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中央红军在四川安顺场飞夺泸定桥之后，已然甩掉紧追于后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打碎了蒋介石“围剿”红军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中央红军在驻地休整，为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做各种充分的准备。侦察员在寻找带路的向导时，发现了一个壮年汉子。因他不会说话，最初红军误认为他是假装聋哑的、为敌人刺探军情的奸细，就强行让他随部队行动。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考验，发现他确实是一个哑巴。
　　当部队首长决定，让他离开部队返回家乡时，这个哑巴却坚决不离开，并主动帮助部队干最重最累的活。中央红军在艰苦的长征途中行军打仗，战损严重，需要人员的补充。经领导批准，这位哑巴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央红军警卫部队里的特殊战士。这也成为我军历史上聋哑人参军的唯一特例。
　　哑巴入伍后，很快就适应了红军这种动荡的军事生活。他的积极表现赢得了全体干部战士的喜爱和称赞。他还非常关心战友，几次为保护战友挺身排险救援。
　　在延安时，有一次哑巴在挑水时，脚上穿的草鞋的横向带子断了，走起路来鞋不跟脚，一甩一甩的，哑巴嫌碍事，就索性脱下草鞋，扔到了路边的草丛里。哑巴可能以前经常打赤脚，不穿鞋反而走路更利索轻快。他光着脚挑水经过一条公路时，突然一辆黑色小轿车在他身边停下，朱德总司令从车里走出来。朱德看到哑巴后，紧握他的双手，一面说：“你辛苦了！”当他看到啞巴那双没穿鞋子的脚，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向警卫吼道：“把你们的营长叫来！”
　　营长伍德安和教导员淳杰气喘吁吁地跑到朱德面前，朱德训斥道：“你这个营长到底是怎么当的？你就是这么爱护战士的吗？”这时，朱德的卫士长齐名臣在一边使了个眼色，朝哑巴的脚上努了努嘴，伍德安恍然大悟，迅即对朱德说：“首长，我们马上给哑巴发新鞋。”朱德脸色这才好转：“早干啥子去了嘛，赶紧去。要是下次我再看见哑巴光着脚担水，你这个营长就不要当了！”“是！”伍德安麻利地敬了个礼，转身大步流星地跑了。
　　随后，朱德从哑巴脖子上拿过那条又黑又破的毛巾，给哑巴擦额头上的汗。上车之前，朱德又拍了拍哑巴的肩膀，伸出大拇指，表示称赞。哑巴也亲热地拍了拍朱德的肩膀，向朱德伸出大拇指。
　　1947年3月18日，蒋介石派胡宗南统领23万大军，从3个方向向延安逼进，叫嚣3天之内占领延安。毛泽东主席与党中央决定避敌锋芒，暂时放弃延安。撤离延安不久，毛主席率领的前委机关转移至靖边县东部的王家湾。国民党刘戡部5个旅由镰刀湾经卧牛城、沈家园子一带窜到天赐湾东南，王家湾距刘戡的搜索部队只隔一个山头，连敌人叫喊的声音都能听到。时任中央警备团副官处第一副官的谢兴凯带着哑巴和两名便衣侦察员一面监视敌军动向，一面将写有敌军方位情况的纸条交给哑巴，令其火速送到团部。哑巴把纸条捻成细长条，小心地拧编在粗麻绳中间，然后把绳子缠在腰上，拍了几下，表示万无一失。又拿起斧头，抱上一小捆柴出发了。就这样，哑巴顺利地将这份情报送回团部。
　　由于蒋介石军事上对延安的经济控制和军事封锁，延安军民的生活一度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为此，中央警卫团干部谢兴凯经常带着哑巴化装进入敌占区，为党中央领导和部队筹集物资。有一次，谢兴凯带着哑巴去洛川，出了边区地界———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茶坊后就是国民党29军的驻防地，就是另一个天地了。两人返回时路过国民党哨卡，国民党军队对进入延安的人盘查得很仔细，像模像样的人都要脱掉衣服搜身。谢兴凯把换来的几小瓶西药“盘尼西林”用绳子拴好吊在哑巴的裤子里。走近哨卡时，哑巴凑近哨兵，顿时一股恶臭熏得国民党兵倒退几步，仔细一看是个又黑又瘦、又脏又臭的砍柴老头，厌恶地连连挥手。就这样，哑巴顺利地带回了这几瓶救命药。
　　1955年11月，哑巴被授予公安警卫师少尉军衔。与此同时，解放军总政治部又授予他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随着年龄的增大，哑巴身体状况越来越差，领导决定让他看果园，哑巴一干就是16年。1983年6月14日，哑巴终因各种疾病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摘自《华夏关注》2015年29期，谢太平/文）