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廿六载锦绣道路一朝启航
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香山路的一座花园楼房里，写下了他为积贫积弱的中国绘制的复兴蓝图《建国方略》。在这幅蓝图里，他提出扩建黄浦江右岸，以“新黄浦滩”为基地建设一个“东方大港”的设想。
1921年，黄炎培为家乡的发展而奔波呼告，修筑铁路、创办大学、设置特区，浦东已然蠢蠢欲动。然而，山河破碎、兵连祸结的国家现实，只能让浦东与繁华擦身而过。
1949年，上海解放了。共和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办公室，就位于正对浦东的黄浦江畔。多少次，他伫立在窗前眺望着东岸，动情地说，浦东是块处女地，一江之隔，就变成了遥远的地方，多可惜啊！
开发浦东，建设浦东，承载了几代人美好的梦想。
20世纪80年代末期，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国内整顿经济秩序，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事业遭遇严峻挑战。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同时孕育着巨大的转机，历史最终选择了上海，几经酝酿，浦东开发的构想，上升为面向世界的国家发展战略。
构想开发浦东，最初的出发点是开拓上海城市空间、更新基础设施和实现产业转移。从1984年开始，上海市政府主持修编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上海市城市规划方案汇报的提纲》并向中央汇报。1986年10月，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提出：“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新区，要尽快修建黄浦江大桥及隧道等工程，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高校和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新居住区，使浦东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1987年7月，上海市成立开发浦东联合咨询小组，次年5月，邀请140多名中外专家举行“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学者谏言，坊间热议，浦东开发箭在弦上。
亲手为浦东翻开历史新篇章的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1990年年初，他在听取时任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汇报关于浦东开发准备工作的内容时，明确表示：“这是个好事，早该如此。”回到北京后，邓小平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
在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下，邓小平以其战略家的眼光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指出“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之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带领有关部委负责人，对浦东开发问题进行实地考察和专题研究。1990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6月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原则同意上海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请示，指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一定要切实办好。”这样，浦东开发开放就从上海地方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心系浦东开放开发
从浦东开发之始，党中央对浦东开发的关怀一以贯之，历届中央领导都给予浦东开发亲切的指导和支持。
小平同志是浦东开发的主要决策者和奠基者，在浦东开发正式启动后，邓小平同志对浦东开发和上海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论述。他来沪考察时再三叮咛：这是本世纪末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你们要在本世纪末交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份满意答卷。他要求“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上海的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1992年春天，他视察武昌、深圳等地后来到上海，提出浦东开发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指出，起点高，关键是思想起点要高，后来居上。1994年最后一次来上海时再次嘱托：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一系列战略思考和重要指示，成为上海抓住历史机遇、赢得大发展的重要指针。
江泽民同志曾先后十次到浦东考察，他强调，“把浦东开发开放搞得更好，不仅在经济建设上成为龙头，而且在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方面起带头示范作用。”
胡锦涛同志在上海调研时指出，“要继续搞好浦东开发开放，加快体制创新，不断提高外向型经济层次，努力在更高起点上实现快速
发展。”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对浦东开发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同志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就多次强调，“坚持高举浦东开发开放的旗帜”“进一步深刻认识开发开放浦东这项国家战略的重大意义，深入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在视察浦东时指出，“浦东发展增加一些经济总量固然好，但它的意义不限于此，而在于窗口作用、示范意义，在于敢闯敢试、先行先试，在于排头兵的作用”。在连续四年参加全国人代会上海团审议时，多次要求上海“更好地发挥浦东作用，推动重大改革举措在浦东先行先试”。
浦东开发第一步“规划先行”
开发开放浦东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要在短短几十年间从一片基本农村化的土地上建起一座现代化新城区，必须推行超常的发展战略，快速推进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为了实现高起点开发，市委、市政府从建设之初就把规划面向21世纪的新浦东放在突出位置，要求坚持规划先行、法制先行、高新技术先行，严格规范开发秩序，优化管理规程。按照“规划先行”的开发思路，就是在大体量开发之前经过科学规划论证。确定以国家级开发区建设带动城区发展的思路，引入了“组团”“分区”等概念，采取了多心组团的规划布局。规划一旦确定就不可随意变动，经过人大审议，具有法律性质。以后的任何变动都必须谨慎论证，并经过一定程序，不能换了一任领导就变动一轮规划，确保几十年如一日接续建设。分布在浦东东西南北的外高桥、陆家嘴、张江、金桥都按照各自的规划成片建设，最终形成彼此相连，功能完备的整体格局。 “惜土如金”，就是不搞跑马圈地，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做法。即使在开发初期，浦东对于国内外投资者也没有“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而是用全球化和前瞻性的眼光精心挑选投资项目，以提高浦东地区的产业能级。浦东对新建项目的环保评估很严格，先后否决了投资巨大的纸浆厂、印染厂、染料厂、显像管厂等项目100多个，有个别项目入驻后被查出排污超标，环保部门也会果断地把它“请”出浦东。浦东就这样在“挑挑拣拣”中赋予了各开发园区精准的市场定位和产业导向，实现了土地价值的最大化。
小陆家嘴沿岸CBD地区1.7平方公里的规划招标，是体现浦东规划理念的最佳范例。中国需要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是怎么建设？基础设施、机构、交通、空间如何配套？大家都缺少经验。在浦东规划编制过程中，邀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1992年10月，浦东开发办公室对陆家嘴沿岸CBD地区规划进行国际招标，吸引了多国著名事务所的30多名设计师参与，其中英国、意大利、法国、日本和中国的五个方案各有千秋。经比选，以中国和英国的方案为主，吸收各方好的元素，最终形成了目前的方案。当时正在上海访问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感叹道：“你们正在进行一场世界的奥林匹克建筑设计大赛，我祝你们成功。”1993年12月，经市人大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个集国际智力的规划方案—陆家嘴中心区规划。1998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决定将该规划模型作为文物永久收藏。
陆家嘴开发区的成功规划，瞄准了世界城市建设的新标准，为相继规划建设的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等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奏响了序曲。当年金桥开发区在规划时，超越常规开发区“七通一平”的建设标准，提出了更高的“九通一平”，增加“VSAT（较小口径天线）通信”和“集中供热”，把原本许多林立的烟囱改为“一个烟囱”集中供热。同时，还充分考虑到生产和生活的融合，建造了美丽的碧云社区，一个理想的产城融合的典范就此诞生。外高桥当年一片海滩和农田，建成后的综合保税区税收占到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总量的一半以上，2013年更是成为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正是对高标准规划、高起点开发的坚持，浦东逐步具备了承载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个中心”核心功能区的基础。围绕“四个中心”目标，浦东以提升资源配置能力为着力点，在开发初期规划的四个国家级开发区以后，又先后重点规划建设了临港地区、世博地区、国际旅游度假区和祝桥地区，形成了面向“十三五”的生产力布局。26年的发展实践证明，“规划先行”等科学理念指导下的开发开放前瞻而富有成效，在未来必将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
率先实行生产要素市场化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一个龙头，三个中心”（1998年加上国际航运中心）这一重大决策明确了浦东开发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定位。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小平同志这段著名的论断，成为浦东开发“金融先行”的指针。在中央及各部委的大力支持下，浦东开发打出了三张牌，采取联动浦东浦西，依托长三角和全国的力量，引入国际资本这三种方式，打出了“上海牌”“中华牌”和“国际牌”，引发市场“集聚效应”，国内外金融机构纷纷开始在浦东试水。众多跨国机构很快意识到浦东在中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战略中的地位，迅速拉开了抢滩序曲，浦东的要素市场建设开始高潮迭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钻石交易所、上海产权交易所等一一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落户。这些交易平台的建立，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搭建起了金融要素体系，国内外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进了这个巨大的财富中心。2015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额133万亿元。上海期货交易所期货成交额127万亿元，浦东已然成为全国要素市场的高地。
作为核心市场要素的土地，浦东开创的“土地实转、资金空转、成片开发、滚动开发”的模式，为开发起步创造了良好条件，并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创下多个第一。所谓“土地实转、资金空转”，是政府按照土地出让价向开发公司开出支票，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资本投入，并成为该开发公司的国家股股东；开发公司将此支票背书后，作为土地出让金支付，交给土地管理部门，并签订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合同；土地管理部门出让土地使用权后，再将从开发公司得到的出让金（支票）收入全部上缴给财政部门。以开发公司取代政府而作为开发主体，使土地的有偿使用得以实现。政府对土地价值的提前预支，避免了资金的直接投入，降低了土地开发成本，加速了土地开发一级市场循环，成为浦东改革的经典案例。
随着国际金融中心的日渐成型，浦东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步伐也在加快。得益于浦东洋山深水港和外高桥港的蓬勃发展，从2010年起，上海港首次超越新加坡成为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预测2017年上海港的年吞吐量将突破4000万标准箱，这个数字是全球港口年吞吐量的1/10。上海航空枢纽运输保障能力也在不断提升，浦东国际机场2015年货邮吞吐量高达327万吨，位居全球前三。“四个中心”建设的先行实践，当然也会率先碰见深层次问题。改革，仍是浦东思考的原点，突破“单船单机融资租赁”瓶颈是最好的例证。
作为国际市场上飞机、船舶和大型设备的主要消费国，中国已是世界上使用融资租赁业务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国内租赁市场不发达，目前国内航空租赁市场90%以上的份额为外资租赁公司长期占据。经过反复探索，2010年起，浦东与海关、外汇、海事、财政、税务、工商等监管部门之间达成一致，正式为6家单船单机项目公司发放营业执照，经营融资租赁业，为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提供重要的产业链配套，实现了金融配套与航运服务的协调发展。现在浦东已成为国内融资租赁最集聚的地区之一，共有企业400多家，注册资本超过1600亿元。 率先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时代的发展总是不断赋予浦东以新的命题。随着改革的深入，单项的改革突破成效已不再显著，必须进入深层次综合性的改革布局。2005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浦东率先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紧盯“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目标，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核心，加快政府管理创新。
开发之初，浦东一手约束权力，打造“小政府”；一手把握活力，共建“大社会”。浦东在每万人行政编制数全市最低的基础上，进一步压缩机构编制。2014年各区级机关累计核减行政编制299名，精简率为15%，核减内设机构39个，核减率为16%。“精兵”的同时实施“简政”，经过6轮行政审批体制改革，浦东行政审批事项从原先的724项减少到204项，平均承诺审批时限从法定22个工作日压缩到2个工作日，平均审批环节从3.4个精简到2.8个。办事程序少了，时间短了，但效率高了，服务多了，企业和百姓都得到了真正的便利。
2014年1月，浦东在全市率先启动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将工商分局、质监局、食药监分局“三合一”，成立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构建起一个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大市场监管体系，又将原隶属区发改委的价格监督检查职能、人员整体划入，打破了市场监管分段管理模式，变“九龙治水”为一龙治水，变多顶“大盖帽”多次检查为一顶“大盖帽”一次检查。
“以前检查内容包括原工商的索证索票检查、原质监的公平秤校准、原食药监的食品安全检测。三个部门要上三次门，现在一次检查好，这样的改革很方便。”浦东洋泾市场监管所所长管莉有感而发。在“三合一”经验全市推广的过程中，浦东又趁热打铁，把分散在知识产权部门的专利、新闻出版部门的版权和工商部门的商标等实现“新三合一”，建立全国首家单独设立的知识产权局。实现了专利、商标、版权的集中管理和综合执法，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为创新型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监管环境。
浦东同样以改革的视角审视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优化公共服务。
浦东以开发区带动城区建设的方式，到一定阶段后会出现在开发区域与行政镇域的管理范围重合。对于交叉地块的管理痼疾，城管队员王建业很有发言权，“过去，镇和园区分别设有一支城管中队。前者无权管理园区企业，后者没有镇区管理职能。想要开展一场整治，必须两队人马同时出动。”2015年3月，张江在全国率先试点“管镇联动”改革，镇里将招商引资功能交给管委会，管委会将社会管理职能交给镇，“做各自擅长的事”。一年的时间，张江的园区、社区都有了明显变化。推广方案已经在类似开发园区呼之欲出。
针对城乡之间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不平衡，浦东出台向郊区倾斜的教育卫生鼓励政策，通过市场化的薪酬体系，引导优秀的人才去农村工作；针对稳定基层干部队伍，实施居民区党组织书记“享编”“进编”；针对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推广村民自治模式，发挥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探索成立全国首个公益服务园、成立医疗卫生服务联合体……
从2005年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至今，浦东经历了三轮“三年行动计划”，共推进了200多项改革试点。2013年，国家发改委对全国11个综改试点地区进行评估。探索实践出的40条改革经验中，11条来自浦东。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努力建成科学发展先行区、“四个中心”核心区、综合改革试验区、开放和谐生态区经济。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浦东，实至名归。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浦东建设科创中心的
核心功能区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1999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实施“聚焦张江”战略，张江的集成电路、软件、生物医药、文化创意等创新产业迅速成长，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张江高科技园区在建园之初，就把目标定位成为国家重要的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的示范基地，创新型人才、研发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与辐射基地，产学研结合综合改革的先试先行
基地。
2015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上海考察调研时，要求上海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为浦东建设科创中心的核心功能区进一步指明了方向，着力发挥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际人才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国家战略的叠加效应，推出“张江创新十条”政策，在股权激励、国资创投、财税扶持、人才集聚方面加大创新突破力度。
在张江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背着书包来创业。”就是说，人才只要有金点子，无需高额的启动资金，背个书包就能来张江创业。只要电话预约，就能以成本价甚至更低的价格使用公共技术服务平台，降低开发成本、缩短研发周期和提高创新效率。以生物医药研发为例，入驻张江高科技园区的生物医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大多存在实验室设备和技术支持、药品注册临床研究服务、药品生产委托加工等问题。张江通过政府资金投入，陆续布设了“新药筛选”“工艺路线设计”“质量研究”“安全性评价”“临床试验”“药品上市”等新药研发八个关键环节上的公共服务平台，为新药从实验室到市场扫平了全部障碍。
目前据统计，全国每三个一类新药就有一个来自张江，浦东新药申报成功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资金中张江的份额占全国1/3……光环的背后，是100余个国家级、市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浦东已成为国内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最密集、最完善的地区之一。
创新离不开人才。浦东历来都把吸引人才当作百年大计，2001年起，浦东赴美举办海外人才招聘会。2007年起，浦东定期举办“海外华人精英浦东行”……同时，浦东新区扶持创新人才实施办法、浦东新区人才户籍引进实施办法、促进人才创新创业14条等一系列招贤纳才的制度保障，推动了浦东科研人才的聚集。目前在浦东从事科技创新的队伍，包括“国际队”——150多家跨国公司研发部门，“国家队”——400余家国内研发机构和高校，“海归队”——1000多支归国创业者团队，还有类似华为研发中心这样的“本土队”——民营企业研发队伍已近万人。 134万的人才总量，为浦东结出了科技创新的累累硕果。截至2015年，浦东共获国家级科学技术奖75项，获市级科学技术奖近500项。2016年3月，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同意上海以张江地区为核心承载区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代表国家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浦东，将成为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越来越强劲的动力引擎。
浦东开发进入“二次创业”的新阶段
2009年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原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这是事关上海和浦东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浦东开发开放进入了“二次创业”的新阶段。产业升级，加速集聚，浦东瞄准了大飞机、海洋工程机械、大型发电设备、航空航天装备……代表国家综合国力的高端制造产业在浦东的祝桥、临港、金桥、张江分别布点，产生越来越大的虹吸效应。
我国首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商用干线客机C919就诞生于位于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中国商用飞机研发中心里，而这里不仅有逐渐成熟的研发设计团队，更有布局完整的高端产业创新链。中国商飞总部、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中国商飞客户服务中心……环环相扣的产业链条，在浦东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布局中接连落地。“从总装基地下线之后，国产大飞机可以直接从浦东机场的专用跑道飞往全世界！”
1.6万平方米的迪斯尼乐园也落户浦东。根据预测，上海迪斯尼乐园开园一年内游客将达到1000万左右，收入达到100亿元左右，直接产生1.5万个工作岗位，同时还将间接产生大量餐饮、住宿、影视、会展、金融等上下游衍生性产业，而这也正是浦东依托重大功能项目，谋求提升现代服务业能级的切入点。
大飞机起飞、迪斯尼开园，是浦东产业升级转型的两个侧影。从2011年以来，浦东相继出台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财政扶持办法、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实施意见、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等。针对不同产业类型，浦东不搞“一刀切”或“大水漫灌”，而是因业施策、分类转型。对于生物医药等有发展优势的产业，通过制度突破、政策扶持、用地保障、优化布局等方法和措施，紧盯每一个重大技术突破，加大产业化扶持的力度；对于工业机器人、新能源装备等已经取得技术突破、尚在培育市场阶段的产业，侧重创新财政扶持的途径和方法，在示范应用、拓展市场上更加有效地帮助企业，尤其是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对于“三高”等落后产能，通过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改造、鼓励企业由制造向服务业延伸、保留研发和销售“两头在沪”格局进行升级。
如今的浦东，“四个中心”功能进一步加强，金融的核心支柱地位，航运的枢纽中转作用，贸易的辐射服务范围明显提高。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入，必将越来越贴合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现在面临的资源禀赋约束日益强化，传统的办法难以解决转型发展的问题。调整产业结构、城乡均衡发展等二次创业的任务，没有一件不需要靠改革来解决、靠制度的创新来推进。”区委书记沈晓明在区委全会上的一段话，为浦东产业的未来方向做了最好的注脚。
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是浦东开发最大的软成果。在浦东，有一个数据一直为人津津乐道：根据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德勤的报告，外商在浦东投资平均成功率达到68%，即开办三家公司能成功两家，比全国平均水平30%高出一倍以上。高效便捷的政府服务、功能集聚的商务环境、宜业宜居的国际化配套，让浦东成为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总部经济高地。截至目前，浦东已汇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46家，其中具备全球事业部或亚太区总部功能的达106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及其在浦东子公司合计年营业收入已超过9500亿元，纳税额超过600亿元。
与此同时，浦东拥有国内大企业总部158家，内资总部年营业收入合计超过5000亿元，利税超过60亿元。浦东近年来，还针对民营经济从事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服务业、航运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出台专项扶持政策，进一步提高审批效能、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增强财政支持、完善孵化基地。即将出台的《浦东促进民营经济转型升级若干意见》，将在浦东进一步实现外资与民营经济比翼齐飞的开放式经济格局。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加快发展的实践
外高桥位于上海的最东北角。去过的人都知道，岸边长着密密匝匝的一片片芦苇，再往前就是大海了。由一道围网隔开的两个区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关内”和“关外”。“关外”这10平方公里的区域，就是外高桥保税区（保税区是中国特色的名词，国际上使用的一般是自由贸易区）。早在1990年浦东开发之初，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就已经悄然萌芽。外高桥作为国内的第一个保税区，在浦东开发的同年设立，并很快成为国内经济规模最大、业务功能最丰富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从中央当时的政策看，外高桥保税区享有：贸易自由、货币自由和货物进出口自由。其中贸易自由对当时非常严格的贸易管制是一个重要突破，打破了仅在生产型企业的招商引资，在贸易和服务贸易方面招商引资有所突破，因此英文翻译时用了“自由贸易区”，这也是为了和国际接轨。中文名按国家文件仍叫保税区。
曾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外高桥保税区离上海的市中心是最远的，同时又是离世界最近的。因为它离国际惯例和国际通行规则最近，它离跨国公司的企业需求最近。随后，外高桥保税区逐步扩容，将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区域逐步纳入，形成了面积28.78平方公里的上海综合保税区。其中，洋山保税港区是我国第一个保税港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具有浦东机场亚太航空复合枢纽港优势，从而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外高桥保税区的探索实践，以及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作用地位，让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落地终成现实。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包括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物流园区、洋山港保税区以及空港综合保税区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在上海浦东外高桥举行挂牌仪式，标志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启动运作。 上海自贸试验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物贸易自由化区域，它承担着中国下一轮改革开放试验田的重任，而改革的重点是政府管理体制按照国际惯例进行重构，就是通过先行先试，使试验区形成与国际经贸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成为我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以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例，之前在我国的外商投资目录，里面有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船员外派”的内容，不在这三类里，审批部门找不到批准的依据，也找不到不批的依据。
如今国际上投资贸易的新规则，要求一国政府把不让外资从事的领域明确列出来，表明政府权力的边界，这就是负面清单。列进单子，意味着限制，不列进就意味开放。
2013年，上海市政府颁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该规定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国务院规定对国内投资项目保留核准的除外），将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
2014版负面清单出台前，船舶代理开放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消息一传出来，反对者坐不住了，认为外资进来，挤压内资；争取者说，国企不能老在保护下生存。反对者说，外资进来我们赚不到钱；争取者说，这才是回归市场。在这样反复争取和磨合中，自贸区再次开放了31个领域。船舶代理业务，允许外资参股比例提高到51%。
清单厘清了原来模糊的权力边界——法无禁止皆可为。负面清单，不仅终结了我国延续30多年的外商投资审批制度，也与国际新规划接了轨。
随着已成熟经验的复制推广，自贸区的溢出效应开始显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将成为全国标准。2015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由国务院统一制定发布；从2015年至2017年，在部分地区试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积累经验、逐步完善，探索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及相应的体制机制，从2018年起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通知》精神，除涉及法律修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事项外，这些成果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2015年，自贸区新设企业数1.8万家，同比增长20%。一年新设企业数量相当于浦东过去25年来新设企业总数的1/10。其中，有税收记录的新设企业占比达七成。
2014年12月28日，国务院决定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设立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贸试验区，并扩展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范围。2015年3月1日，自贸区试验覆盖至浦东全部区域，也是全国最大的自贸区，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更大的检验和压力测试空间……
浦东与改革相生相伴，20世纪90年代初浦东开发开放以昂扬的姿态宣布了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后各项体制机制的统筹完善，作为国家首个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浦东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理论创新，浦东以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首创经验；当下，在国家“推进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浦东进一步围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布局核心功能，紧紧围绕国家战略的根本使命，当好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26年来，浦东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60亿元跃升到7898亿元，经济总量占到全市的1/3。财政总收入从1990年不到10亿元跃升到3089亿元……
26岁，一如风华正茂的青年，“二次创业”的浦东自当始终牢记国家使命，勇挑改革重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一往无前。浦东开发是一份答卷，在这份答卷上，标注着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时代新命题、发展方程式和解题新方式。浦东开发更是一面旗帜，在这面国家战略的旗帜上，诠释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编辑 杨 琳）
（本文作者是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香山路的一座花园楼房里，写下了他为积贫积弱的中国绘制的复兴蓝图《建国方略》。在这幅蓝图里，他提出扩建黄浦江右岸，以“新黄浦滩”为基地建设一个“东方大港”的设想。
1921年，黄炎培为家乡的发展而奔波呼告，修筑铁路、创办大学、设置特区，浦东已然蠢蠢欲动。然而，山河破碎、兵连祸结的国家现实，只能让浦东与繁华擦身而过。
1949年，上海解放了。共和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办公室，就位于正对浦东的黄浦江畔。多少次，他伫立在窗前眺望着东岸，动情地说，浦东是块处女地，一江之隔，就变成了遥远的地方，多可惜啊！
开发浦东，建设浦东，承载了几代人美好的梦想。
20世纪80年代末期，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国内整顿经济秩序，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事业遭遇严峻挑战。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同时孕育着巨大的转机，历史最终选择了上海，几经酝酿，浦东开发的构想，上升为面向世界的国家发展战略。
构想开发浦东，最初的出发点是开拓上海城市空间、更新基础设施和实现产业转移。从1984年开始，上海市政府主持修编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上海市城市规划方案汇报的提纲》并向中央汇报。1986年10月，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提出：“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新区，要尽快修建黄浦江大桥及隧道等工程，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高校和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新居住区，使浦东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1987年7月，上海市成立开发浦东联合咨询小组，次年5月，邀请140多名中外专家举行“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学者谏言，坊间热议，浦东开发箭在弦上。
亲手为浦东翻开历史新篇章的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1990年年初，他在听取时任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汇报关于浦东开发准备工作的内容时，明确表示：“这是个好事，早该如此。”回到北京后，邓小平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
在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下，邓小平以其战略家的眼光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指出“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之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带领有关部委负责人，对浦东开发问题进行实地考察和专题研究。1990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6月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原则同意上海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请示，指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一定要切实办好。”这样，浦东开发开放就从上海地方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心系浦东开放开发
从浦东开发之始，党中央对浦东开发的关怀一以贯之，历届中央领导都给予浦东开发亲切的指导和支持。
小平同志是浦东开发的主要决策者和奠基者，在浦东开发正式启动后，邓小平同志对浦东开发和上海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论述。他来沪考察时再三叮咛：这是本世纪末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你们要在本世纪末交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份满意答卷。他要求“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上海的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1992年春天，他视察武昌、深圳等地后来到上海，提出浦东开发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指出，起点高，关键是思想起点要高，后来居上。1994年最后一次来上海时再次嘱托：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一系列战略思考和重要指示，成为上海抓住历史机遇、赢得大发展的重要指针。
江泽民同志曾先后十次到浦东考察，他强调，“把浦东开发开放搞得更好，不仅在经济建设上成为龙头，而且在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方面起带头示范作用。”
胡锦涛同志在上海调研时指出，“要继续搞好浦东开发开放，加快体制创新，不断提高外向型经济层次，努力在更高起点上实现快速
发展。”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对浦东开发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同志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就多次强调，“坚持高举浦东开发开放的旗帜”“进一步深刻认识开发开放浦东这项国家战略的重大意义，深入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在视察浦东时指出，“浦东发展增加一些经济总量固然好，但它的意义不限于此，而在于窗口作用、示范意义，在于敢闯敢试、先行先试，在于排头兵的作用”。在连续四年参加全国人代会上海团审议时，多次要求上海“更好地发挥浦东作用，推动重大改革举措在浦东先行先试”。
浦东开发第一步“规划先行”
开发开放浦东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要在短短几十年间从一片基本农村化的土地上建起一座现代化新城区，必须推行超常的发展战略，快速推进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为了实现高起点开发，市委、市政府从建设之初就把规划面向21世纪的新浦东放在突出位置，要求坚持规划先行、法制先行、高新技术先行，严格规范开发秩序，优化管理规程。按照“规划先行”的开发思路，就是在大体量开发之前经过科学规划论证。确定以国家级开发区建设带动城区发展的思路，引入了“组团”“分区”等概念，采取了多心组团的规划布局。规划一旦确定就不可随意变动，经过人大审议，具有法律性质。以后的任何变动都必须谨慎论证，并经过一定程序，不能换了一任领导就变动一轮规划，确保几十年如一日接续建设。分布在浦东东西南北的外高桥、陆家嘴、张江、金桥都按照各自的规划成片建设，最终形成彼此相连，功能完备的整体格局。 “惜土如金”，就是不搞跑马圈地，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做法。即使在开发初期，浦东对于国内外投资者也没有“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而是用全球化和前瞻性的眼光精心挑选投资项目，以提高浦东地区的产业能级。浦东对新建项目的环保评估很严格，先后否决了投资巨大的纸浆厂、印染厂、染料厂、显像管厂等项目100多个，有个别项目入驻后被查出排污超标，环保部门也会果断地把它“请”出浦东。浦东就这样在“挑挑拣拣”中赋予了各开发园区精准的市场定位和产业导向，实现了土地价值的最大化。
小陆家嘴沿岸CBD地区1.7平方公里的规划招标，是体现浦东规划理念的最佳范例。中国需要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是怎么建设？基础设施、机构、交通、空间如何配套？大家都缺少经验。在浦东规划编制过程中，邀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1992年10月，浦东开发办公室对陆家嘴沿岸CBD地区规划进行国际招标，吸引了多国著名事务所的30多名设计师参与，其中英国、意大利、法国、日本和中国的五个方案各有千秋。经比选，以中国和英国的方案为主，吸收各方好的元素，最终形成了目前的方案。当时正在上海访问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感叹道：“你们正在进行一场世界的奥林匹克建筑设计大赛，我祝你们成功。”1993年12月，经市人大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个集国际智力的规划方案—陆家嘴中心区规划。1998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决定将该规划模型作为文物永久收藏。
陆家嘴开发区的成功规划，瞄准了世界城市建设的新标准，为相继规划建设的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等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奏响了序曲。当年金桥开发区在规划时，超越常规开发区“七通一平”的建设标准，提出了更高的“九通一平”，增加“VSAT（较小口径天线）通信”和“集中供热”，把原本许多林立的烟囱改为“一个烟囱”集中供热。同时，还充分考虑到生产和生活的融合，建造了美丽的碧云社区，一个理想的产城融合的典范就此诞生。外高桥当年一片海滩和农田，建成后的综合保税区税收占到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总量的一半以上，2013年更是成为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正是对高标准规划、高起点开发的坚持，浦东逐步具备了承载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个中心”核心功能区的基础。围绕“四个中心”目标，浦东以提升资源配置能力为着力点，在开发初期规划的四个国家级开发区以后，又先后重点规划建设了临港地区、世博地区、国际旅游度假区和祝桥地区，形成了面向“十三五”的生产力布局。26年的发展实践证明，“规划先行”等科学理念指导下的开发开放前瞻而富有成效，在未来必将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
率先实行生产要素市场化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一个龙头，三个中心”（1998年加上国际航运中心）这一重大决策明确了浦东开发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定位。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小平同志这段著名的论断，成为浦东开发“金融先行”的指针。在中央及各部委的大力支持下，浦东开发打出了三张牌，采取联动浦东浦西，依托长三角和全国的力量，引入国际资本这三种方式，打出了“上海牌”“中华牌”和“国际牌”，引发市场“集聚效应”，国内外金融机构纷纷开始在浦东试水。众多跨国机构很快意识到浦东在中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战略中的地位，迅速拉开了抢滩序曲，浦东的要素市场建设开始高潮迭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钻石交易所、上海产权交易所等一一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落户。这些交易平台的建立，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搭建起了金融要素体系，国内外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进了这个巨大的财富中心。2015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额133万亿元。上海期货交易所期货成交额127万亿元，浦东已然成为全国要素市场的高地。
作为核心市场要素的土地，浦东开创的“土地实转、资金空转、成片开发、滚动开发”的模式，为开发起步创造了良好条件，并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创下多个第一。所谓“土地实转、资金空转”，是政府按照土地出让价向开发公司开出支票，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资本投入，并成为该开发公司的国家股股东；开发公司将此支票背书后，作为土地出让金支付，交给土地管理部门，并签订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合同；土地管理部门出让土地使用权后，再将从开发公司得到的出让金（支票）收入全部上缴给财政部门。以开发公司取代政府而作为开发主体，使土地的有偿使用得以实现。政府对土地价值的提前预支，避免了资金的直接投入，降低了土地开发成本，加速了土地开发一级市场循环，成为浦东改革的经典案例。
随着国际金融中心的日渐成型，浦东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步伐也在加快。得益于浦东洋山深水港和外高桥港的蓬勃发展，从2010年起，上海港首次超越新加坡成为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预测2017年上海港的年吞吐量将突破4000万标准箱，这个数字是全球港口年吞吐量的1/10。上海航空枢纽运输保障能力也在不断提升，浦东国际机场2015年货邮吞吐量高达327万吨，位居全球前三。“四个中心”建设的先行实践，当然也会率先碰见深层次问题。改革，仍是浦东思考的原点，突破“单船单机融资租赁”瓶颈是最好的例证。
作为国际市场上飞机、船舶和大型设备的主要消费国，中国已是世界上使用融资租赁业务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国内租赁市场不发达，目前国内航空租赁市场90%以上的份额为外资租赁公司长期占据。经过反复探索，2010年起，浦东与海关、外汇、海事、财政、税务、工商等监管部门之间达成一致，正式为6家单船单机项目公司发放营业执照，经营融资租赁业，为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提供重要的产业链配套，实现了金融配套与航运服务的协调发展。现在浦东已成为国内融资租赁最集聚的地区之一，共有企业400多家，注册资本超过1600亿元。 率先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时代的发展总是不断赋予浦东以新的命题。随着改革的深入，单项的改革突破成效已不再显著，必须进入深层次综合性的改革布局。2005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浦东率先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紧盯“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目标，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核心，加快政府管理创新。
开发之初，浦东一手约束权力，打造“小政府”；一手把握活力，共建“大社会”。浦东在每万人行政编制数全市最低的基础上，进一步压缩机构编制。2014年各区级机关累计核减行政编制299名，精简率为15%，核减内设机构39个，核减率为16%。“精兵”的同时实施“简政”，经过6轮行政审批体制改革，浦东行政审批事项从原先的724项减少到204项，平均承诺审批时限从法定22个工作日压缩到2个工作日，平均审批环节从3.4个精简到2.8个。办事程序少了，时间短了，但效率高了，服务多了，企业和百姓都得到了真正的便利。
2014年1月，浦东在全市率先启动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将工商分局、质监局、食药监分局“三合一”，成立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构建起一个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大市场监管体系，又将原隶属区发改委的价格监督检查职能、人员整体划入，打破了市场监管分段管理模式，变“九龙治水”为一龙治水，变多顶“大盖帽”多次检查为一顶“大盖帽”一次检查。
“以前检查内容包括原工商的索证索票检查、原质监的公平秤校准、原食药监的食品安全检测。三个部门要上三次门，现在一次检查好，这样的改革很方便。”浦东洋泾市场监管所所长管莉有感而发。在“三合一”经验全市推广的过程中，浦东又趁热打铁，把分散在知识产权部门的专利、新闻出版部门的版权和工商部门的商标等实现“新三合一”，建立全国首家单独设立的知识产权局。实现了专利、商标、版权的集中管理和综合执法，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为创新型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监管环境。
浦东同样以改革的视角审视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优化公共服务。
浦东以开发区带动城区建设的方式，到一定阶段后会出现在开发区域与行政镇域的管理范围重合。对于交叉地块的管理痼疾，城管队员王建业很有发言权，“过去，镇和园区分别设有一支城管中队。前者无权管理园区企业，后者没有镇区管理职能。想要开展一场整治，必须两队人马同时出动。”2015年3月，张江在全国率先试点“管镇联动”改革，镇里将招商引资功能交给管委会，管委会将社会管理职能交给镇，“做各自擅长的事”。一年的时间，张江的园区、社区都有了明显变化。推广方案已经在类似开发园区呼之欲出。
针对城乡之间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不平衡，浦东出台向郊区倾斜的教育卫生鼓励政策，通过市场化的薪酬体系，引导优秀的人才去农村工作；针对稳定基层干部队伍，实施居民区党组织书记“享编”“进编”；针对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推广村民自治模式，发挥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探索成立全国首个公益服务园、成立医疗卫生服务联合体……
从2005年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至今，浦东经历了三轮“三年行动计划”，共推进了200多项改革试点。2013年，国家发改委对全国11个综改试点地区进行评估。探索实践出的40条改革经验中，11条来自浦东。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努力建成科学发展先行区、“四个中心”核心区、综合改革试验区、开放和谐生态区经济。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浦东，实至名归。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浦东建设科创中心的
核心功能区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1999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实施“聚焦张江”战略，张江的集成电路、软件、生物医药、文化创意等创新产业迅速成长，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张江高科技园区在建园之初，就把目标定位成为国家重要的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的示范基地，创新型人才、研发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与辐射基地，产学研结合综合改革的先试先行
基地。
2015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上海考察调研时，要求上海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为浦东建设科创中心的核心功能区进一步指明了方向，着力发挥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际人才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国家战略的叠加效应，推出“张江创新十条”政策，在股权激励、国资创投、财税扶持、人才集聚方面加大创新突破力度。
在张江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背着书包来创业。”就是说，人才只要有金点子，无需高额的启动资金，背个书包就能来张江创业。只要电话预约，就能以成本价甚至更低的价格使用公共技术服务平台，降低开发成本、缩短研发周期和提高创新效率。以生物医药研发为例，入驻张江高科技园区的生物医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大多存在实验室设备和技术支持、药品注册临床研究服务、药品生产委托加工等问题。张江通过政府资金投入，陆续布设了“新药筛选”“工艺路线设计”“质量研究”“安全性评价”“临床试验”“药品上市”等新药研发八个关键环节上的公共服务平台，为新药从实验室到市场扫平了全部障碍。
目前据统计，全国每三个一类新药就有一个来自张江，浦东新药申报成功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资金中张江的份额占全国1/3……光环的背后，是100余个国家级、市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浦东已成为国内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最密集、最完善的地区之一。
创新离不开人才。浦东历来都把吸引人才当作百年大计，2001年起，浦东赴美举办海外人才招聘会。2007年起，浦东定期举办“海外华人精英浦东行”……同时，浦东新区扶持创新人才实施办法、浦东新区人才户籍引进实施办法、促进人才创新创业14条等一系列招贤纳才的制度保障，推动了浦东科研人才的聚集。目前在浦东从事科技创新的队伍，包括“国际队”——150多家跨国公司研发部门，“国家队”——400余家国内研发机构和高校，“海归队”——1000多支归国创业者团队，还有类似华为研发中心这样的“本土队”——民营企业研发队伍已近万人。 134万的人才总量，为浦东结出了科技创新的累累硕果。截至2015年，浦东共获国家级科学技术奖75项，获市级科学技术奖近500项。2016年3月，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同意上海以张江地区为核心承载区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代表国家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浦东，将成为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越来越强劲的动力引擎。
浦东开发进入“二次创业”的新阶段
2009年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原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这是事关上海和浦东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浦东开发开放进入了“二次创业”的新阶段。产业升级，加速集聚，浦东瞄准了大飞机、海洋工程机械、大型发电设备、航空航天装备……代表国家综合国力的高端制造产业在浦东的祝桥、临港、金桥、张江分别布点，产生越来越大的虹吸效应。
我国首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商用干线客机C919就诞生于位于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中国商用飞机研发中心里，而这里不仅有逐渐成熟的研发设计团队，更有布局完整的高端产业创新链。中国商飞总部、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中国商飞客户服务中心……环环相扣的产业链条，在浦东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布局中接连落地。“从总装基地下线之后，国产大飞机可以直接从浦东机场的专用跑道飞往全世界！”
1.6万平方米的迪斯尼乐园也落户浦东。根据预测，上海迪斯尼乐园开园一年内游客将达到1000万左右，收入达到100亿元左右，直接产生1.5万个工作岗位，同时还将间接产生大量餐饮、住宿、影视、会展、金融等上下游衍生性产业，而这也正是浦东依托重大功能项目，谋求提升现代服务业能级的切入点。
大飞机起飞、迪斯尼开园，是浦东产业升级转型的两个侧影。从2011年以来，浦东相继出台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财政扶持办法、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实施意见、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等。针对不同产业类型，浦东不搞“一刀切”或“大水漫灌”，而是因业施策、分类转型。对于生物医药等有发展优势的产业，通过制度突破、政策扶持、用地保障、优化布局等方法和措施，紧盯每一个重大技术突破，加大产业化扶持的力度；对于工业机器人、新能源装备等已经取得技术突破、尚在培育市场阶段的产业，侧重创新财政扶持的途径和方法，在示范应用、拓展市场上更加有效地帮助企业，尤其是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对于“三高”等落后产能，通过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改造、鼓励企业由制造向服务业延伸、保留研发和销售“两头在沪”格局进行升级。
如今的浦东，“四个中心”功能进一步加强，金融的核心支柱地位，航运的枢纽中转作用，贸易的辐射服务范围明显提高。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入，必将越来越贴合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现在面临的资源禀赋约束日益强化，传统的办法难以解决转型发展的问题。调整产业结构、城乡均衡发展等二次创业的任务，没有一件不需要靠改革来解决、靠制度的创新来推进。”区委书记沈晓明在区委全会上的一段话，为浦东产业的未来方向做了最好的注脚。
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是浦东开发最大的软成果。在浦东，有一个数据一直为人津津乐道：根据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德勤的报告，外商在浦东投资平均成功率达到68%，即开办三家公司能成功两家，比全国平均水平30%高出一倍以上。高效便捷的政府服务、功能集聚的商务环境、宜业宜居的国际化配套，让浦东成为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总部经济高地。截至目前，浦东已汇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46家，其中具备全球事业部或亚太区总部功能的达106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及其在浦东子公司合计年营业收入已超过9500亿元，纳税额超过600亿元。
与此同时，浦东拥有国内大企业总部158家，内资总部年营业收入合计超过5000亿元，利税超过60亿元。浦东近年来，还针对民营经济从事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服务业、航运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出台专项扶持政策，进一步提高审批效能、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增强财政支持、完善孵化基地。即将出台的《浦东促进民营经济转型升级若干意见》，将在浦东进一步实现外资与民营经济比翼齐飞的开放式经济格局。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加快发展的实践
外高桥位于上海的最东北角。去过的人都知道，岸边长着密密匝匝的一片片芦苇，再往前就是大海了。由一道围网隔开的两个区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关内”和“关外”。“关外”这10平方公里的区域，就是外高桥保税区（保税区是中国特色的名词，国际上使用的一般是自由贸易区）。早在1990年浦东开发之初，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就已经悄然萌芽。外高桥作为国内的第一个保税区，在浦东开发的同年设立，并很快成为国内经济规模最大、业务功能最丰富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从中央当时的政策看，外高桥保税区享有：贸易自由、货币自由和货物进出口自由。其中贸易自由对当时非常严格的贸易管制是一个重要突破，打破了仅在生产型企业的招商引资，在贸易和服务贸易方面招商引资有所突破，因此英文翻译时用了“自由贸易区”，这也是为了和国际接轨。中文名按国家文件仍叫保税区。
曾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外高桥保税区离上海的市中心是最远的，同时又是离世界最近的。因为它离国际惯例和国际通行规则最近，它离跨国公司的企业需求最近。随后，外高桥保税区逐步扩容，将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区域逐步纳入，形成了面积28.78平方公里的上海综合保税区。其中，洋山保税港区是我国第一个保税港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具有浦东机场亚太航空复合枢纽港优势，从而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外高桥保税区的探索实践，以及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作用地位，让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落地终成现实。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包括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物流园区、洋山港保税区以及空港综合保税区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在上海浦东外高桥举行挂牌仪式，标志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启动运作。 上海自贸试验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物贸易自由化区域，它承担着中国下一轮改革开放试验田的重任，而改革的重点是政府管理体制按照国际惯例进行重构，就是通过先行先试，使试验区形成与国际经贸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成为我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以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例，之前在我国的外商投资目录，里面有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船员外派”的内容，不在这三类里，审批部门找不到批准的依据，也找不到不批的依据。
如今国际上投资贸易的新规则，要求一国政府把不让外资从事的领域明确列出来，表明政府权力的边界，这就是负面清单。列进单子，意味着限制，不列进就意味开放。
2013年，上海市政府颁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该规定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国务院规定对国内投资项目保留核准的除外），将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
2014版负面清单出台前，船舶代理开放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消息一传出来，反对者坐不住了，认为外资进来，挤压内资；争取者说，国企不能老在保护下生存。反对者说，外资进来我们赚不到钱；争取者说，这才是回归市场。在这样反复争取和磨合中，自贸区再次开放了31个领域。船舶代理业务，允许外资参股比例提高到51%。
清单厘清了原来模糊的权力边界——法无禁止皆可为。负面清单，不仅终结了我国延续30多年的外商投资审批制度，也与国际新规划接了轨。
随着已成熟经验的复制推广，自贸区的溢出效应开始显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将成为全国标准。2015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由国务院统一制定发布；从2015年至2017年，在部分地区试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积累经验、逐步完善，探索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及相应的体制机制，从2018年起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通知》精神，除涉及法律修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事项外，这些成果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2015年，自贸区新设企业数1.8万家，同比增长20%。一年新设企业数量相当于浦东过去25年来新设企业总数的1/10。其中，有税收记录的新设企业占比达七成。
2014年12月28日，国务院决定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设立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贸试验区，并扩展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范围。2015年3月1日，自贸区试验覆盖至浦东全部区域，也是全国最大的自贸区，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更大的检验和压力测试空间……
浦东与改革相生相伴，20世纪90年代初浦东开发开放以昂扬的姿态宣布了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后各项体制机制的统筹完善，作为国家首个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浦东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理论创新，浦东以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首创经验；当下，在国家“推进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浦东进一步围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布局核心功能，紧紧围绕国家战略的根本使命，当好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26年来，浦东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60亿元跃升到7898亿元，经济总量占到全市的1/3。财政总收入从1990年不到10亿元跃升到3089亿元……
26岁，一如风华正茂的青年，“二次创业”的浦东自当始终牢记国家使命，勇挑改革重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一往无前。浦东开发是一份答卷，在这份答卷上，标注着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时代新命题、发展方程式和解题新方式。浦东开发更是一面旗帜，在这面国家战略的旗帜上，诠释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编辑 杨 琳）
（本文作者是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