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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我有幸作为联合军乐队总指挥,指挥了开国大典的军乐演奏。这是我终生难忘的经历。
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
我这一辈子主要是搞音乐工作,但是当年音乐并不是我个人的爱好所在。参加革命以前我是一名高中生,我的理工科成绩相当好。在全省高中会考时,我的数学、物理、化学都考了100分。我早期比较喜欢科学,原本打算搞理工方面工作的。但是,1938年到了延安后,由于各种机缘,我上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从此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有很多很有名望的音乐教授,如冼星海、吕骥、向隅等。对我走上音乐工作之路影响比较大的,是冼星海老师。记得第一次参加演出是在延安北门外抗大总校操场上,冼星海指挥100多人唱《黄河大合唱》。我在中西结合乐队里面当演奏员,拉手风琴、吹口琴、打大鼓,兼了好几种角色。当时条件虽然简陋,但是场景很感人。
1939年夏,为了敌后抗战的需要,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向敌后挺进。我们从延安出发,本来打算到太行山去,但日本侵略者正在那里“扫荡”,没有去成,就辗转来到晋察冀边区。
我从鲁艺毕业以后被分配到晋察冀一军分区。一军分区就是杨成武的独立团,驻扎在易县、徐水、涞源一带。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事迹就是发生在易县的一军分区。一军分区基本上是从福建参加红军过来的,所以一军分区班以上的干部差不多都是福建人。我被分在一军分区政治部的文工团,这个文工团叫做战线剧社。刚开始让我当音乐指挥,后来当音乐队队长。
后来我又转到聂荣臻领导下的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担任抗敌剧社音乐队队长。在抗敌剧社音乐队时,我一直搞创作并指挥演奏战斗歌曲、救亡歌曲。
1949年开国大典时,我担任联合军乐队的总指挥,负责组建、训练和指挥开国大典军乐队。
1954年,训练总监部办了一个军乐处,我被调去当处长。当时军乐团没有合适的人当团长,就让我兼任军乐团团长,这样一直到1957年军乐处被撤销。军乐处被撤销的时候,本来还让我回军乐团继续当团长,但是当时的萧克部长说军乐处撤销了,要成立一个军事教育电影处,让我当电影处的处长。所以,我就到电影处当处长。1960年,电影处也被撤销,我被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中央广播音乐团的团长。可是还不到一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要继续搞军事教育电影,由于我当过军事教育电影处的处长,就把我调去继续搞军事教育电影,当教育处的负责人。电影处既拍故事性的影片,又拍军事教育影片,《地道战》《地雷战》这些有名的军事题材故事片就是我们组织拍摄的。
总之,我这辈子虽然换了很多部门,但始终是搞音乐工作,与音乐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组建联合军乐队
1947年,聂荣臻率部围攻保定。于是,蒋介石从石家庄调来罗历戎的第三军增援保定。罗历戎第三军增援不成,反而自投罗网,被我军全部歼灭了,罗历戎本人也成为我军的阶下囚。罗历戎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聂荣臻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两个人在学校就认识,有师生关系。罗历戎被带到聂荣臻面前后,认为自己肯定会被枪毙,见了聂荣臻就要跪下,聂荣臻赶紧把他扶起来。罗历戎说:老师,我的部队被您打败了,我也被您俘虏了,要杀要砍随老师的便。聂荣臻说:你别在这胡说八道,我们八路军(当时还叫八路军)说好不杀俘虏,就会严格执行这个规定的。这次叫你来不是想杀你,而是要你转变思想,参加解放战争。罗历戎说:十分感谢老师的不杀之恩,我也没什么报答您的,我的军队里有一个50人的乐队,演奏得还不错,老师是不是可以派人把这个乐队集合起来,把乐器收回来,算我献给老师的礼物。聂荣臻想到军区已经扩大,应该有个乐队了,就接受了这个建议,让政治部派人把这个乐队收编过来。当时派的人就是我,因为当时我是抗敌剧社音乐队的队长。
我带领一名十七八岁的同志,各自骑了一辆从罗历戎部缴获的自行车,到保定周围的易县、阜平一带,拿着命令到各个中队把这些人收编回来,把乐器也收上来。到1947年7月,我们把这些人差不多收编起来了。不久,聂荣臻给我们下了一道命令,叫我们组成一个乐队,任命我当队长,还安排了一个政委和一个副队长。乐队刚组织起来不久,石家庄解放了,我们就到石家庄演奏,庆祝胜利解放石家庄。之后,到石家庄南兵营我们住的地方开始训练。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聂荣臻命令我负责组织一个联合军乐队,为阅兵作准备。他没有告诉我是开国大典的阅兵,可能当时还保密,但不久我就知道了。那时候,之前组建的乐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就是以它为基础,联合军队里的小乐队以及北平文工团,组建起联合军乐队的。我们经过精心挑选,选了大约250人组成乐队。这在当时是最大的,中国还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军乐队。
联合军乐队队员的挑选十分严格,当时要求家庭出身很好,基本上要求是工人、贫下中农出身,地主出身的一般不能参加。当然,在旧军队中表现不好的,如好花钱、到处拿东西、生活作风有问题的,都不让参加。这是阅兵指挥部的规定,政治要求十分严格,不容有任何差错。身体条件也有严格要求,身高要在170厘米左右,相差不能太大。军乐队比较特殊,要求要能够演奏,而且要尽量演奏得好、演奏得准。除了这个要求以外还有军容,军乐团走过天安门的时候,也是跟部队一样走,速度和姿态都要求很高。要全部达到这些要求实在困难,贫下中农出身的同志绝大部分演奏水平很低,而且没有什么文化,只会吹一些简单的曲子。他们很多人不识五线谱,也不识简谱。我们只能一个一个教,会的带不会的,然后根据不同的乐器组成不同的小组分开训练,分练熟练以后再合练。这样,我们在天坛的帐篷里面一共训练了三个多月。
组织、指挥开国大典的军乐演奏
在开国大典演奏什么乐曲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用世界其他国家一般用的曲子,如欢迎曲、阅兵进行曲、分列式进行曲等,这些曲子以前国民党也用,所以大家基本上都会,而且都演奏过。但是一位搞音乐的专家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国大典,应该是苏联用什么我们就用什么。当时苏联顾问在场,听了这个意见以后就说很好,当场表示只要我们一旦决定用苏联的,他们可以马上让人从莫斯科给我们送谱子来。我当时考虑后对杨成武说:“杨司令员,我提个意见。”杨成武说:“你说吧。”我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我们革命歌曲改编的进行曲作为这次阅兵的乐曲?”这样,我提出了第三种意见。因为当时我们联合军乐队已经在石家庄搞了训练,训练时常常用我改编的八路军进行曲。我说完以后,杨成武说:“这个意见大家也欢迎。”可是对这三种意见,杨成武说他也不能确定用哪一种好,说把这三种意见报给中央,让中央决定。散会后,杨成武私下对我说比较同意我的意见,但是当时他也不好直接说不同意用苏联的。当天晚上,我把用什么曲子、程序以及三种不同意见写成报告,第二天送给杨成武,杨成武看了以后认为很好,就转给聂荣臻了。聂荣臻看了以后请示周恩来,周恩来看了以后也不能批,就请毛泽东等领导审批。毛泽东看完后批了九个字,这九个字是:“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到现在,中国的典礼音乐一般还以这九个字作为方针。“以我国为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我们国家的为主,但也不是不用外国的,外国的也可以用。比如说欢迎美国总统,可以用些美国的曲子。英国领导人来了,可以用些英国人熟悉的曲子,但是主要用中国的曲子。
解决了这些问题,确定了开国大典上各种乐曲的使用和演奏顺序后,留给我们训练的时间只有三个多星期了,于是我们在黄寺,当年袁世凯训练过新兵的地方,天天进行演奏训练。
我们当时所报的曲目有:(1)阅兵式演奏《东方红》《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解放军进行曲》;(2)分列式演奏《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等;(3)群众游行演奏《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等;(4)烈士纪念碑奠基演奏《哀乐》。
在阅兵式之前,当毛泽东等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时,我们演奏了三遍《东方红》,以便让群众知道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奏三遍《义勇军进行曲》,奏完国歌,28响礼炮刚刚鸣完,国旗正好升到旗杆顶。然后举行阅兵式,军乐队演奏阅兵式乐曲。国歌虽于9月27日已经通过,但到9月30日才正式通知,因排练仓促,只用主调加空八度低音伴奏。演奏哪些乐曲及其顺序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当时没有报话机之类的设备,当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时,城楼上怎样通知我们开始奏《东方红》呢?为这个事情,我们颇费了一番脑筋。后来华北军区宣传部部长张致祥偶然看了一下城楼上的红旗,计上心来:决定用小红绸子在城墙上挥一挥,表示让我开始指挥奏乐。
10月1日,我们进入天安门以前,阅兵指挥部给我们所有部队下了一个死命令。杨成武亲自给我们宣读,他说这次阅兵是新中国的首次演出,这次任务一定要完成好,中央规定这次的任务,所有部队、所有人一定要遵守纪律,服从指挥,不许个人乱动,哪怕天上国民党扔炸弹,扔刀子,大家也要一动不动,抱着牺牲的精神来完成这个任务。
杨成武说得并不夸张,在天安门阅兵前一个星期,国民党还派飞机轰炸过南苑。所以,国民党也可能来轰炸天安门。为了防止国民党来轰炸,我们防卫很严格,天安门周围从东西墙、南墙到天安门北边防卫都很严。我们原来准备在10月1日上午10点钟举行开国大典,但是临时而秘密地改动了,改在10月1日下午3点钟举行阅兵,上午大家休息。后来知道,国民党原来是准备来破坏的,而且国民党在北平的地下特务组织还在宣武门准备炮击天安门。
开国大典时,我们军乐队一共站了6个多小时,下午2点钟开始进去,一直到晚上8点多。这几个钟头在里面站着,一动都没有动。其他参加阅兵的同志,从天安门走过去可能最多半个钟头就完事了。可是我们军乐队在6个小时里,都要一动不动,这确实是很困难的。但大家都非常听指挥,除了演奏以外没有一个说话和乱动的。10月1日上午10点以前,我让大家睡觉,睡到10点开始准备,11点到12点开始吃饭,吃饭不能太多,然后喝点水,也不能太多。中午12点,军乐队进入天安门东侧军区库房大院休息,下午1点以前,我们就在那里大小便和喝水。因为当时规定军乐队所有队员进去前一律大小便,并让喝一点点水,但不能多喝,入场以后就再也不准动了。
下午1点,我们集合列队,按规定检查着装及携带的乐器。排好队以后,阅兵指挥部参谋和保卫处处长带着保安部队开始对我们进行仔细检查。按照规定,除了乐器,我们全身上下不能够带任何金属物品。检查从我开始,那个保卫处长检查我,然后检查副总指挥和两个分指挥,接着队员一个一个接受检查,非常严格。检查完毕,即由我和副总指挥王建中率领军乐队列队进入天安门。我们分两队,一队由张则恭分指挥带队,另一队由张仁辅分指挥带队。下午2点,我们向总指挥部报告列队完毕。
下午2时30分之后,张致祥一直守候在城楼西侧毛泽东登楼处,看着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级级往上登。我手戴白手套,站于电车道北侧,面对天安门,注视着天安门左侧第一旗杆下的张致祥。当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登天安门时,张致祥立即向乐队挥动了红绸子。我立即指挥军乐队奏响了第一支乐曲《东方红》。然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天安门前的部队及群众挥帽致意。下午3点,典礼司仪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现在开始。”之后,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毛泽东宣布的声音一落,我就等待司仪发命令指挥军乐队演奏国歌。但司仪当时可能太紧张,只提到了鸣礼炮、升国旗,而没有宣布奏国歌。我稍一考虑,就临机处置,按预先规定程序指挥奏起了国歌。这时,全场欢呼声雷动。
司仪宣布阅兵式开始后,我指挥军乐队奏响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聂荣臻从东三座门乘敞篷车到东华表,朱德总司令乘敞篷车从天安门出来过金水桥,在东华表两车相会,我指挥乐队暂停,然后聂荣臻向朱德总司令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列队完毕,请检阅!”朱总司令还礼后,驱车自东向西检阅部队。这时,我又指挥军乐队奏响《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
阅兵式结束后,朱德、聂荣臻登上天安门城楼。朱总司令发表了继续进军、解放全中国的命令。紧接着,分列式、徒步方队行进时,我们演奏《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骑兵部队行进时,我们演奏《骑兵进行曲》;炮兵部队行进时,我们演奏《炮兵进行曲》;坦克部队、飞行大队行进时,我们演奏《战车进行曲》和《航空员进行曲》。
最后,联合军乐队纵队向东,至东三座门列队击鼓向天安门前进。到敬礼线奏《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我作为总领队行举手礼,副总指挥王建中执旗指挥,到西三座门奏乐完毕。至此,全部阅兵结束。
这时乐队从西三座门南侧排列成纵队向东,到天安门前原军乐队位置为群众游行演奏,曲目有《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灯塔》《解放区的天》等。
当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进入东三座门时,为了突出游行的学生,我们军乐队停止了演奏。清华大学的管乐队奏响了《团结就是力量》,昂首阔步走过天安门。群众游行结束后,天安门前的群众欢呼着涌向金水桥,我指挥军乐队演奏《团结就是力量》的乐曲,以密集队形走向金水桥。
毛泽东说,要组建千人军乐团
开国大典以后,我被调到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当副主任兼上海交响乐团团长。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典礼的时候,组织了500人的军乐队,这在当时应该算是规模很大的了。但毛泽东看见天安门下面这么大的城门,这么大的地方,这么点儿演奏人员,说了一句: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天安门也这么大,我们军乐队太小了。他还说不如组织一个1000人的军乐团,所以1950年国庆节以后,中央下达了让北京军区筹办千人军乐团的命令。
筹办千人军乐团的事由聂荣臻负责。我长期在聂荣臻手下工作,互相比较熟悉,他知道我是搞音乐的,而且他还让我组织过开国大典军乐演奏,几次组建军乐队,有一定的经验。所以,当考虑由谁来当军乐团团长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想到了我。大概是1951年3月,组织上就把我从上海调回北京,并让我立即筹办军乐团。不久就成立了一个我为主任,有两个副主任,大概六七个人的筹办组。筹办组经过认真考虑、充分讨论和细致安排后,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军委从全军各个军区调一些比较好的军乐演奏人员。我们原来准备要调1000人,但后来调来的人员有1500人。当时国家经济很困难,经费拮据,但聂荣臻硬是从有限的经费中拨出旧人民币80亿元用于建设军乐团。军乐团用40亿元向捷克斯洛伐克订购了1000件乐器,余下的40亿用于扩建营房。7月以后,我们把这1500人集合起来开始训练队列、练曲。1951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庆典的时候,我们军乐团第一次登台亮相,当时所有集中训练的人员没有经过挑选就全上了。直到现在,这支军乐团也是参加国庆典礼规模最大的。
一辈子从事军乐工作,我无怨无悔,但也遇到过不少尴尬的事情。1951年我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兼总指挥时,父亲来信说:“老家的乡亲们说你参加革命那么些年,原来是个吹鼓手。”字里行间就能看出乡亲们流露出的不屑。
组建军乐团以后,部分团员对专职演奏军乐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将自己与旧社会办红白喜事时吹吹打打的吹鼓手画等号。谁都知道,吹鼓手在旧社会是最底层的行业,遭人冷眼。所以,有的演奏员甚至不敢将自己的职业告诉家人,只说自己是技术兵。有的给家里写信时,连信封上都不敢写“军乐团”字样,信由驻地老乡转发。我告诉他们,干军乐这一行同样是革命的需要,军乐队队员只有自己看得起自己,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我还要求大家把军乐当做艺术来看待,用功苦练,尽快提高演奏技艺,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艺术家。后来,军乐队的许多队员成长为新中国音乐事业的栋梁之材。当然,这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军乐队的关心分不开。1950年国庆节,当军乐队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时,毛泽东挥臂高呼:“军乐队万岁!”毛泽东这句重似泰山的评价,使全体军乐队员为之振奋。(责任编辑谢文雄)
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
我这一辈子主要是搞音乐工作,但是当年音乐并不是我个人的爱好所在。参加革命以前我是一名高中生,我的理工科成绩相当好。在全省高中会考时,我的数学、物理、化学都考了100分。我早期比较喜欢科学,原本打算搞理工方面工作的。但是,1938年到了延安后,由于各种机缘,我上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从此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有很多很有名望的音乐教授,如冼星海、吕骥、向隅等。对我走上音乐工作之路影响比较大的,是冼星海老师。记得第一次参加演出是在延安北门外抗大总校操场上,冼星海指挥100多人唱《黄河大合唱》。我在中西结合乐队里面当演奏员,拉手风琴、吹口琴、打大鼓,兼了好几种角色。当时条件虽然简陋,但是场景很感人。
1939年夏,为了敌后抗战的需要,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向敌后挺进。我们从延安出发,本来打算到太行山去,但日本侵略者正在那里“扫荡”,没有去成,就辗转来到晋察冀边区。
我从鲁艺毕业以后被分配到晋察冀一军分区。一军分区就是杨成武的独立团,驻扎在易县、徐水、涞源一带。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事迹就是发生在易县的一军分区。一军分区基本上是从福建参加红军过来的,所以一军分区班以上的干部差不多都是福建人。我被分在一军分区政治部的文工团,这个文工团叫做战线剧社。刚开始让我当音乐指挥,后来当音乐队队长。
后来我又转到聂荣臻领导下的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担任抗敌剧社音乐队队长。在抗敌剧社音乐队时,我一直搞创作并指挥演奏战斗歌曲、救亡歌曲。
1949年开国大典时,我担任联合军乐队的总指挥,负责组建、训练和指挥开国大典军乐队。
1954年,训练总监部办了一个军乐处,我被调去当处长。当时军乐团没有合适的人当团长,就让我兼任军乐团团长,这样一直到1957年军乐处被撤销。军乐处被撤销的时候,本来还让我回军乐团继续当团长,但是当时的萧克部长说军乐处撤销了,要成立一个军事教育电影处,让我当电影处的处长。所以,我就到电影处当处长。1960年,电影处也被撤销,我被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中央广播音乐团的团长。可是还不到一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要继续搞军事教育电影,由于我当过军事教育电影处的处长,就把我调去继续搞军事教育电影,当教育处的负责人。电影处既拍故事性的影片,又拍军事教育影片,《地道战》《地雷战》这些有名的军事题材故事片就是我们组织拍摄的。
总之,我这辈子虽然换了很多部门,但始终是搞音乐工作,与音乐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组建联合军乐队
1947年,聂荣臻率部围攻保定。于是,蒋介石从石家庄调来罗历戎的第三军增援保定。罗历戎第三军增援不成,反而自投罗网,被我军全部歼灭了,罗历戎本人也成为我军的阶下囚。罗历戎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聂荣臻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两个人在学校就认识,有师生关系。罗历戎被带到聂荣臻面前后,认为自己肯定会被枪毙,见了聂荣臻就要跪下,聂荣臻赶紧把他扶起来。罗历戎说:老师,我的部队被您打败了,我也被您俘虏了,要杀要砍随老师的便。聂荣臻说:你别在这胡说八道,我们八路军(当时还叫八路军)说好不杀俘虏,就会严格执行这个规定的。这次叫你来不是想杀你,而是要你转变思想,参加解放战争。罗历戎说:十分感谢老师的不杀之恩,我也没什么报答您的,我的军队里有一个50人的乐队,演奏得还不错,老师是不是可以派人把这个乐队集合起来,把乐器收回来,算我献给老师的礼物。聂荣臻想到军区已经扩大,应该有个乐队了,就接受了这个建议,让政治部派人把这个乐队收编过来。当时派的人就是我,因为当时我是抗敌剧社音乐队的队长。
我带领一名十七八岁的同志,各自骑了一辆从罗历戎部缴获的自行车,到保定周围的易县、阜平一带,拿着命令到各个中队把这些人收编回来,把乐器也收上来。到1947年7月,我们把这些人差不多收编起来了。不久,聂荣臻给我们下了一道命令,叫我们组成一个乐队,任命我当队长,还安排了一个政委和一个副队长。乐队刚组织起来不久,石家庄解放了,我们就到石家庄演奏,庆祝胜利解放石家庄。之后,到石家庄南兵营我们住的地方开始训练。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聂荣臻命令我负责组织一个联合军乐队,为阅兵作准备。他没有告诉我是开国大典的阅兵,可能当时还保密,但不久我就知道了。那时候,之前组建的乐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就是以它为基础,联合军队里的小乐队以及北平文工团,组建起联合军乐队的。我们经过精心挑选,选了大约250人组成乐队。这在当时是最大的,中国还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军乐队。
联合军乐队队员的挑选十分严格,当时要求家庭出身很好,基本上要求是工人、贫下中农出身,地主出身的一般不能参加。当然,在旧军队中表现不好的,如好花钱、到处拿东西、生活作风有问题的,都不让参加。这是阅兵指挥部的规定,政治要求十分严格,不容有任何差错。身体条件也有严格要求,身高要在170厘米左右,相差不能太大。军乐队比较特殊,要求要能够演奏,而且要尽量演奏得好、演奏得准。除了这个要求以外还有军容,军乐团走过天安门的时候,也是跟部队一样走,速度和姿态都要求很高。要全部达到这些要求实在困难,贫下中农出身的同志绝大部分演奏水平很低,而且没有什么文化,只会吹一些简单的曲子。他们很多人不识五线谱,也不识简谱。我们只能一个一个教,会的带不会的,然后根据不同的乐器组成不同的小组分开训练,分练熟练以后再合练。这样,我们在天坛的帐篷里面一共训练了三个多月。
组织、指挥开国大典的军乐演奏
在开国大典演奏什么乐曲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用世界其他国家一般用的曲子,如欢迎曲、阅兵进行曲、分列式进行曲等,这些曲子以前国民党也用,所以大家基本上都会,而且都演奏过。但是一位搞音乐的专家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国大典,应该是苏联用什么我们就用什么。当时苏联顾问在场,听了这个意见以后就说很好,当场表示只要我们一旦决定用苏联的,他们可以马上让人从莫斯科给我们送谱子来。我当时考虑后对杨成武说:“杨司令员,我提个意见。”杨成武说:“你说吧。”我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我们革命歌曲改编的进行曲作为这次阅兵的乐曲?”这样,我提出了第三种意见。因为当时我们联合军乐队已经在石家庄搞了训练,训练时常常用我改编的八路军进行曲。我说完以后,杨成武说:“这个意见大家也欢迎。”可是对这三种意见,杨成武说他也不能确定用哪一种好,说把这三种意见报给中央,让中央决定。散会后,杨成武私下对我说比较同意我的意见,但是当时他也不好直接说不同意用苏联的。当天晚上,我把用什么曲子、程序以及三种不同意见写成报告,第二天送给杨成武,杨成武看了以后认为很好,就转给聂荣臻了。聂荣臻看了以后请示周恩来,周恩来看了以后也不能批,就请毛泽东等领导审批。毛泽东看完后批了九个字,这九个字是:“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到现在,中国的典礼音乐一般还以这九个字作为方针。“以我国为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我们国家的为主,但也不是不用外国的,外国的也可以用。比如说欢迎美国总统,可以用些美国的曲子。英国领导人来了,可以用些英国人熟悉的曲子,但是主要用中国的曲子。
解决了这些问题,确定了开国大典上各种乐曲的使用和演奏顺序后,留给我们训练的时间只有三个多星期了,于是我们在黄寺,当年袁世凯训练过新兵的地方,天天进行演奏训练。
我们当时所报的曲目有:(1)阅兵式演奏《东方红》《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解放军进行曲》;(2)分列式演奏《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等;(3)群众游行演奏《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等;(4)烈士纪念碑奠基演奏《哀乐》。
在阅兵式之前,当毛泽东等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时,我们演奏了三遍《东方红》,以便让群众知道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奏三遍《义勇军进行曲》,奏完国歌,28响礼炮刚刚鸣完,国旗正好升到旗杆顶。然后举行阅兵式,军乐队演奏阅兵式乐曲。国歌虽于9月27日已经通过,但到9月30日才正式通知,因排练仓促,只用主调加空八度低音伴奏。演奏哪些乐曲及其顺序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当时没有报话机之类的设备,当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时,城楼上怎样通知我们开始奏《东方红》呢?为这个事情,我们颇费了一番脑筋。后来华北军区宣传部部长张致祥偶然看了一下城楼上的红旗,计上心来:决定用小红绸子在城墙上挥一挥,表示让我开始指挥奏乐。
10月1日,我们进入天安门以前,阅兵指挥部给我们所有部队下了一个死命令。杨成武亲自给我们宣读,他说这次阅兵是新中国的首次演出,这次任务一定要完成好,中央规定这次的任务,所有部队、所有人一定要遵守纪律,服从指挥,不许个人乱动,哪怕天上国民党扔炸弹,扔刀子,大家也要一动不动,抱着牺牲的精神来完成这个任务。
杨成武说得并不夸张,在天安门阅兵前一个星期,国民党还派飞机轰炸过南苑。所以,国民党也可能来轰炸天安门。为了防止国民党来轰炸,我们防卫很严格,天安门周围从东西墙、南墙到天安门北边防卫都很严。我们原来准备在10月1日上午10点钟举行开国大典,但是临时而秘密地改动了,改在10月1日下午3点钟举行阅兵,上午大家休息。后来知道,国民党原来是准备来破坏的,而且国民党在北平的地下特务组织还在宣武门准备炮击天安门。
开国大典时,我们军乐队一共站了6个多小时,下午2点钟开始进去,一直到晚上8点多。这几个钟头在里面站着,一动都没有动。其他参加阅兵的同志,从天安门走过去可能最多半个钟头就完事了。可是我们军乐队在6个小时里,都要一动不动,这确实是很困难的。但大家都非常听指挥,除了演奏以外没有一个说话和乱动的。10月1日上午10点以前,我让大家睡觉,睡到10点开始准备,11点到12点开始吃饭,吃饭不能太多,然后喝点水,也不能太多。中午12点,军乐队进入天安门东侧军区库房大院休息,下午1点以前,我们就在那里大小便和喝水。因为当时规定军乐队所有队员进去前一律大小便,并让喝一点点水,但不能多喝,入场以后就再也不准动了。
下午1点,我们集合列队,按规定检查着装及携带的乐器。排好队以后,阅兵指挥部参谋和保卫处处长带着保安部队开始对我们进行仔细检查。按照规定,除了乐器,我们全身上下不能够带任何金属物品。检查从我开始,那个保卫处长检查我,然后检查副总指挥和两个分指挥,接着队员一个一个接受检查,非常严格。检查完毕,即由我和副总指挥王建中率领军乐队列队进入天安门。我们分两队,一队由张则恭分指挥带队,另一队由张仁辅分指挥带队。下午2点,我们向总指挥部报告列队完毕。
下午2时30分之后,张致祥一直守候在城楼西侧毛泽东登楼处,看着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级级往上登。我手戴白手套,站于电车道北侧,面对天安门,注视着天安门左侧第一旗杆下的张致祥。当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登天安门时,张致祥立即向乐队挥动了红绸子。我立即指挥军乐队奏响了第一支乐曲《东方红》。然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天安门前的部队及群众挥帽致意。下午3点,典礼司仪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现在开始。”之后,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毛泽东宣布的声音一落,我就等待司仪发命令指挥军乐队演奏国歌。但司仪当时可能太紧张,只提到了鸣礼炮、升国旗,而没有宣布奏国歌。我稍一考虑,就临机处置,按预先规定程序指挥奏起了国歌。这时,全场欢呼声雷动。
司仪宣布阅兵式开始后,我指挥军乐队奏响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聂荣臻从东三座门乘敞篷车到东华表,朱德总司令乘敞篷车从天安门出来过金水桥,在东华表两车相会,我指挥乐队暂停,然后聂荣臻向朱德总司令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列队完毕,请检阅!”朱总司令还礼后,驱车自东向西检阅部队。这时,我又指挥军乐队奏响《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
阅兵式结束后,朱德、聂荣臻登上天安门城楼。朱总司令发表了继续进军、解放全中国的命令。紧接着,分列式、徒步方队行进时,我们演奏《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骑兵部队行进时,我们演奏《骑兵进行曲》;炮兵部队行进时,我们演奏《炮兵进行曲》;坦克部队、飞行大队行进时,我们演奏《战车进行曲》和《航空员进行曲》。
最后,联合军乐队纵队向东,至东三座门列队击鼓向天安门前进。到敬礼线奏《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我作为总领队行举手礼,副总指挥王建中执旗指挥,到西三座门奏乐完毕。至此,全部阅兵结束。
这时乐队从西三座门南侧排列成纵队向东,到天安门前原军乐队位置为群众游行演奏,曲目有《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灯塔》《解放区的天》等。
当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进入东三座门时,为了突出游行的学生,我们军乐队停止了演奏。清华大学的管乐队奏响了《团结就是力量》,昂首阔步走过天安门。群众游行结束后,天安门前的群众欢呼着涌向金水桥,我指挥军乐队演奏《团结就是力量》的乐曲,以密集队形走向金水桥。
毛泽东说,要组建千人军乐团
开国大典以后,我被调到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当副主任兼上海交响乐团团长。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典礼的时候,组织了500人的军乐队,这在当时应该算是规模很大的了。但毛泽东看见天安门下面这么大的城门,这么大的地方,这么点儿演奏人员,说了一句: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天安门也这么大,我们军乐队太小了。他还说不如组织一个1000人的军乐团,所以1950年国庆节以后,中央下达了让北京军区筹办千人军乐团的命令。
筹办千人军乐团的事由聂荣臻负责。我长期在聂荣臻手下工作,互相比较熟悉,他知道我是搞音乐的,而且他还让我组织过开国大典军乐演奏,几次组建军乐队,有一定的经验。所以,当考虑由谁来当军乐团团长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想到了我。大概是1951年3月,组织上就把我从上海调回北京,并让我立即筹办军乐团。不久就成立了一个我为主任,有两个副主任,大概六七个人的筹办组。筹办组经过认真考虑、充分讨论和细致安排后,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军委从全军各个军区调一些比较好的军乐演奏人员。我们原来准备要调1000人,但后来调来的人员有1500人。当时国家经济很困难,经费拮据,但聂荣臻硬是从有限的经费中拨出旧人民币80亿元用于建设军乐团。军乐团用40亿元向捷克斯洛伐克订购了1000件乐器,余下的40亿用于扩建营房。7月以后,我们把这1500人集合起来开始训练队列、练曲。1951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庆典的时候,我们军乐团第一次登台亮相,当时所有集中训练的人员没有经过挑选就全上了。直到现在,这支军乐团也是参加国庆典礼规模最大的。
一辈子从事军乐工作,我无怨无悔,但也遇到过不少尴尬的事情。1951年我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兼总指挥时,父亲来信说:“老家的乡亲们说你参加革命那么些年,原来是个吹鼓手。”字里行间就能看出乡亲们流露出的不屑。
组建军乐团以后,部分团员对专职演奏军乐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将自己与旧社会办红白喜事时吹吹打打的吹鼓手画等号。谁都知道,吹鼓手在旧社会是最底层的行业,遭人冷眼。所以,有的演奏员甚至不敢将自己的职业告诉家人,只说自己是技术兵。有的给家里写信时,连信封上都不敢写“军乐团”字样,信由驻地老乡转发。我告诉他们,干军乐这一行同样是革命的需要,军乐队队员只有自己看得起自己,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我还要求大家把军乐当做艺术来看待,用功苦练,尽快提高演奏技艺,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艺术家。后来,军乐队的许多队员成长为新中国音乐事业的栋梁之材。当然,这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军乐队的关心分不开。1950年国庆节,当军乐队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时,毛泽东挥臂高呼:“军乐队万岁!”毛泽东这句重似泰山的评价,使全体军乐队员为之振奋。(责任编辑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