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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儒家思想重视历史文化传统，强调政统、法统、学统的一脉传承。历史文化传统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经验总结，具有极高的参考意义。摈弃历史文化传统，一味强调发展论，用科技的进步蔑视历史，这固然不对；但过度重视历史文化传统是否完全正确，也有待商榷。
关键词 绌夏 春秋 孔子 公羊传
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其中多是孔子增修删订而成，只有《春秋》是其在晚年著作，不但打破了孔子自称的“述而不作”的说法，而且也是孔子思想最为成熟期之作品。《春秋》一书，仅用一万八千字（后遭遗损，残存一万六千余字），记载鲁国十二君，共二百四十二年历史，所以记载用语极为简练，但字字珠玑。因为其晦涩难懂，后世便传下来许多诠释著作，流传至今的是《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三部，合称《春秋三传》。其中《公羊传》和《谷梁传》长于义理，《左传》重视文史，三者各有千秋。《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孔子著作《春秋》时曾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孟子也做过类似的论述。可见《春秋》一书实是孔子托义入史之书，借鲁国十二君而言儒家大法，并非如王安石所言只是“断烂朝报”，或者如大众所认知的那样不过是与二十四史雷同的一部史书而已。这种形式上是史料记载，实质上是思想阐发的独特行文方式同时内含着儒家学派重视历史经验的思想特征。
《春秋》记载：“庄公二十六年，杞伯来朝。”对于这一反常的记载方法，西汉公羊学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这样解释：“《春秋》曰：「杞伯 来朝。」王者之后称公，杞何以称伯？《春秋》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
按照《春秋》常例，三王之后当称“公”，所以作为商朝后裔的宋国国君称“公”，但是夏朝的后代杞国国君被贬称为“伯”。孔子之所以这样安排，原因在于“绌夏”。夏朝对“春秋朝”而言，仅具有一历史文化的尊严性，但不具备历史法统的传承性，夏朝这一朝代不同于它之后的商朝和周朝对孔子所建立的“春秋朝”（虽然这一王朝仅仅存在于理想之中）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所以其地位仅为“小国，使奉祀之”，远不如商周二朝的地位：“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这样，商、周、春秋三朝便共同构成“通三统”，完成“绌夏、新周、故宋、王鲁2”这一历史定位。
这种对杞国所享受政治待遇的降格，董仲舒继续解释道：“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后也。称子又称伯何？见殊之小国也。”
在周朝时期，周天子将夏朝后裔分封在杞国，将商朝后裔分封在宋国，爵皆称“公”，并允许在封国内延续其本朝服饰礼仪，而且两国国君对周天子不必称臣，周天子待其以“国宾”礼。到了素王孔子创建的“春秋朝”，便降低杞国的政治待遇，“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后也”，周朝作为一过去式的王朝成为一统，与商后宋国、新王鲁国构成新三统。这种政统牌照定量的制度貌似机械刻板，但有着其深刻原因。
《礼记》曰：“天子存二代之后，犹尊贤，尊贤不过二代。”这种对政统牌照的限制自然有其实践意义。中国古代思想一直有尊崇“三”这个数字的传统，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孔子的举一反三，三年之丧，民有三疾，“君子有三畏”，“君子道者三”，“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三人行必有吾师焉“，庄子的“水击三千里“等等，“三”作为一个圆满、成功的内涵渗入了中国思想的方方面面。“三”是个恰当的数字，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出来的具有完满性、稳定性的中庸频率。所以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史上最高权力的组成都是以三或三的倍数进行架构，比如三公九卿，三省六部。西方近代政治也巧合地以三权分立制作为其政治制度基础。
儒家思想重视历史文化传统，强调政统、法统、学统的一脉传承。历史文化传统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经验总结，具有极高的参考意义。董仲舒以“天亦人之曾祖父”将历史文化的传承赋予了本体论意义。
但是，子曰：“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摈弃历史文化传统，一味强调发展论，用科技的进步蔑视历史，这固然不对；但过度重视历史文化传统是否完全正确，也有待商榷。史圣司马迁说过：“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古之道虽然重要，但是它不能取代“今之道”与“未来之道”的主体性，“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但是史毕竟只是“镜”，是现象而非本质。单纯的复古而不考虑现实，就会犯王莽改制的错误，所以孔子一直强调“绌夏、新周、故宋、王鲁”的重要性，为历史理性设限。
参考文献：
[1]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M].中华书局，2010，5.
[2]蒋庆.公羊学引论[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6.
（作者单位：贵州省贵州大学）
关键词 绌夏 春秋 孔子 公羊传
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其中多是孔子增修删订而成，只有《春秋》是其在晚年著作，不但打破了孔子自称的“述而不作”的说法，而且也是孔子思想最为成熟期之作品。《春秋》一书，仅用一万八千字（后遭遗损，残存一万六千余字），记载鲁国十二君，共二百四十二年历史，所以记载用语极为简练，但字字珠玑。因为其晦涩难懂，后世便传下来许多诠释著作，流传至今的是《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三部，合称《春秋三传》。其中《公羊传》和《谷梁传》长于义理，《左传》重视文史，三者各有千秋。《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孔子著作《春秋》时曾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孟子也做过类似的论述。可见《春秋》一书实是孔子托义入史之书，借鲁国十二君而言儒家大法，并非如王安石所言只是“断烂朝报”，或者如大众所认知的那样不过是与二十四史雷同的一部史书而已。这种形式上是史料记载，实质上是思想阐发的独特行文方式同时内含着儒家学派重视历史经验的思想特征。
《春秋》记载：“庄公二十六年，杞伯来朝。”对于这一反常的记载方法，西汉公羊学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这样解释：“《春秋》曰：「杞伯 来朝。」王者之后称公，杞何以称伯？《春秋》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
按照《春秋》常例，三王之后当称“公”，所以作为商朝后裔的宋国国君称“公”，但是夏朝的后代杞国国君被贬称为“伯”。孔子之所以这样安排，原因在于“绌夏”。夏朝对“春秋朝”而言，仅具有一历史文化的尊严性，但不具备历史法统的传承性，夏朝这一朝代不同于它之后的商朝和周朝对孔子所建立的“春秋朝”（虽然这一王朝仅仅存在于理想之中）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所以其地位仅为“小国，使奉祀之”，远不如商周二朝的地位：“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这样，商、周、春秋三朝便共同构成“通三统”，完成“绌夏、新周、故宋、王鲁2”这一历史定位。
这种对杞国所享受政治待遇的降格，董仲舒继续解释道：“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后也。称子又称伯何？见殊之小国也。”
在周朝时期，周天子将夏朝后裔分封在杞国，将商朝后裔分封在宋国，爵皆称“公”，并允许在封国内延续其本朝服饰礼仪，而且两国国君对周天子不必称臣，周天子待其以“国宾”礼。到了素王孔子创建的“春秋朝”，便降低杞国的政治待遇，“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后也”，周朝作为一过去式的王朝成为一统，与商后宋国、新王鲁国构成新三统。这种政统牌照定量的制度貌似机械刻板，但有着其深刻原因。
《礼记》曰：“天子存二代之后，犹尊贤，尊贤不过二代。”这种对政统牌照的限制自然有其实践意义。中国古代思想一直有尊崇“三”这个数字的传统，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孔子的举一反三，三年之丧，民有三疾，“君子有三畏”，“君子道者三”，“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三人行必有吾师焉“，庄子的“水击三千里“等等，“三”作为一个圆满、成功的内涵渗入了中国思想的方方面面。“三”是个恰当的数字，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出来的具有完满性、稳定性的中庸频率。所以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史上最高权力的组成都是以三或三的倍数进行架构，比如三公九卿，三省六部。西方近代政治也巧合地以三权分立制作为其政治制度基础。
儒家思想重视历史文化传统，强调政统、法统、学统的一脉传承。历史文化传统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经验总结，具有极高的参考意义。董仲舒以“天亦人之曾祖父”将历史文化的传承赋予了本体论意义。
但是，子曰：“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摈弃历史文化传统，一味强调发展论，用科技的进步蔑视历史，这固然不对；但过度重视历史文化传统是否完全正确，也有待商榷。史圣司马迁说过：“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古之道虽然重要，但是它不能取代“今之道”与“未来之道”的主体性，“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但是史毕竟只是“镜”，是现象而非本质。单纯的复古而不考虑现实，就会犯王莽改制的错误，所以孔子一直强调“绌夏、新周、故宋、王鲁”的重要性，为历史理性设限。
参考文献：
[1]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M].中华书局，2010，5.
[2]蒋庆.公羊学引论[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6.
（作者单位：贵州省贵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