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不去了!”《半生缘》中顾曼桢对沈世钧说过的话，在2008年春天还没来的时候，成为中国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强雨雪引发的灾情几乎成为近期内央视《新闻联播》的唯一新闻。而2008年第一个月，可能是中国人在这30年里所感受到的最冷的冬天，暴雪，断绝，滞留，政府救援，这些词一次又一次撞击胸膛。
　　大风大浪的天气，容易看到礁石，灾变之中，更见人心人性。身处灾难之中，我们对自身渺小的认知、对灾难到来的恐惧以及之后爆发出的拯救精神与不分你我的关爱，总令人动容、内心撼动，这也令许多导演对“灾难片”，更加地情有独衷。
　　
　　重现上古灾难无可回避的自然《冰海沉船》
　　
　　“船”历来是一个与“拯救”有关的意象，而“泰坦尼克号”却意味着未能达成的旅程和未能完成的拯救。对稍微上点年纪的国人提起“灾难片”，他们最先想起的，必然是1958年由英国人拍摄的《冰海沉船》，它所讲述的那个“铭记的夜晚”，乃是1912年，号称世界之最的英国豪华游轮“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沉没的那个夜晚，虽是黑白片，却质朴厚重，中文版更有李梓、毕克、邱岳峰的配音。但《冰海沉船》并非是第一部“灾难片”，有据可查的“第一部”，应当是1910年之前，由英国导演阿尔弗雷德·柯林斯拍摄的纪录片《煤矿爆炸惨剧》，它之所以以纪录片的形式出现，都因为那时候还生产不出足够长度的胶片去拍摄故事片。在胶片的问题逐渐解决之后的1913年，丹麦导演奥古斯特·布洛姆拍摄了《大西洋号》，这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灾难片。而以《冰海沉船》为代表的早期“灾难片”大致如此，人们对灾难的认识仍有局限，电影中灾难的起因往往是火山、地震、洪水、风暴、火灾(1871年芝加哥大火)，以及狂想中的猛兽(例如《金刚》与《哥斯拉》)，和《新约全书》所记载的上古灾难并无两样。但面对无可回避的自然灾难，人们只能如《冰海沉船》那样，在最后关头展现自己的优雅镇定小提琴手在逐渐倾斜的甲板上拉起了提琴，琴音照旧、优美从容，四处逃窜的人们，逐渐走回，一个两个，成排成列，悲哀而决绝地向着逃生的友伴挥手……
　　
　　
　　过分依赖科技化的反思《后天》
　　1997年出品的科幻片《超时空接触》中，朱迪·福斯特终于有机会向外星人提问，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人类何时突破科技上的瓶颈?”答案或许就是20世纪。
　　20世纪，科技发展呈爆炸式，而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也突飞猛进。1968年，46个国家的近百名科学家组建了“罗马俱乐部”，在对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等进行研究后，于1972年发表了《增长的极限》(又称《罗马俱乐部报告》)，犹如当头一记，让人类看清了自己。也在同一年，两部重要的灾难片上映，一部是根据畅销书作家阿瑟·黑利小说《航空港》改编的同名电影，一部是乔治·罗麦洛拍摄的《活死人之夜》。此后，灾难片大行其道，紧随其后的70年代，几乎就是灾难片的年代。但与此前的灾难片相比，从此以后的灾难片不再把一切推给大自然，而更注意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的关系，即便恐怖片电影中的巨兽与僵尸，也与人类过度发展的科技有关，它们不是吞下核废料才变得无比巨大，就是曾被核射线照射。
　　追问与反思，是我们此后面对世界时的态度，也成为灾难片此后的主题。《黑客帝国》、《12猴子》、《后天》、《惊变28天》、《地球危机》、《火爆大油城》、《汉江怪物》就是这种追问与反思的结晶。全球变暖、病毒泛滥、科技失控、政府争端留下的空隙，都成为“灾难片”热衷讨论的主题。
　　只是，面对灾难的抗争仍在，且抗争得理直气壮，更不再像往日那般，被动、无奈、避无可避、多半悲剧收尾。
　　
　　我们能够依赖的只有身边人《冰风暴》
　　其实，绝大多数“灾难片”仍是通俗剧，以幻想的形式进行放大，却也因属于幻想而不被我们真正放在心上，对灾难状态下人的生存状态和灾难对人的影响的考察一律欠奉，而真正履行了这些职责的，要数李安在1997年拍摄的《冰风暴》。
　　《冰风暴》的故事发生在1973年，其时的关键词是水门事件、性解放，是更深的变革，也或许是更深的灾难。从前的革命、变革动摇的是社会结构，这次撼动的却是整个世界的最小细胞——家庭。康涅狄格州的小康之家，从父母到儿女，都在这个风头浪尖上，一家人都以为自己要找的是自由，积极或消极地对一切约束进行反抗，于是各有各天地，换偶派对，少年的性游戏，什么都没落下。记忆里最清晰的一个细节，是在换偶派对上，所有人把车钥匙放到一只盘子里，抓到谁的钥匙，就是谁。就在这个时候，冰风暴来了，邻居家的孩子死在了风暴里。劫后重逢的一家人，心有余悸地一点一点找回往日的温情。
　　不论是自然界的灾难，还是人伦灾难，都是积重难返的结果。但也只有在“冰风暴”之后，我们恐怕才能明白，我们能够依傍的，只有身边人。这是灾难的正面意义。
　　
　　关注个人痛感的努力《危情雪夜》
　　黄也平先生认为：“世界是从灾难开始的”，“苦难是我们的故乡”。那些与人类历史有关的传说，也都与灾难有关。女娲、精卫、诺亚方舟、摩西出埃及，都是一次次的灾变画卷。而人类也正是在灾难中成长起来，积累起关于这个世界的智慧。
　　在灾难之下，我们往往也会更关注个人的痛感，这也是“灾难片”成立的最基本因素。2004年陈国星导演的《危情雪夜》曾在这方面做过努力，着力表现个人在灾难之下的痛感，可惜的是，在影片进展到一半之后，这点努力很快就被淹没在了集体英雄群像中。
　　或许小的灾难是必要的，那等于是小型的免疫激活，而“灾难片”除了担负免疫激活职责外，也替代性地释放了人群蓄积的恐惧，更努力激发在平静生活下逐渐进入沉睡状态的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情感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为它们所付出的忠诚和牺牲。
　　正因为灾难存在，我们才更亲切地感觉到彼此。这是灾难片的要旨，也是现实中，我们面对灾难时应有的态度，风雪、熔岩、大火、地震始终存在，但直到世界尽头，也还有人的精神烛照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