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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被贬黄州，仕途失意并没有消减他文学创作的动力，也许是“穷而后工”，他接连写下两篇散文佳作：《赤壁赋》与其姊妹篇《后赤壁赋》，前篇写于“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即农历七月十六，后一篇在“是岁十月之望”，前后篇的写作时间仅相差不长不短三个月，皆以“赤壁”为游览地点，苏轼可谓对“赤壁”情有独钟，他所去的赤壁是否为真正的“三国战场”，作者并不深加考证，只取其“赤壁”之名而寄托自己的心意，将其作为感情促发之处而已。初读两篇就会发现两篇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有“主”有“客”，同样有“水”与“月”等自然之景，同样有“酒”与“肴”等助兴之物，然而细细品读笔者觉得《后赤壁赋》更具趣味：其文脉承转跌宕，行文多处含蓄隐晦，值得探究。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专门用第十六章“赤壁赋”一章的篇幅来介绍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与创作，谈及《后赤壁赋》，先生写道：“苏东坡要朋友和他一同攀登到赤壁之上，但是朋友不肯，苏东坡一个人爬上去……一直爬到最高处，……忽然不知何故，竟感悲从中来，觉得不能在那儿停留过久。”此处对应的原文如下：“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 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这里的“朋友”即二客，他们“从苏轼过黄泥之坂”，又和苏轼“复游于赤壁之下”，可见关系亲密。因何“不能从焉”，而让苏轼一人身涉险地？汪平秀老师在《古文鉴赏词典·后赤壁赋》一文中如是说：苏轼攀至高处，“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认为当时情境是“一片虚无缥缈之气。”——“虚无缥缈”，读来确有其感，可那“悲且恐”的感受又具体为何而生？笔者认为，以上问题的解决，需要关注《后赤壁赋》文中三“不”：“不可复识”“不能从焉”“不可留也”。这三个短语位置相对集中，“片言居于要处”，又勾连着上下文，对这三个短语乃至全篇的理解，需要我们从苏轼被贬黄州说起。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写下《湖州谢上表》，被诬作诗“谤讪朝廷”，遭御史弹劾并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几经重辟”，惨遭折磨。后经多方营救，于当年十二月释放，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擅离该地区，无权签署公文。”这无疑是一种“半犯人”式的管制生活。苏轼虽内心郁闷，但亲友在侧的抚慰，黄州美景的濡染，使得苏轼生活过得较为充实——渡江访友，东坡务农，甚至耽于菜饭饮食之事，宦海沉浮、死里逃生的经历，同时让苏轼有了一种遭逢大难不死后的反思与改变。他考虑活的问题，怎样活得洒脱？当身体忙碌且劳而有获时，让精神家园有所依托就显得尤为重要。苏轼“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林语堂《苏东坡传》）”，最终选择了在“清风明月”中沐浴“僧道宗教”的教化而获得涅槃这一条道路，这是自我修复，只是冠以“自赎”之名。其目的大致是为了自我保护，保持自己的灵魂，着眼未来，苏轼在儒家入世中犯下的“罪过”，却寻求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僧道中去找到出路。儒家的积极入世态度与佛道的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态度是矛盾的，但又奇妙地统一在苏轼身上。当儒家思想遭遇挫折时，苏轼却能峰回路转，在佛道二家思想中找到精神归宿。
他找到了城南的一间佛寺，叫安国寺，寺中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如此频繁地到佛寺里做什么？“焚香默坐，深自省察”，苏轼在《安国寺记》里写道：“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脩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寺中静修效果相当不错，我们可以明确看出此时苏轼追求的只是内心的一份“空净”，焚香静坐，自我反省，物我两忘，身心皆空，使得罪孽无处遁形，外界有千般变化，抵不过我保持心定，人生浮沉瞬息万变，重要的是内心的不变。这篇《安国寺记》写于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改汝州安置即将离开黄州时，文章回顾了居黄州期间的生活及思想变化，经过“乌台诗案”的严酷打击，苏轼从世俗走进自然和农事，内心佛老思想也在逐渐滋长，事实证明，他欲在灵魂深处找个枝丫以寄身依托。然而关键是那暂且栖身的枝丫是否能牢固？
至少在元丰五年（1082年）写《前赤壁赋》时，苏轼认为自然山水这条枝丫还是牢固的，是可以寄情托身的。面对所谓的赤壁，想起曹操的伟业，同游的客人不由得产生英雄不在之悲，自身渺小之苦，生命短暂之痛，当然这也是苏轼自己内心深处仕途遇挫后的不平和人生不如意情绪的外在显现，但最终都被苏轼参透了“变与不变”，“取”与“不取”而一一化解，变，无时无刻不在变，瞬息间普遍存在;倘若把眼光心境放广远来看待一切，“不变”也永恒，物我皆在，物我皆无尽。那么，选取陪伴自己的当然是可以和自己“存在且无尽”的事物，非眼前的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莫属。不取的自然是“非吾之所有”之物，这里的取舍（取与不取）实际上是苏轼人生落脚点的选取，以自然悦我目，以宗教修其心。于是，苏轼笃定地相信人与自然景物可共适，这里的共适之乐有两个主体：人与“月”“水”等自然景物，主体的“变”是次要的，不能像客人那樣一味地关注它，而要跳出“变”的窠臼看到“不变的乐趣”——我与它们不变而共存、共适、共喜。两者相互协和的基础就在于外物与我保持较高的属性一致。
在《前赤壁赋》言辞之中，虽也有自己遭受政治上的打击的不平之意，但表现得含蓄有分寸，言语之中更多地展现了苏子的旷达洒脱：“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而翻开《后赤壁赋》，时隔三月，再游赤壁，季节由“初秋”转入“初冬”：“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此中写景文字分明也是景物秋后初冬本貌，犹以“水落石出”一句最为经典，——冬季水位下降，使石头显露出来。此时苏轼看到了“曾日月之几何”而景物无情变化的一幕，季节景物变化，苏轼本当接受，然而有前一次夜游“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美好感受，此番变化之大不由得让我们的东坡居士始料不及，直言“不可复识矣”，“七月既望”来到赤壁，清风从江面徐徐而来，明月“于东山之上，斗牛之间”，可谓各得其所;就在刚才黄泥之坂上，也是“月白风清”，各尽其妙的。苏轼大致是怀着《前赤壁赋》时的共适之心而故地重游的，汲汲于自然水月，原本与之有再次相宜共适之心，可是此时眼前的赤壁“断岸、月小，水瘦、石出”却似乎变得有意不再相宜。正如林清玄先生《可以预约的雪》中反复阐述的那样：“隐藏在‘常’的面具中”，总有“那闪烁不定的‘变’的眼睛”，‘变’才是正常的，不可预约。 然而苏轼并不想就此望“变”而却步，他“摄衣而上”，似乎专门挑选那偏险危高之地而探访：险峻的山石，杂乱的丛草，形如虎豹的山石，形似虬龙的树木。又“攀栖鹘之危巢”上见其高;“俯冯夷之幽宫”下知其深。自己“一个人”去探求山水“变”之极致所在！就在刚剛还有“二客从予”，及至险地，却偏偏“二客不能从焉”。从结伴而行到独自求索，苏轼意欲何为？
我们先来看看二客的形象：两位客人跟随苏轼，一起走过黄泥坂。见明月几个人快乐地相互酬答。当作者发出“良夜月景不可相负”的叹息后，二客积极响应，于是同游赤壁。从中可见，二客大致和苏轼一样，也是风流雅致之士，再游赤壁源于志同道合。但是为何任由苏轼孤身登上险地而“不能从”呢？原文是“不能从”，非“不愿从”，如果苏轼请求，二客主观上是可以跟随攀登的，作为游玩小组核心的苏轼有“向上登”的兴致，客安能不从？此处的“不能从”是说二客“没有登临涉险的能力条件”吗？只怕也未必。笔者认为，所谓的“不能从”很可能是苏轼只想一人前往，而拒绝二客跟从。是苏轼认为“二客不能跟从我，我必须一人上下求索”！
正如谚语所言：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不可能走得很远，只有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苏轼在黄州几年，确实有许多人陪着他“走”，——家人、朋友、邻居等等，身份下至农夫走卒，上至官员缙绅，俨然形成了一个以苏轼为核心的社交圈子，过江互访，宴饮欢聚，交流农事，这些使得苏轼的黄州贬谪生活很是丰富，但是席慕蓉也说过：“在这人世间有些路是非要单独一个人去面对，单独一个人去跋涉，路再长、再远，夜再黑、再暗，也得独自默默地走下去。”“乌台诗案”的仕途受挫，赤壁短短三个月的“不可复识”，这世间不可预知的“变化”也只有苏轼自己走下去，旁人是不可从，不能从的。苏轼只想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人生之路有些地方可以依靠亲人、朋友，甚至和刚刚认识的普通人来抱团取暖，但有些路必须自己单独体验，即使路上有坎坷、挫折，也要坚持走下去，因为，它对于成长，不可缺少，无法替代。
接着，苏轼“划然长啸”，“啸”——似风一样尖锐的呼叫声——“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极力写出这声长啸力度之惊人，应是作者主观心绪与赤壁客观环境自然促发而生，究其用意，“长啸”一是表明我二次来过赤壁，在“不可复识”中存在过，欲一扫“变化”带来的心中郁闷，抒发一份旷达情怀;二是周围之空旷，四下寂寂，孤寂感顿生，长啸以提气。然而啸声发出，一时响彻天地，啸声过后呢？还是一片寂静悄然，谁能永久长啸不止呢？“旷达”也有起伏，“豪放”也有“断续”。人生的悲凉莫不如此：于变化中无奈沉浮，在空旷中倍感寂寥，正是这份人生的悲凉，使得苏轼“悄然而悲，肃然而恐，”人如小鸟，那暂且栖身的枝丫是否能永久牢固？终究还在哪里能安抚一位英雄的落寞与孤独呢？高处不胜寒，身体的疼痛和心灵深处伤痛恰如这初冬的凛乎寒气一样又一起涌上心头，“其不可留也。”
此处不可留，那身心“何处可留”呢？又如何从人生的困局中突围而出呢？还是先让心情暂时平复一下吧，登舟，把船划到江心，任凭它漂流到哪里，就在那里停泊歇息。文章如写到此处收笔，则意犹未尽，恐不足以明“意旨”所在，读者会有被作者带至高处，看到幽深绝密，却不得其实质面目而一脚踏空跌落至地之感。于是苏轼下笔愈加奇妙了：“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适”，刚巧、恰巧。来得玄妙：孤鹤一只，特立独行;“戛然长鸣”，似乎与先前作者“长啸”声相应，先鸣一声让你知晓我来了，再“掠舟而西”，可即而不可及，却不去追寻，只留下神秘之气。接着写“梦见道士”，又是绝妙一笔！更妙在这道士似乎有意入梦，且对苏轼今夜行踪无所不知：“赤壁之游乐乎？”苏轼没写答语，（我们姑且认为苏轼没有作答也很难以“乐或不乐”简单作答）问其姓名，道士也俯而不答。又是一个“不答”，（无需回答，有缘答案自会领悟），情节愈发神秘，一片“虚无缥缈”之气，然而苏轼毕竟领悟能力不凡，惊喜之余即刻断言：孤鹤即道士，道士化身孤鹤。“飞鸣而过我”莫不是来点化我苏轼的？既已明了，又何须再说，目的已达成，就毋庸停留，待苏轼顿悟“开户视之”，道士“不见其处”只留下默默的江水和默默的作者。其实这里苏轼以“孤鹤过我”的夜景和“道士化鹤”的梦境暗写自己内心的选择——在赤壁高处悲恐之时恐怕已有服老道家之心。白日游赤壁有所思，夜则有所梦，在人生“变”境中做一只闲云野鹤以求得灵魂的出路：文中的旷达之意表现得是如此的含蓄而内敛。
孟琢先生在《语言文字是中国国学教育的基础》一文中，谈及“传统诗文教学”，认为“古代诗文的教学不是把文本拆分成字、词、语法的碎片，进行枯燥的知识讲解，而是要通过语言文字的分析，准确还原文本，从而深入理解古人社会生活与思想的世界。”笔者认为，《后赤壁赋》的特点正在于苏轼以其独特的方式豁达地阐明：世事的变化纷扰是无处不在的，心灵的淡定也只能靠自己去求索来营造。想办法追求内心的调和，这至关重要。
[作者通联：江苏苏州市南航苏州附中（原工业园区第二高级中学）星湖街校区]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专门用第十六章“赤壁赋”一章的篇幅来介绍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与创作，谈及《后赤壁赋》，先生写道：“苏东坡要朋友和他一同攀登到赤壁之上，但是朋友不肯，苏东坡一个人爬上去……一直爬到最高处，……忽然不知何故，竟感悲从中来，觉得不能在那儿停留过久。”此处对应的原文如下：“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 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这里的“朋友”即二客，他们“从苏轼过黄泥之坂”，又和苏轼“复游于赤壁之下”，可见关系亲密。因何“不能从焉”，而让苏轼一人身涉险地？汪平秀老师在《古文鉴赏词典·后赤壁赋》一文中如是说：苏轼攀至高处，“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认为当时情境是“一片虚无缥缈之气。”——“虚无缥缈”，读来确有其感，可那“悲且恐”的感受又具体为何而生？笔者认为，以上问题的解决，需要关注《后赤壁赋》文中三“不”：“不可复识”“不能从焉”“不可留也”。这三个短语位置相对集中，“片言居于要处”，又勾连着上下文，对这三个短语乃至全篇的理解，需要我们从苏轼被贬黄州说起。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写下《湖州谢上表》，被诬作诗“谤讪朝廷”，遭御史弹劾并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几经重辟”，惨遭折磨。后经多方营救，于当年十二月释放，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擅离该地区，无权签署公文。”这无疑是一种“半犯人”式的管制生活。苏轼虽内心郁闷，但亲友在侧的抚慰，黄州美景的濡染，使得苏轼生活过得较为充实——渡江访友，东坡务农，甚至耽于菜饭饮食之事，宦海沉浮、死里逃生的经历，同时让苏轼有了一种遭逢大难不死后的反思与改变。他考虑活的问题，怎样活得洒脱？当身体忙碌且劳而有获时，让精神家园有所依托就显得尤为重要。苏轼“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林语堂《苏东坡传》）”，最终选择了在“清风明月”中沐浴“僧道宗教”的教化而获得涅槃这一条道路，这是自我修复，只是冠以“自赎”之名。其目的大致是为了自我保护，保持自己的灵魂，着眼未来，苏轼在儒家入世中犯下的“罪过”，却寻求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僧道中去找到出路。儒家的积极入世态度与佛道的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态度是矛盾的，但又奇妙地统一在苏轼身上。当儒家思想遭遇挫折时，苏轼却能峰回路转，在佛道二家思想中找到精神归宿。
他找到了城南的一间佛寺，叫安国寺，寺中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如此频繁地到佛寺里做什么？“焚香默坐，深自省察”，苏轼在《安国寺记》里写道：“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脩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寺中静修效果相当不错，我们可以明确看出此时苏轼追求的只是内心的一份“空净”，焚香静坐，自我反省，物我两忘，身心皆空，使得罪孽无处遁形，外界有千般变化，抵不过我保持心定，人生浮沉瞬息万变，重要的是内心的不变。这篇《安国寺记》写于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改汝州安置即将离开黄州时，文章回顾了居黄州期间的生活及思想变化，经过“乌台诗案”的严酷打击，苏轼从世俗走进自然和农事，内心佛老思想也在逐渐滋长，事实证明，他欲在灵魂深处找个枝丫以寄身依托。然而关键是那暂且栖身的枝丫是否能牢固？
至少在元丰五年（1082年）写《前赤壁赋》时，苏轼认为自然山水这条枝丫还是牢固的，是可以寄情托身的。面对所谓的赤壁，想起曹操的伟业，同游的客人不由得产生英雄不在之悲，自身渺小之苦，生命短暂之痛，当然这也是苏轼自己内心深处仕途遇挫后的不平和人生不如意情绪的外在显现，但最终都被苏轼参透了“变与不变”，“取”与“不取”而一一化解，变，无时无刻不在变，瞬息间普遍存在;倘若把眼光心境放广远来看待一切，“不变”也永恒，物我皆在，物我皆无尽。那么，选取陪伴自己的当然是可以和自己“存在且无尽”的事物，非眼前的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莫属。不取的自然是“非吾之所有”之物，这里的取舍（取与不取）实际上是苏轼人生落脚点的选取，以自然悦我目，以宗教修其心。于是，苏轼笃定地相信人与自然景物可共适，这里的共适之乐有两个主体：人与“月”“水”等自然景物，主体的“变”是次要的，不能像客人那樣一味地关注它，而要跳出“变”的窠臼看到“不变的乐趣”——我与它们不变而共存、共适、共喜。两者相互协和的基础就在于外物与我保持较高的属性一致。
在《前赤壁赋》言辞之中，虽也有自己遭受政治上的打击的不平之意，但表现得含蓄有分寸，言语之中更多地展现了苏子的旷达洒脱：“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而翻开《后赤壁赋》，时隔三月，再游赤壁，季节由“初秋”转入“初冬”：“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此中写景文字分明也是景物秋后初冬本貌，犹以“水落石出”一句最为经典，——冬季水位下降，使石头显露出来。此时苏轼看到了“曾日月之几何”而景物无情变化的一幕，季节景物变化，苏轼本当接受，然而有前一次夜游“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美好感受，此番变化之大不由得让我们的东坡居士始料不及，直言“不可复识矣”，“七月既望”来到赤壁，清风从江面徐徐而来，明月“于东山之上，斗牛之间”，可谓各得其所;就在刚才黄泥之坂上，也是“月白风清”，各尽其妙的。苏轼大致是怀着《前赤壁赋》时的共适之心而故地重游的，汲汲于自然水月，原本与之有再次相宜共适之心，可是此时眼前的赤壁“断岸、月小，水瘦、石出”却似乎变得有意不再相宜。正如林清玄先生《可以预约的雪》中反复阐述的那样：“隐藏在‘常’的面具中”，总有“那闪烁不定的‘变’的眼睛”，‘变’才是正常的，不可预约。 然而苏轼并不想就此望“变”而却步，他“摄衣而上”，似乎专门挑选那偏险危高之地而探访：险峻的山石，杂乱的丛草，形如虎豹的山石，形似虬龙的树木。又“攀栖鹘之危巢”上见其高;“俯冯夷之幽宫”下知其深。自己“一个人”去探求山水“变”之极致所在！就在刚剛还有“二客从予”，及至险地，却偏偏“二客不能从焉”。从结伴而行到独自求索，苏轼意欲何为？
我们先来看看二客的形象：两位客人跟随苏轼，一起走过黄泥坂。见明月几个人快乐地相互酬答。当作者发出“良夜月景不可相负”的叹息后，二客积极响应，于是同游赤壁。从中可见，二客大致和苏轼一样，也是风流雅致之士，再游赤壁源于志同道合。但是为何任由苏轼孤身登上险地而“不能从”呢？原文是“不能从”，非“不愿从”，如果苏轼请求，二客主观上是可以跟随攀登的，作为游玩小组核心的苏轼有“向上登”的兴致，客安能不从？此处的“不能从”是说二客“没有登临涉险的能力条件”吗？只怕也未必。笔者认为，所谓的“不能从”很可能是苏轼只想一人前往，而拒绝二客跟从。是苏轼认为“二客不能跟从我，我必须一人上下求索”！
正如谚语所言：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不可能走得很远，只有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苏轼在黄州几年，确实有许多人陪着他“走”，——家人、朋友、邻居等等，身份下至农夫走卒，上至官员缙绅，俨然形成了一个以苏轼为核心的社交圈子，过江互访，宴饮欢聚，交流农事，这些使得苏轼的黄州贬谪生活很是丰富，但是席慕蓉也说过：“在这人世间有些路是非要单独一个人去面对，单独一个人去跋涉，路再长、再远，夜再黑、再暗，也得独自默默地走下去。”“乌台诗案”的仕途受挫，赤壁短短三个月的“不可复识”，这世间不可预知的“变化”也只有苏轼自己走下去，旁人是不可从，不能从的。苏轼只想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人生之路有些地方可以依靠亲人、朋友，甚至和刚刚认识的普通人来抱团取暖，但有些路必须自己单独体验，即使路上有坎坷、挫折，也要坚持走下去，因为，它对于成长，不可缺少，无法替代。
接着，苏轼“划然长啸”，“啸”——似风一样尖锐的呼叫声——“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极力写出这声长啸力度之惊人，应是作者主观心绪与赤壁客观环境自然促发而生，究其用意，“长啸”一是表明我二次来过赤壁，在“不可复识”中存在过，欲一扫“变化”带来的心中郁闷，抒发一份旷达情怀;二是周围之空旷，四下寂寂，孤寂感顿生，长啸以提气。然而啸声发出，一时响彻天地，啸声过后呢？还是一片寂静悄然，谁能永久长啸不止呢？“旷达”也有起伏，“豪放”也有“断续”。人生的悲凉莫不如此：于变化中无奈沉浮，在空旷中倍感寂寥，正是这份人生的悲凉，使得苏轼“悄然而悲，肃然而恐，”人如小鸟，那暂且栖身的枝丫是否能永久牢固？终究还在哪里能安抚一位英雄的落寞与孤独呢？高处不胜寒，身体的疼痛和心灵深处伤痛恰如这初冬的凛乎寒气一样又一起涌上心头，“其不可留也。”
此处不可留，那身心“何处可留”呢？又如何从人生的困局中突围而出呢？还是先让心情暂时平复一下吧，登舟，把船划到江心，任凭它漂流到哪里，就在那里停泊歇息。文章如写到此处收笔，则意犹未尽，恐不足以明“意旨”所在，读者会有被作者带至高处，看到幽深绝密，却不得其实质面目而一脚踏空跌落至地之感。于是苏轼下笔愈加奇妙了：“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适”，刚巧、恰巧。来得玄妙：孤鹤一只，特立独行;“戛然长鸣”，似乎与先前作者“长啸”声相应，先鸣一声让你知晓我来了，再“掠舟而西”，可即而不可及，却不去追寻，只留下神秘之气。接着写“梦见道士”，又是绝妙一笔！更妙在这道士似乎有意入梦，且对苏轼今夜行踪无所不知：“赤壁之游乐乎？”苏轼没写答语，（我们姑且认为苏轼没有作答也很难以“乐或不乐”简单作答）问其姓名，道士也俯而不答。又是一个“不答”，（无需回答，有缘答案自会领悟），情节愈发神秘，一片“虚无缥缈”之气，然而苏轼毕竟领悟能力不凡，惊喜之余即刻断言：孤鹤即道士，道士化身孤鹤。“飞鸣而过我”莫不是来点化我苏轼的？既已明了，又何须再说，目的已达成，就毋庸停留，待苏轼顿悟“开户视之”，道士“不见其处”只留下默默的江水和默默的作者。其实这里苏轼以“孤鹤过我”的夜景和“道士化鹤”的梦境暗写自己内心的选择——在赤壁高处悲恐之时恐怕已有服老道家之心。白日游赤壁有所思，夜则有所梦，在人生“变”境中做一只闲云野鹤以求得灵魂的出路：文中的旷达之意表现得是如此的含蓄而内敛。
孟琢先生在《语言文字是中国国学教育的基础》一文中，谈及“传统诗文教学”，认为“古代诗文的教学不是把文本拆分成字、词、语法的碎片，进行枯燥的知识讲解，而是要通过语言文字的分析，准确还原文本，从而深入理解古人社会生活与思想的世界。”笔者认为，《后赤壁赋》的特点正在于苏轼以其独特的方式豁达地阐明：世事的变化纷扰是无处不在的，心灵的淡定也只能靠自己去求索来营造。想办法追求内心的调和，这至关重要。
[作者通联：江苏苏州市南航苏州附中（原工业园区第二高级中学）星湖街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