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长征途中，由于粮食奇缺，又吃不上青菜，许多战士得了“雀蒙眼”（即夜盲症）。而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多吃青菜。为此，朱德号召所有部队，只要有条件，都要种菜;没有条件的，也要多挖野菜吃。
　　1936年，红军长征来到炉霍，总部决定部队在此作短期休整。朱德让警卫员到老乡家里买来一些菜籽，借来木犁，在驻地墙外的一块空地上种起了菜。半个月后，朱德种的菜已经冒芽了，齐刷刷的，绿油油的，鲜亮极了。
　　不料就在这时，总部下达命令，说过几天部队就要开拔去甘孜。这天傍晚，朱德招呼警卫员一起，再去给菜浇浇水，施些肥。警卫员嘴上答应着，行动上却磨磨蹭蹭的，一边找水桶，一边小声嘟囔：“菜长得再好，我们也吃不上了。”
　　朱德一听，笑了，耐心地开导他说：“同志啊，我们吃不上，有啥子关系么？只要后续部队来了能吃上就行。即使后续部队不经过这里，留给老乡们吃也好嘛！我们共产党人做事，就要有前人种、后人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精神。咱们今天干革命，挨冻受饿，流血牺牲，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给千百万人民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谋幸福。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
　　俗话说，木不钻不透，语不说不明，火不拔不旺，理不讲不通。警卫员是一个新党员，听朱德这么一说，心中豁然开朗。他提着水桶，高高兴兴地向菜地跑去。
　　（摘自高路：《共和国元勋风范纪事》，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这才是人民县长的样子”

　　1934年秋，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团在黔东会师后，任弼时在抓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又抓了湘鄂川黔省各级地方政权的建设和巩固。
　　有一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永（顺）保（清）县苏维埃主席田永祥身穿一件打土豪分来的皮大衣，头戴绒帽，手戴3个金戒指，蹬着大皮靴，摇摇摆摆地走来了。他是打铁匠出身，土族人，十万坪战役中曾积极为红军带路，从此参加革命，是湘鄂川黔苏区第一个党支部龙家寨支部书记，当时只有19岁。龙家寨乡苏维埃成立时，他担任苏维埃主席，不久被提拔为永顺县财政部长;永保县建立时，又担任县苏维埃主席。任弼时、王震等出门迎接代表，有个干部指着田永祥对任弼时说：“这就是永保县苏维埃主席田永祥。”
　　任弼时将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哈哈大笑地对大家说：“看！还真有个县长样子哩！国民党的县长，恐怕也只能是这个样子吧！”田永祥听出了话中的意思，脸唰地一下红到了耳朵根儿。
　　任弼时心细，看到这个情景，没有说话，只是会后主动找田永祥谈心：“小田，你当了人民的县长。你可不要忘记自己是铁匠出身呵。一个革命者，要永远保持无产阶级战士的本色，只有这样，才能革命到底！”
　　后来，田永祥再到省委开会，穿的是粗布褂，扎的是布头巾，完全恢复了铁匠的模样。任弼时见了高兴地在大会上表扬说：“对！这才是人民县长的样子！”
　　（摘自于俊道：《任弼时交往纪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有声电影”《南泥湾》

　　由延安电影团在1942年开始摄制的大型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记录了第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等大生产运动的场景，被边区军民亲切地称为《南泥湾》，也是延安电影团极其重要的作品。1943年2月，《南泥湾》在王家坪军委礼堂首映。囿于技术问题，《南泥湾》原本是“无声电影”。在延安电影团同志们用扩音器播解说词的努力下，变成“有声电影”。此后，每当播放《南泥湾》时，特别是出现毛泽东和他题词“丰衣足食”的镜头时，群众都会因为备受鼓舞而欢呼。
　　（选自《延安时期的社团活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

刘伯承重视情报工作

　　刘伯承一向重视情报工作， “很注意抓‘舌头’”。当年与日本人交战时，刘伯承特别注意从日军留下的物品中寻找蛛丝马迹。有一次反“扫荡”，手下一个参谋去厕所时看到了日本人用过的大便纸，拿过来一看，上面画了一个大圆圈，写了几个地名，还写了“29”这个数字。刘伯承结合当时的敌我情况，认真分析纸上信息，判断敌人可能在29日对纸上写的几个地方进行合围，便命令该地区部队撤离。果然日军在29日进行了“扫荡”，结果一无所获。
　　1942年的某一天，抗联来了一位朝鲜族同志，到八路军指挥部和大家合影，很是热闹了一阵。几天后，有人报告：这位同志突然失踪。刘伯承得知后，又结合其他信息，马上给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打电话：“我判定，他的失踪意味着日本人马上要大‘扫荡’了！”有人认为刘伯承太过敏感而不以为然，但刘伯承找到专门负责保卫八路军指挥部的陈锡联，找好了撤退的羊肠小道。后来的发展也再次证明了刘伯承的判断。
　　（摘自李菁：《共和国的记忆》，东方出版社2015年出版）

七千人大会有多少个会场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关于七千人大会因其在党史上的历史地位而为很多人知晓，此会在北京召开也是不少人知道的，但具体会址情况就知者不多了。
　　七千人大会会场分为两部分，一是主会场，即人民大会堂，这是全体大会的会场。二是分会场或小会场，据当时负责大会保卫和后勤工作的张文奇回忆，与会人员驻地共13处，主要有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北纬路旅店、民族饭店、友谊宾馆、西颐宾馆、西苑大旅社（今西苑饭店）、虎坊公寓（主要住工作人员）。还有军队系统代表住的宾馆：三座门招待所、西直门总政招待所和翠微路招待所。大小会场282个，其中，有几个重要的会场，如颐年堂：毛泽东在这里至少召开三次会议;钓鱼台：毛泽东在此召开过一次会议，邓小平召开过两次会议;怀仁堂：刘少奇在此召开过会议，报告起草委员会在这里举行过多次会议。
　　（选自杨庆旺：《中共重要会议会址考察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

13万元的党费

　　1975年，李富春去世后，蔡畅把他们俩积蓄的10万元一起交了特别党费。后来她又把她攒下的3万元交了党费。秘书蔡阿松问她，要不要给子孙们留一点？她说不要，说孩子们要自食其力。这是她一贯的想法。党和国家从5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工资制以后，蔡畅与李富春每人每个月的工资是400元出头，两个人一共是800元。13万元正好等于他们俩20年，后来蔡畅一个人15年全部工资收入的一半，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13万元的积蓄全部交了党费，没给子孙留下，突显老一辈革命者优秀品质的可贵。1925年，蔡畅的二哥蔡林蒸牺牲在省港大罢工的战场上，蔡畅的母亲葛健豪老太太把组织给她的600元抚恤金全部捐献给女子职业学校。蔡畅这样做，既继承了母亲无私博爱的血脉，更是传承了这个家族的信仰。
　　（摘自“信仰家族”纪念会李勇的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