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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很早的阶段，当邪恶还没有主宰思想时，就谆谆教诲德行。因为如果你不在田地里播撒良种，他就会长出最坏的野草。
近十几年来，娱乐风愈刮愈烈，加上新媒体不断推陈出新，娱乐生活毫无争议的成为可以充分吸引公众眼球的焦点。尤其是近年来，除了传统的纸质媒介，如动漫画报、科幻画报之外，电视媒介更加迅猛发展，“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最强大脑”“爸爸去哪儿”等知名娱乐节目席卷而来，开辟了电视银幕的新时代。而在网络世界，不仅有大量原创的网络流行歌曲火爆网络，还有各种娱乐网站争奇斗艳，更有各类网络游戏占据着虚拟时空的半壁江山。传统媒体和各种新媒体已携手给大众提供了一种无法选择、无法抗拒的娱乐盛宴，我们视之为“娱乐蔓延”现象。
铺天盖地的娱乐文化形成了教育发展的一种外部新环境。像所有的文化现象一样，娱乐也起源于社会实践，它在与其他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即娱乐文化。娱乐的本质，“就是把生命（存在）游戏化，它寻求的是短暂的快感和欢乐，并悬置起痛苦、信念和一切跟生命主体相关的核心价值。”[1]按照现代人的观点，“娱乐本身并不属于价值的范畴。它既包括了消遣又包括了迫切的精神需求的满足。然而，无论重要与否，它总是心灵的产物。”[2]可是，娱乐是否真的与价值无关？
娱乐文化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实然存在着积极和消极两维。本文更多以“问题”发现为切入点，深切关心娱乐文化可能带给青少年道德成长的消极影响，并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向。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3]4波兹曼的这段话，表达出与本文十分相似的焦虑。
一、娱乐文化已构成一种深刻影响青少年成长的“拟态环境”
“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 theory）概念是由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是指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4]李普曼认为，人们再也不是凭借直接经验去认识客观环境，而是通过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即“拟态环境”去把握它。一个不为教育者关注的真相是——对青少年构成分心刺激的，并不是不断改朝换代的电视、电脑、智能手机……而是隐藏在其背后、万变不离其宗的娱乐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说，娱乐文化已构成深刻影响青少年成长的一种“拟态环境”。
娱乐文化借助多媒介形式，以压倒性的姿态构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它将所有严肃的、轻松的，有着不同功能的社会议题都涂抹上一层戏谑的、去中心化的、非主流的色调，再辅之以各类信息的形式进入到大众视野之中。如此，信息的虚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信息以轻松愉悦、无关痛痒的供给方式来呈现成为重要的新常态。而当娱乐文化成为信息生产背后的“潜规则”时，娱乐文化作为一种“拟态环境”事实上就成立了——青少年成长的“媒介环境”等同于“娱乐文化”，娱乐成为认识一切、表达一切的方式，并构成了人类行动的几乎全部基础。正如波兹曼所说，“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3]114
这是一个媒介娱乐化的时代，快感生产和消费是当下娱乐行为的主体，窥视、游戏和狂欢是其典型形式。大量的娱乐节目以窥视他人的生活、心理和身体为生产素材；以各类游戏节目作为创造欢乐的载体；以各种选秀节目制造出大众狂欢的场景，这些典型形式不可阻挡地对喜欢新奇事物的青少年的成长产生着深远影响。娱乐构成了青少年生活的逻辑和内容，青少年习惯性地在娱乐精神中走近各类信息，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由此，娱乐文化冲破了各类媒介技术，让娱乐功能成为主导现时代所有媒体的“媒介态”，以此遮蔽甚至代替了各类媒体在过去彰显过的政治、文化和商业等功能，娱乐文化作为一种“拟态环境”，牢牢控制着青少年价值世界的样态和色彩。
二、娱乐文化使青少年的道德成长走向个体的疏离
娱乐文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宏大“拟态环境”，它不仅仅是输出图像、文字、音乐，更是用这些娱乐形式改变了置身于其中的人的存在方式。娱乐文化多依赖表演艺术，而表演需要的只是观众，而非思想者。当青少年越来越少地思考自己、他人、自然、社会和世界时，将会导致青少年与外界关系的疏离，同时这种疏离还会发生在个体内部，表现为内在世界中个体对自我的疏离。
（一）远离思考的青少年：被动接受信息的“新式文盲”
观察娱乐生活中的青少年，我们发现了特征鲜明的“后儿童时代”现象——一群本该渐渐长大的孩子却在刚刚告别童年的某一天突然停止生长了，三十多岁的人仍把“我们女孩子”“我们男孩子”时常挂在嘴上。他们膜拜《快乐大本营》主持人何炅式的娃娃腔、范晓萱式的“脖子扭扭屁股扭扭”、阿雅式的“咕叽咕叽咕”、周星驰式的“无厘头”文化……人们不禁惊叹，嬉皮士已经老了，雅皮士也落伍了，顽皮士来了！
对于这一状况，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有有识之士对此表示过担忧。克里斯托弗·赖许曾尖锐地指出，“我们文化的危机产生于一个虚妄信念：我们的社会仅仅需要有一定的头脑，去创造和操作机器，还要有足够的新式文盲，以便对付其他的机器——我们大众媒体的机器——以便利用。这或许就是人才方面最昂贵和最浪费的社会形式。”[5]428赖许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新式文盲与大众媒体的关系，“现代社会制造了各种新式文盲。大家逐渐发现，自己无法自如而精确地运用语言，无法重温本国历史的基本史实，无法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5]429由赖许的这段经典的担心，我们了解到娱乐时代给各个国家的人才培养都造成了相似的困扰。人们普遍担心娱乐文化会降低人们累积了若干世纪的文明水平，甚至会生产出新式文盲。游走在现代社会中的新式文盲习惯被动地接受讯息，被动地接受下一个生活瞬间中的偶遇或安排，而不是主动地思考问题和寻求新的发展机会。于是，令我们深感担忧的是，当青少年远离了思考，他们何以在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中锻炼自己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能力，又如何磨砺出坚毅的道德品志？ （二）充当看客的青少年：受控于“惰性思想”的道德冷漠者
娱乐文化让青少年习惯于被动接受海量的信息，这导致现实生活中不断发酵和蔓延出“惰性思想”。惰性思想会左右青少年遇事做事的状态，在事情面前，青少年持一种普遍的退缩态度，逐渐远离了本性中原有的勇气和担当，习惯性地充当“看客”。无休止的媒介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青少年的“惰性思想”，诸如在“老人倒地要不要扶”的问题上，青少年逐渐失去了关心和耐心，以及弥足珍贵的道德勇气。
湖南卫视晚间7：30新节目《噗通噗通的良心》是一档发现美好的社会道德实验节目——通过还原社会新闻中的某个事件，以寻找在当别人身陷困境时能主动伸出援手的温暖的人。节目将新主题锁定社会敏感话题“老人扶不扶”。测试当天，节目组安排了一名专业的老人演员。测试开始后，路边正好有一对情侣经过，看见摔倒的老人，男生比较警惕，冷眼旁观暗示女孩不要管，女生却充满爱心毫无顾忌，以瘦弱的身躯努力搀扶起老人，还要将老人一路护送至附近诊所。事后，演员爷爷和导演组大发感慨夸赞连连：“真是个好女孩啊。”[6]
这是一个利用媒介做积极价值宣传的电视节目，尽管如此，仍然改变不了其所具有的“娱乐化”的本质。正像波兹曼试图努力例举一些电视节目中的“严肃”话题，但最终发现仍旧摆脱不了娱乐化的魔咒。“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我们知道‘新闻’是不必当真的……播音员的姣好容貌和亲切态度，他们令人愉悦的玩笑，节目开始和结束时播放的美妙音乐，生动活泼的镜头和绚丽夺目的各类广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没有理由为电视上的不幸哭泣。”[3]114-115
“它们不过是一些新闻和故事！”“社会这么大，发生这些事太正常了。”“即使我不帮助，也会有其他人相助的。”这些弥散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想法，像一张巨大的网，不仅束缚了青少年的道德情感，更熄灭了青少年本应有的道德勇气，以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道德行动力。无处不在的娱乐精神和娱乐文化，让许多青少年不断长大、不断冷漠，成为一群受控于“惰性思想”的道德冷漠者。
三、娱乐文化下的德育选择
如何减轻娱乐文化对青少年道德发展所造成的困扰呢？尽管娱乐文化带给了我们诸多挑战，但它不完全只是危机。对于道德教育而言，娱乐文化像一朵朵罂粟花，它娇艳欲滴的花朵让走近它的人都沐浴在芬芳中，但同时，罂粟花的果实又会让人们步入迷途。在这则比喻中，罂粟花的美丽是道德教育应当看到娱乐文化中也有美的地方，罂粟花的危害是需要我们立足于教育来做更多“文化”上的治理。
（一）道德学习是一种“修行”？
娱乐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了文化生产者既定的思想、情感和行业模式。事实上，道德教育也是一种文化生产，也涉及到符号的运用、交换以及传播。只是道德教育依赖的技术是口耳相传的引导，而娱乐依赖的技术是广播、电视、智能手机等等。我们发现，娱乐之所以能吸引青少年自愿卷入其中，可能并非仅仅是技术上的差异，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娱乐文化的本质是能带给人快乐和自由，是一种所谓的“娱乐感”。
娱乐感，首先是一种感知到的自由，其次是诱发个体对行动的渴望。具备了这两点，娱乐感便自然而然地让置身于其中的人处在一种“自由”“满足”的精神状态中。道德教育应如何借鉴娱乐文化中的“娱乐感”元素？我们可以从改变道德学习的状态做起。日本学者佐藤学十分赞赏圣·维克多修道院一位名叫休的人关于学习的论点。在休看来，“学习”是指体悟和认识自然本性与自然秩序，认识自身的本性。通过这种学习活动，认识自己是不完善的存在，从而治愈自己的欠缺所在，成为更完善的存在。也就是说，不是借助知识去控制和支配外界与他人，而在于治愈并丰富自己内部世界所欠缺的部分。这是一种“修行”的学习、“矫治”的学习。所谓学习就是自我的内心世界之“旅”，是自身智慧的“上下求索”，是同自身内心世界的对话。[7]道德学习若能贴近休所言的“修行”，实现道德学习者不断进行与自身内心世界的对话，那么，这何尝不是道德教育中对“娱乐感”的一种捕捉，也能够让道德学习者体会到“自由”和“满足”。
提倡修行式的道德学习，一方面试图改变的是道德学习者的“内环境”，另一方面则是期待能够进一步优化学校、家庭、社会进行道德教育的方式。修行式的道德学习，是希望能够让道德学习者敏感于自身的道德需要，自愿审视和澄清一些道德困惑和价值选择，这既能带给个体类似娱乐感的“自由”与“满足”，同时又能促发青少年道德发展所需要的思考力和行动力。调动了道德内需的道德学习，会让青少年养成运用心和脑进行思考的习惯，并享受这种习惯，进而建立起自己与外界、自己与自己之间人性、完整的联结。
（二）家庭能否成为另一个“拟态环境”？
在教育学逻辑中，我们期待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三种外部环境：家庭、学校、社会。其中，学校主要是帮助儿童启智和促进社会化发展的场所，青少年身在其中会更多受到“他律”的学习文化的影响，因此青少年在学校生活中建立的各种关系相对而言是一些弱连结，包括与同伴的交往。而在社会方面，社会又日趋为娱乐文化这一“拟态环境”所包围。于是，我们寄望家庭这一阵地，期待新时期下能更多释放和发展家庭的道德影响力。
历史发展表明，家庭所能够给予青少年的道德影响在各个方面都是最强大的，我们现在希望做的是让这种影响也能成为最优质的。家庭最早介入了青少年的成长，并伴随一个稳定的漫长陪伴期。然而，在强势的娱乐文化包围之下，家庭这一过去相对清净、单一的交往圈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手机、电脑、电视等媒介让家人之间的交流逐渐减少，亲子之间的耐心也逐渐消散，相互之间的兴奋点更是时常不在一个频度上。这种情形下，亟需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的重要环境，变被动为主动，反求诸己，积极建设一种主动、健康、有序的成长环境——对话、关心和共同活动。这种对话的、关心的、有着共同活动的家庭氛围一旦建立起来，另一种本质上的“拟态环境”随之建立起来。在这种“拟态环境”下，通行符号是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与担当，这本身就是一种最优质的道德影响力。为此，我们期待陪伴青少年成长的千千万万个家庭都能回归到一种真诚对话、相互关心和寻求更多共同活动的生活状态上来，用另一种原初、素朴、人性的“拟态环境”来制衡娱乐文化的虚幻狂欢。
在重诉家庭的道德影响力时，我们不禁想起17世纪夸美纽斯的一段话，“必须在很早的阶段，当邪恶还没有主宰思想时，就谆谆教诲德行。因为如果你不在田地里播撒良种，他就会长出最坏的野草。如果你想要开垦它，你只要犁地、播种、在早春松土，你就可以容易做到这点，并有更大的希望获得成功。”[8]我们有理由相信，家庭会成为能够为青少年奠定良好道德基础的另一个“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朱人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乐[J].文艺争鸣，2007（6）：3-5.
[2]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470.
[3]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27.
[5]克里斯托弗·赖许.正规教育与新式文盲[M]//杨自伍.教育：让人成为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位中阁.《噗通噗通的良心》测试老人摔倒惊现最美女孩[EB/OL].（2015-02-11）[2016-02-03].http：//gb.cri.cn/27564/2015/02/11/1042s4871846.htm.
[7]佐藤学.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M].钟启泉，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7-8.
[8]夸美纽斯.大教学论[M].傅任敢，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224.
【张志坤，首都师范大学儿童生命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 敏
近十几年来，娱乐风愈刮愈烈，加上新媒体不断推陈出新，娱乐生活毫无争议的成为可以充分吸引公众眼球的焦点。尤其是近年来，除了传统的纸质媒介，如动漫画报、科幻画报之外，电视媒介更加迅猛发展，“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最强大脑”“爸爸去哪儿”等知名娱乐节目席卷而来，开辟了电视银幕的新时代。而在网络世界，不仅有大量原创的网络流行歌曲火爆网络，还有各种娱乐网站争奇斗艳，更有各类网络游戏占据着虚拟时空的半壁江山。传统媒体和各种新媒体已携手给大众提供了一种无法选择、无法抗拒的娱乐盛宴，我们视之为“娱乐蔓延”现象。
铺天盖地的娱乐文化形成了教育发展的一种外部新环境。像所有的文化现象一样，娱乐也起源于社会实践，它在与其他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即娱乐文化。娱乐的本质，“就是把生命（存在）游戏化，它寻求的是短暂的快感和欢乐，并悬置起痛苦、信念和一切跟生命主体相关的核心价值。”[1]按照现代人的观点，“娱乐本身并不属于价值的范畴。它既包括了消遣又包括了迫切的精神需求的满足。然而，无论重要与否，它总是心灵的产物。”[2]可是，娱乐是否真的与价值无关？
娱乐文化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实然存在着积极和消极两维。本文更多以“问题”发现为切入点，深切关心娱乐文化可能带给青少年道德成长的消极影响，并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向。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3]4波兹曼的这段话，表达出与本文十分相似的焦虑。
一、娱乐文化已构成一种深刻影响青少年成长的“拟态环境”
“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 theory）概念是由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是指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4]李普曼认为，人们再也不是凭借直接经验去认识客观环境，而是通过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即“拟态环境”去把握它。一个不为教育者关注的真相是——对青少年构成分心刺激的，并不是不断改朝换代的电视、电脑、智能手机……而是隐藏在其背后、万变不离其宗的娱乐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说，娱乐文化已构成深刻影响青少年成长的一种“拟态环境”。
娱乐文化借助多媒介形式，以压倒性的姿态构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它将所有严肃的、轻松的，有着不同功能的社会议题都涂抹上一层戏谑的、去中心化的、非主流的色调，再辅之以各类信息的形式进入到大众视野之中。如此，信息的虚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信息以轻松愉悦、无关痛痒的供给方式来呈现成为重要的新常态。而当娱乐文化成为信息生产背后的“潜规则”时，娱乐文化作为一种“拟态环境”事实上就成立了——青少年成长的“媒介环境”等同于“娱乐文化”，娱乐成为认识一切、表达一切的方式，并构成了人类行动的几乎全部基础。正如波兹曼所说，“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3]114
这是一个媒介娱乐化的时代，快感生产和消费是当下娱乐行为的主体，窥视、游戏和狂欢是其典型形式。大量的娱乐节目以窥视他人的生活、心理和身体为生产素材；以各类游戏节目作为创造欢乐的载体；以各种选秀节目制造出大众狂欢的场景，这些典型形式不可阻挡地对喜欢新奇事物的青少年的成长产生着深远影响。娱乐构成了青少年生活的逻辑和内容，青少年习惯性地在娱乐精神中走近各类信息，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由此，娱乐文化冲破了各类媒介技术，让娱乐功能成为主导现时代所有媒体的“媒介态”，以此遮蔽甚至代替了各类媒体在过去彰显过的政治、文化和商业等功能，娱乐文化作为一种“拟态环境”，牢牢控制着青少年价值世界的样态和色彩。
二、娱乐文化使青少年的道德成长走向个体的疏离
娱乐文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宏大“拟态环境”，它不仅仅是输出图像、文字、音乐，更是用这些娱乐形式改变了置身于其中的人的存在方式。娱乐文化多依赖表演艺术，而表演需要的只是观众，而非思想者。当青少年越来越少地思考自己、他人、自然、社会和世界时，将会导致青少年与外界关系的疏离，同时这种疏离还会发生在个体内部，表现为内在世界中个体对自我的疏离。
（一）远离思考的青少年：被动接受信息的“新式文盲”
观察娱乐生活中的青少年，我们发现了特征鲜明的“后儿童时代”现象——一群本该渐渐长大的孩子却在刚刚告别童年的某一天突然停止生长了，三十多岁的人仍把“我们女孩子”“我们男孩子”时常挂在嘴上。他们膜拜《快乐大本营》主持人何炅式的娃娃腔、范晓萱式的“脖子扭扭屁股扭扭”、阿雅式的“咕叽咕叽咕”、周星驰式的“无厘头”文化……人们不禁惊叹，嬉皮士已经老了，雅皮士也落伍了，顽皮士来了！
对于这一状况，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有有识之士对此表示过担忧。克里斯托弗·赖许曾尖锐地指出，“我们文化的危机产生于一个虚妄信念：我们的社会仅仅需要有一定的头脑，去创造和操作机器，还要有足够的新式文盲，以便对付其他的机器——我们大众媒体的机器——以便利用。这或许就是人才方面最昂贵和最浪费的社会形式。”[5]428赖许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新式文盲与大众媒体的关系，“现代社会制造了各种新式文盲。大家逐渐发现，自己无法自如而精确地运用语言，无法重温本国历史的基本史实，无法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5]429由赖许的这段经典的担心，我们了解到娱乐时代给各个国家的人才培养都造成了相似的困扰。人们普遍担心娱乐文化会降低人们累积了若干世纪的文明水平，甚至会生产出新式文盲。游走在现代社会中的新式文盲习惯被动地接受讯息，被动地接受下一个生活瞬间中的偶遇或安排，而不是主动地思考问题和寻求新的发展机会。于是，令我们深感担忧的是，当青少年远离了思考，他们何以在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中锻炼自己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能力，又如何磨砺出坚毅的道德品志？ （二）充当看客的青少年：受控于“惰性思想”的道德冷漠者
娱乐文化让青少年习惯于被动接受海量的信息，这导致现实生活中不断发酵和蔓延出“惰性思想”。惰性思想会左右青少年遇事做事的状态，在事情面前，青少年持一种普遍的退缩态度，逐渐远离了本性中原有的勇气和担当，习惯性地充当“看客”。无休止的媒介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青少年的“惰性思想”，诸如在“老人倒地要不要扶”的问题上，青少年逐渐失去了关心和耐心，以及弥足珍贵的道德勇气。
湖南卫视晚间7：30新节目《噗通噗通的良心》是一档发现美好的社会道德实验节目——通过还原社会新闻中的某个事件，以寻找在当别人身陷困境时能主动伸出援手的温暖的人。节目将新主题锁定社会敏感话题“老人扶不扶”。测试当天，节目组安排了一名专业的老人演员。测试开始后，路边正好有一对情侣经过，看见摔倒的老人，男生比较警惕，冷眼旁观暗示女孩不要管，女生却充满爱心毫无顾忌，以瘦弱的身躯努力搀扶起老人，还要将老人一路护送至附近诊所。事后，演员爷爷和导演组大发感慨夸赞连连：“真是个好女孩啊。”[6]
这是一个利用媒介做积极价值宣传的电视节目，尽管如此，仍然改变不了其所具有的“娱乐化”的本质。正像波兹曼试图努力例举一些电视节目中的“严肃”话题，但最终发现仍旧摆脱不了娱乐化的魔咒。“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我们知道‘新闻’是不必当真的……播音员的姣好容貌和亲切态度，他们令人愉悦的玩笑，节目开始和结束时播放的美妙音乐，生动活泼的镜头和绚丽夺目的各类广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没有理由为电视上的不幸哭泣。”[3]114-115
“它们不过是一些新闻和故事！”“社会这么大，发生这些事太正常了。”“即使我不帮助，也会有其他人相助的。”这些弥散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想法，像一张巨大的网，不仅束缚了青少年的道德情感，更熄灭了青少年本应有的道德勇气，以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道德行动力。无处不在的娱乐精神和娱乐文化，让许多青少年不断长大、不断冷漠，成为一群受控于“惰性思想”的道德冷漠者。
三、娱乐文化下的德育选择
如何减轻娱乐文化对青少年道德发展所造成的困扰呢？尽管娱乐文化带给了我们诸多挑战，但它不完全只是危机。对于道德教育而言，娱乐文化像一朵朵罂粟花，它娇艳欲滴的花朵让走近它的人都沐浴在芬芳中，但同时，罂粟花的果实又会让人们步入迷途。在这则比喻中，罂粟花的美丽是道德教育应当看到娱乐文化中也有美的地方，罂粟花的危害是需要我们立足于教育来做更多“文化”上的治理。
（一）道德学习是一种“修行”？
娱乐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了文化生产者既定的思想、情感和行业模式。事实上，道德教育也是一种文化生产，也涉及到符号的运用、交换以及传播。只是道德教育依赖的技术是口耳相传的引导，而娱乐依赖的技术是广播、电视、智能手机等等。我们发现，娱乐之所以能吸引青少年自愿卷入其中，可能并非仅仅是技术上的差异，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娱乐文化的本质是能带给人快乐和自由，是一种所谓的“娱乐感”。
娱乐感，首先是一种感知到的自由，其次是诱发个体对行动的渴望。具备了这两点，娱乐感便自然而然地让置身于其中的人处在一种“自由”“满足”的精神状态中。道德教育应如何借鉴娱乐文化中的“娱乐感”元素？我们可以从改变道德学习的状态做起。日本学者佐藤学十分赞赏圣·维克多修道院一位名叫休的人关于学习的论点。在休看来，“学习”是指体悟和认识自然本性与自然秩序，认识自身的本性。通过这种学习活动，认识自己是不完善的存在，从而治愈自己的欠缺所在，成为更完善的存在。也就是说，不是借助知识去控制和支配外界与他人，而在于治愈并丰富自己内部世界所欠缺的部分。这是一种“修行”的学习、“矫治”的学习。所谓学习就是自我的内心世界之“旅”，是自身智慧的“上下求索”，是同自身内心世界的对话。[7]道德学习若能贴近休所言的“修行”，实现道德学习者不断进行与自身内心世界的对话，那么，这何尝不是道德教育中对“娱乐感”的一种捕捉，也能够让道德学习者体会到“自由”和“满足”。
提倡修行式的道德学习，一方面试图改变的是道德学习者的“内环境”，另一方面则是期待能够进一步优化学校、家庭、社会进行道德教育的方式。修行式的道德学习，是希望能够让道德学习者敏感于自身的道德需要，自愿审视和澄清一些道德困惑和价值选择，这既能带给个体类似娱乐感的“自由”与“满足”，同时又能促发青少年道德发展所需要的思考力和行动力。调动了道德内需的道德学习，会让青少年养成运用心和脑进行思考的习惯，并享受这种习惯，进而建立起自己与外界、自己与自己之间人性、完整的联结。
（二）家庭能否成为另一个“拟态环境”？
在教育学逻辑中，我们期待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三种外部环境：家庭、学校、社会。其中，学校主要是帮助儿童启智和促进社会化发展的场所，青少年身在其中会更多受到“他律”的学习文化的影响，因此青少年在学校生活中建立的各种关系相对而言是一些弱连结，包括与同伴的交往。而在社会方面，社会又日趋为娱乐文化这一“拟态环境”所包围。于是，我们寄望家庭这一阵地，期待新时期下能更多释放和发展家庭的道德影响力。
历史发展表明，家庭所能够给予青少年的道德影响在各个方面都是最强大的，我们现在希望做的是让这种影响也能成为最优质的。家庭最早介入了青少年的成长，并伴随一个稳定的漫长陪伴期。然而，在强势的娱乐文化包围之下，家庭这一过去相对清净、单一的交往圈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手机、电脑、电视等媒介让家人之间的交流逐渐减少，亲子之间的耐心也逐渐消散，相互之间的兴奋点更是时常不在一个频度上。这种情形下，亟需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的重要环境，变被动为主动，反求诸己，积极建设一种主动、健康、有序的成长环境——对话、关心和共同活动。这种对话的、关心的、有着共同活动的家庭氛围一旦建立起来，另一种本质上的“拟态环境”随之建立起来。在这种“拟态环境”下，通行符号是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与担当，这本身就是一种最优质的道德影响力。为此，我们期待陪伴青少年成长的千千万万个家庭都能回归到一种真诚对话、相互关心和寻求更多共同活动的生活状态上来，用另一种原初、素朴、人性的“拟态环境”来制衡娱乐文化的虚幻狂欢。
在重诉家庭的道德影响力时，我们不禁想起17世纪夸美纽斯的一段话，“必须在很早的阶段，当邪恶还没有主宰思想时，就谆谆教诲德行。因为如果你不在田地里播撒良种，他就会长出最坏的野草。如果你想要开垦它，你只要犁地、播种、在早春松土，你就可以容易做到这点，并有更大的希望获得成功。”[8]我们有理由相信，家庭会成为能够为青少年奠定良好道德基础的另一个“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朱人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乐[J].文艺争鸣，2007（6）：3-5.
[2]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470.
[3]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27.
[5]克里斯托弗·赖许.正规教育与新式文盲[M]//杨自伍.教育：让人成为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位中阁.《噗通噗通的良心》测试老人摔倒惊现最美女孩[EB/OL].（2015-02-11）[2016-02-03].http：//gb.cri.cn/27564/2015/02/11/1042s4871846.htm.
[7]佐藤学.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M].钟启泉，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7-8.
[8]夸美纽斯.大教学论[M].傅任敢，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224.
【张志坤，首都师范大学儿童生命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