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学百年取得了不可低估的学术功绩，回顾与反思新红学百年的得与失，有益于红学新百年的学术传承与学科建构。潘知常认为，尽管新红学的功绩不容小觑，然而新红学至今未能真正走出《红楼梦》研究的困局；从“旧红学”、“新红学”到“后红学”，一个更加繁荣的《红楼梦》研究的时代必将到来；“后红学”应走向以文本为中心的审美研究的康庄大道，回到王国维，超过王国维；只有王国维，才是继旧红学、新红学之后的《红楼梦》研究的正确的道路的开创者。苗怀明认为，“新红学”是个很常用的学术术语，但尴尬的事实是这个术语并未被学界广泛接受。人们在使用“新红学”一词时所表述的内涵不尽相同，甚至存在较大差异，至少有五种理解。概念内涵认识的不统一必然影响到红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就学界的基本认知来看，新红学的内涵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的内涵与广义的内涵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到目前为止，还很难为“新红学”这一概念做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界定，不妨以开放的态度看待两种内涵并存的情形，但在撰写著述的时候应加以说明，以免影响研究的准确性。赵建忠则重新审视“新红学”关于《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研究结论的诸多问题，继其提出《红楼梦》“作者”“家族累积说”新命题之后，又提出了《红楼梦》“版本累积说”的新思考；《红楼梦》作者“家族累积说”是为了解释《红楼梦》文本内部的矛盾现象，《红楼梦》成书过程的“版本累积说”则是为了更圆满解释《红楼梦》从残钞脂本到完整程本的演变轨迹。乔福锦认为，谈论新红学百年史，绝对绕不开周汝昌，他发扬光大了新红学事业。周汝昌精神上与胡适较远，与陈寅恪、吴宓等视民族文化为个体生命依托的新人文主义色彩较浓的边缘化学人联系更为紧密。众所周知，周汝昌堪称百年新红学的“独行侠”。实际上，周汝昌晚年所面对的并非个别人，而是特殊年代造就的一批人，是权力化的学术体制，是极端教条化的思维方式。当下学界之主要任务，是在承继新红学未竟事业的同时，增强这门学问与华夏传统学术的联系，进而重新认识与评价被现代性偏见否定的索隐派红学。高淮生则提出了红学新百年三个方面的展望与构想：1、红学史建构、红楼文献学建构、红学学科建设是新百年红学的基础工程；2、红学体系和学派的建构和生成是新百年红学的生命力所在；3、红学的有效学术评价机制的建构是红学良性发展的学术保障。不仅红学需要有效的学术评价，当今的中国学术整体性地需要有效的学术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