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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研究构成人类知识领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研究学科的具有交叉性、应用的现实性和内容的多样性，这些特征加使文化研究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成为学术界趋之若鹜的热门学科和显学。各种层出不穷的文化研究理论、流派林立文化研究学派、异彩纷呈的文化研究方法，大大促进和丰富了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为文化研究未来提出了发展方向。文化研究成为显学是社会物质发展、人类心理需求和社会制度演化的必然产物。人文学术界对于文化研究的重视表明了人类对自身价值和地位的关注和追寻，对社会组成结构现代化认识的深化，和对人类精神生存困境的思考。文化研究的积极意义在于探索和解释进而试图解决人类在精神和认知层次上所面临的困境和迷惘。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就是要理解文化概念的内涵，界定文化概念的外延，探索文化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关系，揭示文化自身发展与演化的规律，从而为人类更好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加深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理解和认知。
关键词：文化；文化研究；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0-00-03
18世纪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以及随之兴起的启蒙主义运动为人类以更加理性的方式看待自身生存意义提供了充实的社会环境和丰富的研究土壤。随着人类自身思维意识的提升和对各种范畴文化研究（主流文化、边缘文化、大众流行文化、区域和领域次文化等）的关注，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成为文化学本身一个方兴未艾的全新领域。在关注工业与都市文明如何冲击传统观念的同时，人们更加注重和关注某种超现实和超越具体历史阶段的文化现象，诸如社会精神意识的整合与个体价值观念形成机制等相对抽象的话题。文化研究的重點领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本身即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人文现象。如何使人类在文化研究中提高自身认知能力和应对继而解决精神层面的困惑和困境，逐渐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重点。人的本性决定了他是理性动物，会自觉或不自觉，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作出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人类有意识的思维和行为选择从来都不是漫无目的的，即使主观意愿和客观结果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积极的因果关系。在人类思维进化历史中，文化研究所显现出来的自身意义和价值将会成为未来文化研究的合理性基础。文化研究的根本意义在于探索和解释进而试图解决人类在精神和认知层次上所面临的困惑和困境。这种根本意义的不断显现也将规定了文化研究未来发展的基本轨迹。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人类进入了一个自动化、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生产和生活方式时代。这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科技力量表现出来的强大和神奇的推动力和理性精神极大地加强和拓展了人类的思维能力和认知领域。伴随着科技力量的进步，人类认识自然、了解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欲望和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和解放。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整体人类在感受空前物质富足、行动空间自由、生产效率提升、工作节奏加快、生活条件便利的同时，个体却也真实地感受到信仰丢失、道德混乱、灵魂迷失、精神萎靡、情感困惑、心理失衡等一系列宗教、人文、社会和文化矛盾。现代社会中各个领域和层次的“异化”集中反映了这一系列宗教、人文、社会和文化矛盾。物质时代典型的精神信仰异化就是教会财产投资于银行而形成了巨大的“教会财富”。现代“银行”的社会感召力和影响力大大地超过了传统“教会”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工业都市文明时代对物质财富的过度崇拜形成了“现代拜物教”。随着工业都市文明影响力全球范围的扩大和市场力量的分层渗透，现代人类正经历着其周围主客观世界所呈现出来的众多“异化”关系的属性和现象。人类越来越在一种始于自我创造、非自然和“程序化”的，终于自我限制，甚至自我毁灭的模式中工作和生活。这其中突出的表现在获取空间和时间自由的同时失去精神和心灵的自由的悖论和困境。从物质层面和物理层面，人类在力图获得更多自由的同时感觉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和“不自由”。电力的发明和使用，电脑和发明和广泛应用就是这种悖论的典型代表。电力的应用提升了人类的力量，但也使人类的工作和生活产生对“电”的绝对依赖。很难设想，如果没有电力的辅助，现代都市的生产和生活将陷入极大的混乱甚至整体瘫痪。在高度信息化和自动化驱动的社会环境里，智能电脑大大扩展了人类的思维和记忆能力。但是，由智能化电脑控制的现代生产和生活设施，一旦出现“死机”或者“系统错误”，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必然陷入“停滞”和“瘫痪”的状态。现代科技一方面促进了人类的发明创造，从而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发明创造同样也束缚和限制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能力的自由发挥。这就是一种典型现代社会的“科技发明”的异化现象。自工业文明以降，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异化”现象。这些异化现象违背人类科技发明的初衷，但又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异化”现象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体制层面的异化和技术层面的异化，甚至还有观念的异化。中国古代道家思想所强调的“物极必反”的道理就是人类早期对异化现象的准确表述。哲学的“二元论”和辩证法都涉及到事物在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异化”现象。许多学者都认识到了“异化”现象的广泛存在以及对人和社会的直接影响。针对工业时代所表现的特征，弗洛姆首先提出了机器使用者与机器、工人和大工厂集体生产方式之间的“异化”关系； 尼采则阐述了神学信仰与世俗社会（上帝与人、神权与人权、宗教信仰和世俗追求）之间的“异化”关系；马克思揭示和批判了工业时代人与人之间、人与劳动之间的异化关系，特别是人与社会、人与物质财富之间的“异化”关系；以齐美尔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者探索了人与自身意识之间的“异化”关系。而像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一大批存在主义哲学家和现象学学者，则在终极意义层次上提出了个人与宇宙空间和个体与客观存在之间的“异化”关系命题。 自黑暗中世纪结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以来，脱离了思想禁锢状态和神权中心的现代人生存和生活在不同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体系之中，受制和服从于所处的存在关系里，自我觉醒意识开始萌发。人类开始注重自身意识的解放和思维觉醒。对异化现象的关注即是这种意识觉醒的标志。深入研究和系统应对不断出现和日益严重的种种异化现象是现代哲学、文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而作为综合交叉学科的文化学，关注人的异化现象更是题中之意和重中之重。文化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就是关注和诠释不同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本源和内核。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则是人类生存的本质。探索这种生存关系的本质既是现实哲学问题，也是文化学研究的价值所在。这些都应该成为文化研究发展的未来方向。 文化的最广义的定义表述为“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总和”。这种包罗万象式的定义仍有其核心部分，即以信仰为标志的价值观或曰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其中最具典型特征的就是神学宗教信仰体系。如果说人类为了获得生理和生存安全感，就必须“趋利避害”、“趋乐避苦”，为基本生存而奋斗；就必须将物质财富的充盈和富足视为这个奋斗过程的最终目标。但是，人类的全部生活不是简单意义上物质生存。人类必须获得心理安全感、社会认同感和精神满足感并在追求这些感觉的过程中体验生活的意义。为此，人类则必须不断考问自身存在的根本价值和和人生的终极意义。对新知识的渴望、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对信仰的追求和笃信，反映了人类在形而上层次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在改善生存状况和促进自我意识进化过程中，人类在物质和心灵层面上呈现了多层次、多阶段、多方向和多样化的需求。德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对这种独特的人类学和文化学现象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 以弗洛姆为代表的许多文化研究学者认为：文化研究的意义是向人类提供全面认识自身价值和意义的工具和手段。如果不能在解释或解决人类精神和情感困境和困惑方面提供理论解释和行动指南，文化研究本身即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弗洛姆成绩卓著、立意非凡，其研究成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从人类精神困惑、心理失衡、认知混乱和情感缺失等角度，力图从解释个体人的焦虑和人类整体困境的社会文化根源入手，将文化研究提升到具有哲学本体意义和解答人类终极困惑的层次。文化成分的构成决定其功能。就文化构成而言，其核心成分是信仰。而信仰的核心表现形式是价值观。宗教则是最能表现信仰价值观的形式和手段。因此，宗教信仰的终极目标就是试图解释和解决人类对自身存在目的和生活终极意义的疑虑和困惑。如果无法解释和解决这个根本困惑和终极意义的问题，人类无论作为整体还是个体都将永远会处于一种无法摆脱的焦躁、迷惘、焦虑、动荡的心理状态之中。因此，就解决和舒缓人类精神和心理焦虑的功能而言，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其重要性的确立奠定了其方向性的基础，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将紧紧联系人类精神和心理的现实需求。文化研究的意义和宗旨就是理解文化概念的内涵，界定文化概念的外延，探索文化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关系，揭示文化发展和演化的内在规律，使人类更好地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加深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理解和认识。文化研究既有普遍性，也有地域性。普遍性表现在人类行为特征共性的高度一致性；地域性则体现在不同文化历史背景和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人类文化是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地域和区域文化和反映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文化所构成。各个地区的文化来源于不同的社会发展环境和人文传统，呈现着不同的地域特征和区域特点。次文化研究就是这个领域文化研究的典型范例。所有这些研究对于维护全球文化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
系统的文化研究首先起源于近代欧洲，是欧洲近代启蒙主义运动和理性主义运动的产物。然而，文化文明研究在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欧洲的地中海区域（古希腊和古罗马）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秉承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基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传统的欧洲文明是对人生过程的探索性和生命意义的质疑性，强调和注重对生存过程中的体验和感悟，表现在对周围世界未知领域的好奇和探寻并采取了追寻和追问的学术传统。欧洲古代文明通过神话传说表达了人类对周围世界无限性的迷惘和自身认知能力局限的困惑。古希腊先哲说：“我知道我一无所知。”他们还将“了解你自己”（Know thyself）的格言钉在古代神庙的柱子上，表達人类渴望了解自己，了解周围世界的思维冲动以及防止自身陷入盲目无知的强烈警示。以赫胥黎和大卫·休漠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不可知论者认为，就人类的感官和经验层面的认知能力而言，相对于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和无限延伸的时间跨度，人类所感知和体验的客观世界是完全不可知的，至少是不完全可知的。人类个体生命的短暂性和有限性与宇宙的永恒性和无限性决定了人类了解周围客观事物的整体局限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随着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技术手段的创新，人类同时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未知领域展现在他们面前。而且这种未知领域永远处于不断延伸的状态之中。这种主观认知的有限性和客观世界的无限性似乎印证了某些学者的观点，即人类对周围世界了解的越多越深入，人类就越来越发现自己处于无知和困惑的状态。这也是知识领域中异化现象的典型特征。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人类在思维和思考进程中前进的步伐。人类为了更好地生活和生存，减少思维能力的局限性和实践行为的盲目性，以更加适应客观规律的理论指导人们的行为，仍在不断了解和探索外部未知世界和不断出现的新生事物。人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使人们需要和渴望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和事物。作为新时代的人类，我们既有了解未知世界的愿望和需要，也有知晓客观事物的必要和潜力，因为这是人类物质生存和精神生活的现实需要。面对客观世界和事物的发展无限性和人们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之间的永恒矛盾，人类需要科学的方法和可行的方式。作为西方古典哲学分支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就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认知的领域之一。广义的文化研究必然包括思维方式和思辨方式的研究。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周围的客观世界和存在事物。人类社会存在着不同区域和地域的差异；各地的人们也有不同的文化禀赋和国民性格。但是人类希望更多和更好地了解周围世界的客观规律和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愿望和需求却是高度一致的。各个地域和区域的社会群体也会遵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不断求变以达到更高层次上的意识觉醒和精神满足。就空间和时间跨度以及历史演进结果而言，人类社会总体上是从低级向高级的阶段进化和演化。人类通过不断的探索和追求，不断思考与奋斗，逐渐脱离智力上的蒙昧状态，进入思维启蒙和意识觉醒的时代。近代西方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所谓“知识革命”，正是这种人类思维进化和意识能力演化的具体成果。 文化研究是人类社会生存和生活系统中重要的一环。随着人类认知科学和行为科学的进展以及交叉学科的出现，以综合人类不同知识领域最新成果的文化学研究成为现代社会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显学。文化研究领域的综合性和研究内容的涵盖性决定了它未来发展的无限潜力和可能性。近代西方文化学者提出并运用了一个新概念，叫做生物社会文化体系（bio-social-culture）， 指明了人类在生物物理层面，通过社会制度层面，直至文化意识层面一整套行为方式规则和思维方式的选择和确定。这种行为方式规则的选择和思维方式的确认直接影响了人类在不同层面上的生活质量。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一致认为，决定人类生活质量高低优劣的最终指数为幸福指数。学者普遍认为，人的幸福感的获得或者感受取决于十六种处境的基本满足，其中有五种处境是关键性的。它们分别是生理处境、物质处境、社会处境、情感处境和文化处境。无论对于一个社会整体，还是个人，人的幸福感受和整体生活质量取决于这五种基本处境的平衡发展和相互协调，彼此之间不能失衡或者缺失，而文化处境则最终决定着一个人其他处境的质量。文化处境特指的是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氛围主导下的人文生活环境。文化传统和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人文生活环境的舒适度和自由度。而文化处境折射出来的是一种心理感觉和情感体验。不言而喻，广义的文化研究就是对生活方式的研讨和总结，就是对文化处境的探讨和分析，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了解一个事物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式。就其目的性而言，每个方式之间从本质上而言本无高低优劣之分。采取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达到什么目的，取决于实际的需要和可能。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也应遵循这个思路和路径。人类需要了解和研究文化，这点基本上不存在争议。人类如何了解和研究文化，则取决于人文精神和科学意识的培养。在寻找“什么”（what）、探究“为何”、了解“如何”等等一系列质疑命题中，人类应该展示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将所有的可能性视为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基础，从而避免狭隘和偏见带给人类思维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以及认知客观事物的主观偏差，对任何事物的了解和认识都应该是相对的、动态的、局部的。而最终结果和结论似乎也应该是开放和存疑的。客观事物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理论上永远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但是并不能因为客观事物发展的无限性，人类就应该采取绝对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思维态度，回避或者停止对事物本质的追求和对宇宙终极意义的追问。任何科学研究和探讨都源于问题，任何问题都是源于怀疑。对待周围的客观世界和客观事物的规律，科学和积极的态度应该还是采取质疑和开发的心态。 如果不仅仅从哲学角度讨论和分析带有终究意义的问题，而是借鉴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探索现实社会问题或者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刨根问底的追问總比茫然无知的盲从强。不管是欧洲文化，还是东方文明，不管是伊斯兰的宗教文化，还是美国的都市商业文明，不管是西方社会的工业商业文明，还是非洲的原始部落文化，都是人类文化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文明体系和文化传统的研究和探索都具有对人类整体发展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人类思想史进程分析，任何具有时代意义的抽象理论的提出均源于对具体问题的质疑和解答渴望。波普尔认为，科学创新诞生于古老问题之中。科学研究的发展依赖于对现实问题性质的确认和对其解决路径的提出。科学如果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将是毫无意义的。这也奠定了科学研究的实证特征和现实性。任何深奥和玄妙的科学理论如果没有对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和启示，则是毫无用处的。任何形而上的分析和结论都应基于形而下的实证支撑和基本的事实诠释并进而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结果。 属于社会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文化研究当然也不例外。这无疑应是未来文化研究发展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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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ulture and Values， Lawrence Cunningham/John /Reich，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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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晓立：《美国文化变迁探索》[M]，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北京。
本文为作者参与主持的外交学院院级科研项目《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的成果之一。本文获“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为3162013ZYKC03。
关键词：文化；文化研究；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0-00-03
18世纪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以及随之兴起的启蒙主义运动为人类以更加理性的方式看待自身生存意义提供了充实的社会环境和丰富的研究土壤。随着人类自身思维意识的提升和对各种范畴文化研究（主流文化、边缘文化、大众流行文化、区域和领域次文化等）的关注，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成为文化学本身一个方兴未艾的全新领域。在关注工业与都市文明如何冲击传统观念的同时，人们更加注重和关注某种超现实和超越具体历史阶段的文化现象，诸如社会精神意识的整合与个体价值观念形成机制等相对抽象的话题。文化研究的重點领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本身即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人文现象。如何使人类在文化研究中提高自身认知能力和应对继而解决精神层面的困惑和困境，逐渐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重点。人的本性决定了他是理性动物，会自觉或不自觉，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作出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人类有意识的思维和行为选择从来都不是漫无目的的，即使主观意愿和客观结果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积极的因果关系。在人类思维进化历史中，文化研究所显现出来的自身意义和价值将会成为未来文化研究的合理性基础。文化研究的根本意义在于探索和解释进而试图解决人类在精神和认知层次上所面临的困惑和困境。这种根本意义的不断显现也将规定了文化研究未来发展的基本轨迹。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人类进入了一个自动化、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生产和生活方式时代。这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科技力量表现出来的强大和神奇的推动力和理性精神极大地加强和拓展了人类的思维能力和认知领域。伴随着科技力量的进步，人类认识自然、了解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欲望和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和解放。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整体人类在感受空前物质富足、行动空间自由、生产效率提升、工作节奏加快、生活条件便利的同时，个体却也真实地感受到信仰丢失、道德混乱、灵魂迷失、精神萎靡、情感困惑、心理失衡等一系列宗教、人文、社会和文化矛盾。现代社会中各个领域和层次的“异化”集中反映了这一系列宗教、人文、社会和文化矛盾。物质时代典型的精神信仰异化就是教会财产投资于银行而形成了巨大的“教会财富”。现代“银行”的社会感召力和影响力大大地超过了传统“教会”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工业都市文明时代对物质财富的过度崇拜形成了“现代拜物教”。随着工业都市文明影响力全球范围的扩大和市场力量的分层渗透，现代人类正经历着其周围主客观世界所呈现出来的众多“异化”关系的属性和现象。人类越来越在一种始于自我创造、非自然和“程序化”的，终于自我限制，甚至自我毁灭的模式中工作和生活。这其中突出的表现在获取空间和时间自由的同时失去精神和心灵的自由的悖论和困境。从物质层面和物理层面，人类在力图获得更多自由的同时感觉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和“不自由”。电力的发明和使用，电脑和发明和广泛应用就是这种悖论的典型代表。电力的应用提升了人类的力量，但也使人类的工作和生活产生对“电”的绝对依赖。很难设想，如果没有电力的辅助，现代都市的生产和生活将陷入极大的混乱甚至整体瘫痪。在高度信息化和自动化驱动的社会环境里，智能电脑大大扩展了人类的思维和记忆能力。但是，由智能化电脑控制的现代生产和生活设施，一旦出现“死机”或者“系统错误”，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必然陷入“停滞”和“瘫痪”的状态。现代科技一方面促进了人类的发明创造，从而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发明创造同样也束缚和限制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能力的自由发挥。这就是一种典型现代社会的“科技发明”的异化现象。自工业文明以降，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异化”现象。这些异化现象违背人类科技发明的初衷，但又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异化”现象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体制层面的异化和技术层面的异化，甚至还有观念的异化。中国古代道家思想所强调的“物极必反”的道理就是人类早期对异化现象的准确表述。哲学的“二元论”和辩证法都涉及到事物在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异化”现象。许多学者都认识到了“异化”现象的广泛存在以及对人和社会的直接影响。针对工业时代所表现的特征，弗洛姆首先提出了机器使用者与机器、工人和大工厂集体生产方式之间的“异化”关系； 尼采则阐述了神学信仰与世俗社会（上帝与人、神权与人权、宗教信仰和世俗追求）之间的“异化”关系；马克思揭示和批判了工业时代人与人之间、人与劳动之间的异化关系，特别是人与社会、人与物质财富之间的“异化”关系；以齐美尔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者探索了人与自身意识之间的“异化”关系。而像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一大批存在主义哲学家和现象学学者，则在终极意义层次上提出了个人与宇宙空间和个体与客观存在之间的“异化”关系命题。 自黑暗中世纪结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以来，脱离了思想禁锢状态和神权中心的现代人生存和生活在不同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体系之中，受制和服从于所处的存在关系里，自我觉醒意识开始萌发。人类开始注重自身意识的解放和思维觉醒。对异化现象的关注即是这种意识觉醒的标志。深入研究和系统应对不断出现和日益严重的种种异化现象是现代哲学、文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而作为综合交叉学科的文化学，关注人的异化现象更是题中之意和重中之重。文化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就是关注和诠释不同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本源和内核。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则是人类生存的本质。探索这种生存关系的本质既是现实哲学问题，也是文化学研究的价值所在。这些都应该成为文化研究发展的未来方向。 文化的最广义的定义表述为“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总和”。这种包罗万象式的定义仍有其核心部分，即以信仰为标志的价值观或曰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其中最具典型特征的就是神学宗教信仰体系。如果说人类为了获得生理和生存安全感，就必须“趋利避害”、“趋乐避苦”，为基本生存而奋斗；就必须将物质财富的充盈和富足视为这个奋斗过程的最终目标。但是，人类的全部生活不是简单意义上物质生存。人类必须获得心理安全感、社会认同感和精神满足感并在追求这些感觉的过程中体验生活的意义。为此，人类则必须不断考问自身存在的根本价值和和人生的终极意义。对新知识的渴望、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对信仰的追求和笃信，反映了人类在形而上层次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在改善生存状况和促进自我意识进化过程中，人类在物质和心灵层面上呈现了多层次、多阶段、多方向和多样化的需求。德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对这种独特的人类学和文化学现象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 以弗洛姆为代表的许多文化研究学者认为：文化研究的意义是向人类提供全面认识自身价值和意义的工具和手段。如果不能在解释或解决人类精神和情感困境和困惑方面提供理论解释和行动指南，文化研究本身即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弗洛姆成绩卓著、立意非凡，其研究成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从人类精神困惑、心理失衡、认知混乱和情感缺失等角度，力图从解释个体人的焦虑和人类整体困境的社会文化根源入手，将文化研究提升到具有哲学本体意义和解答人类终极困惑的层次。文化成分的构成决定其功能。就文化构成而言，其核心成分是信仰。而信仰的核心表现形式是价值观。宗教则是最能表现信仰价值观的形式和手段。因此，宗教信仰的终极目标就是试图解释和解决人类对自身存在目的和生活终极意义的疑虑和困惑。如果无法解释和解决这个根本困惑和终极意义的问题，人类无论作为整体还是个体都将永远会处于一种无法摆脱的焦躁、迷惘、焦虑、动荡的心理状态之中。因此，就解决和舒缓人类精神和心理焦虑的功能而言，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其重要性的确立奠定了其方向性的基础，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将紧紧联系人类精神和心理的现实需求。文化研究的意义和宗旨就是理解文化概念的内涵，界定文化概念的外延，探索文化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关系，揭示文化发展和演化的内在规律，使人类更好地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加深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理解和认识。文化研究既有普遍性，也有地域性。普遍性表现在人类行为特征共性的高度一致性；地域性则体现在不同文化历史背景和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人类文化是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地域和区域文化和反映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文化所构成。各个地区的文化来源于不同的社会发展环境和人文传统，呈现着不同的地域特征和区域特点。次文化研究就是这个领域文化研究的典型范例。所有这些研究对于维护全球文化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
系统的文化研究首先起源于近代欧洲，是欧洲近代启蒙主义运动和理性主义运动的产物。然而，文化文明研究在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欧洲的地中海区域（古希腊和古罗马）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秉承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基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传统的欧洲文明是对人生过程的探索性和生命意义的质疑性，强调和注重对生存过程中的体验和感悟，表现在对周围世界未知领域的好奇和探寻并采取了追寻和追问的学术传统。欧洲古代文明通过神话传说表达了人类对周围世界无限性的迷惘和自身认知能力局限的困惑。古希腊先哲说：“我知道我一无所知。”他们还将“了解你自己”（Know thyself）的格言钉在古代神庙的柱子上，表達人类渴望了解自己，了解周围世界的思维冲动以及防止自身陷入盲目无知的强烈警示。以赫胥黎和大卫·休漠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不可知论者认为，就人类的感官和经验层面的认知能力而言，相对于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和无限延伸的时间跨度，人类所感知和体验的客观世界是完全不可知的，至少是不完全可知的。人类个体生命的短暂性和有限性与宇宙的永恒性和无限性决定了人类了解周围客观事物的整体局限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随着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技术手段的创新，人类同时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未知领域展现在他们面前。而且这种未知领域永远处于不断延伸的状态之中。这种主观认知的有限性和客观世界的无限性似乎印证了某些学者的观点，即人类对周围世界了解的越多越深入，人类就越来越发现自己处于无知和困惑的状态。这也是知识领域中异化现象的典型特征。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人类在思维和思考进程中前进的步伐。人类为了更好地生活和生存，减少思维能力的局限性和实践行为的盲目性，以更加适应客观规律的理论指导人们的行为，仍在不断了解和探索外部未知世界和不断出现的新生事物。人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使人们需要和渴望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和事物。作为新时代的人类，我们既有了解未知世界的愿望和需要，也有知晓客观事物的必要和潜力，因为这是人类物质生存和精神生活的现实需要。面对客观世界和事物的发展无限性和人们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之间的永恒矛盾，人类需要科学的方法和可行的方式。作为西方古典哲学分支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就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认知的领域之一。广义的文化研究必然包括思维方式和思辨方式的研究。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周围的客观世界和存在事物。人类社会存在着不同区域和地域的差异；各地的人们也有不同的文化禀赋和国民性格。但是人类希望更多和更好地了解周围世界的客观规律和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愿望和需求却是高度一致的。各个地域和区域的社会群体也会遵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不断求变以达到更高层次上的意识觉醒和精神满足。就空间和时间跨度以及历史演进结果而言，人类社会总体上是从低级向高级的阶段进化和演化。人类通过不断的探索和追求，不断思考与奋斗，逐渐脱离智力上的蒙昧状态，进入思维启蒙和意识觉醒的时代。近代西方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所谓“知识革命”，正是这种人类思维进化和意识能力演化的具体成果。 文化研究是人类社会生存和生活系统中重要的一环。随着人类认知科学和行为科学的进展以及交叉学科的出现，以综合人类不同知识领域最新成果的文化学研究成为现代社会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显学。文化研究领域的综合性和研究内容的涵盖性决定了它未来发展的无限潜力和可能性。近代西方文化学者提出并运用了一个新概念，叫做生物社会文化体系（bio-social-culture）， 指明了人类在生物物理层面，通过社会制度层面，直至文化意识层面一整套行为方式规则和思维方式的选择和确定。这种行为方式规则的选择和思维方式的确认直接影响了人类在不同层面上的生活质量。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一致认为，决定人类生活质量高低优劣的最终指数为幸福指数。学者普遍认为，人的幸福感的获得或者感受取决于十六种处境的基本满足，其中有五种处境是关键性的。它们分别是生理处境、物质处境、社会处境、情感处境和文化处境。无论对于一个社会整体，还是个人，人的幸福感受和整体生活质量取决于这五种基本处境的平衡发展和相互协调，彼此之间不能失衡或者缺失，而文化处境则最终决定着一个人其他处境的质量。文化处境特指的是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氛围主导下的人文生活环境。文化传统和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人文生活环境的舒适度和自由度。而文化处境折射出来的是一种心理感觉和情感体验。不言而喻，广义的文化研究就是对生活方式的研讨和总结，就是对文化处境的探讨和分析，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了解一个事物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式。就其目的性而言，每个方式之间从本质上而言本无高低优劣之分。采取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达到什么目的，取决于实际的需要和可能。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也应遵循这个思路和路径。人类需要了解和研究文化，这点基本上不存在争议。人类如何了解和研究文化，则取决于人文精神和科学意识的培养。在寻找“什么”（what）、探究“为何”、了解“如何”等等一系列质疑命题中，人类应该展示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将所有的可能性视为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基础，从而避免狭隘和偏见带给人类思维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以及认知客观事物的主观偏差，对任何事物的了解和认识都应该是相对的、动态的、局部的。而最终结果和结论似乎也应该是开放和存疑的。客观事物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理论上永远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但是并不能因为客观事物发展的无限性，人类就应该采取绝对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思维态度，回避或者停止对事物本质的追求和对宇宙终极意义的追问。任何科学研究和探讨都源于问题，任何问题都是源于怀疑。对待周围的客观世界和客观事物的规律，科学和积极的态度应该还是采取质疑和开发的心态。 如果不仅仅从哲学角度讨论和分析带有终究意义的问题，而是借鉴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探索现实社会问题或者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刨根问底的追问總比茫然无知的盲从强。不管是欧洲文化，还是东方文明，不管是伊斯兰的宗教文化，还是美国的都市商业文明，不管是西方社会的工业商业文明，还是非洲的原始部落文化，都是人类文化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文明体系和文化传统的研究和探索都具有对人类整体发展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人类思想史进程分析，任何具有时代意义的抽象理论的提出均源于对具体问题的质疑和解答渴望。波普尔认为，科学创新诞生于古老问题之中。科学研究的发展依赖于对现实问题性质的确认和对其解决路径的提出。科学如果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将是毫无意义的。这也奠定了科学研究的实证特征和现实性。任何深奥和玄妙的科学理论如果没有对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和启示，则是毫无用处的。任何形而上的分析和结论都应基于形而下的实证支撑和基本的事实诠释并进而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结果。 属于社会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文化研究当然也不例外。这无疑应是未来文化研究发展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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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参与主持的外交学院院级科研项目《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的成果之一。本文获“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为3162013ZYKC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