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你在这几件事上不遗余力之后效果如何？
　　王旭明：我原来是一个发言者，代表教育部；我现在仍然是一个发言者，代表我自己。如此而已。发言者，不是一个决策者，他能有多大影响？

不单是教育的问题

　　南都周刊：你在微博上说高考制度内部再改革也解决不了异地高考之困，还要加快教育外部制度改革，具体指的什么？
　　王旭明：比方说公务员招考制度，老是要求本科以上，甚至“211”、“985”，把大学毕业作为一个门槛，这个制度不改的话，那我们高考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象怎么可能改变？因为人人都想当公务员，这也是改革倒退。如果你不读本科，不但经济待遇不一样，整个社会对你的评价也不一样。这些都不改，你单让高考改，不荒唐么？说到异地高考，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教育改革，这和教育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户籍改革，你没有户籍限制了就不存在异地高考问题了。我们应该建立新的户籍制度，但是没有，老百姓需要打破户籍限制去参加考试，这样就让教育承担了不能承担之重。

说到异地高考，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教育改革，这和教育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户籍改革，你没有户籍限制了就不存在异地高考问题了。我们应该建立新的户籍制度，但是没有，老百姓需要打破户籍限制去参加考试，这样就让教育承担了不能承担之重。

　　南都周刊：于是教育部也承担了很多它不应该承担的压力和期待？
　　王旭明：对。教育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很多部门应该共同协力，和中国一起往前走。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们学校进行诚实教育，不能说谎话，但学生一走向社会，或者一回到家，可能就到处充满了谎话。这么一个严重的背离，你说教育怎么办？
　　南都周刊：你是否觉得，谈异地高考和谈中国任何一个问题的套路都一样，深入下去必然延伸到国家制度层面？
　　王旭明：也不，还是有一个轻重缓急。笼统地说所有问题都是改革的问题，是没错，但是有些事情可能没有到那个程度上，你没有改，老百姓还能接受。但像户籍，老百姓对高考这个算是目前最公正透明的一项选拔制度都已经如此聚焦了，你再不配套那就会带来一堆问题。同样还让老百姓这么聚焦的事有没有呢，我觉得有，但不多。
　　南都周刊：所以比起异地高考本身，更重要的是对异地高考进行综合配套？
　　王旭明：中国教育的改革尤其需要综合性。我们在教育上曾经为了某种目的所做的单项的事，几乎最后都归于失败。比如说奥数，北京说不许搞培训了，但事实证明，很快恢复过来，为什么，你没有综合配套改革，你只说取消奥数。比如说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喊了很多年了，有的学校减下来，没用，学校减了，校外增加，而且是心甘情愿地增加负担，家长愿意学生也愿意。我可以举出无数例子说明，所有不综合配套的改革，就单项说单项，寿命都不会长。
　　南都周刊：一旦异地高考问题彻底解决，你觉得最理想的状况是怎样的？
　　王旭明：就是有那么一天，一个河南人，你让他到北京参加高考，他不来，觉得郑州非常好。那要怎么办，我们抓紧建设河南，抑制北京的发展。北京最应该抑制发展，各方面都应该抑制，然后分散出来。你全国就一个北京也代表不了中国的水平，你只有几十个北京才能代表中国。现在我们还在拼命发展北京，我一直说北京的科学发展就是不发展，包括北京的高等教育。北京不要提世界城市，这是很可怕的口号，北京当什么世界城市，北京是文化古城，你要当世界城市，你就不要当文化古城，只能取其一。

一张卷子面向所有人最公正

　　南都周刊：在关于异地高考的争辩中，不少人纠结于外地人对一个城市的财政贡献可以相应地分配到多少教育资源。
　　王旭明：这个提法有道理，但要考虑可操作性。第一，靠国家财政支持的大学和靠地方财政支撑的大学要分开；第二，二者的财政中各有多少比例是靠外地人在支撑，这不好算，很多都揉在一起的。哪些贡献是外地人的，哪些贡献是本地人的，很难分。
　　南都周刊：这样的计算毕竟还是可以给异地高考政策提供依据。
　　王旭明：当我们解决问题进入一个死胡同的时候，一定要跳出来建更多的胡同。关乎高考，我一直认为它的关注度太强，一定要降低它的关注度，把高考这个独木桥变成多木桥。现在已经很难指望高考本身还能再有什么变革，我们不断地改，改得再好，它也是从木桥变成铁桥，从银桥变成金桥，材料的变化改变不了它“独”的性质。只有把高考的“独”变成“多”，才是中国真正的进步。
　　反正你通过高考是要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好，那我现在设计多种途径和形式，都能出人头地，那相对来说不就降低了高考的关注度了么，那我们为什么不去设计多种出人头地的办法呢？看看比尔·盖茨和乔布斯，要有多样灵活的成才制度，而不是一定要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这条路没问题，但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你不走这条路就难以成为人上人，这是我们最大的悲哀。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是赶紧设计多种路，这就是前面说的“顶层设计”。那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异地高考，将不过是浪花里的一小朵。

目前可行的办法，就是拿出更多的高考指标，倾斜中西部。比方把北京大学分给北京户口考生的指标，压到30%至40%。但现在很多政策都有悖于这个方向。

　　南都周刊：仅在现有条件下，什么办法你觉得最能解决问题？
　　王旭明：目前可行的办法，就是拿出更多的高考指标，倾斜中西部。比方把北京大学分给北京户口考生的指标，压到30%至40%。但现在很多政策都有悖于这个方向。像几十所大学的自主招生制度，并没有那么多人提意见，实际上我认为这特别不利于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你增加面试比重，专家学者一律叫好，我倒觉得除了特别需要模样长相的专业，真是不应该增加面试比重，你这样做等于是把更多农村孩子挤走。
　　我们现在搞的自主招生，真正来自农村贫困地区的有多少？在没有综合配套的改革政策出台前，我真觉得一张卷子面向所有人，最公开公正。那些加分政策，什么体育特长生，什么三好生，什么小语种，很多都变“后门生”了。当初为什么要出台这些政策，可能动机是好的，素质教育，但是你忘了中国的国情。什么叫国情，就是缺少法治建设，道德底线不断被冲击。在国情不适应的情况下我们出台了很多非常好的政策，结果施行效果并不好。
　　南都周刊：如果占海特是你女儿，你会对她说什么？
　　王旭明：如果她是我的女儿，我肯定不让她挑头，我要让她随大溜，听从命运的安排。人类有很多战胜不了和克服不了的困境，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个非常错误的口号：人定胜天。还胜天呢，你胜不了的，天不把你吃掉就不错了。同样，人对于很多社会现象，都是一种无奈。反抗是一种幸福，认同，或者叫认命，我认为也挺好。她若是我的女儿，我就让她认命，而不让她反抗。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这是我的独生女儿或者儿子，我要有好几个儿女，那又是一个答案，我会让他斗啊，出人头地，那得说道说道。所以这又涉及到另一个独生政策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