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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课题研究的文献检索阶段每每奢望“竭泽而渔”：力求将相关资料搜索殆尽。近年来打算系统地读读苏霍姆林斯基，第一步当然就是搜集他的著作。众所周知，苏霍姆林斯基著作甚丰，中文版多达30余种，其中许多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难觅踪迹。没有想到的是，在原有少量收藏的基础上，近来通过购买、下载、复印等多种方式，我竟陆续找全了它们，现简列如下（倘有疏漏望读者指教）。
《关于人的思考》，中文本有三种：一为尹曙初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5月版；一为诸惠芳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版；一为汪彭庚、甘义清所译的《关心孩子的成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要相信孩子》（原书名可直译为《要相信人》），汪彭庚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王家驹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
《学生的精神世界》,吴春荫、林程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7月版。
《做人的故事》（又名《伦理学文献》），苏霍姆林斯卡娅编，诸惠芳、肖甦、高文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版。
《怎样培养真正的人》，蔡汀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
《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唐其慈、毕淑芝、赵玮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让少年一代健康成长》（原名《公民的诞生》），黄之瑞、张佩珍、姚亦飞、章昌云、杨季舫、王家柚译，倪家泰校，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4月版。
《给儿子的信》，张田衡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收录了作者给儿子（年轻的大学生）的22封书信。
《育人三部曲》，包括《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公民的诞生》、《给儿子的信》三部著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年轻一代的道德理想教育》，陈炳文、王树椿、刘锡辰译，杨楠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培养道德完美的一代新人（苏霍姆林斯基德育论文选粹）》，刘伦振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
《胸怀祖国》，刘爱琴、安方明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8月版。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尹曙初、刘尚勋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1月版。
《学生集体主义情操的培养》，杨楠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培养集体的方法》，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陈先齐、陈茵梅、干正、蒋雪琦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4月版。
《论劳动教育》，原书题为《培养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农村学校教育工作经验）》，肖勇、杜殿坤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9月版。
《论爱情》，李元立、关怀译，刘群校，工人出版社1986年1月版。该书另有两种译本：《爱情的教育》（世敏、寒薇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2版）；《关于爱的思考》（张金长、李天民、李业劻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版）。
《青少年心灵美的培养》，T·B·萨姆索洛娃编，肖辉、晨楠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少年的教育和自我教育》，姜励群、吴福生、张渭城、杨春发译，北京出版社1984年9月版。
《苏霍姆林斯基论智育》，中译本有两种，一为王义高所译《瓦·阿·苏霍姆林斯基论智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一为刘文华、杨进发、陈会昌合译的《智育的奥秘——苏霍姆林斯基论智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版。
《教育的艺术》，原名《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C·索洛维奇克编，肖勇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9月版。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周蕖、王义高、刘启娴、董友、张德广译，申强校，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
《给教师的建议》，杜殿坤编译，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上册出版于1980年12月，下册出版于1981年11月。1984年6月，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给教师的建议》修订本（全一册）。
《和青年校长的谈话》，赵玮等译，杜殿坤校，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版；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
《帕夫雷什中学》，赵玮、王义高、蔡兴文、纪强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2月版。
《家长教育学》，杜志英、吴福生、张渭城、关益、叶玉华译，中国妇女出版社1982年9月版。另一译本题为《睿智的父母之爱》，罗亦超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的问题》，王家驹、张渭城、杜殿坤、白振汉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5月版。本书是作者主要学术论文的一部综合性著作，作者准备据此进行取得教育科学博士学位的答辩。
《苏霍姆林斯基选集》（五卷本），蔡汀、王义高、祖晶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汇集了苏霍姆林斯基的主要著作。
以上书名罗列看似枯燥，其实潜藏着丰富信息。我们从中能看到苏霍姆林斯基平生关注之所在。既能看到教育的永恒主题，也能看到特定时代留给教育家的鲜明印记。既可以看到苏霍姆林斯基涉猎之广——他几乎探讨了教育的方方面面，他的著作因而被誉为教育百科全书；又可以看到他思考问题之高度集中——集中于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说他的旗帜上只有四个大字：“为了孩子”。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他著作的题目上看出他的文风：平实、明晰与亲切，丝毫见不到耸人听闻、故弄玄虚、装腔作势的影子。人如其文，他是一位能与读者推心置腹、倾诉衷肠的朋友式的教育理论家。正因为如此，1980年前后中国打开封闭多年的国门后，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环境之中，一大批翻译家竟不约而同地被苏霍姆林斯基著作的魅力所吸引，在没有谁号召和组织的情况下，自发地将他的著作逐部翻译成中文。翻译家的工作绝非简单的符号转换，而是充满情感和智慧的再创作。他们的辛勤劳动，使千百万中国教育工作者得以结识这位白皮肤蓝眼睛的教育家朋友。为此，我怀着深深的敬意在上面列出各位翻译家的名字，他们无论如何不应被遗漏或遗忘。
登记苏著时我还做了两项统计，获得了令人惊叹的发现。
第一，我统计出苏著全部中文版的字数。不计算由编者编译的（如《给教师的建议》）、重复出版的（已收入《选集》的单行本）、同书异译的（如《论爱情》《爱情的教育》《关于爱的思考》），苏著中文版总字数约为574.4万字。苏霍姆林斯基第一部著作《学生集体主义情操的培养》出版于1956年，他生前最后一篇著作《致学生们的一席话》发表于他去世前一天（1970年9月1日《真理报》）。这就是说，他的绝大部分著作是在1956年-1970年期间完成的（一部分著作在他去世后出版）。15年中完成574万字，平均每年38万余字。这里不包括他尚未发表和已在国内发表尚未译成中文的著作，不包括他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编写的多种校本教材，更不包括他为学校制订的各种计划和总结。如此巨大的写作量无法不让人惊叹！何况，写作并非他的职业，不是他的全部工作，只是他千头万绪繁重工作的一小部分。除了教育理论家角色外，他同时更是一位教师，一位校长，一位教育实践家，一位教育改革家乃至一位社会活动家。更何况，他是一位在卫国战争中身负重伤，出院时心脏附近还留有定时炸弹般的弹片的“二等伤残”战士！面对这卷帙浩繁的著作，我们不能不感叹生命的奇迹，不能不产生探究奇迹背后动因的强烈欲望。
我的第二项工作是注意苏霍姆林斯基著作中文本的发行量。不过，我逐渐发现这一数字其实无法准确统计——它不断地被刷新。以影响最大的《给教师的建议》一书为例，它于1981年初版后即畅销不衰，到2010年5月已连续印刷25次，总印数高达59.5万册。如此巨大的发行量，真的不知道有哪一位教育家能与之比肩！回顾上世纪50年代在“一边倒”地“以俄为师”的政策下，我国曾大规模地翻译出版苏联教育论著，其中凯洛夫《教育学》新老版本共印刷18次，总数为50万册。不过要知道，这中间体现着强大的国家意志。两相比较，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不靠行政力量而凭自身魅力，30余年来源源不断地走向广大教师的书桌床头，影响范围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堪称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其奥秘何在？这无疑激发了我抑制不住的好奇心。
二
搜集苏著的过程给予我的不止是惊叹，更有徘徊于失望和希望、犹豫与坚持之间的曲折与难以忘怀的温馨记忆。
这本《给儿子的信》，是我最早无意间购得的第一部苏著。记得在泰兴教育局工作期间，县新华书店举办特价书市，几间特大的库房里堆满了书：领袖经典，名人著作，科技读物，生活百科，地摊文学，九流三教，不分类别地相互混杂，凌乱不堪。在茫茫书海中，这本99页的《给儿子的信》，薄薄的书脊连书名都看不清楚，我能找到算有缘分。书价3角，特价打4折，1毛2分，但它在我心目中却无比珍贵，有了这第一部，此后才陆续有了第二部、第三部……
自有意识地搜集苏著后，最先想到的简捷方法是网上下载。在宗锦莲博士具体帮助下，我成功地下载了多部苏著。其后是到南京图书馆和有关高校图书馆借阅复印，这样又找到了好几部。最后还剩三四部却怎么也找不着。于是我把希望寄托于出版社，特别是湖南教育出版社，该社在上世纪80年代集中出版一批苏著。我考虑到时隔二三十年，通过正常邮购途径恐怕不行，于是决定直接找该社领导。该社办公室张主任，一位豪爽的女士，在电话中十分热情地答应帮助查找，表示哪怕一本样书也会提供给我。遗憾的是，该社书库多次搬迁和清理，多年前的存书早已荡然无存。老一辈编辑人员多已离岗，连样书也无法找到了。
那么，就到网上的旧书店试试吧，也许可以有意外收获。记得我曾从网上一家“孔夫子旧书店”购到三卷本《中国教育家评传》，尽管价格高昂，我却如获至宝。不过这一次却未能如愿。也许是苏霍姆林斯基的书太受人喜爱了，即使旧了也无人肯于割爱吧？
按常理说，在三十多部著作中缺三四本并无大碍，况且暂缺的这几本又非苏霍姆林斯基最重要的代表作。然而，人常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越是找不着的便越想找。我也是这样，而且我还固执地认为，多找到一部苏著，就会多一扇认识苏霍姆林斯基的窗口，少一份盲人摸象的风险。
于是我决定另辟蹊径：直接求助于译者。
从网上得知，苏著《胸怀祖国》的译者之一安方明，乃首都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室主任，我曾读过她的专著《社会转型与教育变革：俄罗斯历次重大教育改革研究》，文笔不错，估计译笔亦佳，于是我拨通了安教授的电话。安教授十分热情，随即表示愿将自己留作纪念的孤本寄给我。我深知孤本的分量，不敢稍有闪失，收到书后随即复印，当天就将原书交“特快专递”寄还。两天后接到安教授短信：“书已收到，还需要什么请告知。”再次让我感动。
这部《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译者是尹曙初。在网上只搜索到他曾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俄语语法的论文，其他信息一无所知。我猜想，他会不会是湖南师大的一位教授？在一系列电话询问之后，果然获知他的工作单位：湖南师大外国语学院俄语教研室。不过电话那头的先生遗憾地告诉我，尹教授早几年已经仙逝。一番唏嘘之后，电话那头的先生又热情地告诉我尹教授家中的电话。在尹教授家的电话中，他的儿媳告诉我，她印象中公公好像有这样一部译著，但需仔细查找，找到后会寄给我。不几日，我果真收到尹教授的公子尹晓天先生寄来的书，我感慨不已，并于当天复印，当天寄还。
还有一位译者是天津市教科院的刘伦振先生，现已退休在家。他曾翻译过《静静的顿河》等苏俄文学作品，后来逐渐为苏著吸引，自愿加入了苏著翻译队伍。他翻译的《培养道德完美的一代新人——苏霍姆林斯基德育论文选粹》一书中的论文，绝大部分都已收入《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5卷中，刘老师特地为我寄来未收入《选集》的论文复印件。
最后还剩一部《论劳动教育》，肖勇、杜殿坤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网上关于“肖勇”的条目多达十几万条，几乎找不到我需要的信息，杜殿坤教授又已作古。不过突然间我记起他的公子杜晓新好像也是华东师大的一位教授，网上一查果然，于是写信求助。不几日我即收到一封快件，是杜教授委托他的研究生邱天龙先生寄来的《论劳动教育》复印装订本。我正想回电致谢，却先接到邱先生的询问电话。杜教授一门三代以及上述诸位同行的热心相助，使我深受感动。我想，这肯定与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接近过苏霍姆林斯基有关。近朱者赤，苏霍姆林斯基的一颗赤诚的爱心犹如强大的磁场，每个接近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受到磁化。
这部俄文版《帕夫雷什中学》来自苏霍姆林斯基的故乡，是地地道道最正宗的苏著。去年访问乌克兰期间，苏霍姆林斯卡娅院士赠送给我们几部关于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另外我特地向她索要了这部原版《帕夫雷什中学》，因为该书译成中文出版时删去了一些图片，我极想获得这些被删去的图片——这是解读苏霍姆林斯基的一条重要途径。
最后这一摞新出版的散发着油墨味的苏著，是教育科学出版社赠与我这位“忠实读者”的礼品。该社出版的《苏霍姆林斯基选集》从编辑出版角度看质量不错，先后获得过几项大奖。不过我在逐句逐字的阅读过程中还是发现了极少数校对失误，我随手记录下来，最后汇总寄给出版社，供他们再版时参考修改。该社综合编辑室主任祖晶女士颇为感动，特地寄给我一批苏著作为答谢，这真是无意插柳柳成荫了。祖主任还因此邀请我参与该社《陶行知选集》的审读，这正好使我可以将苏霍姆林斯基与陶行知作一番比较。
三
寻觅苏霍姆林斯基著作的过程给予我多重快乐。其一，我自忖自己能乐天知命，因为我仿佛有一种“钦佩的天性”，在圣者、贤人、君子面前常怀仰慕之心。“世纪智者”罗素在他《快乐哲学》一书中说：凡是希望增加人类快乐的人，就应该希望增加钦佩的天性，减少嫉妒的天性。可见，多些钦佩便可能少些嫉妒而多些快乐。我千方百计搜寻苏著，正是出于对苏霍姆林斯基的由衷崇敬。有幸结识这位来自远方的真诚朋友，深感不亦乐乎！其二，淘书本来就是我的一大乐趣。还是这位罗素先生认为：现代都市人感受的那种特殊的厌烦，可能与脱离自然的生活有某种关联：“脱离了自然万物，生活就变得灼热、污秽、枯燥，犹如沙漠中的跋涉。”而与天地万物相沟通，本身就含有令人快慰的成份。古人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还要加上一句自身体验——“钝者乐书”：迟钝如我者每每指望“近书者智”，添些慧心，去点愚气。几十年来，寻书读书已成了我内在的自然需要，成了我日常生活的元素。顺其自然地生活，自会让我乐以忘忧。其三，寻觅之乐是一种苦尽甘来之乐。有人说：快乐就是我们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不过我还认为，唾手可得的满足所获快乐极为有限，经过曲折和奋斗得到的满足才使人倍感快乐。苦与乐相倚相存，不经一定的苦，必无相当的乐。寻觅之途无疑有苦，所谓“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述尽寻觅之苦。其实呢，苦中有乐，苦后有乐。没有“众里寻他千百度”之苦，就难以品尝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与快乐。其四，快乐能够传递、分享、回馈、增生。我的快乐能与广大读者分享，不又增添了我新的快乐？
或许有人会问：搜集这么多苏著，莫非想成为苏著版本收藏家？非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我寻觅高山流水，只是为了徜徉，为了领略，为了对话，也为了灵魂的安顿。面对搜集到的苏著我满怀期待，期待着新的寻觅，新的发现，新的惊喜与新的快乐。
（孙孔懿，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21001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课题研究的文献检索阶段每每奢望“竭泽而渔”：力求将相关资料搜索殆尽。近年来打算系统地读读苏霍姆林斯基，第一步当然就是搜集他的著作。众所周知，苏霍姆林斯基著作甚丰，中文版多达30余种，其中许多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难觅踪迹。没有想到的是，在原有少量收藏的基础上，近来通过购买、下载、复印等多种方式，我竟陆续找全了它们，现简列如下（倘有疏漏望读者指教）。
《关于人的思考》，中文本有三种：一为尹曙初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5月版；一为诸惠芳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版；一为汪彭庚、甘义清所译的《关心孩子的成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要相信孩子》（原书名可直译为《要相信人》），汪彭庚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王家驹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
《学生的精神世界》,吴春荫、林程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7月版。
《做人的故事》（又名《伦理学文献》），苏霍姆林斯卡娅编，诸惠芳、肖甦、高文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版。
《怎样培养真正的人》，蔡汀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
《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唐其慈、毕淑芝、赵玮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让少年一代健康成长》（原名《公民的诞生》），黄之瑞、张佩珍、姚亦飞、章昌云、杨季舫、王家柚译，倪家泰校，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4月版。
《给儿子的信》，张田衡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收录了作者给儿子（年轻的大学生）的22封书信。
《育人三部曲》，包括《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公民的诞生》、《给儿子的信》三部著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年轻一代的道德理想教育》，陈炳文、王树椿、刘锡辰译，杨楠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培养道德完美的一代新人（苏霍姆林斯基德育论文选粹）》，刘伦振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
《胸怀祖国》，刘爱琴、安方明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8月版。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尹曙初、刘尚勋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1月版。
《学生集体主义情操的培养》，杨楠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培养集体的方法》，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陈先齐、陈茵梅、干正、蒋雪琦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4月版。
《论劳动教育》，原书题为《培养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农村学校教育工作经验）》，肖勇、杜殿坤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9月版。
《论爱情》，李元立、关怀译，刘群校，工人出版社1986年1月版。该书另有两种译本：《爱情的教育》（世敏、寒薇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2版）；《关于爱的思考》（张金长、李天民、李业劻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版）。
《青少年心灵美的培养》，T·B·萨姆索洛娃编，肖辉、晨楠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少年的教育和自我教育》，姜励群、吴福生、张渭城、杨春发译，北京出版社1984年9月版。
《苏霍姆林斯基论智育》，中译本有两种，一为王义高所译《瓦·阿·苏霍姆林斯基论智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一为刘文华、杨进发、陈会昌合译的《智育的奥秘——苏霍姆林斯基论智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版。
《教育的艺术》，原名《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C·索洛维奇克编，肖勇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9月版。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周蕖、王义高、刘启娴、董友、张德广译，申强校，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
《给教师的建议》，杜殿坤编译，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上册出版于1980年12月，下册出版于1981年11月。1984年6月，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给教师的建议》修订本（全一册）。
《和青年校长的谈话》，赵玮等译，杜殿坤校，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版；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
《帕夫雷什中学》，赵玮、王义高、蔡兴文、纪强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2月版。
《家长教育学》，杜志英、吴福生、张渭城、关益、叶玉华译，中国妇女出版社1982年9月版。另一译本题为《睿智的父母之爱》，罗亦超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的问题》，王家驹、张渭城、杜殿坤、白振汉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5月版。本书是作者主要学术论文的一部综合性著作，作者准备据此进行取得教育科学博士学位的答辩。
《苏霍姆林斯基选集》（五卷本），蔡汀、王义高、祖晶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汇集了苏霍姆林斯基的主要著作。
以上书名罗列看似枯燥，其实潜藏着丰富信息。我们从中能看到苏霍姆林斯基平生关注之所在。既能看到教育的永恒主题，也能看到特定时代留给教育家的鲜明印记。既可以看到苏霍姆林斯基涉猎之广——他几乎探讨了教育的方方面面，他的著作因而被誉为教育百科全书；又可以看到他思考问题之高度集中——集中于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说他的旗帜上只有四个大字：“为了孩子”。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他著作的题目上看出他的文风：平实、明晰与亲切，丝毫见不到耸人听闻、故弄玄虚、装腔作势的影子。人如其文，他是一位能与读者推心置腹、倾诉衷肠的朋友式的教育理论家。正因为如此，1980年前后中国打开封闭多年的国门后，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环境之中，一大批翻译家竟不约而同地被苏霍姆林斯基著作的魅力所吸引，在没有谁号召和组织的情况下，自发地将他的著作逐部翻译成中文。翻译家的工作绝非简单的符号转换，而是充满情感和智慧的再创作。他们的辛勤劳动，使千百万中国教育工作者得以结识这位白皮肤蓝眼睛的教育家朋友。为此，我怀着深深的敬意在上面列出各位翻译家的名字，他们无论如何不应被遗漏或遗忘。
登记苏著时我还做了两项统计，获得了令人惊叹的发现。
第一，我统计出苏著全部中文版的字数。不计算由编者编译的（如《给教师的建议》）、重复出版的（已收入《选集》的单行本）、同书异译的（如《论爱情》《爱情的教育》《关于爱的思考》），苏著中文版总字数约为574.4万字。苏霍姆林斯基第一部著作《学生集体主义情操的培养》出版于1956年，他生前最后一篇著作《致学生们的一席话》发表于他去世前一天（1970年9月1日《真理报》）。这就是说，他的绝大部分著作是在1956年-1970年期间完成的（一部分著作在他去世后出版）。15年中完成574万字，平均每年38万余字。这里不包括他尚未发表和已在国内发表尚未译成中文的著作，不包括他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编写的多种校本教材，更不包括他为学校制订的各种计划和总结。如此巨大的写作量无法不让人惊叹！何况，写作并非他的职业，不是他的全部工作，只是他千头万绪繁重工作的一小部分。除了教育理论家角色外，他同时更是一位教师，一位校长，一位教育实践家，一位教育改革家乃至一位社会活动家。更何况，他是一位在卫国战争中身负重伤，出院时心脏附近还留有定时炸弹般的弹片的“二等伤残”战士！面对这卷帙浩繁的著作，我们不能不感叹生命的奇迹，不能不产生探究奇迹背后动因的强烈欲望。
我的第二项工作是注意苏霍姆林斯基著作中文本的发行量。不过，我逐渐发现这一数字其实无法准确统计——它不断地被刷新。以影响最大的《给教师的建议》一书为例，它于1981年初版后即畅销不衰，到2010年5月已连续印刷25次，总印数高达59.5万册。如此巨大的发行量，真的不知道有哪一位教育家能与之比肩！回顾上世纪50年代在“一边倒”地“以俄为师”的政策下，我国曾大规模地翻译出版苏联教育论著，其中凯洛夫《教育学》新老版本共印刷18次，总数为50万册。不过要知道，这中间体现着强大的国家意志。两相比较，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不靠行政力量而凭自身魅力，30余年来源源不断地走向广大教师的书桌床头，影响范围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堪称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其奥秘何在？这无疑激发了我抑制不住的好奇心。
二
搜集苏著的过程给予我的不止是惊叹，更有徘徊于失望和希望、犹豫与坚持之间的曲折与难以忘怀的温馨记忆。
这本《给儿子的信》，是我最早无意间购得的第一部苏著。记得在泰兴教育局工作期间，县新华书店举办特价书市，几间特大的库房里堆满了书：领袖经典，名人著作，科技读物，生活百科，地摊文学，九流三教，不分类别地相互混杂，凌乱不堪。在茫茫书海中，这本99页的《给儿子的信》，薄薄的书脊连书名都看不清楚，我能找到算有缘分。书价3角，特价打4折，1毛2分，但它在我心目中却无比珍贵，有了这第一部，此后才陆续有了第二部、第三部……
自有意识地搜集苏著后，最先想到的简捷方法是网上下载。在宗锦莲博士具体帮助下，我成功地下载了多部苏著。其后是到南京图书馆和有关高校图书馆借阅复印，这样又找到了好几部。最后还剩三四部却怎么也找不着。于是我把希望寄托于出版社，特别是湖南教育出版社，该社在上世纪80年代集中出版一批苏著。我考虑到时隔二三十年，通过正常邮购途径恐怕不行，于是决定直接找该社领导。该社办公室张主任，一位豪爽的女士，在电话中十分热情地答应帮助查找，表示哪怕一本样书也会提供给我。遗憾的是，该社书库多次搬迁和清理，多年前的存书早已荡然无存。老一辈编辑人员多已离岗，连样书也无法找到了。
那么，就到网上的旧书店试试吧，也许可以有意外收获。记得我曾从网上一家“孔夫子旧书店”购到三卷本《中国教育家评传》，尽管价格高昂，我却如获至宝。不过这一次却未能如愿。也许是苏霍姆林斯基的书太受人喜爱了，即使旧了也无人肯于割爱吧？
按常理说，在三十多部著作中缺三四本并无大碍，况且暂缺的这几本又非苏霍姆林斯基最重要的代表作。然而，人常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越是找不着的便越想找。我也是这样，而且我还固执地认为，多找到一部苏著，就会多一扇认识苏霍姆林斯基的窗口，少一份盲人摸象的风险。
于是我决定另辟蹊径：直接求助于译者。
从网上得知，苏著《胸怀祖国》的译者之一安方明，乃首都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室主任，我曾读过她的专著《社会转型与教育变革：俄罗斯历次重大教育改革研究》，文笔不错，估计译笔亦佳，于是我拨通了安教授的电话。安教授十分热情，随即表示愿将自己留作纪念的孤本寄给我。我深知孤本的分量，不敢稍有闪失，收到书后随即复印，当天就将原书交“特快专递”寄还。两天后接到安教授短信：“书已收到，还需要什么请告知。”再次让我感动。
这部《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译者是尹曙初。在网上只搜索到他曾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俄语语法的论文，其他信息一无所知。我猜想，他会不会是湖南师大的一位教授？在一系列电话询问之后，果然获知他的工作单位：湖南师大外国语学院俄语教研室。不过电话那头的先生遗憾地告诉我，尹教授早几年已经仙逝。一番唏嘘之后，电话那头的先生又热情地告诉我尹教授家中的电话。在尹教授家的电话中，他的儿媳告诉我，她印象中公公好像有这样一部译著，但需仔细查找，找到后会寄给我。不几日，我果真收到尹教授的公子尹晓天先生寄来的书，我感慨不已，并于当天复印，当天寄还。
还有一位译者是天津市教科院的刘伦振先生，现已退休在家。他曾翻译过《静静的顿河》等苏俄文学作品，后来逐渐为苏著吸引，自愿加入了苏著翻译队伍。他翻译的《培养道德完美的一代新人——苏霍姆林斯基德育论文选粹》一书中的论文，绝大部分都已收入《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5卷中，刘老师特地为我寄来未收入《选集》的论文复印件。
最后还剩一部《论劳动教育》，肖勇、杜殿坤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网上关于“肖勇”的条目多达十几万条，几乎找不到我需要的信息，杜殿坤教授又已作古。不过突然间我记起他的公子杜晓新好像也是华东师大的一位教授，网上一查果然，于是写信求助。不几日我即收到一封快件，是杜教授委托他的研究生邱天龙先生寄来的《论劳动教育》复印装订本。我正想回电致谢，却先接到邱先生的询问电话。杜教授一门三代以及上述诸位同行的热心相助，使我深受感动。我想，这肯定与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接近过苏霍姆林斯基有关。近朱者赤，苏霍姆林斯基的一颗赤诚的爱心犹如强大的磁场，每个接近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受到磁化。
这部俄文版《帕夫雷什中学》来自苏霍姆林斯基的故乡，是地地道道最正宗的苏著。去年访问乌克兰期间，苏霍姆林斯卡娅院士赠送给我们几部关于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另外我特地向她索要了这部原版《帕夫雷什中学》，因为该书译成中文出版时删去了一些图片，我极想获得这些被删去的图片——这是解读苏霍姆林斯基的一条重要途径。
最后这一摞新出版的散发着油墨味的苏著，是教育科学出版社赠与我这位“忠实读者”的礼品。该社出版的《苏霍姆林斯基选集》从编辑出版角度看质量不错，先后获得过几项大奖。不过我在逐句逐字的阅读过程中还是发现了极少数校对失误，我随手记录下来，最后汇总寄给出版社，供他们再版时参考修改。该社综合编辑室主任祖晶女士颇为感动，特地寄给我一批苏著作为答谢，这真是无意插柳柳成荫了。祖主任还因此邀请我参与该社《陶行知选集》的审读，这正好使我可以将苏霍姆林斯基与陶行知作一番比较。
三
寻觅苏霍姆林斯基著作的过程给予我多重快乐。其一，我自忖自己能乐天知命，因为我仿佛有一种“钦佩的天性”，在圣者、贤人、君子面前常怀仰慕之心。“世纪智者”罗素在他《快乐哲学》一书中说：凡是希望增加人类快乐的人，就应该希望增加钦佩的天性，减少嫉妒的天性。可见，多些钦佩便可能少些嫉妒而多些快乐。我千方百计搜寻苏著，正是出于对苏霍姆林斯基的由衷崇敬。有幸结识这位来自远方的真诚朋友，深感不亦乐乎！其二，淘书本来就是我的一大乐趣。还是这位罗素先生认为：现代都市人感受的那种特殊的厌烦，可能与脱离自然的生活有某种关联：“脱离了自然万物，生活就变得灼热、污秽、枯燥，犹如沙漠中的跋涉。”而与天地万物相沟通，本身就含有令人快慰的成份。古人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还要加上一句自身体验——“钝者乐书”：迟钝如我者每每指望“近书者智”，添些慧心，去点愚气。几十年来，寻书读书已成了我内在的自然需要，成了我日常生活的元素。顺其自然地生活，自会让我乐以忘忧。其三，寻觅之乐是一种苦尽甘来之乐。有人说：快乐就是我们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不过我还认为，唾手可得的满足所获快乐极为有限，经过曲折和奋斗得到的满足才使人倍感快乐。苦与乐相倚相存，不经一定的苦，必无相当的乐。寻觅之途无疑有苦，所谓“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述尽寻觅之苦。其实呢，苦中有乐，苦后有乐。没有“众里寻他千百度”之苦，就难以品尝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与快乐。其四，快乐能够传递、分享、回馈、增生。我的快乐能与广大读者分享，不又增添了我新的快乐？
或许有人会问：搜集这么多苏著，莫非想成为苏著版本收藏家？非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我寻觅高山流水，只是为了徜徉，为了领略，为了对话，也为了灵魂的安顿。面对搜集到的苏著我满怀期待，期待着新的寻觅，新的发现，新的惊喜与新的快乐。
（孙孔懿，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21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