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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先生不光痴迷和专注，而且有磅礴的才情，“痴”与“才”就是周先生的灵魂。
周汝昌先生故去，老一代的学人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凋零了。这是时间不可挽回的力量。周先生一生所经历的正是一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历程，而他的不平凡在于他和《红楼梦》的一生的姻缘，这让他在大历史的风云变换中有了一个不可替代的独特角色。
周先生其实是二十世纪后半期在中国内地的风云变幻之中能够延续中国传统精神一脉精华的人物。他的存在，让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大变动之中还有许多不变的东西在延续和展开。一个民族的命运会有沉浮，但一个民族需要有些守候它灵魂的人物，在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精神中沉醉并把它们呈现出来。周先生的意义其实正在于他以他个体的力量感受和品味中国文化的瑰宝《红楼梦》，同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红学”世界。没有周先生，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文化史会觉得寂寞，曹雪芹和《红楼梦》也会缺少知音。我一直有一个奇想，觉得《红楼梦》由于遇到了周先生，就和过去大不相同；当然周先生本人更是为《红楼梦》执着了一生。
周先生其实是我中学时的偶像，当年家里有一部旧版的《红楼梦新证》。那旧版繁体字竖排，读起来并不方便，也有些残破，但还是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尤其是那史事编年，把康雍乾三代的史事汇编在一起，有正史里的记载，也有野史笔记里的故事，生动得有如小说。那时就知道周汝昌先生。后来这部书又出了新版，在当时一纸风行，我家里马上买了，我又细读，里面有许多旧版没有的新内容，可以说是当时红学的集大成之作。这部书让我领略了“红学”的复杂，知道了红学其实并不仅仅是小说研究，而是有版本、家世、探佚为中心的庞大的系统，看起来琐屑，却自有其无穷的奥妙。外人看起来常常觉得走火入魔，里面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如曹雪芹的小像的真伪，迷失了的“靖本”的神秘的故事，就如同福尔摩斯探案般传奇。这些都让我对周先生充满仰慕之情。
当年因为毛爱《红楼梦》，有该读五遍之说，所以红学是堂而皇之的显学。谈红是当时的流行文化。当时看周先生的书有两个感受，直到今天我还有印象：一是绝不沉闷，可以将学术文章写得文采斐然，就是琐细的考证，也有引人入胜的笔法。二是融会贯通，周先生把《红楼梦》的版本，曹雪芹的家世，对于八十回后的情节的探究和艺术的品鉴、文化的关怀融为一炉，让《红楼梦》的书里书外都“打通”了。从那时起，我就佩服周先生无与伦比的博学和无与伦比的专注。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周先生是在八十年代初的北大，那时红学依然很热，中文系里有个研究红学的学生小组，其核心人物是后来因为写相声和情景喜剧而得大名却英年早逝的梁左。这个小组一度很活跃，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他们请周先生来做讲座，周先生讲话声音很小，也并不关注听众的反应，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他似乎是他的《红楼梦》中的人，那个世界对于他似乎比我们的现实更加现实，他其实更愿意在那个世界里做逍遥游。他如数家珍地讲版本说家世，都不是学者的职业工作，而是和《红楼梦》的心灵的契合。后来我又在各种场合见过周先生多次，他瘦弱的身体，衰退的视力和听力都不足以阻碍他的逍遥游。从这里看，周先生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的人。
周先生看起来温文儒雅，有传统儒者的风范，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但在我看来性格其实是有很强烈和极端的一面，他有一点像我们揣想的曹雪芹或书里的宝玉，有一种为情而痴的气质，就是《红楼梦》里的“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那个“痴”。这种痴其实是一种强烈的性格，一种对于自己的所信所迷的强烈的坚持。而这种痴却是和他的才气结合得格外充分的，不光是痴迷和专注，而且有磅礴的才情，才能够支撑周先生在《红楼梦》中的神游。周先生的才气一直让人惊叹，他和钱钟书先生相似，原是学习外语的，却对中国文化有深彻的理解。周先生大才，曾经得到过胡适和钱先生的赞赏，他注杨万里诗，论书法和写诗词鉴赏都好。他自己的旧诗也好，最传奇的是拟作曹雪芹诗被其他的红学家当成真的，以为就是曹雪芹所作，最后周先生承认是自己拟作。但别人就是不信。痴和才就是周先生的灵魂。
在他求学的年代，他几乎无所依傍地回到了中国传统之中，他坚信中华文化必然复兴。他对于中国文化强烈的信念让他把他的大关怀和多方面的才能都投射到一位在他心目中无与伦比的大才人曹雪芹和这位大才人所创作的《红楼梦》上，对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专注让周先生把他的痴和才都集中在了这一个点上。
周先生对于中华文化的壸奥（壸音捆，周先生曾经说过一位红学大家的文史功底不行，就举出这位学者把 “壸”字认作“壶”，其实这是两个字）也深有体会，完全不必成为一个红学家，他的才可以让他成为钱钟书先生一样穿越中西古今的巨人。周先生的英文极好，早年就翻译过陆机的《文赋》。我想过，如果周先生不纠缠在红学的那些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不被那些我们今天看起来相当琐细的小事耗费太多的精力，他的成就一定来得更大。但我知道周先生不会做这样的选择，因为他的痴。正是由于这种“痴”有他的“才”的配合，才不至于显得乏味和单调。
周先生做考据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它当成死学问，而是用自己超凡脱俗的悟性去做考据。他好像一个诗人般地以自己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来做实证的学问。周先生最让我这样的“红学”边上的爱好者佩服的地方就是他关于“曹宣”的考证。这是周先生的才气和史实结合的最好的证明，也是周先生最辉煌的考证。他是纯用推断的方法提出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有一个兄弟叫曹宣，这是因为此人的字叫“子猷”，而由于诗经等书中“宣”和“猷”有关，于是推定此人名曹宣，而不是大家都认为的曹宜。后来此事为后出的史料所证明了。这样的考证其实正好说明周先生纵横捭阖的才气和较劲求真的痴气。
周先生其实是极端追寻人生的两种极致的人物，他对于处于西方冲击之下的中华文化的持守使得他有极高远的文化视野，但他又异常地较真于细节，执着于考据。于是他把诗一样的大情怀和一丝不苟的考据结合起来，有些时候让人觉得有点过度阐释了。如在曹雪芹的家世方面，周先生力主“丰润说”和“辽阳说”有剧烈的争论，甚至也和持不同说法的人有了人际关系上的芥蒂。其实曹雪芹是丰润人是五代以前的事情，和曹的写作没有什么干系，但周先生力持此说，是为了将曹雪芹和宋朝的曹彬的关系连上，由此就可以看出曹雪芹和魏晋时代的曹家的联系。这其实是关系到中华的“诗礼传家”的大关节。而曹家以中原望族而为满洲奴，其境遇就更复杂，所以《红楼梦》的伟大就有了一个基因上的基础。这种想法，我们常会以为迂阔，其实真是周先生的一片诗心——他太爱曹雪芹和中国的文化了，他不能不做最恢弘的构想。
红学是现代中国最为奇特的学术空间。《红楼梦》融汇了现代与传统的中国的复杂情怀，而红学则在小说研究之外为现代性的学术提供了一个实际运作的范例。无论是版本还是家世或探佚都是这个传统与现代对接的一个方面。周先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于这所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最难得的是周先生的诗心、才气和他的学识结合得如此奇妙。
周先生去了，我们不会再有这样文采斐然的才子式的学者，一个把乾嘉的考据和现代的方法结合起来，并充满了在压抑中的创造力的人物离我们远了。但周先生是现代中国的骄傲之一。他告诉我们自己的传统是弥足珍贵的，告诉我们有了《红楼梦》，这个国家就有了一种真正精致和美妙的文化精神，是任何变化也不能改变的。周先生的境界不会再有，但我们还会认真读这些有趣的书，和周先生一起神游于《红楼梦》和曹雪芹的世界之中。
周汝昌先生故去，老一代的学人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凋零了。这是时间不可挽回的力量。周先生一生所经历的正是一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历程，而他的不平凡在于他和《红楼梦》的一生的姻缘，这让他在大历史的风云变换中有了一个不可替代的独特角色。
周先生其实是二十世纪后半期在中国内地的风云变幻之中能够延续中国传统精神一脉精华的人物。他的存在，让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大变动之中还有许多不变的东西在延续和展开。一个民族的命运会有沉浮，但一个民族需要有些守候它灵魂的人物，在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精神中沉醉并把它们呈现出来。周先生的意义其实正在于他以他个体的力量感受和品味中国文化的瑰宝《红楼梦》，同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红学”世界。没有周先生，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文化史会觉得寂寞，曹雪芹和《红楼梦》也会缺少知音。我一直有一个奇想，觉得《红楼梦》由于遇到了周先生，就和过去大不相同；当然周先生本人更是为《红楼梦》执着了一生。
周先生其实是我中学时的偶像，当年家里有一部旧版的《红楼梦新证》。那旧版繁体字竖排，读起来并不方便，也有些残破，但还是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尤其是那史事编年，把康雍乾三代的史事汇编在一起，有正史里的记载，也有野史笔记里的故事，生动得有如小说。那时就知道周汝昌先生。后来这部书又出了新版，在当时一纸风行，我家里马上买了，我又细读，里面有许多旧版没有的新内容，可以说是当时红学的集大成之作。这部书让我领略了“红学”的复杂，知道了红学其实并不仅仅是小说研究，而是有版本、家世、探佚为中心的庞大的系统，看起来琐屑，却自有其无穷的奥妙。外人看起来常常觉得走火入魔，里面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如曹雪芹的小像的真伪，迷失了的“靖本”的神秘的故事，就如同福尔摩斯探案般传奇。这些都让我对周先生充满仰慕之情。
当年因为毛爱《红楼梦》，有该读五遍之说，所以红学是堂而皇之的显学。谈红是当时的流行文化。当时看周先生的书有两个感受，直到今天我还有印象：一是绝不沉闷，可以将学术文章写得文采斐然，就是琐细的考证，也有引人入胜的笔法。二是融会贯通，周先生把《红楼梦》的版本，曹雪芹的家世，对于八十回后的情节的探究和艺术的品鉴、文化的关怀融为一炉，让《红楼梦》的书里书外都“打通”了。从那时起，我就佩服周先生无与伦比的博学和无与伦比的专注。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周先生是在八十年代初的北大，那时红学依然很热，中文系里有个研究红学的学生小组，其核心人物是后来因为写相声和情景喜剧而得大名却英年早逝的梁左。这个小组一度很活跃，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他们请周先生来做讲座，周先生讲话声音很小，也并不关注听众的反应，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他似乎是他的《红楼梦》中的人，那个世界对于他似乎比我们的现实更加现实，他其实更愿意在那个世界里做逍遥游。他如数家珍地讲版本说家世，都不是学者的职业工作，而是和《红楼梦》的心灵的契合。后来我又在各种场合见过周先生多次，他瘦弱的身体，衰退的视力和听力都不足以阻碍他的逍遥游。从这里看，周先生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的人。
周先生看起来温文儒雅，有传统儒者的风范，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但在我看来性格其实是有很强烈和极端的一面，他有一点像我们揣想的曹雪芹或书里的宝玉，有一种为情而痴的气质，就是《红楼梦》里的“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那个“痴”。这种痴其实是一种强烈的性格，一种对于自己的所信所迷的强烈的坚持。而这种痴却是和他的才气结合得格外充分的，不光是痴迷和专注，而且有磅礴的才情，才能够支撑周先生在《红楼梦》中的神游。周先生的才气一直让人惊叹，他和钱钟书先生相似，原是学习外语的，却对中国文化有深彻的理解。周先生大才，曾经得到过胡适和钱先生的赞赏，他注杨万里诗，论书法和写诗词鉴赏都好。他自己的旧诗也好，最传奇的是拟作曹雪芹诗被其他的红学家当成真的，以为就是曹雪芹所作，最后周先生承认是自己拟作。但别人就是不信。痴和才就是周先生的灵魂。
在他求学的年代，他几乎无所依傍地回到了中国传统之中，他坚信中华文化必然复兴。他对于中国文化强烈的信念让他把他的大关怀和多方面的才能都投射到一位在他心目中无与伦比的大才人曹雪芹和这位大才人所创作的《红楼梦》上，对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专注让周先生把他的痴和才都集中在了这一个点上。
周先生对于中华文化的壸奥（壸音捆，周先生曾经说过一位红学大家的文史功底不行，就举出这位学者把 “壸”字认作“壶”，其实这是两个字）也深有体会，完全不必成为一个红学家，他的才可以让他成为钱钟书先生一样穿越中西古今的巨人。周先生的英文极好，早年就翻译过陆机的《文赋》。我想过，如果周先生不纠缠在红学的那些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不被那些我们今天看起来相当琐细的小事耗费太多的精力，他的成就一定来得更大。但我知道周先生不会做这样的选择，因为他的痴。正是由于这种“痴”有他的“才”的配合，才不至于显得乏味和单调。
周先生做考据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它当成死学问，而是用自己超凡脱俗的悟性去做考据。他好像一个诗人般地以自己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来做实证的学问。周先生最让我这样的“红学”边上的爱好者佩服的地方就是他关于“曹宣”的考证。这是周先生的才气和史实结合的最好的证明，也是周先生最辉煌的考证。他是纯用推断的方法提出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有一个兄弟叫曹宣，这是因为此人的字叫“子猷”，而由于诗经等书中“宣”和“猷”有关，于是推定此人名曹宣，而不是大家都认为的曹宜。后来此事为后出的史料所证明了。这样的考证其实正好说明周先生纵横捭阖的才气和较劲求真的痴气。
周先生其实是极端追寻人生的两种极致的人物，他对于处于西方冲击之下的中华文化的持守使得他有极高远的文化视野，但他又异常地较真于细节，执着于考据。于是他把诗一样的大情怀和一丝不苟的考据结合起来，有些时候让人觉得有点过度阐释了。如在曹雪芹的家世方面，周先生力主“丰润说”和“辽阳说”有剧烈的争论，甚至也和持不同说法的人有了人际关系上的芥蒂。其实曹雪芹是丰润人是五代以前的事情，和曹的写作没有什么干系，但周先生力持此说，是为了将曹雪芹和宋朝的曹彬的关系连上，由此就可以看出曹雪芹和魏晋时代的曹家的联系。这其实是关系到中华的“诗礼传家”的大关节。而曹家以中原望族而为满洲奴，其境遇就更复杂，所以《红楼梦》的伟大就有了一个基因上的基础。这种想法，我们常会以为迂阔，其实真是周先生的一片诗心——他太爱曹雪芹和中国的文化了，他不能不做最恢弘的构想。
红学是现代中国最为奇特的学术空间。《红楼梦》融汇了现代与传统的中国的复杂情怀，而红学则在小说研究之外为现代性的学术提供了一个实际运作的范例。无论是版本还是家世或探佚都是这个传统与现代对接的一个方面。周先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于这所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最难得的是周先生的诗心、才气和他的学识结合得如此奇妙。
周先生去了，我们不会再有这样文采斐然的才子式的学者，一个把乾嘉的考据和现代的方法结合起来，并充满了在压抑中的创造力的人物离我们远了。但周先生是现代中国的骄傲之一。他告诉我们自己的传统是弥足珍贵的，告诉我们有了《红楼梦》，这个国家就有了一种真正精致和美妙的文化精神，是任何变化也不能改变的。周先生的境界不会再有，但我们还会认真读这些有趣的书，和周先生一起神游于《红楼梦》和曹雪芹的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