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量不去读文学杂志，不要说读了，翻一翻都闷到要死，这里面六七成是发霉陈旧的农村题材文学，交集着一些图省事儿的成长小说，想象力贫乏是通病。看作者阵容就知道编辑意图，老人们不可免，年轻人要有，但得在老规矩里面写，比方玄幻这样的，那是入不了大雅之堂的。得有爹妈，得有故乡，还得有近乎平庸的对话，小里小气的心理刻画。
　　这么下去，新作家们图发表，不敢有“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一定要试着这么写”的那种劲儿，也就写不出来让人眼前一亮、心里一激灵的东西。这跟诗歌的状况何其相似，十几年来，好诗人们在以前的论坛，现在的博客、微博上写，这就算发表了，别无所求。
　　说文学杂志好像在说一些出土文物，何况，说有什么用？
　　我最近搬了家，新家在村里，屋里空空荡荡的，有几面墙更是落寞地空在那里，就想，也可能是平生第一次想：这墙上得挂点什么。一幅画，一张摄影作品，哪怕是幅圣母圣子图呢。文学，可能就是空墙上的一幅画，你说它有什么用？比之锅碗瓢盆冰箱洗衣机，它的实用性微乎其微。你读完一个好作品觉得解气，上下通畅，这是你非常内在的、独自的感受，说给别人听，人家未必听得懂。
　　而对于作家，拿不出手的东西一般都不好意思给朋友看。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尊心，最后会落实到他们写的每句话、每个字里。用词会想一想，标点符号会讲究，哪里分段哪里不分，或像杜拉斯那样，写完了把很多精力放在段落调整上，都会成为拉扯心神的重点。如果不用修道士一样的心，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上头；如果视野狭窄，不学新方法新手段；如果你不肯打开自己，把也许存在的灵魂拿出来遛遛，你的活儿就不会精、不会上乘。不过是泛着土，透着市侩和俗气，想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利益的破烂货。
　　市面上有个东西被人承认了，底下千军万马的都来了。好比以前，苏童可以了，民国背景、妻妾成群味道的小说跟风而上；王朔成名了，流氓味儿的京片子又试图泛滥成灾；然后最微妙的是王小波，你不觉得有很多“小王小波”么？学了外边聪明机智的模样，却缺少了他那颗天真、有趣、深刻的心。现在新一代，不是想做郭敬明就是想做韩寒，中国文学如果以他俩为未来标杆，那就太贫血太可怜了，韩寒是个顶厉害的时政杂文作家，但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小说家，他谈小说没有聊赛车那么熟络。
　　想当年，美国女作家奥康纳患着狼疮和风湿，躲在美国南方乡下养孔雀和鸡，她得靠这个贴补家用，跟老妈搭伙过日子。老妈认为她又没嫁人又不生子，知名度好差，前景暗淡。她给朋友们写信，觉得自己的天赋就在写小说上。身体不好，一天只能写几个小时，脑子里全是怎么写才能更好。这些书信后来集合成一本叫做《生存的习惯》的书，我最近在读这本书，读得很慢。一个养孔雀的美国农妇，她居然有着如此深入骨髓的文学信仰，她四十岁就病死了，连跟命运长期抗争的机会都没有。没错儿，她在写作这件事上耗进去了多数精力，多数时间，多数情绪和多数的爱。她的有个读者读了她的《智血》，就认为她是有史以来最冷酷的女作家，冷酷这个评论多么令人羡慕。
　　几年前，有个女孩刚刚开始写小说，就出版的事来咨询我，我跟她说：你就当出书是做慈善。她大为不解，说：我还指着它挣钱呢。她本来有一份体面的公司工作，写小说是业余消遣，当然了，不久我跟她再无联络，她的文学梦大概也消散了。指着挣钱这件事，在我看来，跟写诗、写小说，肯定是格格不入的。如果不能够接受发不了表、畅不了销、得不了奖这“三不了”，还是趁早收摊，另谋出路为善。
　　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些古怪跟高傲，那也会显出编剧芦苇评说中国当下电影的“贱相”：见到有钱人膝盖发软，见到名人两腋发凉，见到书卖得比你好的两肾发虚，三发过后，软骨病就得上了。当年拍得出《霸王别姬》的陈凯歌，最近拍了《搜索》，理想主义的黄花开败，他做不到一辈子不疯魔不成活。写东西的人，可不要拿他作榜样，写东西的又不需要看投资人、电影公司、宝马汽车的脸色行事，脸上痒痒自己拿手指头挠挠，不吃饭就啃馒头。
　　可不是，说有什么用，写不出个一二三四，诺贝尔委员会天天派老头儿请你去喝咖啡，你都不好意思应门。文学这个恶汉，才不好伺候呢，吃了你的青春，耗了你的性命，左右还不认你的账，光有热爱的心，那世上爱他的人多了，想拍他的马屁，那别人还养了漫山遍野的马呢。终究，让他对你颔首微笑下，比亲眼见到耶稣基督还难。
　　公元2012年，俺芳龄三十八，跌跌撞撞摸黑前行，好不容易懂了这难，爬山的心气纵然在，也只想一点点爬，一次爬一点点，爬一会儿停下来吹吹山里的凉风，让头脑清醒下，想一想，山上那么好的风景，那么多珍禽异兽，这辈子不知道看得到不。这绝望跟希望的蒙太奇，这好与坏的画外音，每天在心里上演。但这终究是我一个人的事，一个写东西的人，不琢磨写什么、怎么写，又能干什么？其他事，那么细的行业分工，各操各的心，各上各的贼船，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