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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职工技术协作活动是20世纪60年代初兴起的群众性生产技术活动，是辽宁工人阶级的创举，是对中国现代工人运动的积极贡献。辽宁职工技术协作活动深刻诠释了“奋斗、创新、求实、拼搏、奉献”的辽宁老工业基地创业精神，同时也为“长子情怀、忠诚担当、创新实干、奋斗自强”新时代辽宁精神的形成积累了深厚底蕴。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推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辽宁工人阶级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积极响应党和工会的号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创造性地开展了生产新纪录运动，增产节约运动和先进生产者运动，促进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和群众生产技术活动的蓬勃发展。1954年，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张明山等七人向全国职工提出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倡议。同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作出《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决定》。辽宁职工积极响应号召，把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推向了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辽宁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在劳动模范的带动下，成效显著，在推进辽宁工业基地初步形成的实践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持续十多年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造就了大批既有技术又擅长做群众工作的骨干，为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兴起做了组织准备，创造了许多好的活动形式，积累了宝贵经验。1961年，沈阳市政府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时，开展了产品质量升级活动，在同年6月召开的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向全市职工发出号召，要求广大职工特别是先进生产者，挺身而出，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战胜困难，搞好生产。沈阳市劳动模范、沈阳气体压缩机厂工人出身的工程师吴家柱，参加市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后，决心用推广先进经验的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他与沈阳市劳动模范、技术革新能手、沈阳拖拉机制造厂工人出身的技术员林海丰和沈阳市先进生产者、快速切削能手、沈阳高压开关厂工人出身的技术员吴大有三人不谋而合，决定建立互学关系，并商定在吴家柱家定期碰头，研究各自厂里的生产关键问题，交流技术经验，互帮互学，开展技术革新活动。这是辽宁职工技术协作活动史上最早出现的技术协作专业小组的雏形。经过吴家柱、林海丰、吴大有的串连，职工技术协作队伍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同年举办的辽宁省职工技术协作史上第一次群众技术交流会上来自24个工厂的80多人，自带各种革新成果和图纸，现场操作，互相观摩，交流先进技术经验70多项。此后，群众性技术交流、技术协作的影响日益扩大。沈阳市总工会及时发现并扶持了这项活动，帮助他们总结活动经验，并在1961年10月召开的沈阳市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上，组成了“沈阳市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厂际经验交流和技术协作活动委员会”。这是我国最早的职工技术协作组织。1962年11月，在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的建议下，改称“沈阳市群众技术协作委员会”。同年末，吴大有所在单位沈阳高压开关厂工会成立了基层技术协作组织的前身——“先进经验交流协作队”，不久后改组为“群众技术互助协作委员会”。1962年2月，沈阳高压开关厂各车间都成立了车间技术协作组织，成为沈阳市最早在企业内部开展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单位。到1962年4月，沈阳市市、区两级和部分基层企业普遍建立了职工技术协作组织。
1961年12月，辽宁职工技术协作活动发起人林海丰（左）、吴家柱（中）、吴大有（右）合影
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总工会及时加强了对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领导。1962年2月，辽宁省总工会邀请沈阳的吴家柱、王凤恩，鞍山的王崇伦，旅大（今大连）的卢盛和四位劳动模范和有关市总工会的生产部负责人举行座谈，交流沈阳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经验。此后，职工技术协作活动迅速向全省扩展。1962年到1963年，旅大、鞍山、抚顺、本溪、安东（今丹东）、营口、辽阳、阜新、朝阳等市、地工会和鞍山钢铁公司、沈阳铁路局、锦州铁路局等大企业工会，相继建立了职工技术协作机构。整个辽宁的职工技术协作活动风起云涌。由省、市到企业基层，全省初步形成了一个职工技术协作组织体系。1962年12月，“辽宁省总工会群众技术协作委员会”宣告成立。省、市两级职工技术协作组织网络基本形成。1963年2月7日，辽宁省总工会制定《遼宁省各级工会群众技术协作委员会组织条例（试行草案）》。这是我国职工技术协作活动史上最早的关于职工技术协作组织管理和工作制度的成文规章，对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到1963年末，辽宁全省已建立各级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和技术协作小组15135个。其中，省、市、县（区）级725个，厂矿基层级1780个，车间级4110个，技术协作小组8520个。
1964年1月，辽宁省总工会制定了《辽宁省群众技术协作章程（试行草案）》，明确了职工技术协作的性质与任务、组织层级、活动方法、活动时间、活动经费、奖励办法和组织领导问题。4月，辽宁省总工会为了解决企业行政的生产技术管理工作与工会群众技术协作活动的协调配合问题，与省经委、省科委联合向中共辽宁省委报送了《关于企业管理工作如何同群众技术协作活动紧密结合的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草案）》，针对当时厂内、厂际职工技术协作活动中存在的15项管理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意见，获得批准，从而使职工技术协作活动步入了规范化、科学化发展轨道。
1962年12月14日，辽宁省总工会领导同省第一届群众技术协作委员会全体委员合影
辽宁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内容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早期的职工技术协作活动主要是以突破生产技术关键为目的的小规模的技术互助、技术交流。随着活动广泛深入地发展，内容不断充实、增加，其活动范围已超出了“技术协作”字义本身的原有内涵，构成了由十个字组成的五项内容，即：“革新”：革新与改进技术、工艺、设备;“攻关”：突破生产技术中的关键或薄弱环节;“取经”：为博采众长而寻师访贤，向有专长特技的老工人、专家取经求教;“推广”：通过技术表演、现场观摩等形式交流推广先进的或适用的技术;“提高”：通过技术练兵比武和办班讲课等形式提高职工群众的生产技术素质。这五项内容，各有其特定的基本要求，又常常相互渗透、互为作用。
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基本任务主要是：开展企业内部、企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技术攻关活动，为企业解决生产技术难题，为技术改造服务;开展技术交流、技术互助和技术培训，提高职工群众的劳动技能和科学技术文化素质，实现技术更新和先进技术的转移;组织职工参加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活动，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中的难题;承担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行政委托的生产技术活动;参与国际民间技术交流。与此同时，职工技术协作活动坚持发扬共产主义协作风格和高度主人翁精神的光荣传统，把政治思想工作与技术工作结合起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组织职工技术协作积极分子和某些专业技术人员，帮助有专长特艺的老工人著书立说，把他们多年的实践经验从理论上总结出来、传播开来是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斯重遥、吴鼎铭等知名专家，在技术协作活动兴起时，就帮助全市知名的焊接能手吕德顺、杨振孟、佟继华、李贵等人总结他们的焊接技术经验，撰写成十多篇学术论文，在学会年会上交流推广。沈阳市技术协作委员会其他专业组的科技人员，把金福长的刀具经验、李秀峰的汽车维修经验，编印成册，发行推广;技术协作委员会专业队编写出版的《刀具》《无损探伤》等小册子，深受群众欢迎。鞍钢修建公司架工陈述庆、王增志、傅明武，都是有十几年起重架工作经验的工人。1962年7月，鞍钢技术协作委员会组织该公司工程师张炳林帮助他们总结实践经验，写成《起重架工》一书，由冶金工业出版社修订，四次印刷，发行11.3万册，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在职工技术协作活动中，技术表演和岗位练兵，是职工岗位技能训练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职工技术协作活动兴起后，技术表演和岗位练兵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和自下而上的群众活动相结合，更加活跃、更加经常、更加普及。在活动中，职工技术协作积极分子既是组织者、带头人，又是参加者。1964年，旅大市企业基层职工技术协作组织，在党委领导下，广大积极分子带头开展了群众性的大练基本功活动。据大连染料厂、瓦房店纺织厂、瓦房店轴承厂、大连纺织厂、大连棉织厂、大连工矿车辆厂等15个单位的统计，平均有70%以上的职工参加了大练基本功活动。在厂内一般是按操作岗位、工序在同工种普遍练的基础上，选拔能手，通过讲座、学习班、签订互教互学合同等形式进行技术传授活动。大连纺织厂通过广泛的练功和表演活动，仅半年时间，700多名新工人中就有80%达到一般工人的操作水平，其中20%的人还达到优级操作手的水平。
在职工技术协作活动发展过程中，举办技术学习班和技术讲座，对职工进行技术培训，是帮助职工学习基础理论知识，传播与掌握新技术，实现技术知识不断更新，迅速提高职工技术素质的一种好形式。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沈阳市全市共举办各种类型的技术讲座和培训班794期，参加学习者16万余人次。其中沈阳市文化宫技术协作活动阵地从1961年10月到1963年11月，就举办技术讲座277期，邀请技术能手和工程技术人员传授技艺和技术理论，5.37万人参加了学习。当时的文化宫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每逢星期二、三、四、五的晚上，职工们有的夹着饭盒，有的带着工具和图纸，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有的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有的三五一簇，切磋琢磨，研究生产技术问题。1963年10月，这里举办了一期刀具讲座，原计划招收120人，报名的有230人，开学时来了350人。辽宁其他市地每年也都举办各种类型的技术培训班、技术讲座、专题报告会等。这些培训活动，都采取了传帮带——师傅带徒弟、高带低、老帶新与切磋交流、以点带面等学习专长技艺相结合的方式，取得了良好效果。应该说，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开展向职工群众提供了一个学习技术、学习业务的大课堂。这个课堂的特点是在实践中学习，在应用中提高。他们或者在技术攻关中“献出一招，学会几招”;或者在技术研究中耳濡目染，增长知识;或者在技术培训、技术表演中，学到技术;或者是工人与科技人员之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从而起到学习技术大课堂的作用。
职工技术协作活动一兴起，就把支援中小企业作为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最初由少数积极分子通过串连帮助中小企业革新技术，改进工艺，改进设备，解决生产关键问题，提高产品质量，以后逐渐发展成以产品为龙头，以提高效益为目的、以工艺为基础的攻关、交流、培训一条龙服务，有组织、有领导地帮助设备改造，改善管理，开发新产品等。沈阳市从l961年下半年至1962年末，就帮助32个中小企业突破技术关键问题80项。沈阳市铁西区贵和拉链生产合作社，曾因产品质量低劣无法继续生产。沈阳市劳动模范、沈阳气体压缩机配件厂老钳工贾宝忠和沈阳市先进生产者、沈阳冶金机械修配厂铣工任宝成，利用边角余料，在业余时间协助该社改进和制造了14套拉链模具，拉链质量一跃而为一级品，产品畅销省内外。沈阳市刃具社生产的圆锯变形，翘曲大，硬度不均，精度不高，产品质量远远落后于国内同类产品。沈阳市技术协作委员会发动40多名积极分子，先后44次到该社考察，为他们提出30余条技术改进建议，并帮助筹建了中温盐浴回火炉，使该社的大部分手工操作变成了机械化，“鹰牌”圆锯从此赶上了先进水平。 职工技术协作活动初期，积极分子根据党的农轻重方针和省市领导的指示，积极开展送技术下乡活动。1963年一二月间，沈阳市职工技术协作骨干王凤恩、林海丰等41名老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利用节假日到新民、铁岭、辽中三县协助拖拉机站解决技术关键问题，提出60多条改进建议。1963年夏，铁岭市开原县八宝屯新开了30亩稻田，急等着灌水插秧。但变压器坏了，农民心急如焚。当地党委在动员村民用人担、车运往田里送水的同时，派人到沈阳变压器厂找王凤恩求援。王凤恩马上串连几名技术协作队员当夜赶到八宝屯，动手修理，第二天，两台抽水机便开动起来，群众高兴地说：“八宝屯来了活龙王。”同年，抚顺市也有150多名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老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积极响应市委“技术下乡、安全下乡”的号召，主动串连起来到农村服务。先后帮助9个公社14个生产大队和排灌站，解决26项电气、机械设备方面的技术问题;向500多名干部、社员传授了农机操作技术和安全知识，为农村培养了150多名用电线路、变压器、机械动力安装操作技术人才。1966年1月，旅大市总工会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组织起一支“乌兰牧骑”式支农技术协作队，分赴市属各县区帮助修复农机和排灌设备100多台，帮助40个农机厂解决技术难题200多项。这些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积极分子，把发展农村生产视为利国利民的大事，做起来全心全意、兢兢业业。
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委员会对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给予了高度重视。在1962年11月至1963年末的短短一年间，中共辽宁省委三次批转辽宁省总工会和中共沈阳市委关于职工技术协作工作的报告。1964年8月4日，辽宁省人民委员会召开“辽宁省工业战线和科学研究部门创造发明、技术革新代表会议”，授予吴家柱、林海丰、吴大有三人“群众技术协作发起人”称号，授予沈阳市群众技术协作委员会、沈阳市群众技术协作委员会焊接专业组等38个单位“群众技术协作先进集体”称号，授予王凤恩、金福长、杨振孟、尉凤英、张成哲等174人“群众技术协作积极分子”称号，并进行表奖。
辽宁职工技术协作活动也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的关怀和重视。1962年12月，国家经委在批转沈阳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经验时指出：“群众性技术协作很有成效，为当前怎样开展技术革新活动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经验。”1963年1月，国家经委副主任饒斌在听取吴家柱关于职工技术协作活动情况汇报后说：“这个经验很好，为充分发挥劳动模范的骨干、带头、桥梁作用，扎扎实实地开展技术革新运动，找到了很好的方法。”
辽宁职工技术协作活动，还得到新闻舆论界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宣传。从1963年到1965年10月，中央和省报多次开辟专栏或长篇连续报道，介绍辽宁各地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进展情况。1963年4月，《工人日报》在半个月内连续发表《先进生产者起了火车头作用》《老工人唱主角》《组织起来力量大》《厂内为主，内外结合》《热情扶持这一群众活动》五篇调查报告，详细、系统地介绍了沈阳市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经验。同年10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了题为《多快好省提高技术水平的康庄大道》的长篇通讯，评述辽宁“两年多以来工业战线的群众技术协作运动”。1964年，新华社记者两次在《人民日报》以《传绝招》《技术协作的夜市》为题，分别介绍了沈阳冶炼厂老焊工杨振孟为社会主义贡献智慧和沈阳市职工技术协作积极分子风雨无阻地开展业余技术研究活动等感人事迹。《辽宁日报》和省内大部分市的报纸也都大量报道了职工技术协作活动中的好人好事，给职工技术协作积极分子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1963年12月26日，《辽宁日报》发表题为《群众技术协作的发起者吴家柱、林海丰、吴大有》的报道
辽宁职工技术协作活动以其独特的组织形式和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为全国所瞩目，同时迅速在全国各地传播、发展并开始了跨省市的地区性协作。仅1963年4月到1964年4月的一年间，先后有北京、天津、吉林、山西、陕西、湖南、贵州等省（市）及武汉、贵阳、石家庄、郑州、太原、长春、哈尔滨等27个市的观摩访问团来辽宁考察职工技术协作活动，考察团成员有1250多人。1965年3月，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市总工会技术协作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了金属切削刀具经验交流会，来自各省市52个单位的600多人参加了历时25天的交流活动，成为我国技术协作史上的一次壮举。同年6月，北京、天津、沈阳三市的基本建设系统在北京进行了第一次专业技术协作活动。
从1961年到1966年，辽宁职工技术协作活动开拓成长、成效卓著，组建起一支包括很多能工巧匠、革新爱好者和工程技术人员、专家学者的职工技术协作队伍。他们是职工技术协作队伍的骨干，是技术攻关的中坚力量。这支队伍具有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在队伍形成开始就已表现出来，并且在后来的活动中得到坚持和发扬;组建了多层次的职工技术协作组织网络，从省、市到县（区）、基层厂矿，都有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和它的办事机构（或专职干部），建立了管理制度，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组织管理体系。促进了先进技术的转移，使一地、一单位、一个人创造的先进技术变成社会财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解决了一大批难度较大的技术关键问题，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推动了全社会的技术进步，为国家度过经济困难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广大职工技术协作活动骨干和积极分子，在国家处于经济困难的严重关头，在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的严峻时刻，勇立时代潮头，挑重担解难题、增本领创效益、提效率促高产，留下了闪光的足迹、洒下了奋斗的汗水，为国家创造和节约了大量物质财富，为国家战胜困难作出了积极努力和重大贡献。（编辑 杨琳）
作者：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
兴起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推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辽宁工人阶级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积极响应党和工会的号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创造性地开展了生产新纪录运动，增产节约运动和先进生产者运动，促进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和群众生产技术活动的蓬勃发展。1954年，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张明山等七人向全国职工提出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倡议。同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作出《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决定》。辽宁职工积极响应号召，把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推向了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辽宁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在劳动模范的带动下，成效显著，在推进辽宁工业基地初步形成的实践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持续十多年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造就了大批既有技术又擅长做群众工作的骨干，为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兴起做了组织准备，创造了许多好的活动形式，积累了宝贵经验。1961年，沈阳市政府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时，开展了产品质量升级活动，在同年6月召开的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向全市职工发出号召，要求广大职工特别是先进生产者，挺身而出，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战胜困难，搞好生产。沈阳市劳动模范、沈阳气体压缩机厂工人出身的工程师吴家柱，参加市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后，决心用推广先进经验的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他与沈阳市劳动模范、技术革新能手、沈阳拖拉机制造厂工人出身的技术员林海丰和沈阳市先进生产者、快速切削能手、沈阳高压开关厂工人出身的技术员吴大有三人不谋而合，决定建立互学关系，并商定在吴家柱家定期碰头，研究各自厂里的生产关键问题，交流技术经验，互帮互学，开展技术革新活动。这是辽宁职工技术协作活动史上最早出现的技术协作专业小组的雏形。经过吴家柱、林海丰、吴大有的串连，职工技术协作队伍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同年举办的辽宁省职工技术协作史上第一次群众技术交流会上来自24个工厂的80多人，自带各种革新成果和图纸，现场操作，互相观摩，交流先进技术经验70多项。此后，群众性技术交流、技术协作的影响日益扩大。沈阳市总工会及时发现并扶持了这项活动，帮助他们总结活动经验，并在1961年10月召开的沈阳市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上，组成了“沈阳市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厂际经验交流和技术协作活动委员会”。这是我国最早的职工技术协作组织。1962年11月，在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的建议下，改称“沈阳市群众技术协作委员会”。同年末，吴大有所在单位沈阳高压开关厂工会成立了基层技术协作组织的前身——“先进经验交流协作队”，不久后改组为“群众技术互助协作委员会”。1962年2月，沈阳高压开关厂各车间都成立了车间技术协作组织，成为沈阳市最早在企业内部开展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单位。到1962年4月，沈阳市市、区两级和部分基层企业普遍建立了职工技术协作组织。
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总工会及时加强了对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领导。1962年2月，辽宁省总工会邀请沈阳的吴家柱、王凤恩，鞍山的王崇伦，旅大（今大连）的卢盛和四位劳动模范和有关市总工会的生产部负责人举行座谈，交流沈阳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经验。此后，职工技术协作活动迅速向全省扩展。1962年到1963年，旅大、鞍山、抚顺、本溪、安东（今丹东）、营口、辽阳、阜新、朝阳等市、地工会和鞍山钢铁公司、沈阳铁路局、锦州铁路局等大企业工会，相继建立了职工技术协作机构。整个辽宁的职工技术协作活动风起云涌。由省、市到企业基层，全省初步形成了一个职工技术协作组织体系。1962年12月，“辽宁省总工会群众技术协作委员会”宣告成立。省、市两级职工技术协作组织网络基本形成。1963年2月7日，辽宁省总工会制定《遼宁省各级工会群众技术协作委员会组织条例（试行草案）》。这是我国职工技术协作活动史上最早的关于职工技术协作组织管理和工作制度的成文规章，对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到1963年末，辽宁全省已建立各级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和技术协作小组15135个。其中，省、市、县（区）级725个，厂矿基层级1780个，车间级4110个，技术协作小组8520个。
1964年1月，辽宁省总工会制定了《辽宁省群众技术协作章程（试行草案）》，明确了职工技术协作的性质与任务、组织层级、活动方法、活动时间、活动经费、奖励办法和组织领导问题。4月，辽宁省总工会为了解决企业行政的生产技术管理工作与工会群众技术协作活动的协调配合问题，与省经委、省科委联合向中共辽宁省委报送了《关于企业管理工作如何同群众技术协作活动紧密结合的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草案）》，针对当时厂内、厂际职工技术协作活动中存在的15项管理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意见，获得批准，从而使职工技术协作活动步入了规范化、科学化发展轨道。
实践中丰富和发展
辽宁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内容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早期的职工技术协作活动主要是以突破生产技术关键为目的的小规模的技术互助、技术交流。随着活动广泛深入地发展，内容不断充实、增加，其活动范围已超出了“技术协作”字义本身的原有内涵，构成了由十个字组成的五项内容，即：“革新”：革新与改进技术、工艺、设备;“攻关”：突破生产技术中的关键或薄弱环节;“取经”：为博采众长而寻师访贤，向有专长特技的老工人、专家取经求教;“推广”：通过技术表演、现场观摩等形式交流推广先进的或适用的技术;“提高”：通过技术练兵比武和办班讲课等形式提高职工群众的生产技术素质。这五项内容，各有其特定的基本要求，又常常相互渗透、互为作用。
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基本任务主要是：开展企业内部、企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技术攻关活动，为企业解决生产技术难题，为技术改造服务;开展技术交流、技术互助和技术培训，提高职工群众的劳动技能和科学技术文化素质，实现技术更新和先进技术的转移;组织职工参加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活动，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中的难题;承担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行政委托的生产技术活动;参与国际民间技术交流。与此同时，职工技术协作活动坚持发扬共产主义协作风格和高度主人翁精神的光荣传统，把政治思想工作与技术工作结合起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组织职工技术协作积极分子和某些专业技术人员，帮助有专长特艺的老工人著书立说，把他们多年的实践经验从理论上总结出来、传播开来是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斯重遥、吴鼎铭等知名专家，在技术协作活动兴起时，就帮助全市知名的焊接能手吕德顺、杨振孟、佟继华、李贵等人总结他们的焊接技术经验，撰写成十多篇学术论文，在学会年会上交流推广。沈阳市技术协作委员会其他专业组的科技人员，把金福长的刀具经验、李秀峰的汽车维修经验，编印成册，发行推广;技术协作委员会专业队编写出版的《刀具》《无损探伤》等小册子，深受群众欢迎。鞍钢修建公司架工陈述庆、王增志、傅明武，都是有十几年起重架工作经验的工人。1962年7月，鞍钢技术协作委员会组织该公司工程师张炳林帮助他们总结实践经验，写成《起重架工》一书，由冶金工业出版社修订，四次印刷，发行11.3万册，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在职工技术协作活动中，技术表演和岗位练兵，是职工岗位技能训练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职工技术协作活动兴起后，技术表演和岗位练兵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和自下而上的群众活动相结合，更加活跃、更加经常、更加普及。在活动中，职工技术协作积极分子既是组织者、带头人，又是参加者。1964年，旅大市企业基层职工技术协作组织，在党委领导下，广大积极分子带头开展了群众性的大练基本功活动。据大连染料厂、瓦房店纺织厂、瓦房店轴承厂、大连纺织厂、大连棉织厂、大连工矿车辆厂等15个单位的统计，平均有70%以上的职工参加了大练基本功活动。在厂内一般是按操作岗位、工序在同工种普遍练的基础上，选拔能手，通过讲座、学习班、签订互教互学合同等形式进行技术传授活动。大连纺织厂通过广泛的练功和表演活动，仅半年时间，700多名新工人中就有80%达到一般工人的操作水平，其中20%的人还达到优级操作手的水平。
在职工技术协作活动发展过程中，举办技术学习班和技术讲座，对职工进行技术培训，是帮助职工学习基础理论知识，传播与掌握新技术，实现技术知识不断更新，迅速提高职工技术素质的一种好形式。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沈阳市全市共举办各种类型的技术讲座和培训班794期，参加学习者16万余人次。其中沈阳市文化宫技术协作活动阵地从1961年10月到1963年11月，就举办技术讲座277期，邀请技术能手和工程技术人员传授技艺和技术理论，5.37万人参加了学习。当时的文化宫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每逢星期二、三、四、五的晚上，职工们有的夹着饭盒，有的带着工具和图纸，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有的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有的三五一簇，切磋琢磨，研究生产技术问题。1963年10月，这里举办了一期刀具讲座，原计划招收120人，报名的有230人，开学时来了350人。辽宁其他市地每年也都举办各种类型的技术培训班、技术讲座、专题报告会等。这些培训活动，都采取了传帮带——师傅带徒弟、高带低、老帶新与切磋交流、以点带面等学习专长技艺相结合的方式，取得了良好效果。应该说，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开展向职工群众提供了一个学习技术、学习业务的大课堂。这个课堂的特点是在实践中学习，在应用中提高。他们或者在技术攻关中“献出一招，学会几招”;或者在技术研究中耳濡目染，增长知识;或者在技术培训、技术表演中，学到技术;或者是工人与科技人员之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从而起到学习技术大课堂的作用。
职工技术协作活动一兴起，就把支援中小企业作为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最初由少数积极分子通过串连帮助中小企业革新技术，改进工艺，改进设备，解决生产关键问题，提高产品质量，以后逐渐发展成以产品为龙头，以提高效益为目的、以工艺为基础的攻关、交流、培训一条龙服务，有组织、有领导地帮助设备改造，改善管理，开发新产品等。沈阳市从l961年下半年至1962年末，就帮助32个中小企业突破技术关键问题80项。沈阳市铁西区贵和拉链生产合作社，曾因产品质量低劣无法继续生产。沈阳市劳动模范、沈阳气体压缩机配件厂老钳工贾宝忠和沈阳市先进生产者、沈阳冶金机械修配厂铣工任宝成，利用边角余料，在业余时间协助该社改进和制造了14套拉链模具，拉链质量一跃而为一级品，产品畅销省内外。沈阳市刃具社生产的圆锯变形，翘曲大，硬度不均，精度不高，产品质量远远落后于国内同类产品。沈阳市技术协作委员会发动40多名积极分子，先后44次到该社考察，为他们提出30余条技术改进建议，并帮助筹建了中温盐浴回火炉，使该社的大部分手工操作变成了机械化，“鹰牌”圆锯从此赶上了先进水平。 职工技术协作活动初期，积极分子根据党的农轻重方针和省市领导的指示，积极开展送技术下乡活动。1963年一二月间，沈阳市职工技术协作骨干王凤恩、林海丰等41名老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利用节假日到新民、铁岭、辽中三县协助拖拉机站解决技术关键问题，提出60多条改进建议。1963年夏，铁岭市开原县八宝屯新开了30亩稻田，急等着灌水插秧。但变压器坏了，农民心急如焚。当地党委在动员村民用人担、车运往田里送水的同时，派人到沈阳变压器厂找王凤恩求援。王凤恩马上串连几名技术协作队员当夜赶到八宝屯，动手修理，第二天，两台抽水机便开动起来，群众高兴地说：“八宝屯来了活龙王。”同年，抚顺市也有150多名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老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积极响应市委“技术下乡、安全下乡”的号召，主动串连起来到农村服务。先后帮助9个公社14个生产大队和排灌站，解决26项电气、机械设备方面的技术问题;向500多名干部、社员传授了农机操作技术和安全知识，为农村培养了150多名用电线路、变压器、机械动力安装操作技术人才。1966年1月，旅大市总工会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组织起一支“乌兰牧骑”式支农技术协作队，分赴市属各县区帮助修复农机和排灌设备100多台，帮助40个农机厂解决技术难题200多项。这些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积极分子，把发展农村生产视为利国利民的大事，做起来全心全意、兢兢业业。
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委员会对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给予了高度重视。在1962年11月至1963年末的短短一年间，中共辽宁省委三次批转辽宁省总工会和中共沈阳市委关于职工技术协作工作的报告。1964年8月4日，辽宁省人民委员会召开“辽宁省工业战线和科学研究部门创造发明、技术革新代表会议”，授予吴家柱、林海丰、吴大有三人“群众技术协作发起人”称号，授予沈阳市群众技术协作委员会、沈阳市群众技术协作委员会焊接专业组等38个单位“群众技术协作先进集体”称号，授予王凤恩、金福长、杨振孟、尉凤英、张成哲等174人“群众技术协作积极分子”称号，并进行表奖。
辽宁职工技术协作活动也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的关怀和重视。1962年12月，国家经委在批转沈阳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经验时指出：“群众性技术协作很有成效，为当前怎样开展技术革新活动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经验。”1963年1月，国家经委副主任饒斌在听取吴家柱关于职工技术协作活动情况汇报后说：“这个经验很好，为充分发挥劳动模范的骨干、带头、桥梁作用，扎扎实实地开展技术革新运动，找到了很好的方法。”
辽宁职工技术协作活动，还得到新闻舆论界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宣传。从1963年到1965年10月，中央和省报多次开辟专栏或长篇连续报道，介绍辽宁各地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进展情况。1963年4月，《工人日报》在半个月内连续发表《先进生产者起了火车头作用》《老工人唱主角》《组织起来力量大》《厂内为主，内外结合》《热情扶持这一群众活动》五篇调查报告，详细、系统地介绍了沈阳市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经验。同年10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了题为《多快好省提高技术水平的康庄大道》的长篇通讯，评述辽宁“两年多以来工业战线的群众技术协作运动”。1964年，新华社记者两次在《人民日报》以《传绝招》《技术协作的夜市》为题，分别介绍了沈阳冶炼厂老焊工杨振孟为社会主义贡献智慧和沈阳市职工技术协作积极分子风雨无阻地开展业余技术研究活动等感人事迹。《辽宁日报》和省内大部分市的报纸也都大量报道了职工技术协作活动中的好人好事，给职工技术协作积极分子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影响遍及全国
辽宁职工技术协作活动以其独特的组织形式和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为全国所瞩目，同时迅速在全国各地传播、发展并开始了跨省市的地区性协作。仅1963年4月到1964年4月的一年间，先后有北京、天津、吉林、山西、陕西、湖南、贵州等省（市）及武汉、贵阳、石家庄、郑州、太原、长春、哈尔滨等27个市的观摩访问团来辽宁考察职工技术协作活动，考察团成员有1250多人。1965年3月，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市总工会技术协作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了金属切削刀具经验交流会，来自各省市52个单位的600多人参加了历时25天的交流活动，成为我国技术协作史上的一次壮举。同年6月，北京、天津、沈阳三市的基本建设系统在北京进行了第一次专业技术协作活动。
从1961年到1966年，辽宁职工技术协作活动开拓成长、成效卓著，组建起一支包括很多能工巧匠、革新爱好者和工程技术人员、专家学者的职工技术协作队伍。他们是职工技术协作队伍的骨干，是技术攻关的中坚力量。这支队伍具有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在队伍形成开始就已表现出来，并且在后来的活动中得到坚持和发扬;组建了多层次的职工技术协作组织网络，从省、市到县（区）、基层厂矿，都有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和它的办事机构（或专职干部），建立了管理制度，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组织管理体系。促进了先进技术的转移，使一地、一单位、一个人创造的先进技术变成社会财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解决了一大批难度较大的技术关键问题，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推动了全社会的技术进步，为国家度过经济困难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广大职工技术协作活动骨干和积极分子，在国家处于经济困难的严重关头，在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的严峻时刻，勇立时代潮头，挑重担解难题、增本领创效益、提效率促高产，留下了闪光的足迹、洒下了奋斗的汗水，为国家创造和节约了大量物质财富，为国家战胜困难作出了积极努力和重大贡献。（编辑 杨琳）
作者：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