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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岛国斯里兰卡，因地形酷似一滴泪珠，而被形象地称为南亚次大陆滴入印度洋的“眼泪”。在4月21日之前，这更多只是一个单纯的形象比喻。但那一天之后，“眼泪”被赋予了本意—恐怖分子在首都科伦坡等多地制造的连环爆炸，导致253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以国际恐怖主义视角来看，这是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以来，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恐怖袭击。
那一天是西方的重要节日复活节，恐怖分子选择袭击豪华酒店和教堂这些所谓西方文明的象征，针对西方的意图非常明显。而袭击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背景已被证实。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一个多月前，新西兰发生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对清真寺的恐怖袭击。斯里兰卡国防部长下属的国务部长（相当于副防长）鲁万·维杰瓦德纳曾表示，科伦坡恐怖袭击是对3月15日新西兰“清真寺屠杀”的报复。但两者之间有无直接关联，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不过，近年来以宗教、文明划界的暴力乃至恐怖事件，却越来越多地成为指向“文明冲突”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斯里兰卡与新西兰的恐怖袭击有无直接关联，就没那么重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尤其是对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冲突的论述，虽然广受质疑但总能被人想起。这至少反映了人们对宗教、文明冲突的焦虑。焦虑的背后，隐现着恐惧与报复。这种趋势在“恐惧的政治”（即把恐惧作为实现政治目的之手段）凸显的今天，更令人忧虑。
当地时间4月21日上午8点45分左右，科伦坡的圣安东尼天主教教堂发生爆炸。几乎在同一时间，离科伦坡不远的尼甘布镇和拜蒂克洛镇的两座天主教教堂也发生爆炸。上午9点左右，科伦坡的肉桂红大酒店、香格里拉酒店和金斯伯里酒店也遭遇炸弹袭击。当天下午两三点，科伦坡居民住宅区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
这八起连环爆炸，彻底打破了2009年内战结束以来斯里兰卡将近10年的平静和安宁。
1983年至2009年，斯里兰卡政府军与泰米尔猛虎组织之间长达26年的内战，造成多达10万人死亡。对暴力血腥不陌生，是斯里兰卡人的悲剧。但这次不一样，截至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次恐怖袭击与种族问题有任何关系。反倒是越来越多的证据在证明，斯里兰卡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不幸地成了近年来国际范围内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冲突的牺牲品。从性质上说，这次斯里兰卡恐怖袭击是与内战完全不同的悲剧。
4月28日，斯里兰卡科伦坡，一名警察牵着警犬在圣安东尼教堂附近的商铺巡查
为什么会发生恐怖袭击？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起本可以避免的悲剧，至少可以不至于如此惨烈。多个渠道的消息已经证实，斯政府部门早在半个月前就获知了恐怖袭击的情报。“作为一个政府，我们感到非常非常抱歉。”斯里兰卡政府发言人拉吉塔·塞纳拉特纳这样对媒体说。根据他的说法，印度情报部门早在4月4日就对斯里兰卡发了恐怖袭击的警报。塞纳拉特纳的说法，得到了斯里兰卡总统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和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的证实。
但在“证实”之前，情报并没有得到“正视”。此后的4月9日、4月11日，斯情报部门两次发出恐怖袭击的警告，甚至包括可能的袭击目标—天主教堂、旅游景点和酒店，以及袭击的实施者。但这些情报一直在政府内部“漫游”，没有转化为政府的預防措施。关键的原因在于总统与总理之间的尴尬关系。2018年选举以来，这两人在政治上“形同水火”，导致国政运作龃龉不断，事实上形成了“双头政治”。
总理维克勒马辛哈说，他此前从未获知恐怖袭击的情报，从未受邀参加过总统西里塞纳主持的国家安全会议，也接触不到国家安全简报。在恐怖袭击发生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甚至拒绝参与维克勒马辛哈召集的紧急会议。4月23日，维克勒马辛哈说，他与总统之间的分歧已经“彻底解决”，当务之急是抓捕在逃嫌犯。但悲剧已经发生，而且与“分歧”脱不了干系。对于斯里兰卡来说，国家内战是悲剧，政治内斗也是。
为什么是斯里兰卡？政治内斗导致的疏漏，充其量只是为恐怖分子提供了“便利”。从人口结构上看，斯里兰卡约2200万人口中，信奉佛教的占70.1%（主要是主体民族僧伽罗人），信奉印度教的占12.6%，信奉伊斯兰教的占9.7%，信奉基督教的占7.6%（人口约150万）。从宗教关系来看，斯里兰卡历史上佛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有矛盾，但总体上处于温和、可控的状态。斯国内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则不仅没有冲突的历史，还因同时遭到所谓“佛教民族主义”的挤压，而带有某种“同病相怜”的色彩。
所以，在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出现伊斯兰极端主义针对基督教的恐怖袭击，不能不令外界感到意外。这就需要从外部寻找原因。斯里兰卡政府认定，本土伊斯兰极端组织“全国认主独一大会”（National Thowheeth Jama’ath，简称NTJ）是袭击的实施者，同时认为该组织得到了外部援助。根据斯官方的说法，NTJ是个并不起眼的极端组织，人数只有100多人，此前最具破坏性的行为，是在去年12月破坏了一座寺庙的佛像面部。
4月23日，“伊斯兰国”发布声明和视频证据，“认领”斯里兰卡恐袭事件。鉴于此前有“冒领”恐怖袭击的先例，“伊斯兰国”是否就是幕后真凶，还有待更多证据披露。但目前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斯里兰卡恐怖袭击，与外部恐怖主义势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因为包括NTJ在内的本土伊斯兰极端势力，不可能具备实施如此大规模恐怖袭击的能力。后续的证据很可能进一步证明，斯里兰卡恐怖袭击，属于典型的境外输入型。
参与自杀性袭击的8名嫌犯的身份都得到了确认，他们都是斯里兰卡人。斯警方发言人古纳塞克拉在4月26日表示，警方24日突袭了五处可能与恐怖袭击有关的安全屋，已经逮捕了约70名嫌犯。
他表示，这些嫌犯都是穆斯林（包括4名女性），而且都是斯里兰卡人。不过他也表示，依然还有嫌犯在逃，境外恐怖嫌犯可能在事发前逃离了斯里兰卡。另据路透社4月26日报道，斯警方还在寻找可能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140名斯里兰卡人。
一场跨国情报合作正在展开，斯里兰卡已经与包括美国、英国、印度等在内的多国进行合作，重点是调查这起恐怖袭击的境外联系，尤其是“伊斯兰国”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毫无疑问，恐怖袭击发生在斯里兰卡，但恐怖威胁的阴影绝不会停留在这个印度洋岛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斯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在表示哀悼的同时也承诺提供必要的帮助。国务卿蓬佩奥也做了类似的表态：“这也是美国的战争，伊斯兰极端主义依然是一个威胁。”
不过，如果仅从国际反恐的角度来反思斯里兰卡恐怖袭击，难免会一叶障目。对于维杰瓦德纳的“报复说”，新西兰总理阿德恩4月24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新西兰还没有看到任何情报可以作为这样一种评估的依据。诸多反恐专家也认为，由于两起恐怖袭击间隔仅一个多月，鉴于斯里兰卡恐怖袭击在策划、组织和实施上的复杂性，其直接诱因不太可能是新西兰恐怖袭击，充其量只是受到某些刺激，比如特意选择在复活节这天作案。
斯里兰卡与新西兰恐怖袭击之间直接关联的证据，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但它们在“发生逻辑”上的相似性，“证据”却显而易见。澳大利亚白人至上主义者布伦顿·塔兰特称，其想通过恐怖袭击证明：远离西方文明核心的地方也在遭遇穆斯林“入侵”，穆斯林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安全。而伊斯兰极端分子选择宗教多元且基督教属于边缘群体的斯里兰卡作案，也能传递出“基督徒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安全”的信息。
“报复”的逻辑，在全球范围内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看得会更清楚。皮尤研究中心去年6月发布了一份关于宗教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统计了2007年至2016年间，出现针对特定宗教群体的骚扰和暴力事件的国家的数量。这10年内，排名前两位的攻击目标，一直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且都呈上升趋势。出现对基督教攻击的国家从107个增加到144个，出现对伊斯兰教攻击的国家从96个增加到142个。毫无疑问，这是宗教宽容度下降的明显信号。
根据美国基督教组织“敞开之门”去年的报告，基督徒遭遇“严重迫害”的排名前10的国家中，有7个是穆斯林占主体的国家。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2016年的一份民调显示，美国的基督教群体中，认为基督教受到歧视的比例是33%，认为伊斯兰教受到歧视的是66%。但是，在宗教倾向更为保守的“白人福音派”中，这个比例逆转为57%和44%。这还是近年来的一个新现象。
众所周知，伊斯兰极端主义一直在以制造恐怖血腥的方式，强化伊斯兰教的受迫害形象。但不容忽视的是，基督教群体中的受害者情绪也在蔓延。而且，两者都将目标指向对方。当两个最大的“受害者”变成主要的“加害者”时，社会情绪、政治思潮上的宽容空间就会遭到挤压。如果这种趋势被某些政治人物利用，很可能会进一步坐实“报复的逻辑”，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供现实论据。
“我再次想起了世界范围内受迫害的基督教徒，复活节遇难的人因为信仰而成为袭击目标。”斯里兰卡恐怖袭击后，法国极右翼政治人物玛丽娜·勒庞在推特中这样写道。她这话没做任何“报复”的暗示，但不难让人联想到恐惧的政治化。包括勒庞所属的法国国民阵线在内，几乎所有的欧洲极右翼政党都对穆斯林没有好感，也很擅长利用民众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惧。
4月24日，斯里兰卡科伦坡，持枪警察在圣安东尼教堂周边巡查。21日，教堂内进行复活节宗教活动时，袭擊者进入教堂并引爆了随身携带的炸弹
把恐惧导入政治，已是西方政治的一个显性特征。在这一点上，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反恐问题专家丹尼尔·拜曼，在一篇关于恐怖主义与西方政治的文章中认为，在将恐惧政治化方面，没人能比得上特朗普的言语和政策，他“频繁地将寻求移民美国的穆斯林视为恐怖威胁，混淆难民与移民，将恐怖主义作为其排外政策的借口”。某种程度上说，特朗普能够入主白宫，与他深谙“恐惧的政治”不无关系。
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在2005年的《恐惧的政治》一书中写道，“恐惧的政治”一词包含着这样的暗示，政治家正有意识地操纵民众的焦虑感以实现其目标。“很少有人怀疑，他们将恐惧视作争取公众倾听其信息的重要资源。要破坏对手的基础、赢得选民的默许，恐吓战术有时相当奏效。”他在书中主要列举了小布什总统如何利用“9· 11”事件，“系统地操纵公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并用以强化其政府的权威”。
很少有人会否认，在“恐吓公众”方面，特朗普在频率和效果上都远超小布什。富里迪对“恐惧的政治”的论述，用在特朗普的竞选和执政上，只会更显贴切。他在书中写道，对于“恐惧的政治”的评价，总是将这种现象视为一个孤立的潮流，并因此忽视它是时下流行的政治衰败感的无可回避的后果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分析，某种程度上说也“预言”了2016年为何特朗普能“意外”当选。
富里迪在2005年关于“政治衰败感”的论断，在2014年有了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美国政治衰败论”的呼应。前英国工党资深顾问菲利普·古德尔有句名言：“现代选民是不可靠、不确定和焦虑的，他们害怕事情变得更糟，胜于希望事情变得更好。”在他看来，这种忧虑未来的情绪，为采用“恐惧战略”提供了可能。呼吁包容、激发希望的希拉里，败给拉仇恨、煽动恐惧的特朗普，似乎印证了富里迪所说的“恐惧的政治”与“政治衰败感”之间的相关性。
对包括斯里兰卡、新西兰恐怖袭击在内的所有基于宗教因素的恐怖事件的反思，不能忽视上述“相关性”。换句话说，有必要正视近年来西方政治的变化与宗教冲突加剧之间的关系。政府的右翼民粹色彩越浓，政策上越不可能对穆斯林宽容。宗教宽容度的降低，则给降低对于敌意、仇恨乃至报复的容忍度创造了可能。这反过来又为“恐惧的政治”提供了土壤。纠结于因果毫无意义，阻断恶性循环才是关键。
那一天是西方的重要节日复活节，恐怖分子选择袭击豪华酒店和教堂这些所谓西方文明的象征，针对西方的意图非常明显。而袭击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背景已被证实。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一个多月前，新西兰发生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对清真寺的恐怖袭击。斯里兰卡国防部长下属的国务部长（相当于副防长）鲁万·维杰瓦德纳曾表示，科伦坡恐怖袭击是对3月15日新西兰“清真寺屠杀”的报复。但两者之间有无直接关联，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不过，近年来以宗教、文明划界的暴力乃至恐怖事件，却越来越多地成为指向“文明冲突”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斯里兰卡与新西兰的恐怖袭击有无直接关联，就没那么重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尤其是对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冲突的论述，虽然广受质疑但总能被人想起。这至少反映了人们对宗教、文明冲突的焦虑。焦虑的背后，隐现着恐惧与报复。这种趋势在“恐惧的政治”（即把恐惧作为实现政治目的之手段）凸显的今天，更令人忧虑。
科伦坡悲剧
当地时间4月21日上午8点45分左右，科伦坡的圣安东尼天主教教堂发生爆炸。几乎在同一时间，离科伦坡不远的尼甘布镇和拜蒂克洛镇的两座天主教教堂也发生爆炸。上午9点左右，科伦坡的肉桂红大酒店、香格里拉酒店和金斯伯里酒店也遭遇炸弹袭击。当天下午两三点，科伦坡居民住宅区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
情报一直在政府内部“漫游”，没有转化为政府的预防措施。关键的原因在于总统与总理之间的尴尬关系。2018年选举以来，这两人在政治上“形同水火”。
这八起连环爆炸，彻底打破了2009年内战结束以来斯里兰卡将近10年的平静和安宁。
1983年至2009年，斯里兰卡政府军与泰米尔猛虎组织之间长达26年的内战，造成多达10万人死亡。对暴力血腥不陌生，是斯里兰卡人的悲剧。但这次不一样，截至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次恐怖袭击与种族问题有任何关系。反倒是越来越多的证据在证明，斯里兰卡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不幸地成了近年来国际范围内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冲突的牺牲品。从性质上说，这次斯里兰卡恐怖袭击是与内战完全不同的悲剧。
为什么会发生恐怖袭击？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起本可以避免的悲剧，至少可以不至于如此惨烈。多个渠道的消息已经证实，斯政府部门早在半个月前就获知了恐怖袭击的情报。“作为一个政府，我们感到非常非常抱歉。”斯里兰卡政府发言人拉吉塔·塞纳拉特纳这样对媒体说。根据他的说法，印度情报部门早在4月4日就对斯里兰卡发了恐怖袭击的警报。塞纳拉特纳的说法，得到了斯里兰卡总统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和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的证实。
但在“证实”之前，情报并没有得到“正视”。此后的4月9日、4月11日，斯情报部门两次发出恐怖袭击的警告，甚至包括可能的袭击目标—天主教堂、旅游景点和酒店，以及袭击的实施者。但这些情报一直在政府内部“漫游”，没有转化为政府的預防措施。关键的原因在于总统与总理之间的尴尬关系。2018年选举以来，这两人在政治上“形同水火”，导致国政运作龃龉不断，事实上形成了“双头政治”。
总理维克勒马辛哈说，他此前从未获知恐怖袭击的情报，从未受邀参加过总统西里塞纳主持的国家安全会议，也接触不到国家安全简报。在恐怖袭击发生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甚至拒绝参与维克勒马辛哈召集的紧急会议。4月23日，维克勒马辛哈说，他与总统之间的分歧已经“彻底解决”，当务之急是抓捕在逃嫌犯。但悲剧已经发生，而且与“分歧”脱不了干系。对于斯里兰卡来说，国家内战是悲剧，政治内斗也是。
为什么是斯里兰卡？政治内斗导致的疏漏，充其量只是为恐怖分子提供了“便利”。从人口结构上看，斯里兰卡约2200万人口中，信奉佛教的占70.1%（主要是主体民族僧伽罗人），信奉印度教的占12.6%，信奉伊斯兰教的占9.7%，信奉基督教的占7.6%（人口约150万）。从宗教关系来看，斯里兰卡历史上佛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有矛盾，但总体上处于温和、可控的状态。斯国内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则不仅没有冲突的历史，还因同时遭到所谓“佛教民族主义”的挤压，而带有某种“同病相怜”的色彩。
所以，在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出现伊斯兰极端主义针对基督教的恐怖袭击，不能不令外界感到意外。这就需要从外部寻找原因。斯里兰卡政府认定，本土伊斯兰极端组织“全国认主独一大会”（National Thowheeth Jama’ath，简称NTJ）是袭击的实施者，同时认为该组织得到了外部援助。根据斯官方的说法，NTJ是个并不起眼的极端组织，人数只有100多人，此前最具破坏性的行为，是在去年12月破坏了一座寺庙的佛像面部。
4月23日，“伊斯兰国”发布声明和视频证据，“认领”斯里兰卡恐袭事件。鉴于此前有“冒领”恐怖袭击的先例，“伊斯兰国”是否就是幕后真凶，还有待更多证据披露。但目前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斯里兰卡恐怖袭击，与外部恐怖主义势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因为包括NTJ在内的本土伊斯兰极端势力，不可能具备实施如此大规模恐怖袭击的能力。后续的证据很可能进一步证明，斯里兰卡恐怖袭击，属于典型的境外输入型。
报复的逻辑
参与自杀性袭击的8名嫌犯的身份都得到了确认，他们都是斯里兰卡人。斯警方发言人古纳塞克拉在4月26日表示，警方24日突袭了五处可能与恐怖袭击有关的安全屋，已经逮捕了约70名嫌犯。
他表示，这些嫌犯都是穆斯林（包括4名女性），而且都是斯里兰卡人。不过他也表示，依然还有嫌犯在逃，境外恐怖嫌犯可能在事发前逃离了斯里兰卡。另据路透社4月26日报道，斯警方还在寻找可能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140名斯里兰卡人。
一场跨国情报合作正在展开，斯里兰卡已经与包括美国、英国、印度等在内的多国进行合作，重点是调查这起恐怖袭击的境外联系，尤其是“伊斯兰国”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毫无疑问，恐怖袭击发生在斯里兰卡，但恐怖威胁的阴影绝不会停留在这个印度洋岛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斯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在表示哀悼的同时也承诺提供必要的帮助。国务卿蓬佩奥也做了类似的表态：“这也是美国的战争，伊斯兰极端主义依然是一个威胁。”
不过，如果仅从国际反恐的角度来反思斯里兰卡恐怖袭击，难免会一叶障目。对于维杰瓦德纳的“报复说”，新西兰总理阿德恩4月24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新西兰还没有看到任何情报可以作为这样一种评估的依据。诸多反恐专家也认为，由于两起恐怖袭击间隔仅一个多月，鉴于斯里兰卡恐怖袭击在策划、组织和实施上的复杂性，其直接诱因不太可能是新西兰恐怖袭击，充其量只是受到某些刺激，比如特意选择在复活节这天作案。
鉴于斯里兰卡恐怖袭击在策划、组织和实施上的复杂性，其直接诱因不太可能是新西兰恐怖袭击，充其量只是受到某些刺激，比如特意选择在复活节这天作案。
斯里兰卡与新西兰恐怖袭击之间直接关联的证据，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但它们在“发生逻辑”上的相似性，“证据”却显而易见。澳大利亚白人至上主义者布伦顿·塔兰特称，其想通过恐怖袭击证明：远离西方文明核心的地方也在遭遇穆斯林“入侵”，穆斯林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安全。而伊斯兰极端分子选择宗教多元且基督教属于边缘群体的斯里兰卡作案，也能传递出“基督徒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安全”的信息。
“报复”的逻辑，在全球范围内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看得会更清楚。皮尤研究中心去年6月发布了一份关于宗教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统计了2007年至2016年间，出现针对特定宗教群体的骚扰和暴力事件的国家的数量。这10年内，排名前两位的攻击目标，一直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且都呈上升趋势。出现对基督教攻击的国家从107个增加到144个，出现对伊斯兰教攻击的国家从96个增加到142个。毫无疑问，这是宗教宽容度下降的明显信号。
根据美国基督教组织“敞开之门”去年的报告，基督徒遭遇“严重迫害”的排名前10的国家中，有7个是穆斯林占主体的国家。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2016年的一份民调显示，美国的基督教群体中，认为基督教受到歧视的比例是33%，认为伊斯兰教受到歧视的是66%。但是，在宗教倾向更为保守的“白人福音派”中，这个比例逆转为57%和44%。这还是近年来的一个新现象。
众所周知，伊斯兰极端主义一直在以制造恐怖血腥的方式，强化伊斯兰教的受迫害形象。但不容忽视的是，基督教群体中的受害者情绪也在蔓延。而且，两者都将目标指向对方。当两个最大的“受害者”变成主要的“加害者”时，社会情绪、政治思潮上的宽容空间就会遭到挤压。如果这种趋势被某些政治人物利用，很可能会进一步坐实“报复的逻辑”，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供现实论据。
恐惧的政治
“我再次想起了世界范围内受迫害的基督教徒，复活节遇难的人因为信仰而成为袭击目标。”斯里兰卡恐怖袭击后，法国极右翼政治人物玛丽娜·勒庞在推特中这样写道。她这话没做任何“报复”的暗示，但不难让人联想到恐惧的政治化。包括勒庞所属的法国国民阵线在内，几乎所有的欧洲极右翼政党都对穆斯林没有好感，也很擅长利用民众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惧。
把恐惧导入政治，已是西方政治的一个显性特征。在这一点上，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反恐问题专家丹尼尔·拜曼，在一篇关于恐怖主义与西方政治的文章中认为，在将恐惧政治化方面，没人能比得上特朗普的言语和政策，他“频繁地将寻求移民美国的穆斯林视为恐怖威胁，混淆难民与移民，将恐怖主义作为其排外政策的借口”。某种程度上说，特朗普能够入主白宫，与他深谙“恐惧的政治”不无关系。
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在2005年的《恐惧的政治》一书中写道，“恐惧的政治”一词包含着这样的暗示，政治家正有意识地操纵民众的焦虑感以实现其目标。“很少有人怀疑，他们将恐惧视作争取公众倾听其信息的重要资源。要破坏对手的基础、赢得选民的默许，恐吓战术有时相当奏效。”他在书中主要列举了小布什总统如何利用“9· 11”事件，“系统地操纵公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并用以强化其政府的权威”。
把恐惧导入政治，已是西方政治的一个显性特征。在这一点上，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
很少有人会否认，在“恐吓公众”方面，特朗普在频率和效果上都远超小布什。富里迪对“恐惧的政治”的论述，用在特朗普的竞选和执政上，只会更显贴切。他在书中写道，对于“恐惧的政治”的评价，总是将这种现象视为一个孤立的潮流，并因此忽视它是时下流行的政治衰败感的无可回避的后果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分析，某种程度上说也“预言”了2016年为何特朗普能“意外”当选。
富里迪在2005年关于“政治衰败感”的论断，在2014年有了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美国政治衰败论”的呼应。前英国工党资深顾问菲利普·古德尔有句名言：“现代选民是不可靠、不确定和焦虑的，他们害怕事情变得更糟，胜于希望事情变得更好。”在他看来，这种忧虑未来的情绪，为采用“恐惧战略”提供了可能。呼吁包容、激发希望的希拉里，败给拉仇恨、煽动恐惧的特朗普，似乎印证了富里迪所说的“恐惧的政治”与“政治衰败感”之间的相关性。
对包括斯里兰卡、新西兰恐怖袭击在内的所有基于宗教因素的恐怖事件的反思，不能忽视上述“相关性”。换句话说，有必要正视近年来西方政治的变化与宗教冲突加剧之间的关系。政府的右翼民粹色彩越浓，政策上越不可能对穆斯林宽容。宗教宽容度的降低，则给降低对于敌意、仇恨乃至报复的容忍度创造了可能。这反过来又为“恐惧的政治”提供了土壤。纠结于因果毫无意义，阻断恶性循环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