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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著名现代史学者、张爱玲研究专家、东方广播电台女主播淳子，曾经在她的博客中深情回忆父亲李华朴：“1949年，上海解放，扬帆认为，应该起用熟悉上海的干部来领导上海。扬帆亲笔调令，把父亲召回上海。扬帆出事，父亲也作为亲信受到审查。父亲太清白了，历史太清楚了，但是，因为有过白区工作的经历，是不被重用的。他被发配到福建山林去建劳改农场。父亲走的那天，我从大餐桌上摔了下来，因为大人们忙着整理箱子，没有人看护我。父亲抱起我，大声呵斥姐姐。姐姐很委屈。三轮车来了，大家都走了，只有我和外婆留在家里……”
东北旅沪同乡会
淳子的父亲李华朴，原名李乾魁，1914年生于东北吉林省海龙县，顾名思义就是一个英俊魁梧、有抱负志向的青年。1940年在上海江湾伪军官训练团当学员，毕业后追随王一藩在军队任职。王一藩见李乾魁英俊有为，便把在学校教书的小妹王淑莹介绍给他。
谍战电视剧《悬崖》热播时，我拜访了从上海市检察系统退休的王淑莹女士。
王淑莹，1921年出生，1949年入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上海市公安局、检察院任职，和丈夫李华仆一样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国安人员。离休后，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已到耄耋高寿的她，身体硬朗，思维清晰。她说：“丈夫改名为华仆，意思就是永远做中华民族的仆人。小女儿淳子，原名李淳，我们曾为她改名叫李忠民，意思就是要孩子永远忠于人民。”
谈起当年和丈夫李乾魁一起，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策反哥哥王一藩起义的尘封往事时，她一再强调：我们当年的经历，比电视剧复杂多了，也精彩多了。
抗日战争期间，到上海避难的民众蜂拥而至，同乡会应运而生，如东北旅沪同乡会。其实，早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东三省战争爆发后，大批东北难民就辗转流浪至上海谋生，仅在上海邮局的东北籍员工就有500多人。其中，不乏一些来自东北在上海经商的名流和军界、政界的要人。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国共两党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指挥国民党军队向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中共中央为了更大范围地团结人民群众，指示上海地下工委以上海邮局为基础，抓紧筹建“东北旅滬同乡会”。
1945年11月，上海《新闻报》登载一则筹建东北旅沪同乡会的消息。上海地下工委通过关系，先请东北籍中比较进步的上层人士、时任江海关上海总税务司监督丁桂堂，担任理事长（后任国民党政府海关管理局副总税务司司长，今汾阳路45号，上海海关学校就是他当时的官邸）。丁又举荐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汝霖担任名誉理事长。
有这样的铺垫，旅沪东北同乡会于1945年底宣告成立，当时在上海邮局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徐中一、佟玉福（佟子君）等分别担任常务理事和监事。中共上海地下党通过同乡会先后建立了两个难民所，资助他们谋生、来回东北老家的路费以及做一些社会公益之事。在这过程中，上海地下工委还特别注意接近那些爱国、具有正义和进步思想的东北同乡。当时和徐中一等人交往已有多年，在伪军部队任职的王一藩和其妹夫李乾魁，就进入了中共地下党的联络范围。筹建东北同乡会时，李乾魁应徐中一的嘱托，推荐同学李立华（后改名叫乔敏）担任文书，并与徐中一一起拜访丁桂堂，也找过知名人士莫德惠（抗日时期，莫任国民参政员、国民参政会主席）。旅沪东北同乡会成立后，丁和莫两人经常公开出面，以同乡会的名义从善后救济总署搞来面粉、衣服等大量物品。
徐中一于“九一八”事变后，来到上海江湾邮局谋生。因会日语，调去浦东东昌路邮局当日语翻译。颇有商业头脑的他在邮局隔壁开了一家大米杂货店，生意可谓兴隆，成为地下党的经济来源之一。不久，徐中一按组织指示关闭浦东米店，在南京路哈同大楼租一写字间开办中一商行，作为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东北旅沪同乡会就在此筹建、诞生。
王淑莹回忆说：“我从伪满抚顺到上海后，和李乾魁在1945年1月结婚，住在南市的小南门，家中经常接济一些东北难民。那时，我隐约知道李乾魁和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但他不说，我也不问。”
李乾魁仇恨日本的侵略，对现实颇有不满。在训练团当学员时，经常与同学董天培、贾永芳、李立华一起到租界浏览进步书籍报刊，其中有鲁迅的书，马克思的书，也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1943年，李乾魁资助三个要好同学先后离开伪军去延安，并约定等他们到达后再引荐李乾魁。可是，三人一去渺无音讯。后才得知，他们三人中途被国民党逮捕。
1945年5月，李乾魁任上海伪保安警察总队三大队队长，驻扎浦东东昌路，结识了一直关注他的、还在东昌路开米店的老板徐中一。由于都是东北人，加上志趣相投，两人的关系越走越近。
李乾魁虽然是东北汉子，但粗中有细，在日常交往中，他逐渐了解到徐中一有中共关系，徐也看出李乾魁有弃暗投明倾向，心照不宣的两人交往更加热络。一次在米店里，李乾魁发现徐中一拿茶杯的手显得很吃力，便问何故。徐中一含糊地说：是去苏北做生意回来被日本宪兵队捉去上电刑造成的。李乾魁心存疑窦，便利用工作关系找当时在东昌区伪政府当科长的李权衡打听。了解到原来徐中一经常来往苏北解放区，曾被日本宪兵队以共产党嫌疑捉过两次，后一次则是李权衡设法把徐保释出来的。李乾魁断定徐就是共产党，便多次向他透露心意。徐中一见他态度坚决，便要求他为自己的地下活动作掩护。
李乾魁和徐中一的私交，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淳子回忆说，有一天，她看到父亲与徐伯伯在家中喝酒时，竟激动地用筷敲碗，唱起“九一八”抗战歌曲。唱完，两人号啕大哭。
兄弟不想打内战
李乾魁从此积极为徐中一当掩护做起了地下工作。他一直想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告诉妻子的哥哥王一藩。
王一藩，直隶（今河北）蓟县人。早年在河北保定军校读书，毕业后加入东北军。日军侵占东三省后，为了生存，来到上海汪伪中央税警总团任职。王一藩是一个正直青年，看不惯当时日军在中国境内的烧杀抢掠以及手下一帮伪军为虎作伥的奴性恶习。一次在“大世界”门前与横行霸道的日军士兵发生冲突，他便借故“纵兵闹事，在上海旧法租界打死九名伪警察”，于是遭到上海日方的责难。当日军知道王一藩只是被关禁闭，就恼羞成怒在大世界投掷炸弹。这在上海近代史上也是留下笔墨的一段公史。 抗战结束后，1946年3月1日，国民党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在南京正式成立，下辖18个交通警察总队和一个直属大队。王一藩被收编为国民党交通警察部队第15总队第一大队任大队长。国民党交通警察部队虽然不属于国民党正规军，但它却是一支非常特殊的武装力量，由军统头子戴笠直接指挥，由“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全部美式装备，是专门维护后方交通秩序并负责监视非嫡系部队的一支特务武装。国民党交通警察部队是抗战时期军统控制武装的延续，隶属于国民政府交通部，却受军统（保密局）控制。交通警察部队由军委会别动军、军委会忠义救国军、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军委会交通巡查部队、汪伪税警总团等武装改编，总计7万余人。
王一藩具有进步倾向，不满当时国民党腐败成风。已经积极投身中共地下工作的妹夫李乾魁又经常故意对他说：“要剿除共产党，必须研究共产党。共产党何以能存在？老百姓为什么相信它？其中有名堂的。”闲聊中借机让王多接触阅读进步书刊。
1945年6月下旬，王一藩率部来到上海。他告诉妹夫李乾魁：部队稍事整顿后将开赴青岛。蒋介石已密令警察总队长：到胶东去一方面攻打共产党，另一方面监视其他国军。李乾魁便故意提示他：就在26日，国民党空军刘善本上尉驾机投奔延安了。
王一藩黯淡道：“兄弟不想打内战。但是面前山重水复，没有柳暗花明。”
李乾魁知道王早有弃暗投明之心，只是苦于没有机遇，便不再与他绕弯子，直截了当对他说：眼前有一条光明大道。青岛离共产党解放区近，可以为之牵线搭桥。王听后十分兴奋，思索片刻，便果敢、爽朗地说：好吧！刘善本由空中飞向延安，我王某则从陆路投奔解放区。
中共上海市委得知王一藩有投诚起义的意向后，便开始周密部署起来。一方面责成上海工委派人安排李乾魁同赴解放区做专题汇报。为了掩护李乾魁，故意到处放风声：李乾魁要投奔在东北的新七军，辞去现职，只留一个勤务兵守家。与此同时，在中共地下党多方安排下，王淑莹抱着刚满八个月的儿子，和母亲及王一藩的妻子等人，以出去打麻将为由，只略略收拾了一些细软，坐着三轮车，秘密离开上海，先行去了解放区。
“一路上，两个年轻女人带着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在交通员的陪伴下，经过一道又一道关卡，就像电视剧中情节，甚至还更紧张。出了状况，就没命了，但是却不懂得害怕。现在想想真不容易啊，但当年就是这么挺过来的……”淳子母亲微笑着，说着如此严肃的话题。
李乾魁则先到镇江，与联络员接头，然后潜往淮阴的中共华中分局。当日，李乾魁受到华中联络部部长扬帆和副部长陈同生的接见。为了保护李乾魁的安全，李乾魁在解放区驻地，24小时戴着墨镜单独住宿，不与其他人接触，并改名为李华仆。
在听取了有关王一藩的情况汇报后，华中分局遂派李华仆和佟子君赶赴山东临沂，向华东军区联络部部长刘贯一具体汇报。事关重大，刘部长听取汇报后，当即派出三名侦察兵，一路保护他们赶往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
路上，侦察兵对李华仆说：“我们不问你的姓名和职务，也不认识你。如果路上发生敌情，我们会舍命保护你，请放心。”
一夜赶路，到达南泉已是清晨。
侦察兵建议李华仆把西装脱下，并用包头布把他伪装成在高粱地里干农活的农民。等青岛来的船慢慢驶靠岸后，赶紧叫李华仆再换上西装，混进下船的旅客群中，装成是刚下船的模样。在确定安全无尾巴后，李华仆便直奔即墨南泉王一藩的驻地：胶济铁路东段南泉的国民党守军。
第一支起义的国民党正规军
在决定中华民族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一批具有满腔爱国热血、向往光明进步的国民党将领，通过中共地下党艰苦卓绝的策反，毅然反戈一击，站在了人民的一边。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王一藩，决定从陆路投奔解放区了。当他率部队从上海吴淞口移师青岛，觉得远离了国民党军统的监视，刚松了一口气，谁知，军统头子戴笠特意安插亲信朱超平来担任副大队长。王一藩明白：自己被贴身监视了。
1946年8月10日晚上，在三名侦察兵的掩护下，经过重重曲折的李华仆终于来到王一藩驻地，并单独与王一藩会面了。他传达了华东军区联络部对王一藩起义的部署与安排，王一藩当即表示同意。但是，怎么把几百号人的部队拉出去呢？
此时，朱超平对突然来访的李华仆产生了怀疑。正巧当地附近的铁路有一段脱轨，当夜总队来电：要求王一藩派兵去保护维修现场。因为，铁路沿线有解放军在活动。当总队长挂断电话后，王一藩灵机一动，故意继续对电话说：“什么，需要我亲自带队伍去？那么，谁留在家中呢？要副大队长留下，好！好！我马上就去。”这样，王一藩就巧妙地把专门负责监视自己的军统特务、副大队长朱超平留在了军营，带着手下人马向约定起义地点赶去。当时，由于先行的一中队与前来接应的解放军暗号没有对上，双方发生交火。王一藩见此下令：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8月11日黎明。王一藩率部来到起义集合地点，随即召集各中队长，宣布起义。其中，有个别中队长思想比较顽固，但听说有两个师的解放军部队在四周警戒，便随波逐流不再抵抗。在中共地下党的积极策应下，1946年8月10日，国民党交通警察部队第15总队第一大队队长王一藩，率部队400余人，在山东胶济铁路东段南泉车站起义成功！
这是解放战争中，第一支起义的国民党正规军，受到了我党的高度重视。
8月18日下午，王一藩起义部队正式整编为民主救国军独立总队，并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到会各界群众两万余人。在胶东区参议长王一亭代表全区1000万人民监誓下，民主救国军独立总队司令王一藩率领全体官兵举行宣誓典礼：“誓与解放区军民携手合作，为建立新中國而奋斗。虽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辞。如有违反誓言行为，愿受人民之制裁。”接着，王一藩司令致词：“一周前我们和所有到会的先进朋友们还处在敌对状态，现在则已走上共同的道路。进入解放区以来，备受各界热诚欢迎与慰劳，实感激得说不出话来。今后唯有站在人民方面奋斗到底，以表答谢。这里是人民的天下，我才敢说出心里的真话。蒋介石想以特务控制部队，但决不能成功。过去我们就是戴笠一手培养的蒋的亲信嫡系，但我们都不愿以美国武器残杀自己同胞。经过这次打击，蒋介石该有所觉悟，否则我们要用他发给的武器来打击他！” 胶东参议会王一亭议长及胶东行署曹漫之主任相继致词，向民主救国军独立总队全体官兵致敬与祝贺。各界群众代表献旗后，即由胜利剧团上演评剧“逼上梁山”助兴。
新华社莱阳1946年8月20日电文：“在南泉车站反内战起义之国民党交通警察第十五总队第一大队，于十二日到达胶东军区驻地后，备受热烈欢迎与慰问，各方代表相继携款一百万元慰劳。”
新四军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专门贺电称赞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给予反动派特务以有力打击，更为今后爱国军人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当延安新华社电台广播王一藩的起义消息时，上海地下党通过短波收音机也获得喜讯。周恩来在思南路周公馆即时召开记者招待会，向与会者发布了这一消息，并作了高度评价。
潜伏者的命运
起义后，王一藩被任命为“民主救国军独立总队”司令，李华仆任副司令。随后，该队被编入胶东军区独立六师第18团，王一藩任团长。王一藩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胶东军区分区副司令员、华东后备兵团副师长兼参谋长。他参加了胶高战役和威海保卫战。1949年后，任第二野戰军特种兵司令部、西南军区炮兵司令部副参谋长，第一炮兵学校、郑州炮兵学校副校长，是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因病过世，享年93岁。
李华仆本来受命继续去做交通警察第七中队的策反工作，人还没过去，那支部队在与解放军交战后被消灭了。1947年春，李华仆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并且多次立功受奖。新中国成立后，他调入华东局上海公安局安全处工作。1954年，因受“潘杨冤案”牵连，成为“三不人员”（不提拔，不重用，不当正职），1958年被清洗到福建劳改农场，后来平反。由于遭受过相同的磨难，扬帆和李华仆两家因此走动得更加密切。扬帆一再说：“是我连累了李华仆。我对不起你们一家。”
扬帆和李华仆过世了，未亡人更加频繁地探望彼此。在淳子博文“潜伏者的命运”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位老人的合影。王淑莹老人感慨地说：“这是上海地下党每年一次的聚会。可惜，这样的聚会，每年人数都在减少。”
那天，我去王淑莹女士家做采访时，老人出来开门，等我入内，她四下里张望了一下，才把门关上。淳子笑道：“这时我妈妈的职业病。妈妈说，许多地下工作者，都是因为大意丢了性命的。”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东北旅沪同乡会
淳子的父亲李华朴，原名李乾魁，1914年生于东北吉林省海龙县，顾名思义就是一个英俊魁梧、有抱负志向的青年。1940年在上海江湾伪军官训练团当学员，毕业后追随王一藩在军队任职。王一藩见李乾魁英俊有为，便把在学校教书的小妹王淑莹介绍给他。
谍战电视剧《悬崖》热播时，我拜访了从上海市检察系统退休的王淑莹女士。
王淑莹，1921年出生，1949年入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上海市公安局、检察院任职，和丈夫李华仆一样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国安人员。离休后，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已到耄耋高寿的她，身体硬朗，思维清晰。她说：“丈夫改名为华仆，意思就是永远做中华民族的仆人。小女儿淳子，原名李淳，我们曾为她改名叫李忠民，意思就是要孩子永远忠于人民。”
谈起当年和丈夫李乾魁一起，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策反哥哥王一藩起义的尘封往事时，她一再强调：我们当年的经历，比电视剧复杂多了，也精彩多了。
抗日战争期间，到上海避难的民众蜂拥而至，同乡会应运而生，如东北旅沪同乡会。其实，早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东三省战争爆发后，大批东北难民就辗转流浪至上海谋生，仅在上海邮局的东北籍员工就有500多人。其中，不乏一些来自东北在上海经商的名流和军界、政界的要人。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国共两党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指挥国民党军队向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中共中央为了更大范围地团结人民群众，指示上海地下工委以上海邮局为基础，抓紧筹建“东北旅滬同乡会”。
1945年11月，上海《新闻报》登载一则筹建东北旅沪同乡会的消息。上海地下工委通过关系，先请东北籍中比较进步的上层人士、时任江海关上海总税务司监督丁桂堂，担任理事长（后任国民党政府海关管理局副总税务司司长，今汾阳路45号，上海海关学校就是他当时的官邸）。丁又举荐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汝霖担任名誉理事长。
有这样的铺垫，旅沪东北同乡会于1945年底宣告成立，当时在上海邮局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徐中一、佟玉福（佟子君）等分别担任常务理事和监事。中共上海地下党通过同乡会先后建立了两个难民所，资助他们谋生、来回东北老家的路费以及做一些社会公益之事。在这过程中，上海地下工委还特别注意接近那些爱国、具有正义和进步思想的东北同乡。当时和徐中一等人交往已有多年，在伪军部队任职的王一藩和其妹夫李乾魁，就进入了中共地下党的联络范围。筹建东北同乡会时，李乾魁应徐中一的嘱托，推荐同学李立华（后改名叫乔敏）担任文书，并与徐中一一起拜访丁桂堂，也找过知名人士莫德惠（抗日时期，莫任国民参政员、国民参政会主席）。旅沪东北同乡会成立后，丁和莫两人经常公开出面，以同乡会的名义从善后救济总署搞来面粉、衣服等大量物品。
徐中一于“九一八”事变后，来到上海江湾邮局谋生。因会日语，调去浦东东昌路邮局当日语翻译。颇有商业头脑的他在邮局隔壁开了一家大米杂货店，生意可谓兴隆，成为地下党的经济来源之一。不久，徐中一按组织指示关闭浦东米店，在南京路哈同大楼租一写字间开办中一商行，作为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东北旅沪同乡会就在此筹建、诞生。
王淑莹回忆说：“我从伪满抚顺到上海后，和李乾魁在1945年1月结婚，住在南市的小南门，家中经常接济一些东北难民。那时，我隐约知道李乾魁和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但他不说，我也不问。”
李乾魁仇恨日本的侵略，对现实颇有不满。在训练团当学员时，经常与同学董天培、贾永芳、李立华一起到租界浏览进步书籍报刊，其中有鲁迅的书，马克思的书，也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1943年，李乾魁资助三个要好同学先后离开伪军去延安，并约定等他们到达后再引荐李乾魁。可是，三人一去渺无音讯。后才得知，他们三人中途被国民党逮捕。
1945年5月，李乾魁任上海伪保安警察总队三大队队长，驻扎浦东东昌路，结识了一直关注他的、还在东昌路开米店的老板徐中一。由于都是东北人，加上志趣相投，两人的关系越走越近。
李乾魁虽然是东北汉子，但粗中有细，在日常交往中，他逐渐了解到徐中一有中共关系，徐也看出李乾魁有弃暗投明倾向，心照不宣的两人交往更加热络。一次在米店里，李乾魁发现徐中一拿茶杯的手显得很吃力，便问何故。徐中一含糊地说：是去苏北做生意回来被日本宪兵队捉去上电刑造成的。李乾魁心存疑窦，便利用工作关系找当时在东昌区伪政府当科长的李权衡打听。了解到原来徐中一经常来往苏北解放区，曾被日本宪兵队以共产党嫌疑捉过两次，后一次则是李权衡设法把徐保释出来的。李乾魁断定徐就是共产党，便多次向他透露心意。徐中一见他态度坚决，便要求他为自己的地下活动作掩护。
李乾魁和徐中一的私交，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淳子回忆说，有一天，她看到父亲与徐伯伯在家中喝酒时，竟激动地用筷敲碗，唱起“九一八”抗战歌曲。唱完，两人号啕大哭。
兄弟不想打内战
李乾魁从此积极为徐中一当掩护做起了地下工作。他一直想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告诉妻子的哥哥王一藩。
王一藩，直隶（今河北）蓟县人。早年在河北保定军校读书，毕业后加入东北军。日军侵占东三省后，为了生存，来到上海汪伪中央税警总团任职。王一藩是一个正直青年，看不惯当时日军在中国境内的烧杀抢掠以及手下一帮伪军为虎作伥的奴性恶习。一次在“大世界”门前与横行霸道的日军士兵发生冲突，他便借故“纵兵闹事，在上海旧法租界打死九名伪警察”，于是遭到上海日方的责难。当日军知道王一藩只是被关禁闭，就恼羞成怒在大世界投掷炸弹。这在上海近代史上也是留下笔墨的一段公史。 抗战结束后，1946年3月1日，国民党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在南京正式成立，下辖18个交通警察总队和一个直属大队。王一藩被收编为国民党交通警察部队第15总队第一大队任大队长。国民党交通警察部队虽然不属于国民党正规军，但它却是一支非常特殊的武装力量，由军统头子戴笠直接指挥，由“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全部美式装备，是专门维护后方交通秩序并负责监视非嫡系部队的一支特务武装。国民党交通警察部队是抗战时期军统控制武装的延续，隶属于国民政府交通部，却受军统（保密局）控制。交通警察部队由军委会别动军、军委会忠义救国军、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军委会交通巡查部队、汪伪税警总团等武装改编，总计7万余人。
王一藩具有进步倾向，不满当时国民党腐败成风。已经积极投身中共地下工作的妹夫李乾魁又经常故意对他说：“要剿除共产党，必须研究共产党。共产党何以能存在？老百姓为什么相信它？其中有名堂的。”闲聊中借机让王多接触阅读进步书刊。
1945年6月下旬，王一藩率部来到上海。他告诉妹夫李乾魁：部队稍事整顿后将开赴青岛。蒋介石已密令警察总队长：到胶东去一方面攻打共产党，另一方面监视其他国军。李乾魁便故意提示他：就在26日，国民党空军刘善本上尉驾机投奔延安了。
王一藩黯淡道：“兄弟不想打内战。但是面前山重水复，没有柳暗花明。”
李乾魁知道王早有弃暗投明之心，只是苦于没有机遇，便不再与他绕弯子，直截了当对他说：眼前有一条光明大道。青岛离共产党解放区近，可以为之牵线搭桥。王听后十分兴奋，思索片刻，便果敢、爽朗地说：好吧！刘善本由空中飞向延安，我王某则从陆路投奔解放区。
中共上海市委得知王一藩有投诚起义的意向后，便开始周密部署起来。一方面责成上海工委派人安排李乾魁同赴解放区做专题汇报。为了掩护李乾魁，故意到处放风声：李乾魁要投奔在东北的新七军，辞去现职，只留一个勤务兵守家。与此同时，在中共地下党多方安排下，王淑莹抱着刚满八个月的儿子，和母亲及王一藩的妻子等人，以出去打麻将为由，只略略收拾了一些细软，坐着三轮车，秘密离开上海，先行去了解放区。
“一路上，两个年轻女人带着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在交通员的陪伴下，经过一道又一道关卡，就像电视剧中情节，甚至还更紧张。出了状况，就没命了，但是却不懂得害怕。现在想想真不容易啊，但当年就是这么挺过来的……”淳子母亲微笑着，说着如此严肃的话题。
李乾魁则先到镇江，与联络员接头，然后潜往淮阴的中共华中分局。当日，李乾魁受到华中联络部部长扬帆和副部长陈同生的接见。为了保护李乾魁的安全，李乾魁在解放区驻地，24小时戴着墨镜单独住宿，不与其他人接触，并改名为李华仆。
在听取了有关王一藩的情况汇报后，华中分局遂派李华仆和佟子君赶赴山东临沂，向华东军区联络部部长刘贯一具体汇报。事关重大，刘部长听取汇报后，当即派出三名侦察兵，一路保护他们赶往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
路上，侦察兵对李华仆说：“我们不问你的姓名和职务，也不认识你。如果路上发生敌情，我们会舍命保护你，请放心。”
一夜赶路，到达南泉已是清晨。
侦察兵建议李华仆把西装脱下，并用包头布把他伪装成在高粱地里干农活的农民。等青岛来的船慢慢驶靠岸后，赶紧叫李华仆再换上西装，混进下船的旅客群中，装成是刚下船的模样。在确定安全无尾巴后，李华仆便直奔即墨南泉王一藩的驻地：胶济铁路东段南泉的国民党守军。
第一支起义的国民党正规军
在决定中华民族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一批具有满腔爱国热血、向往光明进步的国民党将领，通过中共地下党艰苦卓绝的策反，毅然反戈一击，站在了人民的一边。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王一藩，决定从陆路投奔解放区了。当他率部队从上海吴淞口移师青岛，觉得远离了国民党军统的监视，刚松了一口气，谁知，军统头子戴笠特意安插亲信朱超平来担任副大队长。王一藩明白：自己被贴身监视了。
1946年8月10日晚上，在三名侦察兵的掩护下，经过重重曲折的李华仆终于来到王一藩驻地，并单独与王一藩会面了。他传达了华东军区联络部对王一藩起义的部署与安排，王一藩当即表示同意。但是，怎么把几百号人的部队拉出去呢？
此时，朱超平对突然来访的李华仆产生了怀疑。正巧当地附近的铁路有一段脱轨，当夜总队来电：要求王一藩派兵去保护维修现场。因为，铁路沿线有解放军在活动。当总队长挂断电话后，王一藩灵机一动，故意继续对电话说：“什么，需要我亲自带队伍去？那么，谁留在家中呢？要副大队长留下，好！好！我马上就去。”这样，王一藩就巧妙地把专门负责监视自己的军统特务、副大队长朱超平留在了军营，带着手下人马向约定起义地点赶去。当时，由于先行的一中队与前来接应的解放军暗号没有对上，双方发生交火。王一藩见此下令：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8月11日黎明。王一藩率部来到起义集合地点，随即召集各中队长，宣布起义。其中，有个别中队长思想比较顽固，但听说有两个师的解放军部队在四周警戒，便随波逐流不再抵抗。在中共地下党的积极策应下，1946年8月10日，国民党交通警察部队第15总队第一大队队长王一藩，率部队400余人，在山东胶济铁路东段南泉车站起义成功！
这是解放战争中，第一支起义的国民党正规军，受到了我党的高度重视。
8月18日下午，王一藩起义部队正式整编为民主救国军独立总队，并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到会各界群众两万余人。在胶东区参议长王一亭代表全区1000万人民监誓下，民主救国军独立总队司令王一藩率领全体官兵举行宣誓典礼：“誓与解放区军民携手合作，为建立新中國而奋斗。虽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辞。如有违反誓言行为，愿受人民之制裁。”接着，王一藩司令致词：“一周前我们和所有到会的先进朋友们还处在敌对状态，现在则已走上共同的道路。进入解放区以来，备受各界热诚欢迎与慰劳，实感激得说不出话来。今后唯有站在人民方面奋斗到底，以表答谢。这里是人民的天下，我才敢说出心里的真话。蒋介石想以特务控制部队，但决不能成功。过去我们就是戴笠一手培养的蒋的亲信嫡系，但我们都不愿以美国武器残杀自己同胞。经过这次打击，蒋介石该有所觉悟，否则我们要用他发给的武器来打击他！” 胶东参议会王一亭议长及胶东行署曹漫之主任相继致词，向民主救国军独立总队全体官兵致敬与祝贺。各界群众代表献旗后，即由胜利剧团上演评剧“逼上梁山”助兴。
新华社莱阳1946年8月20日电文：“在南泉车站反内战起义之国民党交通警察第十五总队第一大队，于十二日到达胶东军区驻地后，备受热烈欢迎与慰问，各方代表相继携款一百万元慰劳。”
新四军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专门贺电称赞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给予反动派特务以有力打击，更为今后爱国军人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当延安新华社电台广播王一藩的起义消息时，上海地下党通过短波收音机也获得喜讯。周恩来在思南路周公馆即时召开记者招待会，向与会者发布了这一消息，并作了高度评价。
潜伏者的命运
起义后，王一藩被任命为“民主救国军独立总队”司令，李华仆任副司令。随后，该队被编入胶东军区独立六师第18团，王一藩任团长。王一藩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胶东军区分区副司令员、华东后备兵团副师长兼参谋长。他参加了胶高战役和威海保卫战。1949年后，任第二野戰军特种兵司令部、西南军区炮兵司令部副参谋长，第一炮兵学校、郑州炮兵学校副校长，是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因病过世，享年93岁。
李华仆本来受命继续去做交通警察第七中队的策反工作，人还没过去，那支部队在与解放军交战后被消灭了。1947年春，李华仆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并且多次立功受奖。新中国成立后，他调入华东局上海公安局安全处工作。1954年，因受“潘杨冤案”牵连，成为“三不人员”（不提拔，不重用，不当正职），1958年被清洗到福建劳改农场，后来平反。由于遭受过相同的磨难，扬帆和李华仆两家因此走动得更加密切。扬帆一再说：“是我连累了李华仆。我对不起你们一家。”
扬帆和李华仆过世了，未亡人更加频繁地探望彼此。在淳子博文“潜伏者的命运”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位老人的合影。王淑莹老人感慨地说：“这是上海地下党每年一次的聚会。可惜，这样的聚会，每年人数都在减少。”
那天，我去王淑莹女士家做采访时，老人出来开门，等我入内，她四下里张望了一下，才把门关上。淳子笑道：“这时我妈妈的职业病。妈妈说，许多地下工作者，都是因为大意丢了性命的。”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