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深刻说明了修志和学习方志的重要意义。族谱当属方志一类，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播精神文明，有着独特的历史作用。
　　近读由武汉大学前校长、资深教授陶德麟题写书名、陶德友先生编著的《族踪》新作，无比欣喜。该书由《家族图谱》、《徜徉桑梓旅》、《典范夙昔》、《忆往怀旧》、《参与公益》五部分组成，印刷精美，图文并茂，文字朴实优美，情感纯厚绵长，有很强的可读性;每一部分题目都很新颖，寓意着核心内容所在，可以独立成篇，联系起来，又浑然一体，展现了德友先生从台湾回湖北桑梓寻根的喜悦心境，初步展现了陶氏家族的辉煌历史，一字一句总关情，是研究陶氏家族文化不可多得的力作，也为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提供了生动的文化元素。

一

　　《徜徉桑梓旅》，陶德友先生收获了一个又一个的惊喜。在汉口中山大道与黄兴路交叉口处，先生找到了伟英里13号。这是他祖父、祖母曾经住过的地方，妈妈嫁到陶家，也曾住在这里。如今，伟英里13号门牌依然清晰可见，水泥造型的大门和里面木雕门窗还是那么的美观。我想，德友先生拍下这些照片时，一定会感慨万千。
　　先生祖籍湖北黄冈县，由于行政区划的变迁，在寻乡的过程中，一度也碰到了尴尬，然而终于在大陆台办有关方面的热情帮助下，先生终于找到了旧居——老陶胜六湾81号，原来这里现为武汉市新洲区汪集镇所辖。在这里，先生见到了当年其祖父捐建的育英小学，又无意中在新洲二中（其前身为正源中学）看到了悬挂在校历史资料室墙上的祖父的照片。这使德友先生无比激动，油然而生编纂《族踪》的动机。
　　先生继续寻找族跡，在新洲孔埠中学，竟发现该校校名是其叔祖父陶述曾所书。先生随后又在网上找到了其祖父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古隆中武侯祠的题词：“此邦是南北咽喉，筹策定孙刘，毕竟不无遗恨;今日又河山板荡，驰驱遍荆楚，何从更觅先生。”
　　先生的宏贞伯娘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他亦来华中师范大学校史馆参观，在邓小平题写的“华中师范大学”校名照片旁留下了倩影。他还在武汉拜见了叔伯兄陶德麟教授。
　　由此可见，陶德友先生寻找“族踪”，收获丰硕。

二

　　《族踪》最感人的部分是《典型夙昔》，收录了陶炯照和陶述曾、陶希圣父子三人的生平史事，读罢深深感到典型犹在。
　　陶炯照（1863—1921），光绪二十九年（1903）殿试考取进士，先后任夏邑县知县、新野县知县、洛阳县知县、汝南道尹等职。陶炯照为政清明，在任一方，保一方平安。他广纳贤才，惩治盗匪，奖励农耕，兴修水利，废除苛捐，重视教育，深得百姓拥戴。他尤其注重个人文化修养，坚持祖辈留下的耕读朴实家风，重视对后辈的教育，培育了陶述曾、陶希圣两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
　　陶述曾（1896—1993），是深受海峡两岸共同景仰的我国著名土木工程专家。看一看他一生参与和主持建设的重大工程项目，便可见其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全面抗战爆发前，他参与建设粤汉铁路及环绕海南岛的琼崖铁路;抗日战争期间，又参与建设湘桂铁路、滇缅公路以及滇缅铁路，出任民国政府工程委员会总工程师，在云南、贵州、四川修建军用机场，供中国空军及美国志愿航空队用为作战基地和物资补给基地，为抗击倭寇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6月，为阻止日军南下，蒋介石下令炸毁黄河大堤，致使河南、安徽、江苏四十四个县市遭灾，四百万人流离失所，泛滥灾情达九年之久。1946年2月，黄河堵口工程开建，国民政府聘请的美国专家纸上谈兵，不懂黄河实情，无功而返，再次请出陶述曾治理。在他的精心设计和指导下，终于在1947年3月完成黄河花园口堵口改道工程，蒋介石还为此在花园口立了一块大型纪念碑。
　　新中国成立后，陶述曾历任武汉长江中游局总工程师、武汉长江大桥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交通厅长、水利厅长、湖北省副省长等职。1954年，长江中游发生特大洪水，他出任武汉防汛总指挥部工程师，以六十高龄奋战在堤上，夜以继日，不眠不休苦战百余昼夜，终于战胜洪水，保护了武汉三镇一百多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他还是湖北省民革主委、省人大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文革”期间，陶述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是全国少有的未受到红卫兵冲击的知识分子之一。1993年1月19日，陶述曾在武昌逝世，寿享九十七高龄。湖北省政府送给他的挽联写道：“从黄河到长江越万里创治水勋业直追大禹，由晚清至现代历百年为祖国人民奉献无私”，高度肯定了他的高风亮节。
　　陶希圣（1899—1988），他不同胞兄陶述曾，是一个在大陆颇有争议的人物（台湾方面是否有争议笔者不详）。《族踪》中收录有三篇文章：一是沈宁写的《青年陶希圣》;二是陶鼎来写的《我的叔父陶希圣先生》;三是范泓写的《真实的陶希圣》。这三篇文章我认为都写得比较平实客观，为我们了解一个真实的陶希圣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资料。对陶希圣的争议，最主要者：一是“高陶事件”;二是“捉刀”代蒋介石撰写《中国之命运》等著作事。前年，我曾读过《高陶事件始末》这本书，感到高宗武和陶希圣与汪精卫、陈公博还是有本质的不同。全面抗战后，陶希圣是“主和”的，他主和是要效仿春秋时的申包胥“立志要存楚”。因此，当他观察到“日本的目的不在和谈，旨在灭亡中国”，汪精卫“铁了心，一头钻进在日本占领区组织新中央政府的深渊之中”后，便毅然与汪决裂。1940年1月3日，陶希圣、高宗武秘密逃亡香港，于21日在香港《大公报》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这一举措沉重打击了日本诱降与汪精卫卖国的逆流，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了他俩的民族主义立场。他俩“在人生的悬崖边上停下步来”，和汪精卫划清了界限，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至于“捉刀”之事，各在其位，各为其主，这也不难理解。今天，海峡两岸学人都要秉持平常心，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包容，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

三

　　“山亲水亲，家乡最亲;心里梦里，情系故里。”陶德友先生的祖父继侃公热心办学，在家乡曾创立育英小学和正源中学（现新洲二中）。本着“继承祖父的志向和奉献社会的思维”，2013年4月17日第一次回桑梓时，陶德友先生就有了成立“陶氏奖学金”的念想并立即付诸行动，确立奖学金的宗旨是：“以促进两岸民间文化交流，关怀嘉勉并协助新洲区品学兼优之清寒学子，达成努力向学成为社会中坚之目标。”奖励对象为户籍地为武汉市新洲区的一中、二中的优秀应届高中毕业生。每年奖励学生十八名（一中十二名、二中六名），每名人民币两千元。当年8月19日，陶德友先生亲率家人，返乡助学，颁发首届奖学金。他希望“陶氏奖学金”年年举办，逐步做到“规范化”、“常态化”，要让陶氏奖学金成为一个“高质量、有意义的奖学金”，并寄语莘莘学子，“无论外界有多大诱惑、有多离谱、多偏差的事情发生，还是一句话‘做好自己’。时时警惕‘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并祝愿各位获奖同学“鹏程万里，前途似锦”。陶德友先生还向《湖北文献》社论文奖学基金捐款，奖励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四校的硕士生、博士生研究民国时期（1912—1949）的湖北人、事、地之优秀成果。本书的《参与公益》部分，详尽介绍了德友先生乐捐助学的详情，读后也令人敬佩。
　　我在《湖北文献》社首届硕、博研究生论文奖学金颁奖会上曾说过：“这是一个大善举，充分体现了湖北文献社同仁对桑梓教育事业的热心支持，对桑梓青年的深切关爱。我认为，他们这种善举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奖学金价值的本身，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载《湖北文献》第一百七十期）我认为，这几句话，用在陶德友先生的身上，也是十分贴切的。
　　陶德友先生正直平和，特别朴实，是一位志向高远的儒商。《族踪》是他研究家族文化的开端，他的第一步走得是成功的。我祝愿他今后进一步开拓，写出更精彩的《族踪》续集来。我也相信他会更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