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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中引用成语典故是一种积极的修辞手段，在修辞学书中，把它列入“引用”修辞格，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用典”或“用事”。南朝梁人刘勰在其所著的《文心雕龙》中，给“用典”下的定义是：“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借助过去的事情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既有“类义”的比喻作用，又有“以古证近”的历史作用。
古代诗词中经常“用典”，这是由诗词的性质和某些特点所决定的。
首先，由于诗词是文艺创作，它必须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才能起到艺术的感染作用，受到读者的喜爱。而用典常常是作家塑造形象、烘托气氛、熔铸意境很有用的手段。其次，诗词贵在含蓄，用语立意要精深而不浅露，经得起反复吟咏，字里行间蕴藏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词包含的意义很丰富，可以反复咀嚼，惹人浮想联翩，而不会一览无余，因此必然会给诗词增加深沉浑厚、含蓄婉转的成分。第三，古代诗词字数有限，律诗和词曲还有更严格的规定，这要求语言必须精炼而意蕴深沉。不让诗词用典，就不能经常做到在有限的天地中表达丰富多彩、曲折深邃的思想内容。
既然用典同诗词关系这样密切，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了解诗词中是如何用典的，这必将有助于我们学习和赏析古代诗词。
从“用典”的方式上说，有明用和暗用两种。明用，直接引用典故原事，诗人感情和所用典故思路一致。例如：曹操《短歌行》结尾有“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原诗用周公姬旦辅佐年幼成王一事，说周公“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曹操用此典，表达了招贤纳士、礼遇天下人才的诚心。暗用，间接引用典故，即把典故融化在诗歌中，含蓄隽永，天然浑成，不饰雕琢。例如：杜甫《新婚别》写行前新妇鼓励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典故暗用得很高妙，向来为大家所推崇。《汉书·李陵传》记有：“我士气少衰，而鼓不起，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搜得，皆斩之。”新妇勉励亲人，解释自己不能“誓欲随军去”的原因时，典故变成了女人自己的话，自然流畅，不露一点儿形迹。我们不仔细考究，不易看出作者的匠心。
从典故的性质上看，可以按刘勰的分类把用典分为两种，即“举人事以证义”和“引成辞以明理”。前者就是“用事”，后者就是一般说的“用辞”。“用事”是引用过去的故事，通过引用故事对作者要表达的思想起一种类比和引发的作用，使意义表达得更形象、更深刻。“用辞”主要在于引用现成的词语，以证明一种事理，或借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性的语言来塑造自己作品的意境和形象，也可以仅仅是以甲词代替乙词，如用“南冠”代“囚犯”，用“羲和”、“金乌”指称“太阳”，用“蟾蜍”、“玉兔”表示“月亮”。
“用事”和“用辞”又各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用事”可分为“直用”、“活用”、“反用”三种。
“直用”，就是直接引用典故，借以表达思想感情。例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整篇可以说全是引用的周瑜破曹的故事，诗人多层面地展示了周瑜的飒爽英姿，特别是“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一场举世瞩目、震憾千古的大破曹兵的赤壁之战，就这样举重若轻地完成了，周瑜的雄才大略、非凡才能跃然于纸上。词人讴歌周瑜的丰功传绩，表现出自己渴望像周瑜一样为国建功立业。
“活用”，就是灵活多变地使用典故，既可突出典故某一个侧面的意义，从新的角度加以引用，又可以对整个典故的原有意义加以引申发挥，既有原意，又出新意。例如：秦观《鹊桥仙》引用牛郎织女的民间传说，但高明的词人却不作实写，从一个新的角度诠释，以富有感情色彩的议论赞叹“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一洗传说悲戚之感，突出牛郎织女一见的珍贵，从而引发出“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具有哲理性的命题，立意超绝。正如明人沈际飞赞叹：“（世人咏）七夕，往往以双星会少离多为恨，而此词独谓情长不在朝暮，化腐朽为神奇！”
“反用”，就是将典故的固有含义反其道而用之。例如:杜牧《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将项羽的做法反其意而用之。杜牧的言外之意就是项羽目光太短浅，同时在婉惜、批判、讽刺之余，表明了“败不馁”的道理。
“直用”典故，主要在于“以古论今”，起比喻衬托的作用。“活用”典故，着重在原典故基础上引申出新的意义，富有推陈出新的作用。“反用”典故，从矛盾对立上使用原典故，实质上也是对典故意义的发展。
“用辞”，也可以分为“借用”、“活用”、和“反用”三种情况。
“借用”，即“借酒装瓶”，为我所用，有的一字不改，有的改动一二字。虽为别人的诗句，但诗人赋予新意，确能引起读者联想，因故知新，起到活用前人经过千锤百炼的艺术形象，以表达自己胸中意旨的作用，大大精炼了语言。例如：辛弃疾《阮郎归》上片与友人在耒阳道中相遇，耒阳在湘水之旁，所以上片末句“潇湘逢故人”借用梁柳浑《江南曲》“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下片写他们都有怀才不遇之感，于是下片末句“儒冠多误身”借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活用”，即句意化用。作者融合前人意境，用自己言语重新组织起来，成为具有新的含义和色彩的语言。例如：杜甫《洗兵马》化用武王伐纣典故，写出了“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名句，表达对平定叛乱、恢复和平的殷切希望。
“反用”，就是在与原义相悖的基础上引用既有的辞语，在表情达意上有一种反衬作用。例如：王维《山居秋暝》的尾联“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意思是春草就随它衰败吧，这里的秋色实在耐人寻味，“我”还是愿意留在山中，即反用了《楚辞·招隐士》的话“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诗人招而不归，觉得“山中”比“朝中”好，洁净纯朴，甘心隐居山林，其情可圈可点。
“用典”所包含的意境丰富，经诗人引用后，或深沉浑厚、或含蓄婉转，蕴含着许多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在阅读和鉴赏时，掌握“用典”的方式，了解典故的渊源，揣测典故所赋予的新的意蕴，就可以体味到诗词语言的精妙，品尝到中华诗词的无穷魅力，从而真正走进诗词所创设的艺术境界。
古代诗词中经常“用典”，这是由诗词的性质和某些特点所决定的。
首先，由于诗词是文艺创作，它必须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才能起到艺术的感染作用，受到读者的喜爱。而用典常常是作家塑造形象、烘托气氛、熔铸意境很有用的手段。其次，诗词贵在含蓄，用语立意要精深而不浅露，经得起反复吟咏，字里行间蕴藏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词包含的意义很丰富，可以反复咀嚼，惹人浮想联翩，而不会一览无余，因此必然会给诗词增加深沉浑厚、含蓄婉转的成分。第三，古代诗词字数有限，律诗和词曲还有更严格的规定，这要求语言必须精炼而意蕴深沉。不让诗词用典，就不能经常做到在有限的天地中表达丰富多彩、曲折深邃的思想内容。
既然用典同诗词关系这样密切，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了解诗词中是如何用典的，这必将有助于我们学习和赏析古代诗词。
从“用典”的方式上说，有明用和暗用两种。明用，直接引用典故原事，诗人感情和所用典故思路一致。例如：曹操《短歌行》结尾有“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原诗用周公姬旦辅佐年幼成王一事，说周公“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曹操用此典，表达了招贤纳士、礼遇天下人才的诚心。暗用，间接引用典故，即把典故融化在诗歌中，含蓄隽永，天然浑成，不饰雕琢。例如：杜甫《新婚别》写行前新妇鼓励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典故暗用得很高妙，向来为大家所推崇。《汉书·李陵传》记有：“我士气少衰，而鼓不起，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搜得，皆斩之。”新妇勉励亲人，解释自己不能“誓欲随军去”的原因时，典故变成了女人自己的话，自然流畅，不露一点儿形迹。我们不仔细考究，不易看出作者的匠心。
从典故的性质上看，可以按刘勰的分类把用典分为两种，即“举人事以证义”和“引成辞以明理”。前者就是“用事”，后者就是一般说的“用辞”。“用事”是引用过去的故事，通过引用故事对作者要表达的思想起一种类比和引发的作用，使意义表达得更形象、更深刻。“用辞”主要在于引用现成的词语，以证明一种事理，或借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性的语言来塑造自己作品的意境和形象，也可以仅仅是以甲词代替乙词，如用“南冠”代“囚犯”，用“羲和”、“金乌”指称“太阳”，用“蟾蜍”、“玉兔”表示“月亮”。
“用事”和“用辞”又各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用事”可分为“直用”、“活用”、“反用”三种。
“直用”，就是直接引用典故，借以表达思想感情。例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整篇可以说全是引用的周瑜破曹的故事，诗人多层面地展示了周瑜的飒爽英姿，特别是“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一场举世瞩目、震憾千古的大破曹兵的赤壁之战，就这样举重若轻地完成了，周瑜的雄才大略、非凡才能跃然于纸上。词人讴歌周瑜的丰功传绩，表现出自己渴望像周瑜一样为国建功立业。
“活用”，就是灵活多变地使用典故，既可突出典故某一个侧面的意义，从新的角度加以引用，又可以对整个典故的原有意义加以引申发挥，既有原意，又出新意。例如：秦观《鹊桥仙》引用牛郎织女的民间传说，但高明的词人却不作实写，从一个新的角度诠释，以富有感情色彩的议论赞叹“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一洗传说悲戚之感，突出牛郎织女一见的珍贵，从而引发出“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具有哲理性的命题，立意超绝。正如明人沈际飞赞叹：“（世人咏）七夕，往往以双星会少离多为恨，而此词独谓情长不在朝暮，化腐朽为神奇！”
“反用”，就是将典故的固有含义反其道而用之。例如:杜牧《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将项羽的做法反其意而用之。杜牧的言外之意就是项羽目光太短浅，同时在婉惜、批判、讽刺之余，表明了“败不馁”的道理。
“直用”典故，主要在于“以古论今”，起比喻衬托的作用。“活用”典故，着重在原典故基础上引申出新的意义，富有推陈出新的作用。“反用”典故，从矛盾对立上使用原典故，实质上也是对典故意义的发展。
“用辞”，也可以分为“借用”、“活用”、和“反用”三种情况。
“借用”，即“借酒装瓶”，为我所用，有的一字不改，有的改动一二字。虽为别人的诗句，但诗人赋予新意，确能引起读者联想，因故知新，起到活用前人经过千锤百炼的艺术形象，以表达自己胸中意旨的作用，大大精炼了语言。例如：辛弃疾《阮郎归》上片与友人在耒阳道中相遇，耒阳在湘水之旁，所以上片末句“潇湘逢故人”借用梁柳浑《江南曲》“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下片写他们都有怀才不遇之感，于是下片末句“儒冠多误身”借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活用”，即句意化用。作者融合前人意境，用自己言语重新组织起来，成为具有新的含义和色彩的语言。例如：杜甫《洗兵马》化用武王伐纣典故，写出了“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名句，表达对平定叛乱、恢复和平的殷切希望。
“反用”，就是在与原义相悖的基础上引用既有的辞语，在表情达意上有一种反衬作用。例如：王维《山居秋暝》的尾联“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意思是春草就随它衰败吧，这里的秋色实在耐人寻味，“我”还是愿意留在山中，即反用了《楚辞·招隐士》的话“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诗人招而不归，觉得“山中”比“朝中”好，洁净纯朴，甘心隐居山林，其情可圈可点。
“用典”所包含的意境丰富，经诗人引用后，或深沉浑厚、或含蓄婉转，蕴含着许多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在阅读和鉴赏时，掌握“用典”的方式，了解典故的渊源，揣测典故所赋予的新的意蕴，就可以体味到诗词语言的精妙，品尝到中华诗词的无穷魅力，从而真正走进诗词所创设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