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某根稻草能压死一匹骆驼一样，一根细细的鱼刺也能从里到外把一个人的生活全部打乱。当然，我们知道，这压力并非仅仅来自于那根稻草抑或那根鱼刺，而是蓄积已久、已经达到了某种临界点的力量使然。稻草与鱼刺本来是无辜的，但当真正的罪魁祸首逍遥法外、无处缉拿之时，它们往往会被捉来充当替罪羊。《一根刺》细致入微而又语带反讽地刻画了“他”苦苦缉拿那根鱼刺归案的过程，在故意放慢叙事节奏的旁敲侧击中，有形的“一根刺”始终隐匿不见，而形形色色原本属于无物之阵的各路巫鬼精灵纷纷显身，向我们揭开了“他”之所以被鱼刺击溃的奥秘所在。
　　作者在创作谈中曾经说过：“这两年，我似乎眼睁睁看着我的一些人物，从极平常琐细的事情里起身，然后不知不觉、在一股莫名力量的推动下自相矛盾、首尾难顾，被卷进了某种悖论。我没办法改变他们，就像我没法改变生活的逻辑。我似乎在试图找出那种逻辑、那根生活的神经。我以为，洞悉了这种逻辑，也就洞悉了人物的内心，洞悉了现实和命运的秘密。”（陈然《写作的谶言》）小说的主人公“他”原本是一个处处因袭传统与时代惯例的驯顺之人：凡是能够接触到的信息，“他”无一例外地都唯唯诺诺地信任它们、接受它们。无论是祖父的生活习惯、母亲的絮絮叨叨，还是电视机前都市新闻无比“真实”的报道、各类报刊杂志众声喧哗的宣传，都会对他的生活构成潜在的影响：吃鱼怕刺卡着了喉咙、洗澡怕中毒、坐车怕车开到江水中去……更不用说在单位这个庞大僵硬的巨型异化机器面前了，只有与单位的运行节奏完全合拍，才能保住这无比卑微的生活。他被牢牢禁锢在传统惯例、时代法则和单位规章的“铁屋子”里动弹不得。他所遇到的悖论是他还在思想，还能够思想：吃鱼的过程让他联想到鱼中也有“异类”，寻找那根鱼刺触发了“他”对自身两个“我”的好奇，甚至在一瞬间他有了“要成为他们的刺”的觉悟，要给那些舒舒服服的人一点难度、一点阻力。但这个念头也仅仅是一闪而过而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因为他也意识到这个“他们”或者“他很讨厌的人”并不是他真正的敌人。真正的敌人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众多因素合成的无形的压力，类似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他不是面对无物之阵勇敢举起投枪的“这样的战士”，相反，是懦弱而慌张地从那里快速抽身，把“一根刺”带给他的不适拼命地塞回到身体内部，身体只能以头痛、胃痛、噩梦、性无能等病态方式来接纳他排放的毒素。结尾处注定成不了“异类”的他在老婆善解人意的拯救中重回柴米油盐、朝九晚五的日常生活，模式化的生活原来是最安全的生活。但是，读者却无法像他一样回归，因为现实和命运的秘密已经在作者的虚构之中显身，虚构之物显示了它在推翻日常经验并揭示其残缺不全和虚假之处的巨大能量。这是我们不得不感激小说的原因所在，一切被简化的生活、被规训的生活一旦被它命名、被它照亮，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丧失了合法性。
　　卡尔维诺说：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都十分珍惜时间，但是在文学中我们却可以随意地、漫不经心地去对待时间，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要提前到达某个预期的目标。他认为离题或插叙，是推迟写结尾的一种策略，是在作品内部拖延时间，不停地进行躲避。（卡尔维诺《美国讲稿》）细心的读者或许早已发现了小说的拖延，“不断地，他添来另外的你我，使我们，变得丰富而且危险”（穆旦《诗八章》）。敢于拖延、敢于离题对于作者来说是一种大胆的冒险，只有那些确信自己有着高超的放飞题材风筝能力的人才敢于尝试，无论题材的风筝飞出去多远，主题的线轴仍然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心里。《一根刺》的作者无疑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可以说，寻找鱼刺的每一个环节都发生了或远或近的“离题”：由桌面谈到了伪劣家具，由地板想到了甲醛污染，在外套上寻找时臆想到如何对待嫌疑犯、钉子户、顽固不化的学生……以离题来增加叙事的密度、放慢叙事的节奏，作者这样放纵他的笔墨有着意味深长的用心：因为主人公的病症以及病因正是在这些枝枝蔓蔓的逸出中才变得有迹可循、并渐至面目清晰。唯其到处都是冒充正品的伪劣商品，唯其有了电影电视、各类畅销书和报刊杂志真真假假的信息入侵，唯其有了钉子户、上访等若隐若现的背景，唯其有了那样的单位和领导……才有了他战战兢兢的生活方式和无疾而终的抵抗。在拖延喜剧式结尾的过程中保证了足够分量的细节来支撑最后的结论，就如在得到医生的诊断书之前要经过若干种复杂而必须的化验与体检一样。所以，那不是漫无目的的拖延，而恰恰是在拖延中完成了对主人公进行诊断的望闻问切、抽血化验、做心电图等一系列必要检查。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湖北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