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道宗寿昌年间(1095—1101年)铸“寿昌元宝”钱，这也是他在位所铸的最后一个年号钱。“寿昌元宝”小平钱铸量虽不多，但却也有数种版别。此外，还铸有折二、折三、折五、折十等大钱，存世稀少，较为珍罕。按《辽史·食货志》所载，道宗曾用“寿隆”年号并铸此钱，近见李卫先生《辽金钱币》一书，确有“寿隆通宝”实物图录(直径23.5毫米，穿径6.2毫米，廓厚1.0毫米，重2.55克)，当为真品，这在《辽史纪事本末》一书中也见有“寿隆”年号，看来并非像有人所说的辽史误记。“寿隆”之所以改“寿昌”，可能是为避先朝圣宗耶律隆绪“隆”字之讳。另从“寿昌贰年”纪年钱还可知，“寿隆”年号使用未超过一年即改“寿昌”。
　　
　　笔者有幸持有一枚“寿昌通宝”银质大钱，当属珍罕之物。该钱直径38毫米，廓厚2.9毫米，穿径8.5毫米，重27克，右旋读，钱文辽风浓郁，包浆古旧自然，为传世品，似非后人所为。据笔者所见，众钱币图录均无“通宝”之称，但是，辽在同一朝代既铸“元宝”，又铸“通宝”也并非没有，据手中掌握的实物及相关资料所载，从“神册”起已有所见，后到“太平”、“清宁”更为不鲜。辽(契丹)铸银钱尤其银质大钱更不少见，可以说辽在铸铜钱时多铸有同版式的银钱，甚至还有金钱。笔者手中就有数枚辽银质年号钱和纪年钱。辽当时银矿分布很广，见记载的就有五大银矿区，并以泽州陷河(今河北省平泉县内瀑河)为最。再加之宋、西夏每年都有贡银，据史载，“澶渊之盟”(1004年)之后，宋每年输辽银十万两，可以说辽是一个富银的国度。从出土情况看，辽银币工艺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辽铸银钱也就不足为奇。但这些银钱(包括金钱)主要不是为了流通，而是多作为权贵们显赫与富有的象征。契丹人信奉萨满教，“事死如生”是他们的信条，死了也要炫耀其身份，这些钱大多又被埋入坟墓。因此，有些大钱包括纪年钱就不能称之为专为王公贵族们特铸的冥币。有的还仅从钱文“宝”字从“穴”来判定其为冥币，其实辽钱有不少是多笔省笔字，最早如辽太祖时的“天赞通宝”，也有多种版别，有的宝字即从“穴”。辽不少纪年大钱(含银钱)，如“神册二年”、“咸雍十年”、“大康六年”、“大康七年”、“清宁二年”及“寿昌贰年”等，包括这类“寿昌通宝”大银钱(类折五)，都应属纪念币性质，并为权贵所重。
　　道宗耶律洪基在位47年，是继圣宗之后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但他却远逊于圣宗及萧太后。在他继位之初的十年，还能勤于朝政，劝农(牧)兴学，发展经济，但到后来，由于宫廷内部长期无休止的争斗，生活奢糜，国力日衰。道宗一生崇佛，大兴土木，广建寺宇，迎奉佛骨，饮食僧尼，不时举行佛事活动。他还崇尚儒术，这些都并未改变他的昏庸腐朽与暴戾本性，到晚年更加昏聩好色，无心过问朝政。道宗朝末期物价腾贵，再无“斗粟六钱”之说。实际上辽国之亡始于道宗，天祚帝只是结局而已。
　　这里顺便说明的是，在辽国境地还经常发现有他国如宋、西夏等国银钱，除少量仿铸(有辽风)之外，多为原铸。除纳贡之外，据说辽在灭北宋时，还掠走了数以万计和十万计的大量金银钱，西夏在道宗朝尚有联姻关系，也经常向辽求援纳贡。所有这些到后来都流入社会或窖藏，或传世，或掩埋于地下。
　　上有不妥之处，望泉友、专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