问她“到底是喜欢演戏，还是喜欢演电影”，她大笑着说，“我喜欢演电影！因为演电影我有自主权，拍了一场戏就可以看看，行就好，不行就重新拍过，可以追求完美。”
1955年12月，就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红线女返回内地。四十多年后，她和香港著名填词人黄霑聊起那次决定，“当时没有考虑那么多，后来一直没后悔过。”
当年的国庆记忆红线女后来反复提起，观礼台上梅兰芳先生走过来同她握手，说“你还是回来工作好”……接着又说“你还是回来工作好”，北京饭店的国宴上周恩来给她敬酒，希望她跟大家到处看一看。
这一看，让红线女觉得搞文艺工作的在这个社会有位置，人家当你是个人，不像父亲说的“不成人”，何况跟只有3间戏院的香港比，内地的粤剧市场要广阔得多，种种因素促成了回归的决定。
那是粤剧，乃至整个中国戏曲界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适逢国家需要把知识分子从资本主义世界拉到社会主义阵营，从上到下对主动放弃优渥生活的海归人才关爱备至，红线女无疑是其中的代表。
毛泽东不懂粤剧，但很关心她，开座谈会，两人坐在一起无话不谈。刚回大陆那会儿，红线女身上有很多斩不断理还乱的事，最著名的一件要数黄河在香港发表文章说红线女“已经死了”，后来毛告诉她：现在有人在香港骂你，我觉得，他说你死了，我认为死去的是他，不是你，你是活着、再活着、更活着，变成了劳动人民的红线女。
周恩来也是红线女艺术道路上的贵人。1956年，红线女第一次进京演出，总理自己掏钱买了戏票，悄悄地到前门外的大众剧场看了她和马师曾的《搜书院》。一次在广州开会，总理还特意去华侨新村红线女家看望她和她的老母亲。在她家中二楼卧室的茶几上，一直放着一帧晚年周恩来的油画像。
“文革”浩劫，红线女家被抄多次，东西被搬空，连地板都烧成黑色。红线女先是被软禁在岗顶粤剧院三楼，她的外甥，现国家一级编剧、导演邓原有几次给她送生活用品，看到她拿卷烟纸卷烟丝吸，借着对喉咙的刺激排遣苦闷。 晚年困扰她的肌肉萎缩症也是那时烙下的病根。劳动改造干的是拆布景的活儿，她和一些当时被称为牛鬼蛇神的“黑帮分子”们，把布景一张一张拆下来，放到冷水中洗、刷，脚整日泡在冷水中，一干就是8小时，或者更长时间。
母女形同陌路，好姐妹在面前自尽，红线女变黑线女，这一切都未能击垮她重返舞台的信念，惟有一次，红线女想到了死。
“四五事件”平反，“四人帮”也垮台了，让红线女想不到的是她又被隔离审查了，罪名大得吓人：江青在广州的爪牙、干将，反革命分子，反对总理。她受不了，想来想去，惟有一死可明心志。丈夫华山察觉了，他对红线女说：“别傻，死无对证，你还能说得清楚吗？”
她不说话。华山又说：“自杀？陷害你的人求之不得。那样就永远没有昭雪之日，你不是太冤了吗？”
生死关头，华山救了她。
比女王还红
1981年，阔别观众13年零3个月的红线女赴港，到达红磡火车站时，早已被争相一睹其风采的民众围得水泄不通，港媒形容她引发的反响比英女王伊丽莎白还大。
无论内地、港澳台还是海外，红线女总能在所到之处掀起一阵“红旋风”，甚至她的联谊会也和一般的戏曲演员联谊会不一样，影视界、话剧界、音乐界、舞蹈界，其他各个剧种的代表人物济济一堂。
红线女的得意弟子欧凯明亲历过上述场面，1995年，在北京饭店的座谈会上，王光美和陶铸的夫人曾志也来了，有个操着流利京腔的记者说，“红线女真厉害，能把北京这帮人全部集中在一起，谁要弄个炸弹，中国文艺界都没啦。这个人太可爱了，你听她讲话就入迷了，还保持得这么漂亮，你别说，就真是艺术家，没辙。”
这份迷人与奢华无关。邓原原本想等十姨90大寿替她好好做几件像样的行头，“来来回回演出服就这么3件，挑都挑不出，我都觉得可怜。”邓原还透露，拍纪录片《余乐生平》时，红线女拒绝化浓妆，希望以在家最自然的状态出镜。“我说为了尊重你，必须化，否则后期不知要捯饬多久。为了说服她，还让她坐在镜子前，说‘看，不化妆是这样’。她最后说‘化吧’。”
人生如戏，漩涡中大起大落后，红姐的优雅不减反增，台上台下，分外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